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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武汉-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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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再有什么顾虑，我特地回了安徽老家一趟。堂哥堂嫂都知道了这件事，他们让我不要到武汉了。可是，我怎能不去呢？我从没有这样深的爱过一个人，如果没有她，我的生活还有什么意义？
到了武汉，我按照她悄悄告诉我的地址去找。我一家家地找，一户户地寻，可惜还是没能见到她。最后，我没有办法，只好找到了派出所，这才找到了他们曾经住过的地方，但他们已经搬走了。好在我知道董叶的手机，我不停地拨打电话。没想到电话被她的父亲收了，我每次拨这个电话，他不是拒绝接听，就是干脆让我不要打了。
她父亲是斩钉截铁地拒绝我。
这些天，我徘徊在武汉的街头，我的脑袋痛得要命，好多次差点要倒下去，可是最后我还是坚持了下来。我知道上天注定要让我完成一个任务，那就是找到我的爱人，我不能眼看着真爱从我的指缝里滑走。
我请求她父亲能让她接一个我的电话，可他不让。如果真是董叶不想见我，我也不会纠缠她，但我相信不是。我知道自己没有用，不能给她带来比较安逸的生活。可是，我连见她一面的资格都没有吗？
眨眼间，我失去了事业又失去了爱情。我真的觉得自己撑不下去了。从到武汉的那天起，我已经整整三天没吃一顿正经饭了。
如果可能，我真想用我的生命来换取十天的相爱。
（由于宁艾的过分执著，记者陪他从汉口赶到了武昌，坐到了转钟。最后，宁艾终于答应记者不轻易放弃生命。）
自戕不足取在社会竞争压力加大的情况下，人们既面对着诸多诱惑，又因能力和其他条件的限制，许多愿望得不到满足。这种情况下，心理比较脆弱的人易选择自杀这种极端的解决方式。2002年11月26日，我国首次开展的大规模自杀调查结果公布，我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在全国，自杀死亡占全部死亡人数的3。6％，占相应人群死亡总数的19％。预防自杀已成为我国目前需要迫切解决的三个精神卫生问题之一。
和女性相比男性自杀的方式往往更为极端，会选择用器物自戕或跳楼。宁艾这种情况属于示威型的自杀，是向对立面示威的一种自杀行为。他感到自己受到委屈又无力解决，既面临着生存的压力，又有着爱情的困扰，面对双重压力的他想靠自杀来解脱。
但是我们奉劝宁艾，要及时摆脱这种精神抑郁的状态。轻生只会给自己的家人带来不幸，威胁或者乞求不可能给自己带来爱情。人的一生谁都会遇到坎坷，不能动不动选择这样极端的解决方法。自戕是不足取，奉劝宁艾早点醒悟过来。外人固然能给他一些帮助，但解决问题最后还是要靠他自己。
第三十四章 雾里看花的爱情
倾诉人：丁容（化名）
年龄：22岁
职业：文员
采访时间：4月17日
采访地点：晨报20楼办公室
（丁容是个率真的人，讲到甜蜜的地方，她脸上就会现出灿烂的微笑，露出两颗可爱的小虎牙。谈到男友现在的冷漠，她就难过得像要哭出来。）
分手
这些天，恋爱的道路仿佛走到了尽头。
林东（化名）突然提出分手，我惊呆了。刚听说他父亲得癌症的时候，我也曾有过犹豫。治疗这种病，经济上的开销自然很大。我也知道他会面临很大的压力，不过我愿意和他一起承担。
林东的父亲是很好的人，我和林东确定关系之后，老人就把十几万的积蓄一股脑交给了我们，正当我们准备用这笔钱买房子时，老人检查出了癌症，钱全为这病给花光了。
老人平时对我不错，我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他家。更重要的是我爱林东。
林东是个孝子，现在他收入的绝大部分都替父亲交了医药费。父亲的病情对他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林东说自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陪我、照顾我。他让我想清楚，说我留在他身边会吃苦的，我们最好还是分手。
他说分手时很认真，正是这种严肃让我伤心。我本以为他会信任我，相信我会和他共度难关。我希望他能把我当成最可靠的爱人，一个会给他鼓励给他依靠的女人，而不是个只能在一起开心的女孩子。
林东有钱的时候，我也没让他为我买过多少东西，当时他看中的也是我这一点。我欣赏林东的自强自立，他靠自己的双手打拼，建立了自己的事业和经济基础。然而，他的父亲一病，他就走向了极端，连我和他共度难关的承诺都不相信了。
他父亲的病变成了我们关系中的噩梦，我知道他对父亲的孝顺，我知道他不想拖累我。可是，也没有必要把他父亲的病挂在嘴边，整天说要和我分手。
玫瑰花开别样红
在林东之前，我曾有一个初恋男友。他对我非常在乎，简直到了紧张的程度。他可以痴痴地望着我一整天。为了给我买件漂亮的衣服，他情愿一个月不吃菜，光吃白饭和方便面。可惜他不喜欢读书，气量也非常狭小，容不得我和别的男孩有任何接触。有一次，仅仅因为看见我和男同事说笑，他就和我大闹了一场，争执中他居然把我的手指弄骨折了。我最终和他分手了。
那段时间，为了忘记烦恼，我老在网络上寻找知音。网上，我碰到了现在的男友林东。在网上我们聊得很开心，和他在一起，我能把以前的不快统统忘记。刚开始，我们的话题还仅限于爱好、烦恼、困惑之类，不提现实生活中我们的身份、相貌和其他。渐渐地我们觉得光在网上聊天不够了，语音聊天也不太方便，我们就相互留下了电话。
林东先打电话约我。头一次见面，我就对他产生了好感。他一头精干的短发，穿笔挺的西服，身材瘦削，皮肤白皙。谈吐间流露出的理智和逻辑，让人觉得他是个非常可靠的人。我还感觉到他能帮助我实现梦想，不让我荒废生命。
当我收到他送的玫瑰时，我明白他正式承认我是他女朋友了。我笑了，希望能把这一刻永远留住。
我喜欢林东的冷静，只有他能让烦躁的我平静下来。他似乎永远不会发愁，总是一副挥洒自如的样子，显得有素质有修养。无论是和顾客周旋，还是和供货商们讨价还价，他始终左右逢源。我在社会上也打拼了一年多，风风火火地奔走于公司各部门之间，也能做成一点事，但无论如何都做不到他那样气定神闲。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尽管他没多少时间陪我玩，可他费尽心机帮我找到最好的自考辅导材料。在我为一个问题考虑得头晕脑涨时，他一句不经意的指点就能让我茅塞顿开。而我也总是在他不注意的时候，给他一个吻。或是知道他加班，我就给他送去我亲手做好的营养午餐。
那时的我经常靠在他的怀中，幸福地嗅着他的淡淡的汗味。
波折
林东是个很优秀的人，那时他又多金，身边自然围着不少女孩子。这给了我压力，谁不想自己的男友人人羡慕，可要是你的男友大家都喜欢，也是一种悲哀。
我好希望他能告诉我：“我只爱你一个人，我为了你而活。”可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他是个过分冷静的人，他不至于背叛我，可也不至于拒绝别人的付出。男人多多少少都有点虚荣心，喜欢女孩子追求他。我从来没主动让他给我买过什么礼物，而他曾经告诉我那些女孩子在交往不久后，就会提出金钱上的要求。
我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那时，我在一家私营公司工作。工作不够稳定，为了缩短和他的差距，我想办法进了家事业单位。别的女孩子追求林东让我心里不悦，但是当着林东的面我从来没有把这种不悦表现出来，我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说话，让他只爱我一个人。
林东是个不愿意先付出的人，但他说只要他一旦认准了谁，就不会再轻易改变。我想，只要他相信我能和他同甘共苦，那就一切好办了。
出于这种信念，我才能和他继续交往下去，也容忍了他的虚荣和对我造成的伤害。爱情让我抛弃了羞涩，忍受着现实的折磨。一次次，我的心里受着伤，有时甚至想还是找那个万分在乎我的前男友去算了，至少他对我死心塌地。不过我没有做傻事，毕竟林东也没有说他爱别人。我安慰自己，我们的感情经历点波折也许有好处，可能生活就是这么不尽如人意吧！
后来有一次我知道林东也在考验我。我们和一帮朋友出去吃饭，席间有几个人喝多了，说话越来越冲。最后，饭菜里吃出了只虫子，老板又不肯打折。他们和老板打了起来，小酒店里一片狼藉，撒满了啤酒瓶碎片，我被吓坏了。我想叫林东走，林东却躺在一边，怎么喊都不醒。我急了。同桌的两个女孩说：“林东醉了，你先扶他走吧！”我拦了辆的士离开，车开到他家附近，他突然醒了。我才知道他根本没有醉！
他说：“谢谢你！很高兴你能这样照顾我，你表现得很好。在我醉了的时候，你不仅没有离开，还把我带了回来，我很开心。”我很生气，他这人怎么能这样呢？这是一个多有心计的人哪。在局面一团糟的时候，他可以为保全自己扔下朋友先走，并且一箭双雕考验我对他的感情。但是说心里话，当时我还是为他的理智和克制高兴。要是真打起来，说不定就会伤了谁，为这点小事大动干戈实在不划算。
从此以后，林东变得对我特别好。只要我提出的要求，他都想方设法满足。我说不喜欢他抽烟，在他身上就再也闻不到烟草的味道了。别的女性再追求他，他也只给她们一个动作—“摇头”。
经历了这次波折，我和他在一起安心多了，不用再担心有那些莫名其妙的女孩打扰我们了。
爱他依旧
甜蜜的爱情总是太短暂，两个月之后，我们又发生了一点不快。以前的男友又来纠缠我，我的内心充满了矛盾，我知道林东对我的信任来之不易。
我不想见前男友，可他是个非常偏激的人，如果我强行拒绝他，恐怕又会惹麻烦。那天他非要拉我一起逛中南商场。他挽着我的手，我用力也摆脱不了。我们出来的时候，可能正巧被林东远远地看见了。那一刻他打我的手机，问我在干什么。我不想他多心，就随口撒了个谎。我听到林东在话筒里哼了一声。
那天，他又打电话来试探我，问我今天到底去干什么了。我感觉到了他的怀疑，但我想如果他知道了真相，肯定会更生气，不如先瞒着他，等他冷静下来再解释也不迟。我想拖上一拖，事情也就过去了。于是我依旧搪塞着。林东反复问我：“你到底有没有在说谎？”我说：“没有。”最后，他说：“其实，事实我已经知道了。你要是还撒谎，我们就没什么可谈的了。但如果你告诉我实话的话，我是不会计较的。”
我只好向林东解释，把我的苦衷都告诉了他。林东知道后果然没生气，还帮我想了摆脱前男友的招。林东的计策还真有效果，到现在前男友都没有再来烦我。我感谢林东对我的信任。
可事情远没有我料想的那么简单。林东的父亲查出患了癌症。我向他提议，我留在他身边他就可以轻松些了，我可以帮忙照看他的父亲。可是他说不行，治癌症得花很多钱，他不能拖累我，耽误我的青春。如果仅仅是这个原因，我想他大可以放心。但有时，我也怀疑他可能是在找借口和我分手。他为什么到现在还不相信我会和他一起承担呢？
我看他实在太忙了，一个人忙。我不懂他的行业，工作上我没法帮他。他又是一个不愿别人分担他的痛苦的人，不太愿意向我讲述他的苦恼。他常常出差，去和别人谈生意。他做成一个项目，比我半年赚的还要多。可不管他怎样努力，他赚的钱还是不够他父亲昂贵的医药费。
现在，我再也没见别的女孩向他献殷勤了。我揣摩，他是怕我也像别人一样离开吧，所以，他先就拒绝了我，免得将来伤心。
林东如今对我忽冷忽热的，有时淡漠无话，有时也会突然对我很好。我搞不清楚他到底在想什么。记得以前，我做错了事，不肯原谅自己，他会劝我给自己一个机会。现在，我也期待着他能给自己也给我一个机会。
我宁愿相信他爱我。钱将来可以慢慢去赚，但是爱人错过了，就不一定可以找得回来。
第三十五章 我做乞丐的日子——一位“麻木记者”的起落人生
倾诉人：高汉明
年龄：32岁
采访地点：武汉晨报20楼
采访时间：4月10日
（高汉明眼里有着鲜红的血丝，尽管他极力掩饰，但不经意间，他的眼神里还是透出几丝黯淡。
他坦率地承认如果没有事情做，他会很着急。他告诉记者自己到乞丐群中体验生活的真正目的，以及他的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辞职之前
我把辞职报告交给报社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用诧异的目光望着我。他们不理解，一个从社会最底层起来的“麻木记者”，为什么放弃努力拼搏才得来的地位，心甘情愿到乞丐群中去讨生活。
不了解我的人可能不知道我吃了多少苦。18岁，我从云梦来到武汉，那时候我惟一的谋生手段是做厨师。我每天闻着油烟做菜，一身油汗，心里想的却是我的文学梦。武汉让我打开了眼界，我开始投稿，没有人指点，我就往报刊杂志上写的通讯地址投。第一次看见自己的文章在湖南的一家杂志上变成了铅字，我高兴地跳了起来。
来武汉几年后，我交了女友，经济压力大了，我惟有放弃写作爱好，改开餐馆。在妻子和朋友的帮助下，我们的餐馆在江大路开张了。刚熬过头两个月的赔本期，餐馆却因为拆迁改造做不成了。
1995年，我看当时踩麻木的生意不错，就买了辆麻木干了起来。生意最火的时候，我一天的收入超过50元，比干厨师强多了，可以让我养活老婆孩子。心里的文学梦又开始蠢蠢欲动。我在候客的间隙又拿起了纸笔。由于写的稿件有生活气息，我投的稿件经常见报。同行们的讽刺也随之而来，他们说：“你一个踩麻木的，装什么正经，写文章那是你做的事吗？踩好你的麻木，赚两个钱是正经。”我不管他们怎么说，写作对我来说就像是吃饭喝水那样必不可少的事。
一起拉客的朋友们戏称我在麻木上的写作成了“江城一景”。时间长了，他们也渐渐习惯了我的“怪癖”，没人再说怪话了。我的命运很快发生了转折，有家杂志社招人，很幸运我进了那家单位，成了一名编辑。
那段时间，每天我都熬到很晚，编辑部里黑眼圈最明显的人就是我。干了1年多后，终因收入太微薄而辞职。正好《人才信息周刊》招人，掌握了基本新闻操作规律的我被招进去当了名记者。
记者工作让我体验到了激情和成就感。我可以用我的笔为别人提供帮助，并曾经挽救过一个因失恋而寻死的女青年。努力终有回报，2002年我被评为了“武汉市优秀进城务工青年”。在以前，这可是我做梦都不敢奢望的荣誉。
可这美满的日子似乎还是缺了点什么，我仍觉得有些遗憾，那就是我始终无法写本书出来，圆我少时的梦。
乞丐生涯
我的工作渐渐进入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却不能有什么突破，每月1000多元的收入，吃不饱，也饿不死。有一段时间，我和一位叫占才强的报纸编辑相聊甚欢，因为我们两人都比较关注乞丐群落，于是相约辞去职务，专心致志地为写一本这方面的书而努力。
辞去记者之职而与乞丐同行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不是个理想主义的人，却做了件只有理想主义者才会做的事。
第一次和乞丐零距离接触，我心里很不好受。脏兮兮的乞丐在我以前看来是颓废堕落的代表。我要和他们同吃同住，甚至与他们一起乞讨。每一次别人把钱丢在我盒子里的时候，都像有钢鞭抽在我的心上。我的邻居们并不知道我已经辞职。出门时，他们碰见我，还是不停地叫我“高记者”。每天，我像一个双重人扮演着两个角色，内心深处我仍把自己当成一名记者，但是为了采访和写作我得让自己融入乞丐的生活，穿上破烂的服装，蓬头垢面，没有尊严地向别人伸出双手。路人鄙视的目光和掩鼻而行的不屑让我的心常常颤抖挣扎。
妻子对我倒没说什么，辞职在家的她认为无论我在外边做什么都无所谓，只要能挣钱回来，养活这个家就行了。可越是这样我越是不好意思，眼看着家里的存款一天天减少，而每个月，家里的开销却都很大。儿子还小，妻子又在家里没有做事，我肩上的担子很重。我心里的急还不能表现出来，我要让他们安心。
乞丐生活的大门并没有像我想像的那样很快打开，很多乞丐对我都不理不睬的，他们很难向陌生人敞开心扉。乞丐常常意识不到自己做人的尊严，在他们眼里，只要是普通人就比他们高上一等。我恰恰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却惟有放弃一切，和他们一起翻垃圾、捡东西，忍受让人作呕的垃圾的腐烂味。
为了梦想，我辞去了记者的职务，但理想好像仍然遥遥无期。相反，现实的威胁却很明显。我对自己的辞职举动甚至产生了怀疑。以前我长期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经过长期努力我才成为了一名受人尊重的记者。我放弃了这份工作，出书却只是个模糊的愿望，好长一段时间，我的心情都是一片灰色。
我不断地给自己打气，大不了再去踩麻木啰。终于让自己坚持了下来。
（讲到这里，高汉明的脸上浮现一丝悲壮的神情，嘴角有一丝颤抖。）
转折点
每天白天我出外行乞和采访，晚上回家我就坐在打字机旁，噼里啪啦地把白天所见所闻打出来。只有在敲字声中，我才能得到放松和发泄。
和乞丐相处时间长了，我扮乞丐的水平大有长进，甚至和他们达到了神似。连一般乞丐都看不出我和他们有什么区别了，我也习惯了别人鄙视的目光。
终于我挖出了几个猛料。2002年11月2日晚8时许，在佳丽广场我碰到了一个高频率磕头的中年乞丐。他旁边的那个六七岁的小孩明显在装病。我第一次上前和他套近乎，可他因怀疑我而拔腿跑掉了。
后来，我又认识了一位20岁的磕头男子，并和他成了朋友。他答应带我去见他们那帮人，没想到冤家路窄，正好碰上了那个中年乞丐。我偏过头去，想装作不认识。他却认出了我，气氛一时很尴尬，我冒出了一头汗。
中年乞丐大概是因为见到了熟人，突然伤感起来，把自己的经历来了个竹筒倒豆子。他来自安徽，带的孩子是向同村左邻右舍借的，每天要向他们家长付10元钱的租金。好的时候他一天能赚几百元钱，差的话能弄到几十元钱……
有了这次经历，我的信心增强了许多。只要胆大心细，可以到手不少好材料。
这以后，我的采访像是走上了快车道。每天我和一起采访的朋友用手机交换信息，新材料源源不断。
2002年12月的一天，我跟踪三个10岁上下的小乞丐到了贺家墩。他们进了一栋楼，楼房里除了房主和安徽的一户人家之外，其他全部都是来自甘肃岷县的乞讨者，大人、小孩共有60多人。我向安徽的那户人家打听，他向我介绍，早在5年前，就有乞讨的人来这里了。先来的不少人发了财，买了手机，平时用手机与家里人通话联系。这群“甘肃帮”乞丐白天让女人带着小孩出门乞讨，男人就在家做饭、喝酒，或者围在一起打麻将，玩“拖拉机”，还要玩“带彩”的，日子过得很舒服。
还有一次在街上，我碰到了一个头缠白布，手捧遗像的“孝子”。他称“自己的父亲被汽车撞死，母亲得了脑血栓”。我特地到“孝子”住的旅舍去看了个究竟，结果碰到了他的伯伯。原来他的父亲尚在人间，母亲得病的事更是子虚乌有。他伯伯告诉我，每个月他们都能赚不少钱，小伙子家里每个月都能收到1000多元汇款。我们谈得正投机时，“孝子”回家了，他认出了我，白皙的脸“刷”地一片绯红。他们连推带搡地把我赶了出来……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搜集的材料已经够写一本书了。
等待出书
采访结束的那天，我好好地洗了个澡。自从在乞丐群落卧底以来，我的生活失去了规律，晚上经常睡不着。那天晚上，我睡了个好觉。再不用和乞丐们生活在一起了，这让我松了一口气。我终于又成了个普通人，可以给妻子一个交代了。
没想到困难还在后面。书写出来之后，我们送去给武汉的一家出版社看。没想到出版社的编辑说：“你们的书地域性太强，恐怕不好卖。”走出门的那一刻，我的心凉了。为了这本书我们付出了那么多，最后听到的却是这个消息。
那些天，我们转遍了武汉三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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