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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林战争-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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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五个伟大的代表，就是我们出国部队是代表了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军队。所以纪律极严。可是，我也懂得，爱情是挡不住的，正像中国俗话说的“色胆包天”。我想到在乔干事陪我来卫生队时宣传科长对他的那种告诫式的神情、那么，乔干事送我来卫生队后到哪里去了呢？是不是去跟黎氏娟通宵幽会了呢？一句西方的谚语把我吓了一跳：“爱情是无法无天的，它可以铤而走险爬到足以摔个粉身碎骨的地方。……”那么乔文亚是陷入一场悲剧之中了？
“你认为他现在在哪里呢？”我有点明知故问。
“你不妨作个试验，乔干事不是说明天一早来接你吗？依我判断，他利用了一个时间差。在你看来，他回了支队；在支队看来，他在卫生队里陪你，其实他在哪里你也猜得出。……”
“这么说，是我为他提供了一次绝好的机会了？”
“很可能你会立刻介入这件事，无法置身事外。”
”我不懂，你以为我是爱管闲事的人吗？”
“如果明天回到支队，张科长悄悄问你：乔干事昨晚跟你在一起吗？你怎么回答？”
这的确是一件左右为难的事情。说。不好；不说，也不好。当然，我不愿意给乔文亚带来损害，可是，到底向组织上反映对他有利还是隐瞒对他有利？替他打掩护也许反而害了他，使他陷得越深毁得越惨。我想，这种两难情况也许不会出现，我说。
“第一，支队的人，根本不会向客人寻根究底；第二，也许乔丈亚压根就回到支队里去了。……”我打了个呵欠，表示应该睡了，转身上了床。……
苏军医则睡在一张备用的帆布行军床上，拉熄了灯，我们之间笼罩着一片黑暗，只有医院里特有的白色床单隐隐约约地闪着白光。我听到苏军医在不断地翻身，而后轻轻撑坐起来，我看到他的眼睛闪着亮光；他提心吊胆似的轻轻地叫了一声：
“副政委，你还没有睡吧？”
“嗯，”我哼了一声，“什么事？”
“我想跟你说说杨淑兰的事。……”他迟疑了一会儿，带着某种期待的声调说，“我们已经到了决裂的边缘了，我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
“帮助你们和好还是帮助你们决裂？”我也撑坐起来，立即想到了那位光艳动人的女护士，“该不是有了新的外遇了吧？”
“不能算是外遇，”苏军医苦笑了一声，像在自言自语地说，“我和白玉琴（护士长）的感情是纯真的，深厚的，……可是，我一想起杨淑兰就有一种受骗的感觉，一看到她前夫的那个孩子，我就反胃，我不承认我爱上白玉琴就是丑恶，就是违反道德，我不愿意再带着精神枷锁过日子了！……”
“我觉得你跟乔文亚一样，也是陷进了一场悲剧。……我也承认，杨淑兰自然没有白玉琴光彩照人。……”
“你是说我见异思迁喜新厌旧？”
“为什么不是？如果没有白玉琴，你还会跟杨淑兰闹翻吗？”
“我们闹翻在前，认识白玉琴在后。”苏军医用一种委屈的口吻抗辩说，“你最清楚我是怎样和杨淑兰结合的！”
苏长宁和杨淑兰的结命。很难说谁是谁非，虽不曲折却很独特；杨淑兰原来的丈夫是15师的一位团长、解放上海时牺牲在外白渡桥，她带着一个周岁的孩子，到警备区后勤部组织股等候分配工作，那一年她25岁，比苏长宁大3岁，苏长宁时常到她住处给孩子看病，杨淑兰像老大姐对小弟弟似地热情而又温柔地招待他，那时，25岁的杨淑兰风韵犹存，结过婚的女性自然懂得如何用含情脉脉的目光和温柔体贴的举动燃起苏长宁的渴望。结果，在一个风雨之夜，在杨淑兰的挽留下，他投入了她的怀抱。此后，他经常以给小孩看病为由和杨淑兰来往。热恋中的人沉浸在眼前的男欢女爱中，是很少想到后果的。结果，在杨淑兰怀孕之后，苏长宁才慌了手脚，……经过一段不寻常的波折，苏长宁受了警告处分而后和杨淑兰结婚。这种结合在苏长宁来说，自然带有被迫的性质，也很难说杨淑兰就没有个人打算引诱他落进爱情的陷阱而后和这个漂亮有为的年轻医生结婚。虽说他们的确有点不太相配，但最初的热恋中，除了住欲之外很难说没有真正的感情？当然这种感情比较脆弱，经不住第三者的诱惑。裂痕一旦出现，就很难弥合，除非一方作出牺牲，这就出现了一方幸福必然造成另一方痛苦的局面；这就出现了自古以来万千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伦理学家难以说清的问题。如果你说尽了爱情中的道德问题、责任问题之后，忽然冒出一句：“没有爱情的婚姻不是虚伪的吗？不是两人都痛苦吗？与其两人戴着精神重轭去拖拉着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的家庭之车，痛苦终生，还是分手的好！”你就会陷入巨大的矛盾中，性解放好不好？从一而终好不好？改变传统好还是固守传统好？人类大概试验过多种婚恋方式。似乎很难找到哪一种是绝对完美的！
我深深懂得苏长宁此时的心境，他期待着我给他以道义上的支持、思想上的庇护和实际上的帮助——去劝说杨淑兰与他解除婚约。给他与白玉琴结合的自由。……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好像杨淑兰握有这种生死大权。而我则按着“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的原则去劝说杨淑兰放生。这样会不会把杨淑兰推进痛苦的深渊之中呢？如果我站在杨淑兰一方去想，她该怎么办呢？我约略计算一下，杨淑兰已经是四十四五岁的人了，他们已经有两个孩子，不管原来的结合是否完全自愿。总是共同生活了十七八年了，对她的打击将有多犬呢？她——一个在人生道路上被丈夫抛弃的四十多岁的女人，将来怎样渡过她的后半生呢？
“你跟白玉琴的感情有多深呢？”
“爱是能用深浅来衡量的吗？”苏长宁的声调里似乎带着某种凄凉，觉得我这个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提了个愚蠢的问题。
“我们已经是山盟海誓生死与共了！”他用一种决绝的口吻继续说，“不可更改了！……我’的决心已经下定了。……”
这种不可更改是什么意思？已经同居了？我不便问，也不想问。我只是觉得他的决绝的口吻是在给自己壮胆，我深深地叹了口气，心头漾起一种沉重的潜忧，不知如何说好：
“你跟白玉琴的年龄大概要相差二十岁！”
“可是，爱情是不受年龄限制的。……”他的声调里有一种抗辩的意味，好像我从来就没有读过爱情小说。
“如果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呢？”我索性发挥一下文学创作的想象力给他听，“爱情也是因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假如十五年后，你已经是接近花甲之年，而白玉琴的风韵犹存，有一个新的白马主子打入你们的生活，白玉琴也就成了今天的你，而你也就成了今天的杨淑兰。白玉琴再来托我说情，要你放弃婚约的约束，成全他们的爱情，你将作何感想？你会不会在黄昏暮年感到孤独难耐，再去找杨淑兰重修旧好？而杨淑兰在爱情挫折的悲伤中活转回来，嫁了一个真正成为晚年伴侣的人，而你却被摈之门外，你会不会又自叹‘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那怎么可能呢？”苏军医窘困地勉强地笑笑，还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来，我想，他此时的思绪一定非常纷乱。……
“在我看来，你和乔文亚两人都陷进了一个爱情的深潭，我们有时间，完全可以推测出它的可能性，采取上、中、下三种对策。……”桌上的时钟已经指到凌晨三点，我呵欠一声说，“我们可以从长计议，不过，我提醒你考虑一下各种可能，爱情，这是人生草原上的鲜花，可是，它时常和恨连在一起，爱得越深，恨得越狠，这种第三者的介入，几乎没有不造成悲剧的，……你如果向杨淑兰提出离异的问题，最好的可能是不欢而散，一般的可能是不欢不散，最坏的可能……生活中的事例已经够多了。”
“那好，”苏长宁有气无力地说，“让我仔细想想。”
“最好也把我的提醒告诉白玉琴，让她也仔细想想。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
“可是，……”苏军医还想分辩，不是思路断了就是认为我已睡去，只说了两个字就打住了。
第四章
（一）旧话重提
乔干事按时来接我回支队部，我绝不问他昨夜住在哪里。我也已经想好，如果张科长问起乔文亚的行踪，我也只能含乎地回答我跟苏军医睡在一起，谈得很晚，乔文亚自寻地方去睡了，反正卫生队里有许多空床。……结果，见到张科长后，他什么也没有问。
为了不过分唐突，不使孙支队长为难，我请乔干事送给他一张纸条，希望他安排一个时间谈一谈援越抗法的大致经过，并对近几年的援越抗美作一个系统的介绍，以便我在采访前把握全局。同时谈谈我要去各地采访的初步计划，请他帮助。
第三天上午，就接到他派通讯员送来的复信：
黎秘书（这是我在警备区当党委秘书时的旧称）：
你如方便，我们可安排在后天上午。届时，我在宿舍恭候。
孙洪林即
孙洪林的宿舍就在指挥部的左近，在茂密的凤尾竹掩映下的一间竹屋里，竹屋前有两株枝干丰满树叶稠密异常壮观的菩提树，像两团绿云荫护着竹屋，这屋子特别夯实了半尺高的地基，上面铺了防潮湿的石灰，用木薯秸铺成门台。这种竹屋好处很多，风凉易建，在敌机狂轰滥炸时，特别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即使炸弹落在就近，它在狂烈晃动之后，仍然不会倒塌，即使倾记也不会砸伤人。……四根圆木之上高架着竹排或是木板，这就是不可搬动却很牢固的床。这间竹屋后面，是一座陡峭壁立的山崖，约有70米高，崖壁上开了两条可以开进大卡车的坑道，即使敌机临空，竹屋的主人也能在半分钟内躲避。竹屋门前站着一个卫兵。这一切都说明了支队长的“特权”和地位。
这间竹屋的正面墙上，挂着常见的毛主席和胡主席像。他们都含蓄而慈祥地微笑着注视着我们，那神情好像世上处处都是快乐的天国。另一面墙上是越南地图。地图的斜对面是室内的唯一装饰——毛主席的手书《沁园春·雪》。白底黑字，那轻盈飘洒的笔墨像片片雪花纷纷扑落，在热带雨林里显得别具风韵，使人想到漫天皆白的祖国北方，给人带来故乡的清凉。
竹制的茶几上摆着云南出的红山茶香烟、山东出产的花生米和上海出的糖果。在床头上有一书架，上面放了几十本书。孙支队长和我坐在床对面的两张藤沙发椅上兴奋地倾谈。
是乔干事陪我来的。显然，他是想代替勤务员来完成招待工作，借以旁听我们所谈的内容，以满足好奇心理，平时，他是没有机会请支队长为他介绍援越抗法、援越抗美全局的，但是孙洪林却说：
“小乔，你去忙吧，这里我们自己动手（指的是泡茶续水等等），你顺便告诉总机室，凡是我的电话，全部转给参谋长，由他全权处理。……”
看样子，他想跟我长谈而且深谈，既不要别人干扰也不想让人旁听，作为一个创作人员，最需要的就是真情的倾吐，心灵的披露。在乔文亚走后，我略带歉意地说：
“你的事情太多，不会过分打扰你吧宁”
“要看怎么说，”孙洪林在藤沙发椅上坐稳了高大的身躯，用打火机点上了一支烟，“若说忙，接到你的纸条时，我正想下部队去。若说不忙，咱们在这里谈上几天几夜也毫无问题。我一向反对事务主义，反对那种忙忙碌碌，在我这种位置，就是发号施令，运筹帷幄嘛。有些事可放手让别人去干嘛；如果现在突然来个通知，要我回国开半个月的会，我拎起皮包就走，支队的工作照常进行；如果要忙，我可以天天深入工地，指手划脚，下属十二个大队，一百多个连队，跑吧，你可以累得吐血。‘食少事繁，岂能久乎？’这是谁说诸葛亮的话来着？忘了……诸葛亮是累死的，事必躬亲。……”
孙洪林滔滔不绝侃侃而谈，胸中似有万语千言，一吐为快，我不住地点头，表示共鸣，有时也提些略有不同的想法，以刺激他的谈锋。
“凡十年来，我有很多的思考，想写一本回忆录，正好，我想借你的笔来著书立说，为我孙洪林树碑立传哩，比我自己吹自己好。……希望有朝一日，能写写今天的援越抗美和昨天的援越抗法，说不定还能使我名标青史呢！……希望你把我的观点全写上，就是受批判也在所不惜。……”
“可是，现在是保密的！”
“历史，不管将来如何评价，凡发生过的，就会永远存在，有的不能抹去，没有的不能硬加。……”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所以我这次到越南来深入生活，是为将来的创作进行积累。……既然抗美援朝能写，抗美援越也一定能写。……”
“呃，咱们有多少年没有见了？”
“那是1956年的春天，我跟随警备区首长到你们师去解决团结问题，……算来已经12年了！”
“你还记得当时的处理结论吗？”我发现他端茶杯的手微微发抖，似有块垒郁积在胸，他勉强地笑笑，“现在是旧话重提，不是清算旧账，只是探索是非，当时，你是党委秘书，你的看法可能比较客观……”
“凡事只能历史地看，站在当时看，你是错误的；让在后来看，你是对的；站在现在看你又是错的；站在未来看，你又可能是对的！……”
“很有意思，”孙洪林的眸子隐现出一种异样的神采，“谈谈你的具体想法吧，你看，现在我是向你采访了。”
“当时，你的训练方法过分超前，不容易被师长、政委接受，这已经种下了冲突的基因；你作为师参谋长硬性推行自己的训练方法，这就必然出现‘成则无功，败则有过’的结果，正好，出了大事故，桥上翻车，摔死了两个科长、一个后勤部长。政治部主任受了重伤。……”
“那次翻车，纯粹是偶然事故，这是那些思想守旧的人，那些嫉贤妒能的人挟嫌报复，借此整我就是了！1963年，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跟我的当时的训练方法不谋而合。如果当时受到重视，1963年推广的就是孙洪林教学法了。结果，……我被调离了……”孙洪林说到此处仍然愤愤不已。
“由此，也就因祸得福，”我略带感慨地说，“如果当年推广了你的教学法，今天的支队长就不会是孙洪林了，你在国外没有听说吗？罗瑞卿跳楼重伤；郭兴福杀了全家而后自杀，虽然未遂，活下来的日子肯定不会好过。你是绝对当不成五个伟大的代表的，你若超前，必须付出超前的代价，……就像天文学家哥白尼、布鲁诺和伽里略一样。……”
“但是历史总要给他们一个公正的评价，所以我对那次处理一直耿耿于怀，如鲠在喉，正好，你来了，咱们私下里敞开谈，你对那次的处理有什么看法？你认为是公正的吗？”
我不明白孙洪林为什么到现在还重提这笔旧账，是说说心里痛快？还是真像他说的借我的笔，记下这段个人恩怨和历史是非呢？
作为党委秘书，自然只是听取、记录、整理成材料上报或是存档，没有个人得失好恶和利害冲突，但看问题也未必客观准确，三年的党委秘书使我有个体验，师以上的班子闹矛盾，妥当的办法就是调离。因为高层领导大都城府很深，很难就事论事，就像一座水中冰山，表面上的问题一目了然，隐在水下的形态就很难捕捉。孙洪林提到的部队训练问题：这里边有创新守旧的观念问题；有练为战还是练为看的思想问题；有勇于改革不怕风险和得过且过混资历熬资格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怕麻烦图省力的作风问题；更深层的却是争强斗胜、互不服气、好出风头、哗众取宠、个人恩怨、互不尊重、勾心斗角、互相拆台、争权夺势、你上去还是我上去、拉帮结派……等等数不清、说不出、看不见、摸不着的问题。……凡事一牵扯到性格冲突、观念冲突、思想冲突、作风冲突、利害冲突、权力冲突、自尊心的冲突，那就是一个乱麻团，谁也别想解开，甚至越扯越乱，只好快刀斩乱麻——调离！
师一级的问题又往往波及到上层和下层的矛盾：并不是说正确的主张就没有阻力、就会得到上级的支持和下级的拥护，绝没有那么简单：你要进行高难度、高强度的训练，那有多苦多累？对于那些长于弄虚作假、耍花架子、搞形式、摆样子、喜欢安于现状过舒服日子的基层干部来说是不愿意接受的，而抵制的方法又是多种多样的。
如果想得更复杂一些：师部的科长们，各团的团长政委们，哪些是师长的人？哪些是副师长的人？哪些是政委的人？如果你参谋长的训练改革成功了，全军扬名，你会不会取师长的位置而代之？那么原来的副师长怎么办？你当了师长会重用哪些人？又会排斥哪些人？集体利益和某些人的个人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这就面临着明的暗的激烈的乃至残酷的斗争，目前国内的“文化大革命”不正是这种复杂斗争的体现吗？矛盾是永存的！
更何况，你孙洪林就没有缺点吗？你有能力、有魄力、有文化素养，敢说敢为，喜欢思考，正因为有这些优点，就带来了突出的缺点：首先是锋芒毕露，你对师长、副师长和政委是不够尊重的！每次工作会议上，你都滔滔不绝，师长政委会不会认为你是过分表现自己？
古人有言：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更何况你还有严重的缺点呢！事兴谤起，誉高毁来。这正是人生的复杂性。你的缺点，连一个远离支队部的苏长宁也看得出来，所以他建议我来找你解决采访中的难题；连乔文亚这个属于政治部范围的干事，也写纸条给我，要我找你解决他的工作安排问题。……
就是我本人也在利用你的缺点来解决我的采访问题，按说：我来越南采访的活动应该有支队政治部负责安排，由宣传科来具体负责，可是，由于政委处事谨慎，生怕他不能满足我的要求，我便借助老熟人之便，请你大力鼎助，在我，在苏军医和乔文亚看来是顺理成章。可是，在政治部主任和政委来看，你是不是越权了呢？
你对我的热诚帮助勇于负责不拘细谨在我看来是长，在宣传科长和政治部主任来看呢？你是不是不太重视军、政关系呢？
以上就是我的内心独白，我没法向孙洪林直说。同时，我也感到孙洪林除了肚里有话无处说之外，还敏感到了什么。他肯定会知道摔断腿的罗瑞卿用大箩筐抬出来换斗，在罗瑞卿推行郭兴福教学法的时候他说过什么了？回国后会不会被人翻出来？抑或是和其他被打倒的人关系密切，回国后会不会受到牵连？我怎样才能解除他的烦恼和忧虑？
“支队长，我倒觉得关于那次训练事故的处理没有什么不公。世上本来就有许多合理不合法，合法不合理的事情，就看你强调什么，从什么角度去看，许多事情注定是难分是非的，因为事物本身就含有利弊互见是非皆存的许多侧面，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把你调离进入院校深造，未必就是坏事。……”
“是啊，是啊，这就叫祸福难料。……”孙洪林苦笑了一下说，一这就是我想找你私下谈谈的原因之一，现在国内的情况怎么样？部队的情况怎么样？我们这里只是正面教育，非常闭塞，可是，红卫兵带来的消息却像翻了天。”
“可以说是变幻万端，是非难辨，谁也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不要说我讲不清，就是我讲清了，很可能是一种误导，今天像是福星高照，明天就是大祸临头。我既是观潮派又是逍遥派，因此，也就能脱身到国外来积累生活、开拓视野。……”
“你为什么能够这样？”
“第一，我不是黑线人物，也没有大毒草可挖；更主要的是我没有权位让别人可夺，两年的医院副政委和三年的党委秘书，使我深感为官之难，所以我视当官为畏途，因而也不想去夺什么人的权，所以我能从风暴和漩涡中游离出来。……至于国内的形势，很难说会向哪里发展，说句绝对的话吧，我看没有几个人能预见它的趋向，毛主席本来是想搞半年的，现在的状况，并不是他的预想。……最高指示胜过圣旨，可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硬是没有人听。……”
“他们告诉你了吧？我的儿子孙家杰去年私自入境，举着红宝书要到越南南方去打美国佬，自从前年起，已经有多起红卫兵偷越国境，我们大使馆已经遣返了好几批；这些毛头孩子简直疯了！”
“这是一种狂热！”这种话我在国内是不能说的，“你怎么把他送到高炮部队去了？”
“这是他要求去的，”孙洪林略带激动地说，“他认为施工部队不是作战，只有高炮可以直接瞄准帝国主义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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