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观者-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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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那些极端的爱国主义大众。叫嚣得最大声的就是他们，因此后来整个欧洲都为战争所席卷。这正是饶勒斯警告过我们的——这一天也就会给社会主义带来灾难。”
“当然，你会说今天在欧洲有投票权的社会主义者要比1914年以前多得多，然而那时的社会主义是基于希望，而不是人数；今日的社会主义则不是如此。那个令人无可言喻的小丑墨索里尼，最了解这一点。战前，他就是最好战的集权主义者，总是想拉拢我们，帮他的报纸写文章。在1911年维也纳社会主义大会时，他大声疾呼，万一欧洲发生战争，他一定会使我们的‘革命’成功的。然而，我想他看到了发生的事，恐怕一切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奥地利本地的社会主义者，和那些在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工党党员，都是可敬的人，远比今天在奥地利有权有势的神职人员要值得尊敬。假如我的职位显赫一点，像令尊一样的话，在两年前天主教取得政权时，也会和他一同请辞。但是，今天的社会主义者虽是什么事都不愿碰，想明哲保身，然而由于胆怯或是经验不足，还是做出造成伤害的事。要是社会主义真的可在欧洲的任何一个地方掌权，不是出现我们在俄国和意大利看到的那样，就是一个容易出现官僚主义的政府。哎，梦想已经远离了。”
“战争爆发的时候，”他继续说，“我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昏迷不醒。你一定听过某人说起我的意外。醒来后，过了几个月，目睹战争的一切，真想一死了之。我不时悔恨，想着如果当场死在那座岩壁下就好了。我也常羡慕那些在战争中丧生的人。当然，那时我们有不少同伴都死在沙场上。”
“你还小，因此不能理解。那次战争带来最大的伤痛，并不是毁灭了想要创造另一个世界的希望，而是杀死了许多本来能拯救欧洲的人。整个领导层大半魂归西天。我在英国念的学校是耶稣会教士办的公学，毕业时班上有48个人。现在还存活的，只剩18个，其他的已躺在弗兰德斯（Fanders）的墓园里。我不是提过你的汉斯姨夫·，也就是娶了你的格里塔阿姨的那一位吗？他有三兄弟，甚至比他还杰出，然而，现在却安眠在蒂罗尔（Tyrol）的军官墓地。令堂的表哥阿尔尼姆也葬在那儿。亚宁的运气真是好，因为我的援救，在那次意外中，得以逃过一死。不料，还是躲不过战争的魔掌。你知道那位汉斯姨夫最小的弟弟欧内斯特吗？”我摇摇头。
“他被活埋在俄国的一处矿坑，后来虽然获救，但已经成了残废，只能在教会做个杂役，洗洗碗、端端盘子等。他原来可是个非常卓越的工程师，也是电学和电话方面的天才。我是家中惟一存活下来的孩子，我的四兄弟个个能力都比我强，然而都丧生在无情的战火中。我那可怜的元配有三兄弟，那些巴拉顿伯爵（CountBalaton）们，也都英年早逝。家母出身于非常大的英国家族，我的堂、表兄弟等有好几十个，到现在只剩四五人。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像约瑟夫国王（EmperorJoseph）。你知道吗？他就是把维也纳皇家公园开放给平民进入的人。有一次，一个贵族仕女跟他抱怨说，没有一个像样的地方可以接待和她同等阶级的人。国王答道，即使他想和他的同辈一叙，也没有地方可去——除非去哈布斯堡的皇家墓穴。我呢，想要见我这一辈的，只有去凡尔登（Verdun）、木斯群岱尔（Pas沈hendaele）、俄国前线，或是依颂佐（Ｉsonzo）等地的墓园。躺在那儿的，今天若是安在，必然是欧洲的领导人。”
“彼得，你知道吗？共和时代来临，社会主义者组成政府时，他们会邀我担任教育部长。那是我惟一想要出任的官职。我一直在等待着这一天。但是，我却不能面对这个事实：年轻时结交的密友和有着共同梦想的同志都不在人间了，因此这个机会才轮到我。有时候，我觉得非常内疚，为什么像我这样的废人，还能苟且偷生？我本可了此残生……要不是玛丽亚小姐需要我，哎。”
伯爵此时已有点迷乱，即使是16岁的我也感觉得到，他的神智不很清楚了。对他突如其来的告自，我实在有点恐惧，真想早点脱身。我怀疑伯爵所说的欧洲精英拯救和平的伟大计划或许只是他的幻想。（多年后，我从苏珊娜·雷的夫人口中得到证实。她和伯爵共过事，并和其他几个朋友设法说服饶勒斯召开19１１年的维也纳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会中众人皆庄严宣誓，欧战一爆发将会共同发动大罢工。另一次更隆重的反战大会则计划在1914年的１０月召开，秘书长正是特劳恩特劳聂克伯爵。）

伯爵与女伶（7）

至于伯爵是否夸大了自己的角色，以及他的罪恶感，也就无关紧要了。西欧社会主义的确在1914年8月战火发动的那一刻面临危机——群众不再在爱好和平的精神下团结一致，反而热切地拥抱国家主义，迫不急待地想投入战争。这并不是作为哲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终结（哲学比信念要来得源远流长），也非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结束，而是——以国际主义作为梦想的结束。这种结束即使不是永远，至少也持续了一整个时代。在社会主义的承诺与现实力量的冲突下，现实力量占了上风；在社会主义与国家主义的热情两方面的角力下，国家主义更胜一筹。抱持早先梦想的一些梦想家，最有名的如美国的哈林顿（MichaelHarrington），一再地诉诸原始的理想，宣称现实不值得一顾，这种现实只有扭曲真正的信仰。然而，还是徒劳无功。这可以解释为何西欧社会主义自1914年起，就出现衰落了。早先，欧洲伟大的心灵不断地在与知识分子的承诺和社会主义的问题交战。１９１４年后，在欧洲只有一个第一流的智士和社会主义有所关连，亦即意大利的葛兰西（AntonioGramsci）。他因为遭到墨索里尼的监禁，不能与现实接触，才能保有战前的天真。
欧洲的社会主义党在介于两次大战之间确实获得了一些选票。但是，他们所能得到的，仅限于此，而且没能发挥什么作用。他们不再有梦想、信念、承诺和信条，也不再相信什么了。在凡尔赛和约（TreatyofVersatiles）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间的20年，欧洲政治简直是一场可笑的闹剧。在这期间，虽然在每个国家的执政者当中，都有信奉第一次大战前社会主义的老政治家，但社会主义在欧洲政治舞台上已无任何分量。此外，自第二次大战后卷土重来的社会主义信念，就其本质而言，和从前的“社会主义”并不相同，而是诞生了新的政权和开始了新的斗争。
若那一代欧洲领导人不至被战火摧毁殆尽，是否会有所不同？我不知道。但是今天很少人能了解第一次大战对欧洲领导的破坏，特别是在美国。
尽管当年伯爵跟我说了这么多，我也不甚明了，直到几年后，我年长一点，约是在20岁出头时，才有所体会。那时的我，是一家大报的资深编辑。我之所以能得到这个职位，并不是我的能力有多强，而是比我年长一代的人根本就不存在了。在我20岁的时候，周遭没有30多岁的人——他们都躺在弗兰德斯、凡尔登、俄国前线，或是依颂佐的军官墓地了。能逃过此劫的，较幸运的是那些只有肢体受到伤害者，更多、更可怜的是永远受创伤折磨的心灵。这种情况在德国也得见，如魏玛共和（WeinarRePblic）最后一任国务大臣布委宁（HeinrichBruening），一个出类拔萃、令人景仰的人，他的意志力终被蚀尽，深信这个世界最后只剩罪恶。
今天，我们习于追溯英国的式微至维多利亚时期或是爱德华时代的早期。但是，最主要的因素的确是第一次大战，许多英国领导人因之魂归西天，侥幸存活者道德又日益沦丧。英国比其他国家损失了更多年轻军官；相形之下，其他国家并没有要求年轻人去做个“置个人死生于度外”的绅士。结果，
英国比欧陆其他国家缺乏更多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因此在20年代也出现较多由女作家所著、以孤寂为题的动人作品，例如布里顿（VeraBrittain）写的《青春的见证》（TestamentofYouth）——和她一同成长的年轻男子无一幸存。第一次大战开始时，邱吉尔已是40岁的人了。之后，如艾登（AnthonyEden）⑨和麦克米伦（HaroldMacmillan）⑩那一代，从战壕回来时带着永远的创痛，到邱吉尔死后，轮到他们自己负责时，已无法承担大任。
然而，危害英国最烈的，正由于欧洲主要国家中，惟独他们只有一个领导阶级，且为大家一致接受。在法国，大革命前的旧制度（AncienRegime）就已分成两大互相对立的领导阶级，一是拿破仑的君主政体，一是中产阶级所组成的政体。结果，当然就是两者必须互相较劲，没有一个是既定的政权。德国也是，有好几个领导阶级相互竞争：一是有社会地位，但没有雄厚财力的容克党（Ｊunkers）；一是新富，但缺乏社会地位的中产阶级；另一则是由专业人士和学术界人士所组成。三者不断地较量，没有一个是普遍能被大家接受的。英国则不然，只有一个领导阶级，要踏入也很容易，从贵族到乡下士绅、专业人士之子，乃至于富商的孙子都可以迈入这个阶级。甚至不属于这个阶级的人，或是不想东施效颦的人（不觉得自己的行为得像个“绅士”的中下阶级或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劳工阶级）也都认为“绅士”就是他们正统的统治阶级。然而，在这个阶层被战火蹂躏、摧毁，自信心崩溃了之后，就形成真空。欧陆其他国家的确要比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在意阶级的区分。在巴黎、柏林、维也纳或是1890年的圣彼得堡，公爵之子和银行家同为一个俱乐部的会员，实在是匪夷所思；这两人周末时也绝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一个家庭派对上，像英国爱德华时代的宽宏大量，让这两位“分享”一个情妇的做法也是前所未见的。但这也正是英国的弱点，战争使得这个领导阶级元气大伤，乃至支离破碎、声誉日下。在法国，有所谓的“技术官僚”（technocrats），也就是由出自“名校”（grandeecoles）的高级知识分子来担任领导人的角色；在德国，第二次大战之后，组织、企业或是贸易公会的主管人员都可以晋身为领导阶级，但在英国，失去的一代无替代人选，没有一个人的权威足以服众人，也没有人足以担当大任。

伯爵与女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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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好几个下午，我才得以摆脱伯爵和那排山倒海而来的自白。然后，我们又回复到原来的关系。他再也没提起过那几个小时的慷慨激昂，照例在每年的圣诞和新年与玛丽亚小姐到我家做客，一样静静地坐在角落，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爱人，除了简短的客套话，几乎不发一言。但是，他又跟我说过一次话，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和玛丽亚小姐了。
在1937年2月末或是3月初，我和妻准备从英国到美国度蜜月，并在途中回维也纳拜见父母。在离开前，我到伯爵和玛丽亚简朴的居处话别。玛丽亚那时已成为伯爵夫人了。伯爵把我拉到一边说话。
“我很担心令尊和令堂。你我都知道希特勒任何时刻都有可能入侵，但是令尊就是不信。他认为希特勒不会到维也纳来，即使来，对他也不会怎么样。但是，我们都知道他说的不是真话。不晓得他是否告诉过你，他是奥地利共济会的领袖？”
我知道，但不是父亲告诉我的，而是从他严守会社规范、神秘兮兮的样子猜到的。
“不知道你对共济会有何看法，”伯爵继续说，“我从未加入这个组织。但是，我确信令尊的名字一定是纳粹秘密警察手上黑名单的前几名。多年来，我一直试着劝他在必要的时候准备离开。然而，他总是不肯听我的话。”
我告诉他，要他别担心：“我弟弟去年秋天已经去美国了。那房子对他们两位老人家来说太大了，家母一个人也照顾不了。因此，去年我回来过圣诞时，他们就准备把房子卖掉了，现在刚脱手，价钱还不错，都是现金。他们已经把钱存放在苏黎世的银行，只要几个星期，等我在纽约安顿下来，就会把钱转到美国，放在我的名下，这样纳粹就拿不到了。而且，他们也会来美国和我会合。不久，他们会暂时搬到一栋小公寓。我这次回来，已经催父亲去几个奥地利邻国的领事馆办签证，瑞士、捷克、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这几国都办好了，连同家母的证件，有效期限是两年。”
伯爵说：“很好。我想，能做的也就是这些。”
“纳粹来时，伯爵您打算怎么办？想去哪里？”
“我们不会出国的。我们和令尊令堂的情况不同，我们没有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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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一年的光景，纳粹真的大举入侵，救了父亲一命的就是家里的旧址。纳粹派兵到他一年前卖掉的房子搜查，到纳粹恍然大悟时，父亲已在前往苏黎世的火车上了。由于前一年已办好签证，因此通行无阻。
特劳恩特劳聂克伯爵和玛丽亚·米勒小姐也逃离了这一切——在德国大军以胜利者的姿态迈入维也纳的那一天，这一对鸳鸯悄悄自尽了。●译注
①巴特（1886～1968）：瑞士基督教神学家，1919年发表《罗马书注释》，在此书的影响下出现了辩证神学派。
②理查·尼布尔（RichardNiebuhr1894～1962）：美国神学家，普世教会运动兴起之前，对宗教进行社会学研究。著作有《宗派主义之社会根源》和《基督与文化》。莱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Niebuhr1892～1971）：美国神学家，曾任纽约协和神学院教授，鼓吹“基督教的现实主义”，著有《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等。
③里科弗（1900～1986）：美国海军将领暨工程师，曾参与发展世界首座核子动力引擎。
④锤子和镰刀：共产主义运动的象征，代表工人和农民团体的联盟。
⑤饶勒斯（1859～1914）：1914年以前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文学、史学、哲学等方面的学识俱丰，又长于雄辩。1904年成为《人道报》的创办人之一。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被一个认为他要将法国出卖给德国的狂热分子所暗杀。
⑥弗兰西斯（1844～1924）：法国小说家、文艺批评家，关心社会问题，后逐渐倾向社会主义，1921年加入法国共产党，同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⑦韦伯（１８６４～1920）：德国社会学家、政治经济学家、现代社会学奠基者之一，对社会学理论有很大的影响，著有《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经济与社会》等。
⑧齐美尔（GeSimmel1858～1918）：德国社会学家、新康德派哲学家。主要以社会学方法论的著作闻名。
⑨艾登（1897～1977）：英国首相、保守党领袖，因英法人侵埃及失败，于1957年1月辞职，之后被封为终身贵族。
⑩麦克米伦（1894～1987）：英国首相、保守党议员，曾任空军大臣、国防大臣、财政大臣等，继艾登任首相。
容克：普鲁士与德意志东部的地主阶级，德意志帝国（1871～1918）及魏玛共和国时期强大的政治势力。俾斯麦就是出身容克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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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弗里德伯格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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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伯格就在合伙人办公室里工作，在他的办公桌旁挂着一幅全身画像，画中是个细致的美人，年纪很轻，身材修长，窈窕动人。她的皮肤雪白，蓝黑色的头发倾泻而下，长及腰部。她带着羞赧的微笑，黑色的眼睛散发着光芒。这就是新婚时的弗里德伯格太太——米兰达。弗里德伯格在伦敦一家夜总会与她相遇时，已经将近50岁了，然而他无法自拔地爱上她，立刻跑到后台向她求婚，而不管她是不是有夫之妇。

弗里德伯格的世界（1）

我的工作生涯，多亏了一座巨大而且丑陋无比的咕咕钟。
1933年冬，我回维也纳的父母家过圣诞，之后决定留在英国找工作。我早就心里有数，英国的工作不好找，恐怕得花一番工夫。出发前，父亲要求我帮他带一份“小礼物”给一个老朋友的儿子。结果，这份“小礼物”却是一座高达5英尺的咕咕钟，笨重得几乎难以搬动。火车又拥挤不堪，每到一站，有人上下，我就得赶紧移动这座钟，好让人通过。在巴黎上下车时，我还得拖着这座钟，后来还抱着这个庞然大物登上轮船，横渡海峡。我一抵达伦敦的维多利亚车站，立刻打电话给理查德·莫赛尔（RichardMosell），也就是这份“小礼物”的收件人。那时，约是早上10点钟。
“你就跳进计程车，直接把这座钟送来好了，”他说，“这样你就不必先拿回家。”
我在前一年偶尔见过莫赛尔几次，只知道他好像在市区从事银行业。把钟送到后，他请我共进午餐，闲聊一下我的背景和将来的计划。然后他说：“我们弗里德伯格公司（Freedberg＆Co．）可以雇用你做经济分析员，你也可以帮我们撰写报告，以及做几位合伙人的执行秘书。我们先回到我办公室，如果合伙人没有意见，你随时可以开始上班。”
我第二天早上就到那家公司工作了，之后一直待在那儿，直到三年后前往纽约为止。在那三年间，那座咕咕钟就在我办公桌的旁边——莫赛尔本人不喜欢那座钟，我也是——每15分钟发出一次讨厌的声音来烦我。
有人告诉我，我在商业银行界的表现不凡、大有可为。弗里德伯格公司也没有亏待我，他们给我的待遇和薪水都很优厚。最后，我决定离开时，他们使尽全力说服我留下，答应几年后升我做合伙人。见我去意已定，于是给我一份厚礼——安排我和内人搭乘两星期的豪华邮轮头等舱，经地中海到纽约，并聘我做他们驻纽约投资顾问，为期两年。这可是个领干薪的闲差。
其实，我总觉得自己做得差强人意，因此不是很喜欢要弗里德伯格公司的工作。但是，我每天还是很想到办公室去，因为那儿的人，不管是公司里的人或是他们的客户，都很特别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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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公司是在第一次大战期间，由三个股票经纪人合伙创办的。他们原本在伦敦证券交易所服务，因为身为德国人，因此生来就是“英国之敌”，于是被迫辞职，另行创立公司。他们就是：坎托（MaxCantor）、伯恩海姆（OttoBernheim）和弗里德伯格（ErnestFreedberg）。坎托因为牵涉到一点“丑闻”，所以没待多久就离开了，不过没有人告诉我细节为何。有时，他会到公司来跟弗里德伯格借一笔小钱，每次总是如愿，却未曾偿还。他幻想自己是个“白马王子”，戴着漆黑的假发，长长的胡子上了蜡，还染色，喜欢捏女人的臀部。因为两眼都有白内障，又怕开刀，他几乎看不到了，因此只好拧着沙发椅套“解馋”。
伯恩海姆现在还是公司的一员，他的办公桌就在合伙人办公室的一角。他虽是创办人里年纪最轻的一位，现在才50多岁，却已经中风多次，走路和说话都有困难，脑部也有损伤。他一星期会来公司一次，每次待两三个小时，总是坐在位子上发呆，有时会有短短的几分钟，神智回复到从前的清明。
弗里德伯格先生是三个合伙人中最年长的。就在我进入这家公司的几星期前，他刚欢度75岁的生日。他神采奕奕，事实上，可说是“精力过盛”。然而，他并非公司的“首脑人物”，这个角色本来是由伯恩海姆担任的，就在他中风后，弗里德伯格把莫赛尔兄弟，也就是罗伯特和理查德带进来，做思考和决策的工作。但是，弗里德伯格本人一直是公司主要的活力来源。
弗里德伯格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他那硕大无比的鼻子——又长、又尖，几乎是笔直的，就像迪土尼卡通中的小木偶说了两次谎后的模样。大体而言，他的长相和动作都很像木偶：手、脚和脖子都很长，耳朵也是长长尖尖的，下巴也相当突出；身体每个部位都不断地扭动、摇晃、震颤，像是操纵他这个木偶的人发了狂，同时扯动每一根绳索似的。他那半月形阅读书报的眼镜会一直在那细长的鼻子上向下滑，到了快掉下来的时候，他总把头往后一甩，眼镜于是跃上额头，又继续滑下。
在他不停地动来动去的同时，他总是握着一支话筒，靠近耳边倾听，前面还有一个电话，用一种特别的架子立起来，同时对着这个电话说话。用两个电话和两个人交谈的同时，他还可以转过身来跟我们说故事、和其他合伙人讨论、与访客交谈，或是和公司里的交易员、经理人谈话。从来没有人看过他坐着不动，也没有人看过他放下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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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伯格生于德国北部奥尔登堡（Oldenburg）的一个小镇。那时的奥尔登堡还是个独立小公国的首都。弗里德伯格是犹太家族，自17世纪中叶起，代代为朝廷服务，也就是为奥尔登堡大公掌管私人财务。但是，在弗里德伯格——这个大家族最小的孩子——出生12年后，奥尔登堡已被并入俾斯麦的德意志帝国，而弗里德伯格家族也因经济困难，把家族的银行事业卖给了一家以柏林为总部的新兴大银行。弗里德伯格的两个哥哥早就放弃银行业了，有一个成为杰出的解剖学家，另一个则是文学史家。弗里德伯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