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经济学的观点看生活:应该读点经济学-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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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一系列的后果，1995年，政府不得不把狼重新引进了黄石公园。　
许多经济政策的作用就是这样，看不见的损失往往就是那些努力想做好事的人造成的。事实上，一项经济措施的出台，制度的确立，法律的颁布，它们不只是产生一种影响，而是产生一系列的影响，经济学家称之为“次级效应”，而人们往往忽视了那些看不见的次级效应。　
正如哈耶克所说：通往地狱之路，通常是由善意铺成的。　
　　最低工资制　
最低工资制最早起源于19世纪的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这项制度本来意图是想帮助穷人摆脱贫困，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这似乎无可厚非，然而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产生的结果却超出了人们的意料。　
首先，最低工资制规定的只是货币工资，而货币工资仅仅是全部报酬的一部分，此外还有劳动保障、医疗保险、带薪假期、职业培训等等，这才是全部报酬。如果用法律来硬性规定其中的货币工资，那么雇主就会在长期内调整其他报酬，使全部报酬回落到本来的水平。尽管最低工资的确增加了许多工人的收入，但这并不意味着工人变得富裕了，雇主通常会通过消减健康保险、免费午餐、培训机会等方式来减少工人的福利。　
更加严重的后果可能是，最低工资制的实施使更多人失去了工作，因为最有可能的情况是，最低工资制把低技术人才赶出了市场。　
在前面我们说过，如果说劳动也是商品，那么工资无疑就是这种商品的价格反映。假设我是最后一个被雇用的工人，雇主付给我的工资与我创造出来的利润相等，也就是说，我是那名处于边际上的工人。政府规定了最低工资，如果最低工资高于我现在的工资，为了继续雇佣我，雇主不得不给我提高工资，那么随着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很有可能出现两种情形：　
情形一：继续雇用我，支付我更高的工资；　
情形二：解雇我，寻找一个能与最低工资匹配的员工；　
几乎理性的雇主都会选择第二种答案，那么我就会面临失业的危险。这就是说，如果不实行最低工资法，那些低工资收入者还有一份工作可做，从而还有一定的收入。然而在实行最低工资法以后，由于劳动需求的下降，那些工资水平已达到最低工资法要求的人，会继续留在原工作岗位，不会失业；而那些没有达到最低工资水平的工作者，厂商就会解雇他们。　
换一个角度，在均衡的市场环境下，社会的财富并没有增加，而企业主付给员工的工资总额没有增加，那么最低工资制实施的结果就是改变了全体劳动者的工资分配，也就是把一部分工人的钱给了另一部分工人，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最低工资法规的强制实施，它减少了一部分个人的就业机会，而这部分人的边际生产价值低于法定的最低工资。　
因而最低工资法规对那些相对而言未受训练和无技能的人带来了失业的危险，真正从最低工资法受益的不是那些收入水平低的人，而是那些收入水平本来就高的人。这样的结果似乎与我们的初衷相反，人们希望最低工资制能够提高低收入者的待遇，结果却加剧了他们的失业，对于那些老弱的劳动者来说似乎更加恐怖。　
1946年，经济学家斯蒂格勒就指出：最低工资制会导致劳动供给的增加，需求减少进而造成失业。这种旨在减少贫困而制定的保障制度不仅不能对减少贫困起作用，反而扭曲了资源配置，现在经济学家对此似乎已经达成共识。　
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说：“在现实世界中，一项经济措施的出台和制度的确定，不只产生一种影响，而是有一系列效应。而高水平和低水平经济学家的全部区别在于，后者只能注意到那些显而易见的效应，而前者不仅能够看到可观察到的效应，而且还能预见到将来要出现的效应。”　
对其他商品的最低限价也发生过一些趣事，据说美国曾经对橘子实行价格支持，结果高昂的价格大大降低了橘子的销售，带来的结果是，政府每年花了大量的钱把橘子买下来，却又不得不把它们全都烧掉。　
　　摧毁城市的好方法　
与最低限价相反，最高限价政策是指政府通过使用法令、法规或行政手段强行把某种商品的价格限制在某个低于均衡价格的水平上。当该商品的市场价格高于最高限价时，就执行最高限价；当市场价格低于最高限价时，执行市场价格。　
政策制定者通常认为，如果这些商品的价格太高，影响市场的稳定，那么就可能会引起大家的不满，严重者可能影响社会稳定。因此，政府为了保证大家的生活水平不受损失，为了维护市场和社会的稳定，而对这些商品实行最高限价。　
那么，最高限价政策的效果究竟如何？经济学家的回答又给这项政策泼了一瓢凉水。　
最高限价的效果与最低限价政策相似，微妙的区别在于最低限价使得消费者的一部分利益转移给了生产者，而最高限价使得生产者的一部分利益转移给了消费者。另外，由于产品供不应求，因此最高限价政策没有给生产者造成产品积压的成本损失，这是与最低限价政策效果的又一不同之处。　
执行最高限价政策的结果是购物要排长队，或者要走后门，或者要凭票。　
那些愿意出高价购买的消费者，可能由于排队来迟，或者由于没有认识的熟人能够走后门，或者由于没有领到购物票，而没有买到商品。而那些买到商品的人，却并不是因为他们急需这种商品，而是因为他们排队来得早或者有购物票。如果说把价格提高到均衡价格水平，这些人可能就不会购买了。因此，他们会把买到的商品转手以高价卖出去。　
在过去的20年中，美国为从鸡、汽油到利率的大量商品确定了最高限价，在每种情况下，都导致了商品的短缺。人们想要购买产品的数量超过了生产者能够提供的数量，但因为限价，生产者没有了生产这种商品的积极性，虽然购买者得到了利益，但生产者却为此受到了伤害。　
最低限价政策确实把消费者的一部分利益转移给了生产者，这让生产者看到了实惠，但社会损失是较大的，而且对于生产者来说，它从消费者那里获得的利益很可能弥补不了产品过剩造成的成本损失。　
二战时期，尼龙、轮胎、汽油、糖等等都曾经受到美国政府的价格管制，在推行价格管制几个月后，上述商品无一例外都出现了短缺。汽油就是最好的例子，当OPEC几乎把汽油价格提升到原油的四倍时，尼克松政府却不允许汽油价格跟着涨，结果到处都是长长的队伍和愤怒的人群。　
最高限价政策使商品价格无法达到一定的水平，这就会使供给者调低商品的质量或者其他方面的服务，以便在暗中提高商品的实际价格。纽约政府为了照顾那些低收入的市民，对房租进行了最高价格限制，这样造成的后果是，几十年来纽约的公寓房一直处于短缺状态。租金管制的初衷或目的是什么呢？为了让更多的人租得起房，但是在房租管制情况下，市场无法对供需进行调整，往往是租房的人踏破了房东的门槛。即使有幸租到了房子，租户的日子也不好过，因为房东根本没有心思去维护公寓的质量，比如更换漏水的管子、修理出了毛病的空调，因为想租房子的人多的是，房东的回答很强硬：“你不喜欢？走啊。要租这房子的人把我家的门都挤破了！”　
难怪瑞典经济学家林德贝克颇具讽刺地说：“租金管制似乎是除了爆炸之外摧毁一座城市最有效的方法。”　
　　消灭黄牛党　
除了直接干预价格，政府还有很多管制的手段，比如，针对通信频带或航空着陆权发放许可证。显然，这样的管制措施会引发一个充满生机的许可证市场和寻租行为，最终会导致对价格机制的扭曲。同时，政府出于对安全和卫生的考虑，还制定了各种各样的标准，来限制行业中的企业，例如对污染企业排放的限制，对食品从业人员卫生的限制等等，事实上这样的管制方案总会受到来自不同利益集团的影响。　
经济学家已经证明，任何经营活动都是根据预期所允许的利润而制定的，由于许可证和禁止准入，经营者必须要追加更多的成本，最可能的后果是提高了该产业中的价格，而消费者仍然是“安全涨价”的最终承担者。　
因此，真正的过程是这样的，政府为了消费者的安全提出了更多的标准，而企业不得不增加成本以满足要求，看似获利的消费者最终承担了增加的费用。事实上，人们研究发现，工伤事故发生率并没有由于管制机构的活动而降低；为汽车加装安全措施的管制也没有降低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反而使人们更加不注意驾驶安全，人们发现，没有管制的条件下预期公路事故死亡率与管制条件下的实际公路事故死亡率相差无几。　
有时候，价格的管制还会带来其他社会问题。　
几乎每年春运期间的火车票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本质上说，这是因为春运期间，客流迅速增加，而运力相对不足所导致的，也就是说供给不变的情况下，需求大量增加而引发的供求矛盾。那么火车票提价20％—30％的结果如何呢？　
首先，春节期间选择火车的乘客是那些需求弹性较低的乘客，这些人只能承担较低的成本，因此涨价的结果是穷人们承担了更多的成本。接下来，提价20％—30％是否有效抑制需求了吗？从售票口前队伍排成长龙，票贩子活动猖獗中，我们就知道，这样的做法并没有有效抑制需求，反而容易助长“黄牛”现象。这就如同灰色市场一样，正是因为人们的效用远远高于实际的票价，因此有经济学家开玩笑地说，当火车票的价格高到买不起的时候，黄牛党就消失了，那时候可能火车上估计也没有人了。铁路处于垄断地位，客运班次有限，这些是车票紧张的原因。　
还有很多有趣的市场也有价格管制的影子。比如，我们都知道高利贷行为是违法的，本质上说，这源于政府对银行利率的控制，因为如果将资本借贷作为一个自由市场，利率是资本的市场价格，规定利率实质上限定了资本的价格，一旦资本的供给关系发生变化，而银行规定的利率没有及时更改，那么人们对资金的迫切需求或许就是存在高利贷的最好理由，那些急于获得贷款的人只得求助于高利贷市场。与黄牛党存在的情况类似，供给不足和价格管制是高利贷生生不息的根本原因。　
　　管制制度的废除　
管制制度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到了经济学家的强烈反对，其中声音最大的经济学家是米尔顿·弗里德曼，他可能是全球最为人认识的经济学家，因为他总能以最简单的语言表达最艰深的经济理论。尽管一度被视为思想的异端，多年来一直遭到学界普遍的歧视和排挤，受尽世间的白眼，最终这位执著的经济学家取得了胜利。　
弗里德曼15岁时，父亲便去世了，他不得不靠着政府的奖学金、餐厅打工的收入和暑假零工的收入完成了大学学业，原打算成为精算师的弗里德曼最初修读数学，后来根据抛硬币而确定进入布朗大学或者是芝加哥大学，如果进入前者，他将可能成为一名数学家，结果这枚硬币改变了他的命运，也改变了这个世界。　
弗里德曼是坚定的自由市场主义者，他挺身而出敢于批评政府，并慷慨激昂地宣扬自己的独特经济见解，他反对政府以各种形式干预市场，坚信市场能够完成全部的调整工作。他甚至认为政府不该向洪灾受害者进行经济援助。弗里德曼的理由是：洪水通常是土地使用不当造成的，在土地上建造房屋和企业带来了洪水。低洼地区土地价格便宜，这就促使人们在这里安营扎寨，由于土地价格便宜，低洼土地购买者就有充裕的资金购买保险，或用其他方式抵御洪水。如果政府给与洪水受害人经济补偿，低洼土地的所有者就不会有上述行为的动机，这样做法带来的后果是，政府的参与削弱了自由市场有效分配土地资源的能力，因此政府的参与将导致洪水灾害的加深。　
下面，我们就看看世界上第一个国家管制机构是如何诞生到，又是如何被解散的。19世纪后半叶的美国，铁路在长途运输业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当时的铁路运输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价格波动频繁，每过一段时间就会爆发残酷的价格战。消费者无法承受价格波动的困扰，向政府提出了价格管制的要求，于是，1887年，美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国家管制机构——美国州际商业委员会，目的是控制铁路货运费率和旅客车费。　
在最初的二十年中，铁路公司的确稳定地获得了回报，管制似乎初见成效，然而随着卡车和客运汽车业的发展，有趣的事情发生了。铁路运输商们为了确保自己的利益，游说政府将卡车运输也纳入管制，这样，美国州际商业委员会就控制了铁路和卡车的定价权。　
最初，卡车运输对铁路并不能构成威胁，因为当时公路状况不良，卡车装卸的货物有限。然而随着美国高速公路的迅速发展，卡车运输成本迅速下降，卡车运输很快构成了对铁路的直接竞争，铁路运输商们感觉到越来越难以应付。　
在铁路运营商的要求下，管制终于有所松动。1958年，铁路运输商们被允许降低一部分运费，并且能够退出不能获利的线路。1970年，美国最大的铁路公司——宾州中央铁路公司宣告破产，这更加触动了美国政府，美国州际商业委员会不得不放松了部分管制权力，但仍然控制相当一部分定价权。　
自70年代中期开始，在经济学家严厉批评下，公众对管制所强加的经济负担也深感不满，全社会引发了一场强有力的、旨在废除许多特定的管制方案的政治运动。最终，1996年，美国政府根据《终止州际商业委员会法》解散了州际商业委员会。　
管制制度扭曲了市场价格，带来了社会福利的损失，自始至终受到了经济学家的猛烈抨击，就如同经济学家张维迎指出的那样：要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　
　　到底在向谁征税　
在经济学家看来，税收同样会影响市场上价格对资源的调节功能，因为在税收的影响下，企业对生产成本的估计必然发生扭曲。比方说，政府规定，每生产一个面包要向政府交纳1块钱的税，那么最高兴的肯定是生产蛋糕和饼干的企业，因为这实质上是提高了面包的成本，从而使得面包在市场上处于相对劣势，很明显这样的税收会扭曲价格的信号功能，打乱市场上已有的均衡状态，从而带来一连串的次级效应。　
然而除此之外，经济学家更担心另一种危险，善良的人们出于好心提出的建议却让穷人们更加潦倒。　
我们总有这样的想法，为了使社会更加公平，应该向那些有钱的人收税，然后补贴那些穷人。因此有人提出，应该对高尔夫球具、高档手表、游艇征收奢侈品税，他们认为这些商品是只有少数富人群体才能消费的高档奢侈品，对其征税实际上就是对富人征税，体现了境况好的人应该多纳税的原则，能够起到公平的效果。然而这样的“传统智慧”又一次被经济学家否定，而且经济学家告诉我们，所谓的奢侈品税，往往会让穷人更穷，而对富人则毫发未损。真的是这样吗？　
这涉及了经济学中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税收归宿。它所要研究的是究竟谁最终承担税收，显然对商品征税会提高商品的价格，而消费者可能会承担一部分税费，同时生产者也有可能需要承担，那么税收变动对市场均衡的影响便影响了市场的均衡，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参与者之间又该如何分配？　
经济学家们分析说，像游艇这类奢侈品，属于非生活必需品，而且替代产品很多，因此属于需求富有弹性而供给缺乏弹性的商品，当这类商品由于税收而价格提高时，富人们会选择其他消费方式，而生产奢侈品的企业却不得不承担需求减少带来的损失，甚至不得不降价、甚至停止生产，最终税收负担都会落在企业的员工身上。　
事实也证明了经济学家的预测是正确的。1991年初，美国的有钱人为了逃避税收转而前往邻国巴哈马购买游艇，导致美国度假胜地南佛罗里达的游艇销售量迅速下降90％。令人吃惊的是，包括“奔驰”、“凌志”在内的高级轿车销售量也急剧下降。最初美国国会曾预计“奢侈品税”将每年为国库带来3亿美元的收入，结果第一年仅仅收到了3000万美元，只有预期的1/10，最终，美国政府不得不在1993年取消了这项“亏本”的税种。　
经济学家进一步分析说，在市场供给双方中，弹性越小的一方，承担的税负比例也越大。奢侈品的供给弹性不大，但需求弹性较大，因此供给方也就是生产厂商的人们承担了税负。如果对大米、食油这些日常生活品征税则恰恰相反，新增的价格将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相反，如果政府提出对房东收税，大多数人会认为，至少有一部分税收会转嫁到房屋租赁者的头上，但经济学家说房东将是直接的受害者。首先房屋租赁是一个需求富有弹性而供给缺乏弹性的市场，因此房租的税收就大部分由房东承担了，而租户也不必担心房东会提高价格，事实上，如果房东能够提高价格并且全部把房子租出去，那么他们早就这样做了。　
经济学家的解释是，税收增加引起租房成本提高，而租赁者会降低他们的需求，在需求减少的市场上，房东们不得不接受最高的出价，而当价格维持不变时，房东不得不按原价出租他们的房子。除非所有房东统一退出市场而降低供给。　
有多少穷人？　
与税收相对的，是另一种干涉价格的方法：补贴。　
这是一种常用的方法，政府担心穷人们买不起房子，于是为穷人提供适用房或者低价租给他们房子，政府担心他们负担不起教育，会提供义务教育，在医疗上有免费医疗制度。同样，针对那些收入低的行业进行补助，也是一种常用的方法。　
但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甄别出那些真正需要补贴的穷人。　
政府对水、电、气的价格补贴，普遍认为是对大众的补贴。但事实并非如此。显然，穷人所拥有的用电设备很少，而富人们则使用众多用电设备，那么，城乡居民中的富裕家庭在补贴的鼓励下会用更多的电。教育补贴似乎也是这样，本意是为了让更多贫困家庭的孩子读得起书，因此必须对那些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进行补助才能达到政策的真正目的，否则只会更加加剧社会的不平衡。经济学家托马斯·梅克曾经风趣的说：“出现穷人的原因就是救济，国家想养活多少贫民，就恰好有多少贫民。”　
产业补贴是国家常用的政策。农业补贴便是一国政府对本国农业支持与保护政策体系中最主要、最常用的政策工具。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干预资源转移到农业领域，以支持本国农业的发展。美国政府常常每年拨出400亿美元到600亿美元补贴农场主，包括牛奶、小麦、玉米等各种农产品。日本在战后50年间迅速工业化，为了不使农民们损失过大，始终采取以国家财政扶持本国农业发展的政策，即使1969年，日本粮食开始剩余后，仍采取对大米实行高价格补贴的政策。　
事实上，补贴就是一种逆向的转移支付，这对于调节收入分配，保护特别产业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从理论上说，对相关商品实施限价政策，必然扭曲正常的价格体系，导致资源的错误配置。一般来说，补贴的行业中，企业的资本效率都比较低，正因为效率低所以资本都有流出的趋势，而补贴的目的就是人为地扭转这种趋势，但这样做的结果往往带来更低的效率。　
　　实用的经济学　
经济学常常被用来和气象学作比较，首先，即使没有气象学家的存在，气象仍然存在；同样，无论经济学家对经济做出何种预测，经济现象依然存在。其次，和天气预报一样，经济学家常常对经济的未来走势做出自己的预测，但预测结果似乎比气象学家成功的概率还要低，就如同美国国家气象局门口的那句话：“我们说过的正确的话，人们都忘了；我们说过的错误的话，人们永远记着。”　
我们的经济系统有时候就如同天气一样，人们经过对云层、大气的监测，准确地预报天气状况，当人类试图改变经济环境时，也必须意识到那些不可预测的后果。不过经济学家与气象学家最大的不同在于，经济学家能够通过政策的制定来影响和改变经济的运行，他们能为政府干预市场的经济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一位经济学家曾经这样总结政府的干预行为：如果经济在运转，那就征税；如果经济不断地在运转，那就管制；如果经济停止运转，那就补贴。事实上，每种干预措施不可避免的会影响价格，而今天的经济学家已经达成共识，价格信号是市场经济的神经中枢，如果这个信号被干扰，那么市场就会扭曲。　
学习经济学的目的，是希望世界可以变得更加美好一点，人间的悲惨可以少一点。尤其当你看到政治家制定出错误的经济政策，整个国家为此付出代价的时候，这种感觉就会变得更加强烈了。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