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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战场归来 -唐师曾-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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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巴格达情况特殊，对于所有会引起麻烦的敏感题材，我尽量擦着边走。战争一触即 发的紧张气氛迫使每个记者都格外谨慎。对于伊拉克新闻部组织拍照的诸如每日一次的反美 游行，作为“雅嘿”（兄弟）我场场必到，以博得好感。面对新闻检查，光凭勇敢和诚实远 远不够，见机行事的机敏及对你所在国家政局的了解，对该国实力派发自内心的尊重是必不 可少的。
战争爆发后，伊拉克规定记者发稿只许用英文和阿拉伯文，因为新闻审查官只会这两种 文字。未经伊拉克新闻部审查的任何稿件都不得播发。我送审的所有照片都本着同情伊拉克 人民的苦难、谴责战争的罪恶、争取国际社会帮助受战祸迫害的伊拉克人民、绝对遵守伊拉 克政府各项政策的立场，固此没惹什么麻烦。我成了地档道档的墨家学派，四处兜售“非 攻”。
在与巴格达敌对的特拉维夫，战时新闻检查制度更加完备。在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一楼 大厅，专门设有以色列政府新闻部、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和新闻检查官三个彼此独立的办公 室。在这里，记者可以用任何文字发稿，但必须将稿件内容用希伯来文或英文扼要汇报给着 军装的新闻检查官。待着军装的新闻检查官审核后，盖上一个长方形的紫色图章并签上姓名 才能发出。
以色列是个标榜新闻自由的国家，其新闻检查更侧重于军事意义。记者采写的所有稿件 不许涉及与军事有关的地名、数字等，例如对所有“飞毛腿”导弹命中的目标都只许说“击 中以色列中部某地”，以防止伊拉克根据新闻报道提供的信息，校正“飞毛腿”弹道导弹的 发射轨迹。据我的以色列朋友奥丽特小姐介绍，大名鼎鼎的美国广播公司就因报道了“飞毛 腿”导弹命中特拉维夫某地而被勒令停止采访，直到在电视节目中“向全体以色列人民公开 道歉”后才获准恢复正常工作。
战争爆发后，美制“爱国者”式反弹道导弹出尽了风头。我一直想拍特拉维夫城外的美 军爱国者导弹阵地，可又不敢贸然行事。我找到设在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一楼的以色列国防 军新闻发言人，请求拍摄“爱国者”，可新闻发言人声称这类军事目标严禁拍照，任我力陈 “爱国者”导弹神奇的新闻性就是毫无效果。最后我说：“我的朋友、台湾电视台的朱增有 就拍过‘爱国者’。我之所以不能拍是不是因为我来自北京。”这个军官听罢，像被蝎子蜇 了一下连连摇手：“我绝不是这个意思，台湾人可能是偷拍的。”这位发言人竟建议我也去 偷拍，不过千万别把周围的环境拍进去，如果暴露“爱国者”导弹部署的位置，那麻烦就大 了。
我和法国Les't Republican的Charles laprevoto驱车到城外，可还没等靠近“爱国 者”阵地外围的铁丝网，就被巡逻兵发现，偷拍计划流产。当日下午，我和日本记者村田信 一再度前往。成群的“爱国者”导弹四枚一组装在巨型发射车上，昂首而立，每十余台发射 车排成一个足球场大小的方阵。这次我们学乖了，村田用佳能新F—1机身十FN马达十 300F4，我用尼康FM2机身十MD12马达十80～200F4，隔着出租车的玻璃一通扫射，反正老 鲍勃教导我们“新闻价值决定照片质量”。
急急忙忙跑回住处，我用肩膀撞开门，甩掉鞋，冲胶卷时紧张得直哆嗦。草草定影水 洗，可胶卷上的“爱国者”导弹结像太小，任我把放大机机头提到顶，偌大的“爱国者”发 射架在照片上还不够指甲盖大。我只好把提到头的放大机搬到洗脸池上，再摞上一把椅子， 掉过头来趴在地板上铺平相纸，总算放了张只有“爱国者”导弹、没有任何环境的10寸传 真照片。
待我兴冲冲捧着这张10寸传真照片、赶到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一楼新闻检查办公室 时，只见村田信一正站在那里发呆。原来村因那卷用300mm镜头拍的反转片因“暴露导弹阵 地的环境”而没能通过新闻检查。村田说我那用200mm镜头拍的则更不在话下。可当他看到 我用放大机顶天立地放出的照片时，竟气得大哭起来，我坏笑着劝村田，拍负片有拍负片的 好处。我的照片顺利地通过了检查，当天传到了北京，《解放军报》立即刊登了这张照片， 这是首张出自中国人之手的“爱国者”照片。
在特拉维夫“飞毛腿”导弹的袭击下，我结识了许多勇敢风趣的西方记者。他们大多智 力超群，雄心勃勃，经验丰富，不仅爱钱更爱荣誉，有强烈的职业自豪感。对他们来说，仅 千把块的普利策奖远比六位数的年薪更重要。这些人对付新闻检查有着丰富的经验。美国哥 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约翰·海古德说：“在危险袭来之际，自始至终的镇定是绝对必要的，这 种镇定建立在经历了多次九死一生的基础上。有人说我勇敢，那是瞎说。临危不惧不是胆量 问题，而是经验问题。好记者每战胜一次危险，就对自己的能力增强一份信心。这又刺激他 去投入到下一场危险之中。”
2月11日夜，我第二次拍到“爱国者”导弹划破夜空迎击“飞毛腿”，前一次我用莱 卡M—4十35mm镜头F1。4、1/2秒，拍到的“爱国者”导弹划破长空的弹道轨迹由于太短， 被新华社摄影部值班室的老欧枪毙。在电话里，老欧说若用B门会更好些，但叮嘱我千万别 再站在楼顶上拍导弹了。可我贼心不死，这次还用莱卡M—4十35mm镜头F1．4，B门，总 算拍到了这一恐怖的夜景。
等警报解除、文字记者朱界飞从掩蔽部跑出来看我是否肢体完好时，我早已冲完胶卷并 放好了一张传真照片。放照片时我故意让底片药膜朝上，这样放出的照片就成了一张影像相 反的照片，使人无法根据“爱国者”导弹的飞行轨迹推算出爱国者导弹的位置，以免给以色 列人民带来灾难。来不及关闭放大机，我和文字记者朱界飞跑到一楼大厅，他去查看外国通 讯社如何报道刚才的空袭，我则提着美联传真机冲进新闻检查办公室。令人遗憾的是办公室 空无一人，估计躲避空袭的检查官还没从避弹室回来。我拎着水淋淋的照片冲到电话机旁， 边装我的美联图片传真机，边拨008613073426（这是当年的新华社传真照片接口）北京新 华社，我朝听筒中的袁满怒吼：“袁满，快收！”美联社传真机飞速旋转起来，水珠洒了我 一眼镜，我这才大松了一口气。因为这种老式的美联图片传真机没有监控，滚筒一转谁也看 不到滚筒上发的是什么东西。我又做了个局，将几张前一天通过检查已盖章签字的照片摆在 一旁，仿佛传真机上传的是它们中的一张，然后提心吊胆地守着我的宝贝照片。可就在这张 “爱国者”截击“飞毛腿”的照片即将传完、滚筒行将停下来时，一名新闻检查官突然撞了 进来，他走到我面前，随手翻看我扔在桌子上的照片，笑着问我为什么拍了这么多男女士兵 接吻、搂抱的照片，我说因为我还没有女朋友，挺羡慕他们的。说话时我的心已提到嗓子眼 儿。在这关键时刻，一向沉稳得让我着急的文字记者朱界飞踱着方步摇摇摆摆进来了，我顿 时像老羊倌见到了毛主席。我面带微笑不动声色地用北京俚语快速地说：“快他妈让他走， 我要河北省‘完’县了。”朱界飞手持稿子，指指点点把眼前的瘟神请了过去。我的图传机 也恰在此时戛然而止。待到这位检查官回过身来看我时，我早已换上了另一张照片。
就在我得意忘形跑回住所时，现实残酷得让我流泪。我刚才忙于放照片，把那张水淋淋 的底片始终药膜朝上卡在放大机集光箱下，现在已烤得起了泡。可我硬挺着没趴下。我记得 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时的罗伯特·卡帕也碰上过这么一回。
34 再见巴格达
玩耍后睡眠，暴风雨中航行后入港，战争后休整，生之后死，这都是最大 的快乐。
——斯宾塞《仙后》
1991年5月7日，我终于得到了伊拉克政府签发的离开伊拉克的特许证和路条。在此 之前，办理离境申请足足花费了我两个多星期。由于伊拉克的药品试剂严重短缺，单是血样 检验就得等10天。而出入境的常驻外国人必须不停地提供血液证明。
而约旦驻巴格达使馆的一位胖乎乎、穿得花里胡哨、似乎进化得不够年头的圆囫囵小姐 却拒绝给我办理过境签证，原因仅仅是帮我办手续的老朱对她叫了声“夫人”。幸亏老朱应 变能力极强，马上感慨道：“我真没想到至今还没有一位男子有幸娶您这样的美人。”黑胖 小姐立刻转怒为喜：“现在就签。”
由巴格达到安曼的公路是伊拉克与外界联系的惟一通道，长约九百多公里，由东向西穿 过寸草不生的大沙漠，西方记者称之为“死亡之路”。
老学长郑达庸张开熊臂拥抱了我之后，让他的司机一直把我送出境。沿途被炸毁的公路 已被清理，一些弹坑也填上新鲜的沙土，汽车残骸堆在路边锈成团团乌铁。我们崭新的“巡 洋舰”虽然轻快，可因为是新车，引擎耗油极厉害，才跑一半路，车顶四大桶备用汽油就已 见底，此时离约伊边境还有上百公里。为节油，我们不敢开空调，扑面而来的热风至少50 ℃。太阳照在沙漠上，朦朦雾气中，远处忽然出现一片碧绿的湖泊，使人弄不清太阳在天上 还是地下，其实这全是幻觉。长达五个半月的紧张采访已经使我对危险的感觉变得迟钝。
车到卡迪希亚边防站，我和司机四处找人买油，回答都是“麻库”（没有），正在走投 无路之际，发现一辆接着使团标志的“奔驰”。一打听，是斯里兰卡驻伊拉克大使的车。这 位佛国大使双手合十爽快地命令司机立即给我们抽油，并坚决拒绝收款，只收了我们两罐茶 叶。他说“互相帮助，友谊第一”，之后是阿弥陀佛之类。我亦虔诚地背诵起“槃若波罗密 多”。
驻安曼使馆的小李曾在叙利亚留学，说得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有他送我到安曼阿丽亚 机场，办理各种手续格外顺利，直到第三道安检，小李才被挡在了线外，高大魁梧的边防警 察对旅客逐一搜身。我规规矩矩地先把传真机递上去，然后是一大摞传真照片。几名安检官 员一拥而上，争相传看照片，竟把我晒在一边。这时走过来一位上校，一声断喝，大兵立即 毕恭毕敬地将我的照片呈上去。上校走到一张办公桌后坐定，戴上眼镜，一张张仔细翻看。 待听得上校一声低吟，我趁机走上前去给上校讲解照片的内容。“七·一六”大桥、饥饿的 儿童、被美军炸毁的儿童奶粉厂、被政府军击毙的库尔德武装分子……我抬头朝玻璃门望 去，见小李还在紧张地注视着我，我高举右手做了个“OK”手势。上校终于将照片全部还给 我：“很好，应该让全世界知道战争的罪恶。”
安曼时间5月12日22点30分，我搭乘的约航班机开始滑跑。一位漂亮的空姐问我： “你是日本人？”“不，中国人，人民中国。”小姐嫣然一笑：“中国饭好吃。”
当地时间5月14日11时30分，我飞抵曼谷。我的土黄色的沙漠迷彩裤和笨重的伞兵 靴令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人们惊异。我看着泰国人的面孔，与中国人非常相近。面对无数张 “中国脸”的海洋，我无法辨认谁是新华社曼谷分社来接我的同胞。我担心自己身上的“新 华”标志还不够醒目，就拿出几张10寸传真照片，在其背后用“诗德楼”记号笔写了一尺 见方的三个字“新华社”，把它竖在行李堆上。好奇的旅客总想翻看方块字背后的画面，我 可没心思在这里办影展。正当我急不可耐、准备叫出租车的时候，新华社曼谷分社来接我的 小邵在人群中发现了我。
中午，我们在乍都扎公园门口吃了顿海鲜火锅，这是我参加海湾报道五个多月以来吃得 最美的一顿。曼谷分社要留我住两天，可我们摄影部老板命令我立刻返京，否则就要扒我的 “鸭皮”。当年腐败还不盛行，摄影部不许记者利用采访之便游山玩水。在我撤离巴格达时 就已接到老板要我“保持晚节”的指示。
就要回到祖国、回到亲人身边了，心情却比在战火下的海湾时更不平静。战争锻炼了我 异于常人测知哪里将要发生重要事件的能力，只有受过严格训练的眼睛，才能观察到细致入 微的东西，得出令人信服的正确结果。泰戈尔老人诗云：“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可我 骄傲，我飞翔过。”
回首战时的五个半月，我想念曾与我一起日夜奋战在海湾的各国同行：共同社的河野 澈、大河源利男，CBS的约翰·海古德，美联社的多米尼克，东京新闻的草间俊介，法新社 的阿德利，自由撰稿人村田信一……就在我们采访基尔库克前几天的3月29日，美国《新 闻周刊》摄影记者加德·格罗斯永远长眠在那里，他只有27岁。我曾在约旦河谷贝卡难民 营与他有过一面之交。
新华社社长郭超人曾对我说：“摄影记者应该是最勇敢、最忠诚的人。新华社摄影记者 更应该如此。”我不过是想当新华社“摄影翅膀”上硬羽毛的多梦青年，历史成全了我，让 我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好的集体。并不富足的人民使我得到了一流的教育和培训。我干得 并不很好，只是尽了力而已。
飞机将我和祖国的距离不断拉近，我就要见到日夜指挥我采访的老板们、帮我保障传真 线畅通的传真员袁满和新闻中心的哥儿们了。
走出机场，我一眼就看见了我的老板，我迈开伞兵靴冲上去，把我脏兮兮的阿拉伯包头 蒙在她的头上。我心里默念：缅怀战争中丧生的无名英雄，献给他们的母亲。
战争结束了，我们休息了，
但大炮和坦克没有休息。
战争结束了，我们回家了，
可我们的兄弟没能回来。
战争结束了，我们还活着，
……
附录一 鸭子这家伙
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刘忆分
鸭子这家伙，有时跟他在一起，你会觉得真累。一米八三的大个儿，坐不住，老在你面 前晃悠。盯着你，滔滔不绝，高兴处，不仅眉开眼笑，还舞之，蹈之，手脚恨不能全比划 上，简直能把人侃晕乎。这时，你会惊讶，这傻鸭子会有这思路、这学问、这口才。
京城摄影圈里有句极精辟的话，叫做：唐老鸭是写的比拍的好，说的比写的好，干的比 说的好。作为一个摄影记者，此话不知是夸是贬，反正他听了挺乐乎。这人，就喜欢听好听 的。要是满脸乌云，准是谁说到了要害，也不管周围人多人少，高兴与否，一屁股坐一旁发 呆。可有一点，这家伙干起活来，真是不要命。1987年他刚进新华社，就和法国记者一起 徒步走长城，照片居然被西帕、西格玛们买了去。1988年他为美国一家公司拍野生熊猫的 照片，进入人迹罕至、冰天雪地的秦岭。人们印象中的国宝都是一副温驯可爱的模样，坐在 地上啃着竹叶，悠哉悠哉，偶尔还能表演个节目什么的。可在高山大林中，熊猫却野性十 足，灵敏轻捷，奔跑跳跃在锋利的竹丛与冰硬的雪石之中。给它拍照片，你得在茫茫雪岭中 细心寻觅，双腿不时要泡在刺骨的雪水中，而且一蹲就是几十分钟。一有动静，恨不能用百 米冲刺的速度，追着那野物跑上几里地，可累得你都喘不上气来时，熊猫又已无影无踪。当 他的老板专程去美国捧回那精美的大画册时，他又像个孩子似的只知道嘿嘿傻乐。只是在夜 深人静时，他会躺在床上不停地揉着贴着虎骨膏的双脚。
1990年他又从海拔50米的北京移师到海拔五六千米的青藏高原，加入了可可西里无人 区科学考察队。可可西里，被称为世界第三极，蕴藏着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可也以严酷的 自然条件闻名于世。刚去的一段日子里，他每早穿衣服都得十几分钟。一个大小伙子，愣是 气喘吁吁抬不起胳膊套不上衣服。三个多月，没有新鲜蔬菜。回到北京，多了个习惯，吃个 水果，恨不得把籽儿也全嚼了咽下去。可是新华社有了一套完整的关于这地区的照片资料。
1989年山西地震，他听到广播就从家里冲到社里，钻进他老板备好的汽车，成为震后 首位进入震中的记者，连续工作了38个小时。“新华”的照片不仅占领《人民日报》等国 内大报，就连美联、法新、路透用的也全是“新华”的。
外交部招待所大火，被警方严密封锁的“长城情死”，不愿见中国记者的阿兰·德隆到 京，蒲黄榆火车相撞，故宫宋墙倒塌，芦沟桥狮子被雷击劈，采拍押送回国的劫机犯……他 要么风风火火赶到现场，要么能在机场上守一夜。追踪轰动一时的京石公路事件，追捕杀害 北大学生凶犯案件，他能星夜驱车赶到外地。
在可可西里雪山上，他听到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消息，立即给社领导打了请战报告， 并迫不及待地拍电报让好友准备资料。下山后，他就颠儿档档地部里、社里、外事局、北大 东语系、公安局、使馆……一关又一关到处说好话、表决心。累极时，撩起裤腿发愁：“这 两条腿越发的一条细，一条更细，怎么办哟。”于是每天用那条细腿练蹲下站起。明知道该 上医院治疗，可就是不敢，怕耽误时间，上不了前线。就这样，他迈着粗细不一的双腿，走 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
这回从雪山到火海，他身着缝有五星红旗、涂写着“中国新华社”字样的摄影背心，只 身转战于伊拉克、约旦、塞浦路斯、以色列、埃及。五个多月，凭着几句现炒现卖的阿文， 操着半生不熟的英语，居然跑遍了大半个中东。
朋友们说，他那股风风火火的劲儿来源于办公桌上挂的那张卡帕照片。他常说，这位踩 着地雷还不忘按下快门的罗伯特·卡帕，似乎在天天催促他：鸭子，别闲着，快，出去干活 去。
几年新闻跑下来，不仅京城的新闻圈熟悉了他，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同行们也渐渐知道 了这个为“新华”、为抢新闻玩儿命的唐老鸭。为拍片，为给中国争脸，对老外他照样不买 账。第一次领教这种厉害的可能是法新社的凯瑟琳。那次他们为一个最佳拍摄位置互不相 让，鸭子一急，差点连北京痞话都出口了。结果赢了，法新、西帕、西格玛买下了“新华” 的片子。活儿完了，凯瑟琳也成了他的朋友。鸭子去中东后，这位金发女郎还打听他的情 况，为他的安全担忧呢。
因报道艾滋病而获世界新闻大奖的瑞宁格、英国汤姆森国际培训中心的老鲍勃……这些 资深的名记者都不知为什么被这个中国的年轻人迷住了，他们乐于与他神侃，教授他一些用 皮肉之苦甚至是生命危险换来的拍照“绝招”。在海湾时，各国各大通讯社都纷纷派出自己 的最佳阵容加入到这场世纪之战也是新闻大战的角逐中。在巴格达，在以色列，日本共同社 的老朋友河野几次提供了无私的援助；关键时刻，美国的斯迪夫把他当做“救命的稻草”， 加拿大的乔与他患难与共；印尼的、法国的、英国的、巴基斯坦的记者们在共同的采访中也 不得不对中国记者刮目相看了。河野说：“新华发的德奎利亚尔为和平斡旋来到巴格达机场 的照片，是各大通讯社中最漂亮的，日本用的也是‘新华’的。”他对各类武器、装备型 号、性能的熟悉，对世界军事战况的把握，使得他成了这帮外国同行的“军事顾问”。遇到 个什么坦克、导弹，不时有人要拉住他问个长短。
可是，为了这一切，他准备了十几年。上高中时，他从家传的一台老“禄来”开始接触 摄影，看着一本30年代柯达公司的英文小册子《如何拍好照片》，他依样画葫芦给自己钉 个印像箱，天天盼着日落西山好关门印照片。五外公邵力子的好友黄翔成了他的启蒙老师。 这位大摄影家告诫他，摄影功夫在摄影技术之外，可他当时似懂非懂。
1979年他进入北大国政系学习，耳目顿觉一新。喜好读书的鸭子在北大国书馆熟知了 斯诺的好友、那位曾拍过“台儿庄大捷”、“宋庆龄和周恩来在武汉”的摄影师罗伯特·卡 帕。卡帕的足迹遍及世界各个角落，几乎拍遍所有的现代战争。鸭子为卡帕的经历、卡帕的 精神深深感动。他认为，卡帕精神就是一种为人类进步拼命工作的献身精神。从此，他迷上 了卡帕。
1983年毕业后他被分往中国政法大学任教。讲台成了释放、施展他才能的起点，努力 勤奋的敬业精神、活泼生动的授课方式、广博深厚的学识，使他成为受欢迎的教师。正课之 余，他还开设了二次大战史选修课，读了三年在职研究生。这是段自在轻松的日子，至今他 常怀念政法大学那宽松的学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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