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武汉-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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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暴力让我很受伤
　　　　倾诉人：阿维（化名）

　　　　年龄：26岁职业：餐馆老板采访时间：1月7日采访地点：醉江月酒楼

　　　　（阿维长得高高大大，看起来也壮实，属于站在你旁边就让你有安全感的人。当他说自己只要和别人吵两句嘴就害怕时，我很吃惊。）

　　　　外表看起来挺壮的我，内心却特别怯懦。我对自己最不满意的就是这一点。每当和别人发生争吵的时候，我的心总是怕得发抖。

　　　　有时候，朋友们只是开玩笑，说要把我揍一顿，我也怕得要命，朋友们都很奇怪我怎么会这样，不像个男子汉。我明白是小时候那次被打的记忆，留在心里的创伤到今天也没有恢复。

　　　　我上初二时，有天下晚自习，有几个校内的混混在车棚里围住我，他们说要坐我的车。我知道没好事，赶快蹬车跑了。他们追上我踢了一脚。幸亏我那天跑得快，被他们伤害得不重。后来就没那么幸运了，每次碰面，他们就会对我一顿痛殴，势单力薄的我如果反抗只会招来下一次更厉害的报复。他们打完我后，还要把我身上的钱都抢走。

　　　　有一天下课后，我正在走道上透风，有个脸色像死尸一样的混混向我走过来，一手揪住我的领口，一拳揍在我脸上。我头顿时就晕了，还没反映过来，他又来了一拳，我的鼻血立即就流出来了。

　　　　清楚地记得数学老师当时就坐在教室门口，他就那样睁着眼睛看着我被打。我们学校的校风差，大概这样的事情也是司空见惯了。

　　　　我的力气也不小，待我清醒过来，只一把就把小混混推到边上去了。数学老师也可能这时才反应过来，我听到他大声喊：“住手！”听话的我真的住了手。但是混混不理这一套，他手脚并用，我被他揍迷糊了。数学老师在旁边只是摇头。

　　　　那几天，我的头痛得要命，不停地耳鸣，一沾枕头脸就发热发痛。走路时，头晕晕的，一不小心就会栽倒在地。这样持续了半个月。

　　　　我有些害怕上学了，但是父母管得很严，督促我带病都要坚持上学。在学校里，我得“竖起耳朵”，只要发现那些混混中的一一个出现就得赶紧逃，否则他们又会逮住我一顿猛揍。如果不幸和他们碰面，我就不可避免的身上要痛好几天。

　　　　跟家里人讲没有用，父母总是劝我以忍为上，要么就斥责我没用。我向学校求助，老师对他们也没办法。从此，我变得兔子一样胆小，一和别人扯皮心里就发抖。我成绩本来很好，可混混们到底没让我考上重点高中。

　　　　17岁，我出去闯荡，换过很多份工作，20岁那年，终于在广州南北水果市场碰到了一位好心的广东老板。他教了我不少生意技巧，跟随他做水果生意，我赚了20多万元。

　　　　发财后，我回到了家乡。别人给我介绍了一家期货咨询公司，但是很不幸，只两个月的时间我的20万元就打了水漂，还倒欠别人5万元。骗我钱的家伙威胁我，不要向政府部门反映，否则就会对我和家人不利。我心痛被骗走的钱，但更害怕报复。几次我都走到了公安局门口，但还是没敢去报案。骗子们最后还是被警察抓了，不过我的钱已被他们挥霍光了。

　　　　俗话说，柿子捡软的捏。我后来几次做生意命运也都大致相同。我开了家KTV，价格比别家便宜，待人又热情，生意因此很火爆。正在我准备大干一番时，旁边几家歌厅的老板妒忌我生意红火，联合起来威胁我，要我转让歌厅。连伙计们都发火了，说：“这太欺负人了吧！”可我连找他们理论都不敢，我怕挨打。他们还没打我，几句威胁的话就轻而易举地打倒了我。最终，我拿着他们给的

　　　　3万元钱离开了我苦心经营的歌厅。

　　　　我明白自己没用，太不像个男人。我不是没有能力，其实我也有群好朋友愿意帮忙，可我就是怕，我的头脑里常常浮现初中时揍我的那些混混的狞笑。

　　　　今年8月，我来到武汉承包了家餐馆。为了避免冲突，我特地选择主要做学生的生意。

　　　　我恨自己的怯懦，它让我连自己的正当利益都不敢维护，更别说去保护别人了。我要怎样才能走出暴力的阴影呢？
第五章　失败的家庭经营者
　　　　倾诉人：黄骏（化名）

　　　　年龄：38岁职业：生意人采访时间：1月9日采访地点：南京路某咖啡厅

　　　　（黄骏中等身材，背微驼。他告诉我：“我一直以为了解自己的妻子，可这事发生以后，我才明白自己从没有走进她的内心。”

　　　　他承认自己是一个失败的家庭经营者，为此，他非常痛苦。）

　　　　拘谨的恋人

　　　　18岁我就出去打工了，在东莞我呆了13年。我喜欢工厂里的流水线、大车间、灯光，还有一切整洁的东西。我想：等自己有了家庭，也要搞得和工厂一样，一切井井有条。

　　　　每天，我花12小时乃至更多的时间工作。有人笑我是工作狂，说：“你这样干有什么用，还不是个大头工人。”我置之一笑。我相信只要努力就会有回报。工厂挑我参加培训，我还学会了驾驶技术。

　　　　当我厌倦了打工生涯时，积攒的钱已足够我回家盖楼房了。但回到家乡后，我发觉自己已经很难融入当地的生活，离开久了，我难以和这里的人沟通，不断有人暗示我不属于这个地方。

　　　　父亲对此很担心，他托人给我介绍了个姑娘。记得刚见面时，她特别羞怯，脸红红的，除了通报彼此早已知道的名字外，我们没有别的话说。回去后，她托人捎话说我很实在，同意继续交往下去。媒人告诉我，以前她也谈过不少朋友，不过她都没有看上。她现在选定了我，连介绍人都感到惊讶。

　　　　这个羞怯的姑娘就是我后来的妻子郑英（化名）。

　　　　一个当副厂长的同学帮忙，把我招到了集体所有制的小水泥厂。做副厂长的同学劝我：“看长远点，不要在意现在厂里的条件，只要努力，将来有一天，你会得到回报的。”没想到，当副厂长的同学和厂长有矛盾，遭到了排挤。这种环境里，我自然有一肚子的苦水。

　　　　郑英尽管不太会说话，却是个很好的倾听者，每当我不开心的时候，我就向她倾诉。她依旧脸红，依旧不置可否，我讲完后，她只是略加安慰，不过这已经足够了，我的心因此好受了许多。

　　　　我的同学和厂长吵了一架，到深圳打工去了。我还没决定自己是否主动离开，就收到了解聘通知。

　　　　娶亲

　　　　从水泥厂回家后，我遭到了许多人的嘲笑，他们说：

　　　　“连个泥饭碗都捧不住，真没用！”郑英安慰我：“别理他们，我相信你就够了。”那一刻，我心里特别温暖，我觉得她是可以和我共度一生的人。

　　　　我们年纪都不小了，很快我们就结婚了。婚后，我们半年没有红过脸。郑英希望我到工厂里工作，我不想再去求人，我想自己单干。

　　　　我终于借到钱买了辆车，起早摸黑地拖货赚钱。在父亲的帮助下，我还开了个店。那段时间我收入丰厚，可是每天都很累。妻子也很辛苦，她每天守在店子里。

　　　　1997年的秋天，店里生意特别好，我们经常忙到转钟。见到生意红火，妻子很高兴，她说：“只要这样下去，不久我们就可以把借的钱还上了。”

　　　　我不擅言辞，不会用语言表达爱意，我只知道勤快地干活，在家里也绝不做甩手掌柜。那些天，我做运输的活一趟接着一趟。回家后，我还抢着帮妻子干点活。有一天，我洗完了衣服上天台去晾晒。下来时，昏头涨脑的我居然找不到楼梯了，差点一脚踩空。

　　　　妻子说：“你不要这样拼命，这么疲倦迟早会出事的。”我说：“不要紧，累点怕啥？”

　　　　我想快点把家经营得红红火火。一个做生意方面很有头脑的朋友聂明（化名）找到了我，他说：“我们合伙做生意吧，保管你赚钱。”

　　　　平时我跑跑车，闲时我和聂明就一起做生意，我们感情好得像亲兄弟。两家人常在一起喝酒。他妻子董妍（化名）很贤惠，但是喝酒喝多了，喜欢瞎说话，爱和我开玩笑。不过，我从不把她的醉话当真，她的丈夫也没为此红过脸。

　　　　聂明是个特别会说话的人，我经常被他一句话说得心里暖暖的，郑英有什么话也爱和他说。我常在外边跑，家里有人帮着照应照应也好，对此就没有介意。我父亲死的时候，我在替一个朋友跑长途，后事都是聂明帮着张罗的。

　　　　货车运输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我在外边干活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我曾经担心，自己会不会冷落了妻子？不过转念一想，我也是在为这个家奔波，她会理解我的。

　　　　背叛

　　　　眨眼间，5年过去了。

　　　　我一般晚上回去得比较晚。有一天，我提前回去了，郑英不在家。我没多想。但她回来后，脸红红的，说起话来结结巴巴，我起了疑心，问她：“你到哪去了？”她说：“我去外边玩玩都不行吗？”她既不打麻将，也不爱串门，去外面玩什么呢？

　　　　那几天，我没动声色，但突然又提前回去了几次。结果她每次都不在家。等她很晚回到家，我问她去哪儿了，她又闪烁其辞。

　　　　我开始起疑心了。开车时，我尽力让自己不想这事，但头脑里始终无法安静下来。后来，我装作不经意地向别人打听维护家庭和睦的方法。我不明白，妻子为什么会和我产生隔阂？我自认为是千方百计地呵护她，连对她说话都没大声过。

　　　　我怀疑妻子有了外遇，那个看不见的第三者，每天都在我头脑里咧开嘴对我狞笑，我想揍他时，他却消失不见了。

　　　　后来董妍告诉我，我妻子最近和聂明关系很暧昧，两人经常在外边闲逛。

　　　　当天晚上我就找妻子对质，她承认了。可笑的是她居然辩白说：“我和聂明什么事都没做，只是特别谈得来而已。你没时间陪我，难道我连和别人说会话你都要干涉吗？”

　　　　我问她：“你们有什么话要每天晚上谈？”郑英哑口无言了。我哀求她：“你即使不为我考虑，也要为两个孩子着想。”郑英不听，她说：“我和聂明是纯真的爱情。”我的肺都快气炸了，她背叛了家庭，却轻描淡写地说什么纯真的爱情。

　　　　妻子的荒唐建议

　　　　自从知道郑英和聂明的事后，我不再和聂明来往，我们已不是一条道上的人了。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欺”，他倒好，“朋友妻不客气”。

　　　　我仍希望郑英能回心转意。

　　　　我和董妍为了维护各自的家庭，常在一起想办法、出主意，希望能把我们的爱人劝醒。可试了许多方法都没用，他俩铁了心要在一起。

　　　　有天晚上，郑英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不如我们对换一下吧！聂明对我更好，董妍和你也谈得来，这样我们大家都好过点。”

　　　　我发怒了，这是什么荒唐的建议？！郑英眼神迷离不定地看着我，似乎在等待我给她肯定的回答。我近乎疯狂地叫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有什么不好？你告诉我！”

　　　　我很恐慌，从不抽烟的我点了根烟。可我的手在发抖，烟几次掉在了地上。

　　　　这些天，我的心就像团乱麻一样，反复想着妻子为何离我而去。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我的错，还是妻子受了别人的影响。她老家曾有个人娶了自己的嫂子，让亲哥哥处在痛苦之中，他们也在别人鄙夷的目光中度日。记得在一次无意的闲聊中，妻子却说他们追求爱情没错。我当时就觉得她的人生观有问题，没想到在自己家中也会“重现”这一幕。

　　　　我承认把工作看得太重要，冷落了妻子。以前，我常对妻子说：“你对我这么好，跟我吃了不少苦，赚到钱后，我一定好好补偿你。”记得她笑着说：“别傻了你！”

　　　　我总把改善关系的希望寄托在将来，却忽视了现在。

　　　　我们这么长时间夫妻，我以为自己了解郑英，其实我并不清楚她心里在想些什么。她一直都感到很寂寞，我居然没有觉察到。聂明肯花时间陪她，她就把自己的心交给他了。

　　　　我是个愚蠢的人，以为只有物质条件才是重要的。我千方百计想多赚点钱，没想到感情的维系并不仅仅靠这。

　　　　我们的交流越来越少，心隔得越来越远。直到妻子背叛我的时候，我才醒悟过来。

　　　　我努力工作想摆脱贫困，濒临破裂的家庭却使我做的一切都丧失了意义。

　　　　这种挫败感，我不知道该如何表白。一直以来我最想得到的是家庭的安宁，这样对孩子的成长也有利。这难道也是奢望吗？
第六章　只想回家的三个男人
　　　　为什么要回家？是因为我们离开了家。为什么离开？

　　　　因为我们的心渴望更广阔的世界。

　　　　心有多大，回家的路就有多长。

　　　　“父母在，不远游。”那是过去。现在走四方的人越来越多了。因为出去而见识了世界，因为离家而想家，年节将至，回到家乡阖家团圆就成了我们最温馨的梦。

　　　　已有早行者踏上了回家的路。

　　　　藏胞杨扎西：返回阿坝过新年采访对象：杨扎西年龄：36岁职业：藏饰品生意人采访时间：1月21日采访地点：武昌火车站候车厅

　　　　（候车大厅内，杨扎西和妻子卓玛鲜艳的藏族服饰引人注目，记者走上前去和他们攀谈起来。杨扎西的汉语讲得很流利，卓玛只是依在丈夫身边微笑，她听不懂汉语。）

　　　　雄鹰在天上飞翔，到了晚上也会归巢。我的脚步走遍四方，到了过年也想回到故乡。可惜，春运期间火车票不太好买。

　　　　（记者告诉杨扎西，火车站的爱心屋或许可以帮助他。杨扎西说朋友已去买票了，实在买不到的话再求助。）

　　　　我来自四川阿坝地区，两个月前妻子卓玛离开家乡来到湖北陪我。在这里看不到辽阔的草原，吃不到母亲亲手做的糌粑，我特别不习惯。生活方面的巨大差异，让我觉得这三四年像一个世纪那样长。鱼和狗肉、驴肉、马肉，我们是绝对不吃的。有好几次，汉族朋友端来鱼给我们吃，但那是我们的忌讳，我见了简直想呕吐。

　　　　还有，喝不到青稞酒，吃不到酥油茶，我馋得都快发疯了，我恨不得立刻“飞”回阿坝，痛饮青稞酒，穿起歌服来和家乡的朋友大声歌唱。

　　　　喝酒后，我们喜欢在草原上点起篝火，翩翩起舞。跳舞的时候，我的卓玛美得像天上的云彩。当年，卓玛是我们那儿最美的姑娘，我是靠对歌和跳舞把她追到手的。可是在湖北我不敢轻易喝酒，我怕喝醉后的歌声，会引来别人奇怪的目光。

　　　　由于退耕还林，我们牧民的活没那么多了，闲下来后，我特别想出去看看。男子汉应该志在四方，我们藏族有句俗话“骏马就应奔向四方，雄鹰就应展翅飞翔”。但老人告诫我，不要随便出去，汉族地区和我们差别太大，你会受不了的。

　　　　我不信，我偏要闯一闯。

　　　　我在家乡算个能人，认得汉字，普通话也算流利。可卓玛以前没有迈出过家门，连我们的小县城都没去过。她很依恋我，我又是爱闯荡的人，她不得不跟着我，远赴千里之外的湖北，真难为她了。

　　　　卓玛不识汉文，因此发生了件好笑的事。有次她方便后，在火车站厕所和我走散了。我们来自阿坝的14个人，一向一起行动，讲究一切行动听指挥。可是在约定碰头的地方，见不到卓玛，我们心急如焚。

　　　　我们立刻分头去找，终于见她呆坐在候车室的座位上。一见到我，她就扑到了我怀里，她一边捶我一边哭，还说：“你干什么去了？走了一天都不回来。”实际上我们不过分别了两个多小时。

　　　　（卓玛问我们在说什么，杨扎西用藏语告诉了她，她不好意思地笑了。）

　　　　我离开家乡后，才发觉外面的世界并没有老人们说的那样可怕。这里的人都不错，没谁来欺负远方的客人。我在湖北的藏饰生意做得也还不错，今年我赚了些钱，家乡人都羡慕我呢！

　　　　家乡有许多人一辈子没到过县城，风景如画的九寨沟就在我们旁边，但几乎没人去玩过。我现在一般3个月回一趟家，常把外边的新鲜事讲给朋友们听，他们都非常好奇。有我做榜样，家乡不少人都出来了。家乡的雪很大，有时会封山，过去就是下大雪，我也要出门。我想看看外边的世界，现在我做到了。

　　　　卓玛没出门时，常常为我担心。现在见识了外面的世界，她也放心了。

　　　　回家后，我会和卓玛一起喝酒，穿起歌服跳舞，庆祝藏历新年，直到你们的春节那段时间才会结束。

　　　　（杨扎西和卓玛的脸上浮现幸福的表情。）

　　　　残疾人汤兆敏：我闯出一片天采访对象：汤兆敏年龄：25岁职业：电子工厂工人采访时间：1月21日采访地点：武昌火车站爱心屋

　　　　（在武昌火车站候车室，记者看见一个残疾人拄着拐杖从进站口一拐一瘸地走来。在他瘦削的脸庞上，一双眼睛炯炯有神，紧握拐杖的双手显得很有力量。

　　　　记者走过去询问得知，他名叫汤兆敏，拄着一双拐杖去了很多地方，现在，他要回老家过年了。）

　　　　我出来只为了看世界！

　　　　我家在咸宁，几年前家中还比较富裕，兄弟几个，父母健在，后来情况有所转变，但吃穿还是不愁的。我心里总过意不去，觉得自己给家里添了麻烦。我自己有手，能劳动，为什么要父母养着呢？为什么要兄弟援助呢？

　　　　为了学会维持生计的本领，我拄着拐杖到了好多地方，拜师学艺呀，鄂州，武汉都留下了我的足迹。终于，我学会了修理电器。

　　　　我想走出去，自己养活自己，我不能成为一个废人。

　　　　我离开家乡前，母亲苦心劝阻我，她不明白我为什么要离开，家里不够你吃吗？兄弟们也答应照顾我，但我还是想出来，我想看世界，想自立。

　　　　听说温州有许多招收残疾人的福利工厂，我打算到那儿去。

　　　　去年3月底，我踏上前往温州的路。出门时，我身上只带了200元钱，除去路费，我仅剩下50元钱。我腿脚不方便，上车、下车，每一步都很艰难。上下车慢了，有时司机不准我上。有时上了车，车主却叫我滚下去。有些人还故意宰客，欺负我不能反抗。

　　　　在温州找工作的日子里，饭经常吃不上，很多时候我只能吃两个烧饼，喝些自来水。在求职的时候，好些人用歧视的眼光看我，总是摇头，问我：“你能行吗？”常常不等我回答，招聘的人就转身走了。这非常打击我的自尊心，有时，我一个人在街边坐到天亮，默默地掉眼泪。但我还是想搏一搏，我下定决心，绝不这样狼狈地回家。

　　　　当然也有非常多的好心人向我提供帮助，在我受欺负的时候，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其实我也不强求他们帮助，我认为自己能行，只是希望他们能给我一份理解，我就满足了。

　　　　我多想有一份工作呀！去年5月份，我终于在温州一家电子工厂找到了自己的岗位，这让我高兴了好一阵子，我能凭着自己的本事吃饭了，尽管薪水不算优厚。

　　　　渐渐我在厂里成了不可或缺的人物，但我还想更上一层楼，想增长更多的见识，赚更多的钱。如果条件允许，我会自己开个门面，做电器修理，还想积攒一些钱，娶个媳妇，开始我的幸福生活。

　　　　（说到这里，汤兆敏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在温州的日子，磨练了我的意志，也让我了解了很多在咸宁接触不到的新事物、新思想。我觉得走出来就是一片天，身体的残疾并不能限制我。我应该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我也一样能有广阔的世界。

　　　　呆在厂里的日子久了，我难免想家，思念自己的父母。偶尔和厂里的同事闹了小矛盾，我也会想起家里的亲人，希望得到他们的照顾和开导。我早有打算，提前订好了火车票，我要回家和亲人们团圆。我也想孝敬一下自己的双亲，帮母亲捶捶背，帮父亲揉揉肩……

　　　　我知道这种快乐很短暂很宝贵，过完年，我还会再出来。

　　　　军人赖先生：母亲的叮咛在耳边采访对象：赖先生职务：空军军官年龄：26岁采访时间：1月21日采访地点：武昌火车站军人候车室

　　　　（赖先生中等个头、很瘦，一身黝黑的皮肤。他急着赶回故乡，去见久病的母亲。我们趁他等车的间隙采访了他。

　　　　车站爱心屋的工作人员刘小平正在喂一位坐轮椅的老妇人吃东西。赖先生指着老人说：“我母亲也这样大年纪了，要是我能在她身边照顾她该多好。”）

　　　　长这么大，我一直受父母的照顾，可是回报的却很少。我是家中的小儿子，飞得最远，父母最牵挂我，但他们需要我在身边尽孝的时候我却总是不在。春节有几天假，我就急急忙忙地往家赶。

　　　　我在长春读军校期间，因为还小，不懂得家人团聚的可贵，几次春节我都没回家。当时我想只有扎扎实实地读书，在部队干出番事业后，才有能力孝敬父母。凭着这股干劲，我挺过了许多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