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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林战争-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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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诉他,我曾游览过六座陵墓,即嘉隆陵(世祖阮福映)、明命陵(圣祖阮福皎)、绍治陵(宪祖阮福璇)、嗣德陵(翼宗阮福(王时))、同庆陵(景宗阮正蒙)还有阮宝岛的启定陵。其余三陵因距市区较远且无特色,故未一一瞻仰。
没想到听到此处,阮永瑞——这位末代皇帝,潸然泪下掩面而泣,他是注定进不了皇陵的了!过了大约三分钟,他才止住唏嘘,仰起脸来:
“天不佑我,我本来是可以成为一代雄主完成帝国大业的人!”阮永瑞因面部过分苍白憔悴而眼睛反而显得明亮起来,里边浮动着悲愤与辛酸,“后来,我知道无力回天了。因为那是时代的趋势而不是我阮永瑞无能,……”
我静静地不动声色的听着,发现他的目光似乎穿越了时空而延伸到一个极其遥远的所在,他的充满激情的絮语已经不单是对我诉说了。
“我在12岁那一年,跟随我的父皇启定皇帝,参观殖民博览会,那时,我就懂得法国人便是印度支那的真正统治者了。1883年8月,在我还未降生的30年前,法国就派兵攻占须安港,强迫我国与法国订立城下之盟,按新的顺化条约规定:‘安南(越南)承认接受法国的保护权,在一切对外关系上,法国将代表安南。在外国的安南人,将受法国保护。……’然而越南民众群起反抗,中法战争也由此爆发。法军不断增兵,攻占越北,而后又侵入中国的台湾、云南的马关。
“中法战争结束,法国确立了在越南的殖民统治,并且在越南的南圻、中圻、北圻,采取了不同的统治形式。南圻是法国直辖领地,设法国总督;中圻则称保护领地,也就是保留阮氏王朝,这个王朝又在法国保护之下,派驻法籍总督。这个总督便是阮氏王朝的太上皇;北圻为半保护领地,由阮氏王朝派出经略使治理,后来又并入保护领,由法籍总督统一管辖。与此同时,法国占领了柬埔寨,1887年,法国将越南和柬埔寨并为‘印度支那联邦’,沉入了东方帝国的迷梦。
“接着就是民变蜂起,内忧外患使我父皇寝食难安一病不起,中道驾崩。那年我13岁,接过父亲皇位之后,一心开创帝国大业,我向百官郑重宣布:我的宏伟目标是在越南重演60年前日本明治天皇维新事业的成功:既向世界开放,又保持民族之魂,那时百官欢呼膜拜,几乎都相信我能担当起振兴越南的重任!所以我的年号定为‘保大’,意思就是开创新纪元的伟人!
“勿须讳言,我曾想从法国殖民者手中摆脱出来,但我又不能不感谢法国。在它的支持下,阮氏王朝才得以生存。越南历史上,不管李朝、陈朝和前后黎朝,没有哪个朝代能像阮朝那样全面持久地统治过越南,那就是法国远征军的援助,是它帮助阮朝镇压了农民起义、抵制了其他方面的攻击。我也衡量过服从或是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利害,觉得还是屈从为上。
“原因是反抗必将遭到残酷镇压,就像我的祖上咸宜(阮雍历)、成泰(阮宝檐)维新(阮永珊),他们也想独立自主恢复一个国家皇帝的尊严,结果,有的被毒害,有的被废黜,有的被流放到孤岛上了结残生!
“我也仔细考虑过,尊严固然可贵。当获得尊严后必然失去保护,结果被农民起义或是外来势力推翻,不但保不住尊严,连从属地位也保不住,我开始懂得了明哲保身的道理。我慢慢悟出了悠悠万事多是苦乐相济,幸福与烦恼共存,权力的峰巅也是最危险的境地,历来多少帝王总统被刺被害,那是一个日夜难安的老虎之背,稍有不慎就会跌落下来被虎吃掉。
“我也悟出了威严的帝王生活有时不如平民自由自在。室内的珠宝玉器不如平民窗前的一株芬芳的鲜花,珍馐美馔不如粗茶淡饭养人。……
“在我登基之时,曾为我的显赫地位陶然自负,并没有意识到帝王之位犹如身处危崖绝顶,四周都是危机四伏的峭崖深渊,容不得半点疏忽,一旦失足就会跌落下去碎骨粉身。
“我明白,法国已经把越南视为它的版图上的一颗明珠,视为东方帝国的前哨。因为越南地处东南亚要冲,海岸漫长资源丰富,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我说得并不过分吧?”
“当然,”我点点头,“越南占有非常重要的地理优势!我参观过顺化古城,它似乎是中国与法国的合壁,皇城建筑式样,很像中国北京的故宫,而皇城外层却多是模仿法国的建筑。……”
“这是历史必然的一种文化交流,先期自然受中国的影响,后期法国的优秀文化也渗透进来。斯托里先生,你对顺化观感如何?我已经离开几十年了,有许多景象至今还历历在目,当然那只是旧貌。……”
“城内院阔宫深,那是一片绿树的海洋,庙宇殿堂巍峨壮丽,……尽管在1968年越共在新春攻势中占领过顺化,与美军进行过反复争夺,激烈的巷战,使许多古建筑受到严重破坏。”我用明显的宽慰他的口吻说,“但是,恢复起来也并不难,甚至会焕然一新。……”
“对于现在的顺化我已经毫无兴趣了!”阮永瑞凄然地笑笑,“它只能像一个古董供人玩赏就是了!我只记得我登基一年之后,我把摄政权力从我手上移交给枢密院,还颁布了一道谕旨,允许自己到法国留学6年。……”
“这充分说明你的开明思想和进取精神。……”我不由赞叹地说,“那时你才14岁,不会是由哪位大臣向你提出的建议吧?”
“不!你想想,如果不是我自己提出,哪一个人敢提出让皇帝交出权力而出国进修呢?就是吃了熊心虎胆也不敢!”
“的确如此,”我带着几分激动地说,“我在此对你的这个决策表示敬意!”
“我并不想过花天酒地的生活,我也不在三宫六院的女色中沉沦,我具有维新的勇气。我1927年到达法国,先后就读于孔多塞公主中学和巴黎政治学院,后来我娶了毕业于瓦索女子寄宿学校的本国贵族小姐为妻。在1933年,我怀着勃勃雄心回国推行新政。可是,在我留学期间,法国对越南早就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方略。我这个保大皇帝已无任何权力可言,仅仅是法国推行政令的一个招牌,名副其实地被架空了的傀儡。我什么事也干不成,就是给自己的房间添置一件家具,也得经法方守库房的军士签字才能得到。
“我虽然心怀悲忿,却又无能为力,我甚至还算不上傀儡,而是一个过着舒适日子却无自由的俘虏。于是,便离开了顺化皇城——这个华丽的囚笼,寄情山水,澄心净虑,视富贵如浮云,视功名如草芥,好像一夜之间参透了天地之玄机。……我到了南圻林同省的首府大叻,在我看来,这里是举世无双的避暑胜地和游览胜地,过起修身养性的隐居式的生活来。
“大叻,我去过,”我附和说,“的确是个迷人的地方,让人流连忘返。”
我又去烧了一壶热茶,啜饮着,好像品尝着大叻幽雅的风光:大叻,地处兰必安高原,四周是一百多平方公里的山间盆地,气候宜人,四季如春,处处园林,别墅掩映其中,飞瀑鸣泉,鸟语花香,绝少人工雕琢,极富天然景色。湖泊环饶,景物清幽,春香湖、芝陵湖、叹息湖皆为夏日纳凉之佳地。名胜既多,传说亦奇。昔有一对青年男女,生死相恋却又好梦难圆,随投湖殉情,葬于湖畔,便更名为“叹息”!大叻郊区,丛林幽深,珍禽异兽尽藏其间,百花绚丽,四季八节长开不谢。阮永瑞便在此地以狩猎、饮酒、下棋、听西洋音乐为乐。不再以国事为念了!但是,世界风云却在急剧地翻卷:
1940年9月,日军开进越南;1941年胡志明领导的越南独立同盟也迅猛地发展起来;法国驻远东海军司令德古中将则在西贡维护着法国投降德国后的维希政府的利益。那时,阮永瑞在大叻的别墅里怀着一种奇异的心情作壁上观:静待时局的变化,他希望哪一方取得政权以利于自己的未来呢?
1945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连连失利,越南这条水陆供应线对日本的印支战场显得特别重要起来,用重兵发动突袭。那时的法国维希政府已经因希特勒即将毁灭而自身难保,所以越南的法军不堪一击,把越南拱手让给日军。阮永瑞还清楚地记得这一天是3月11日,他正在大叻郊外狩猎,获得了一只遍体彩翎的珍禽,他刚刚收入猎袋,一群日军就把他包围起来,当即把他带往顺化,强迫他坐上龙廷,限令他在24小时内明令取消法国保护国制度,宣布独立。两天之内,保大皇帝又在日军的刺刀下,成了日本天皇陛下的附庸,进而与日本合作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了。
时局瞬息万变,6个月后(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越盟趁此千载难逢之良机举行了“八月革命”,进军河内。那时,保大在内阁会议上提出一个建议,把权力交给越盟,但要维持君主政体。这就是说,做了法国人、日本人的傀儡之后,不妨也作自己人的傀儡,只要保住皇位就行!可是越盟不需要这样的伙伴,自己就是国家的主人,用不到找一个遮蔽世人耳目的傀儡。8月23日,顺化市越盟市委便命令保大交出御林军和一切武器,把权力交给革命政权,革命临时政府从保大手里接过象征皇权的金印和宝剑。保大当时向前一倾,差点摔倒在午门之外,他眼前浮荡起一团浑黄的烟雾,耳无所闻、目无所见,只觉得脑幕上爆裂了一个雷霆,粉碎了他的一切梦幻。
“我命中注定还要重返一次龙廷,”阮永瑞在简述了上面的经历后淡然地自嘲说,“我的皇位不是我夺取的,而是被别人推上去的,所以我的生平回忆录叫作《安南之龙》。
“日本投降之后,法军重占越南,胡志明的越盟被驱逐,回到了新潮游击区,在丛林中重新进行抗法游击战争,法军重新把我拥上皇帝宝座。说实话,此时,我对皇位已经失去了兴趣,但我必须借此谋取生存的经济条件。我和驻越法军总司令塔西尼将军非常友好,他乐于帮助我安排我隐退之后的经济来源,我并不想过奢华的生活,只要能保证我的晚年不受冻馁之苦。
“复辟后不到一年,我就厌倦了宫廷生活,因为处处充满虚伪、欺骗和虚荣,而我就像一个由人牵线跳舞的带着皇冠的木偶。于是,我在西贡以越南国皇帝的名义退位,回到大叻密林里去猎取珍禽异兽以自娱。我把政权禅让给一位美籍越南人阮凡龙,由他担任首相。
“我的命运注定和法兰西联系在一起,在法军占领越南期间,我在大叻的别墅里渡过了一生最悠闲的岁月,直到1954年5月,法军在奠边府战役失败后,开始从越南全面撤军,早就对越南垂涎欲滴的美国取而代之。他们自然把他们的亲信兼打手吴庭艳扶上政府总理的宝座,把我一脚踢开。吴庭艳在美国授意下,1955年10月举行了公民投票,我又一次被废黜为平民。从此,我也就永远离开了我的故土!越南,延续了几千年的君主制度也就一去不复返了!……
“1956年的法国并不安定,面临着内部的纷争和外部的阿尔及利亚叛乱的扩大,我不想定居法国,而是选择了瑞士,后来移居摩纳哥。这个蓝色海岸的富有传奇色彩和神话故事的袖珍小国,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正像人们所说,它是神造的花园,这个只有2000人口和不到1。5平方公里的弹丸小国,使我联想到越南的大叻风景区,在这个小小的海湾山城里,除了王宫之外,还有世界上第一流的水上旅馆和世界驰名的蒙特卡洛大赌场。……”
“那么你也到赌场中试试运气了?”
“不,我只对它的中世纪的街道、盎然的古风和蓝色的大海感兴趣。同时,我还愿意在它的图书馆里消磨时间,尤其是专门收藏儿童文学的卡罗利娜公主图书馆,它使我回忆起我的金黄色的童年。……”
(三)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时代的开始
——斯托里《越南战争求索》尾声之三
我看到阮永瑞老人在边说边想中,渐渐地沉入昏昏欲睡的状态。便告辞了。当我走到大街上时,忽然想到我应该问问他对他的一生的经验教训是什么!他13岁登基,14岁在法国留学6年,可谓是一个有雄心有理想的君主,我应该问他:“如果这段道路让你重走一遍的话,你应该坚持些什么,改变些什么呢?你有哪些得意和愧悔之处呢?”
我慢慢地沿着塞纳河右岸走着,从阮永瑞的现状想到了历代帝王的种种归宿,他算是有幸还是不幸的呢?帝王间的功过是非和最终的结局是可以相比较的吗?也能,也不能!这个问题在我脑海里紊绕了很久。
为了给我的《越南战争求索》写一个结尾,我时刻注意从西贡传来的消息。
路透社记者科培尔的报道颇具特色,他写道:
“对越南人来说,这是最为激动的时刻,文进勇将军的部队没有遭到任何抵抗就进入了西贡——南越的首都。4月30日的上午11时,一辆越共的坦克隆隆响着,穿过茫然而又安静的人群,冲开了西贡总统府的半开半掩的大门,几个越共士兵跑上总统府的平台,升起了临时革命政府的黄星红旗!
“南越的最后一位总统杨文明将军,在向他的部队下了一道‘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的命令后,自己也被逮捕了。杨文明是留在祖国的唯一的一位高级将军。在此之前,共和军的许多高级将领已经逃离出国。而他留下向越共投降,使西贡近似和平解放,从而避免了流血和毁灭。
“当革命政府的旗帜升上总统府的平台时,文进勇将军微笑着点上一支烟,他接通了给河内的电话,这时候,从电话里可以听到河内喧嚣的锣鼓声,人群的欢呼声和礼花的爆响声。
“他舒了口气说:‘我们祖国分裂的痛苦终于结束了,战争结束了,和平到来了,我们成了祖国真正的主人,自从1858年法国人的战舰第一次开进岘港至今117年以来,越南人彻底赶走了一切外国的军队,我们真正统一了,独立了!’
“5月1日这一天,是文进勇将军的诞辰,他驱车绕城一周,频频向兴高采烈鼓掌欢呼的人群招手,他走进西贡的总参谋部,那里还保留着司令部的绝密文件,也许是来不及焚毁,抑或是焚毁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
“越共政治局决定,在5月7日这一天,举行正式的入城式,检阅胜利的大军,借以象征伟大时代的开始。5月7日,这是21年前取得奠边府胜利的日子,它将引起全世界的联想,越南人百年来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今天有了一个激动人心、鼓舞意志的结局。
“越南,这个亚洲小国,用自己的勇敢坚毅和牺牲精神,赢得了亚洲参孙的美名!……”
科培尔的“西贡通讯”应该借作我的《越南战争求索》的结尾,但在付梓之时,我在后记中又加了如下内容:
胡志明于1945年9月2日曾在河内巴亭广场上,宣读越南《独立宣言》,但他并没有亲眼看到越南的真正独立,他在1969年9月3日因心脏病逝世。在新的越南的地图上,已经找不到西贡的名字,胡志明市代替了它,他结束了一个时代,开创了一个时代。但是,以后的越南历史将由他的继承者们来写了。
越南的完全独立,是对越战最有说服力的总结,但在美国的当事者的认识上,却大相径庭:
威斯特莫兰将军在他的花园式的南卡罗来纳的家园里略带自我辩解地说:“许多美国人十分清楚,这场战争不是从军事上输掉的!”
前国务卿迪安·腊斯克不无遗憾地说:“人们可以说,美国应该更早地投入战争,肯尼迪总统应该立即投入10万部队。”
约翰逊的最后一位国防部长克拉克·克利福德则坚定地说:“美国不该卷入战争,因为我们的安全并没有受到威胁,以前我们认为是共产主义的扩张,其实是越南的一场内战,多米诺骨牌理论是错误的!”
在结束我的《越南战争求索》时,我不得不写到一个人,那就是林登·约翰逊总统。他选择了越南战争,却没有看到这场战争的结局。他在1973年1月就抱恨去世了。在我看来,他是一位苦恼的总统:这位颇具雄心壮志而又生性固执、出言粗率的来自得克萨斯州农场的人,一上台,记者们就不喜欢他,把他描绘成一个乡巴佬,他的每一句粗话,每一个动作都被加以嘲讽,他倍感受辱和委屈,对新闻界既恨又怕,他苦恼透顶,以至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孟希斯不得不善意地宽慰他:“不必对那些靠笔杆子谋生的人耿耿于怀,他们爱说三道四就随他们去说,公民们并没有选举他们担任总统,选的是你,他们说话只能代表他们个人,而你说话却代表人民!”,
在我看来,约翰逊值得同情,似乎也不那么狭隘,他的传记作者多丽丝·基尔斯女士就披露过她和约翰逊第一次相遇的情景:那是在白宫举行的一次舞会上。这种舞会是为庆祝每年一度的研究员项目的,这一项目是专为总统内阁遴选年轻的学者以作特别助理而设的,那时的多丽丝正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所择选的题目是对政府政策的研究,她写了一篇反战的论文,题目很带刺激性:《1968年怎样搬开约翰逊》!不打不相识,约翰逊特邀这位年轻的女士共跳华尔兹,他说:”到华盛顿来吧,如果我不能说服你们这些哈佛的年轻姑娘,我就一钱不值!”
多丽丝深信约翰逊的社会改革,也敬佩他要建设“伟大社会”的蓝图,他梦想作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改革家而永垂史册,并且让美国人民永远铭记他的伟大业绩。多丽丝那时不了解这位一心进行社会改革的实干家,为什么投进了越战的陷饼,而约翰逊却要向她解释投入越战的动机,把一肚子苦水倒给这位姑娘,借以取得她和美国人民的同情。
约翰逊认为自“己的倒霉就在于从文森豪威尔、肯尼迪那里接过了注定要失败却又非投入不可的使命。他本来也曾激烈地反对美国直接卷入越战的啊!他对多丽丝诉苦说:
“我一开始就知道这一选择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陷入那场狗娘养的战争,那么我的‘伟大社会’就算完蛋了。可是,如果我不去理睬这场战争,如果让南越人输掉这场战争,那么,那些多变的公众,就会冲我而来,说我先丢掉了中国,又丢掉了越南!”
这就是说,他要保住自己的总统宝座,必须先保住南越,要保住南越必须投入战争,这并不是由于约翰逊的性格决定的,而是他的职位决定的!多丽丝终于承认了这一点,她在约翰逊的传记中写道:“约翰逊相信,如果他放手越南,公众将会说他是一个懦夫,保守党对他的攻击将猛烈到无法抵挡,他的‘伟大社会’的宏图必将成为泡影。直到他离任三年之后、寿终正寝之前,他仍然找不到别的选择。……”
多丽丝在后来她的《林登·约翰逊与美国梦》中,用同情、谅解和伤感的笔调写道:“他的决心已经死去了,精神垮掉了,他衣衫不整,睡眠很差,我们的谈话大多在清晨进行,我得早晨五时起床梳洗,一会儿他就到了,他坐上床去,把被单拉起来盖住自己,就像个生病的可怜的小孩子一样,向我讲述他所有的希望和梦想,以及他想在总统任内完成的事情。……我总觉得,他一开始就陷入了一场悲剧,注定是一个悲哀的人。……”
约翰逊作为一个悲剧人物于1973年1月告别了人世,抱憾终生。当我用他的死来结束我的《越南战争求索》时有什么预设的寓意吗?没有,仅仅是信笔而至。可是,真的没有寓意吗?如果他一开始就全力投入越战而不是逐渐增兵,结果会怎么样?如果他一开始就决心从越战中拔腿,让西贡像今天这样早日陷落,结果又会怎样?历史自然不能假设,但前后左右思考一下是不会有害的吧?读者诸君,你们是怎么想的呢?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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