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林战争-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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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狂热！”这种话我在国内是不能说的，“你怎么把他送到高炮部队去了？”
“这是他要求去的，”孙洪林略带激动地说，“他认为施工部队不是作战，只有高炮可以直接瞄准帝国主义开火！”
“应该承认他们的革命精神是好的！”
“他现在在62支队，保卫太原，刚去不久，就参加了战斗。他们那门炮击落了一架RF—101，立了一功。……可是，我踢他那一脚，并不后悔，”
“你踢他干什么？”
“那是他们红卫兵被大使馆遣返时，他带着另一个红卫兵跑到我这里来。大使馆也同意他留在施工部队，因为遣返了几批，也有不少教训，我儿子这一批特别坚决，要遣返他就绝食。押送时又逃跑，孙猴子天宫都敢闹，还怕你大使馆？”
孙洪林说到这里开朗地笑了，“他们逃到支队来，跟我要枪，要我支持小将们的行动，还说他们的行动方向始终是正确的！简直就像痴人说梦，好像天下帝修反像几个气球，他们几个娃娃吹几口气就啪啪爆裂，他们的确敢想敢干，好像我给他几支枪，他们就可以纵横热带丛林。……”
“天真得可爱！……”
“是啊哦只好说：你们打地上的帝国主义是绝不可能，打天上的行不行？”
“那当然也可以！”我的儿子好像在批准我的建议，“我立即给袁支队长挂了电话，他说只要我写个纸条，他们就收。……可好，我那小子高兴之余，说起他们在文革中的功绩，当我们听到他们到北京去如何批斗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时，我一脚把他踢倒在地，命令他立即滚走。……最后，支队用车送他们到太原刘舍车站。……从此，我就没有见他，他们立功，是他们高炮连的指导员写信告诉我的。……”
“这么说，我还要到太原去一趟了。……”
“如果仅仅是采访对空作战，那倒不必跑那么远。如果你想去看看我的儿子，必要性就不大了！”
“当然，我也只能顺路而去，支队长，你要知道，我有三个月的时间，可以跑很多地方。……”
“那好，咱们还是书归正传吧，有什么要求尽管说。你出题目我做文章。……”
（二）愤慨和忧虑
我把苏军医给我提出的建议，简略地说了一遍。刚刚落音，防空警报就惨烈地响起。敌机又在轰炸安沛机场和红河上的罗贯桥。警卫员进来提醒我们进坑道。
孙洪林作了个知道了的手势，继续我们的谈话，他说：
“如果听到防空警报就钻防空洞，那一天就干不了多少事情。敌人的空袭太频繁了，也就见惯不惊。……首先，我建议你修改一下采访计划，越南北方，我们有十好几个支队，你没有必要到处跑，部队施工，跟国内施工差不多，至于高炮部队，安沛地区高炮阵地随处可见，我看，你只要跑几个点就可以了。至于施工和防空作战中的功模事迹，我看也都大同小异，除了飞机是美国的。还有异国风情之外，和在国内也差不多。在朝鲜战场，我们还真刀真枪地跟美军干过；在这里，仅仅是钻防空洞和对空射击，说句实在话，你写了，我也不想看。……”
“我总要取得一点切身的感受。……”
“你参加过昌潍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也参加过解放上海，还需要更多的体验吗？战争就是那么回事，枪林弹雨、烈火硝烟、血肉横飞、冲杀搏斗。……你要采写现场很简单，支队宣传科的功模材料和事故报告，这几年积了足有一麻袋，有的已经整理过好多遍了，让乔干事给你从中选出几十份，你再拣出有用的到现场去访问一下就行了。……”
我又重申要去高平、东溪和奠边府的意愿。
“至于去高平，我看也不必要，那里跟你经过的谅山、平嘉、太原、宣光、安沛一样，都炸得面目全非了，奠边府也是一样，面目全非。你们作家非要去实地考察不可，我也理解。可是，如果我们图上作业，把地形划给你看，你也能够想象得出来。……”
“你有奠边府的当年作战地图吗？”
“我画了一个，只是不够准确，所以我托苏军医带给了黎东辉，让他帮我订正一下，这下好了，我可以委托你替我办这件事情。至于高平、东溪，没有多大必要画地图，战斗非常简单，我们根本就没有打高平，七溪是个小镇，也就是攻了两次，主要战斗是在野外打的。……这些仗，没有多少写头，真正有写头的是我们军事顾问团和越方在军事思想和军事指挥的冲突。……‘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不要光写打打闹闹的，应该写出门道来。……”
“我完全赞成你的见解，不过，不了解战役的全部过程，就很难提炼出战役的灵魂来！”
“我有一个回忆录的初稿，在黎东辉那里，你可以先去访问他，在打东溪和奠边府时，我是他那个团的军事顾问，我们中间曾有过争执，但友谊很深，他是黑旗军的后裔，是越籍华人，如果不是两国关系，我们很可能成为儿女亲家，我的儿子和他的女儿是同年……”
我本来想对此说几句近似宿命论的祝愿的话，因为孙家杰此时也正在越南北方。可是，我忽然想到乔文亚和黎氏娟的关系，就闭口不谈了。
“黎东辉这个人非常健谈，在越南军方，在亲苏还是亲华的矛盾中，他是标准的亲华派。所以，他得不到重视和信任，一直是副师长，现在是长期休养，基本上是退休。他的儿子黎文英是上尉连长，非常机智勇敢，如果你等到他回北方休整，关于南方的丛林战争，他可以给你提供权威性的情况。他是从士兵打到上尉的，受过好几次伤。……”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想到奠边府去看看。”在这种时候，我只好把苏军医的建议抖落出来，“苏长宁说你安排起来没有多大困难。……”
“如果仅仅是安排一辆嘎斯69，派一个人陪同，易如反掌，甚至我都想亲自陪你去一趟，旧地重游，自然是别有情趣。问题是此行要通过总指挥部，这也好办，主要是沿途难行，轰炸得厉害，你们是上面来的，是客人，我们很不放心，即使出个小事故，我们也担当不起，这是一；还有，到奠边府的沿途，有许多苏修的导弹基地和他们的防区，如果双方车辆相遇，往往发生互不相让互相责骂的事件。如果没有越方同志陪同从中斡旋，很可能造成斗殴或者开枪事件。不管事情性质如何，‘外交无小事’，一下子就是国际问题，牵扯到国与国的关系，说不定因为一件小事大做文章，引发大的国际事端。这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这个情况使我心灰意冷，但我解释说：
“万一碰上苏方人员，只要井水不犯河水就是了；至于沿途安全，我想，在什么地方都不能绝对保证，我们又不急于赶路，沿途特别当心就是了。”
“在这方面，由于我们许多同志没有办过外交，不知道外交方面的厉害，你说井水不犯河水，可是，对方有意寻衅怎么办？如果两车顶在一起，谁让谁？在国内，你可以退让，在这里，你退让就是受辱，就要丢失国格丧失军威。如果他说你到他的防区侦察技术情报，把你扣住，你也有口难辩。……”
“问题还这么复杂？”
“如果有越方的同志陪同，由他作为中介，就好办得多，越方在目前是最需要中、苏双方合力援助的时候，他们最不愿意发生中、苏冲突。去年，我们的几批红卫兵越境之后，举着红宝书高喊反帝必反修，被越南群众视为洪水猛兽，将他们扭送越方政府，越方只好送交我们的大使馆。我们援越部队的士兵乃至干部也受了国内‘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公开质问越方为什么不反修？这事黎东辉亲自来找我谈了一次，推心置腹，他说：‘越南不可能像中国一样提反对苏修的口号，现在我们和美帝国主义作战，主要依靠中、苏对我们的援助，我们背靠两个大国，对斗争胜利就充满信心，如果我们像中国那样，来一个越苏对抗，苏联一旦停止对我们的援助，抗美援越的重担必然压在中国一国的身上，少了个朋友就必然多个敌人，如果我们面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结果会怎么样？中国有多大力量支援我们和两个超级大国抗衡？胡志明主席曾经说过：‘苏联是老大哥，中国是老大姐，你们吵起来，我们不好办。’如果苏方也压我们，要我们反华，不反华就停止对越一切援助，那么，我们怎么办？……唇亡齿寒，如果越南陷入困境，中国就会面临两个超级大国的南北夹击。……我们是老友，所以我来向你倾吐肺腑之言。……黎东辉说完显得苍白而又忧伤。我只好用：这是少数几个红卫兵的不理智的行为来宽慰他。……其实，我也不知道国内外交部大权是在谁手里，是谁说了算？”
我也搞不清在夺权复夺权的情况下的对外政策是怎么样的，我听了之后，去奠边府的决心动摇了，一不小心搞个国际事件出来，不就麻烦了？
“对国内的政治风云变幻。”孙洪林猛吸了几口烟说，“我们只能靠上级的简单传达得知一些情况，过几天又变了。弄得我们无法向部队传达，也不敢向越南同志解释，生怕出错，弄得战士像木偶；越南老乡问我们战士：你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你家几口人？不知道；你今年多大岁数？不知道。……真正做到了一问三不知，神仙治不得！……”
我不由得哈哈大笑。孙洪林也哈哈大笑。我们的笑声里自然有一种苦涩之味。
“我为什么不让乔文亚听咱们的交谈？因为上次黎东辉来时，有几个人在旁，我就担心我的话说多了。……”
我不由想起苏军医前天晚上跟我的谈话，在他印象里，孙洪林是个敢说敢当敢为的人，所以他建议我找他安排去奠边府事宜，没想到今天的孙洪林变得谨小慎微了。但是，我也知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孙洪林的豪爽性格是不会改变的，我不提问，却用默默的期待等候他的下文。果然，他变得激愤起来：
“当时，我们支队传达的是‘文化大革命’取得重大胜利的标志是揪出叛徒、内奸、工贼、最大的走资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黎东辉得知之后大为惶惑，在他的观念里，刘少奇是仅次于毛主席的伟大革命家，是国家主席，怎么一下成了坏人了呢？我想起了1950年6月27日，毛主席、刘副主席和朱总司令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我们赴越军事顾问团时的情景，想起了他们的讲话。……”孙洪林的声音颤抖起来，表现出一种非常深沉细腻的感情，他停顿了一会儿说。
“那时，国内的战争刚刚结束，刚刚喘了一口气，顾问团的成员，我敢说没有一个不在安排自己和平时期的生活，过过跟老婆孩子在一起的日子；有的想去治治病，有的想入军校深造，还没有结婚的或是新婚的都想过一个蜜月。……”
“这是人之常情！”
“一听说出国作战，谁都感到突然，而且是到炎热无比的亚热带丛林，越南的穷苦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有的同志公开表示不愿意去。那时，我的小家杰刚刚降生，妻子正在病着，……这一点，你可以看看我的回忆，全都是内心的倾吐，因为我不想出版，也无人给我这个小小支队长出版，所以我也用不到涂脂抹粉装横自己。……那时，刘少奇是怎么说的？他说：‘在中国革命的暴风雨中，有许多外国的共产党人参加过我们的斗争，其中就有越南的同志朝鲜的同志，还有其他国家的同志，他们为中国革命流血牺牲，白求恩不就是牺牲在我国的吗？这就是国际主义精神。不要只看眼前，革命者的胸怀应该是广阔的，不能只看到自己的小家庭，不能只看到眼前的个人利益，关心人类的大悲欢。这才是共产党人的大气派1’他把我们的热情鼓舞起来了。……所以，我当着几个人的面，向黎东辉说了刘少奇的几句好话，……我想，如果我的话被某些人传到国内去，那就很糟糕。……”
说到此处，我看到孙洪林那一向坚毅过人的脸上出现了迷惘疲惫的神色，我看得出，他的明朗的心境顷刻间变得悲凄黯然了。我也理解了当他的儿子谈到如何揪斗刘少奇时，他为什么一脚把儿子端了出去。……
（三）往事漫忆
不要说是一个国家，一个党派，一个民族，一个村寨，一个家族乃至对门邻居，就是一个家庭，兄弟姐妹抽狸父母子孙之间，也是时常吵吵闹闹矛盾百出甚至闹得不可开交，何况两个国家呢？和睦的家庭因为某种变故可以闹翻，多年的世仇因为某种契机又可能变得和平相处友好往来，就像狂风暴雨过去是晴朗的天空，而风和日丽的天气忽然雷霆骤来。
当我们从凭祥出发，驱车到达友谊关时，我们在此逗留了将近一个半小时，在友谊关前摄影留念后就登上了关楼城墙，据说关右高插云霄的金鸡山上，抗法老将冯子材守关的古炮犹存，但我们已经无时间登临揽胜了。仅仅凭关墙而望，群山耸峙，莽莽苍苍，云雾绕绕。出关之后就是同登、谅山。我们仍能看到谅山附近敌机轰炸后腾起的烟尘。我们办好了出境手续后，需要候至黄昏日落，驱车出关以避敌机。
太阳已经落在西山的峰峦之上，它不愿被群峰吞噬，挣扎着发出赤红的光焰，把鲜丽的霞光洒满了西部天空，像战场上悲壮的鲜血，使我想起历代的边关战火。那是1885年的春天，广西关外军务帮办冯子材在此迎战法军2000人，将其击溃后又乘胜追击，越境至谅山，重创法军，击伤其统帅尼格里，致使好战的茹费理法国内阁倒台。……
天空越来越暗，霞云像燃烧过了的余烬，不再闪耀光辉，浩瀚的长空和汹涌的山峰模糊起来，暮雷为大地披上了一层苦涩苍凉的色彩，像一曲古代的悲歌从天洒落，使人想到渺远的历史，又想到变幻莫测的未来。我们走下关墙，准备登车出境，最后望一眼风神骏逸雄强劲健的“友谊关”，那是陈毅元帅的墨迹。它是历史变迁时代更迭的佐证。友谊关曾称鸡陵关、界首关、大南关、镇夷关、镇南关，1953年改为睦南关，1965年改为友谊关。它和广西境内的水口关、平而关合称三关。……我们登上苏制嘎斯69越野吉普车，进入异国边境，颇有踏入历史沧桑的神秘之感，某种异样的感情在我心中奔突，这是我第一次踏上燃烧的异国的土地，而且那里是我从未到过的亚热丛林。
首先到达的是被敌机轰炸成一片废墟的同登。很快又到达了谅山，此时夜色漆黑，除了黑黝黝的山影和断壁残垣中的几星灯光外，我就不知道谅山是什么样子。那时，我就想到要去看一看奠边府。
既然孙洪林都认为我去奠边府的困难很多。恐怕真要去不成了。但是，越是如此，我去考察奠边府的欲望反而强烈起来，应该想到我去那里的有利条件。那里是我们自己的高炮团而不是苏修设置导弹的区域。
奠边府的炮火曾经使世界为之撼动，当时的驻越法军司令亨利·纳瓦尔将军亲临视察了这个要塞。他在这里屯兵一万，还有五千名预备队可以随时调来支援。他非常乐观，却又慎重地提醒他的下属说：
“我们占领这个地方，越盟没有进一步抵抗。但我知道他们是一定要来的。奠边府虽然是个只有百来家东倒西歪的房屋的村庄，但它素有‘边县之位’之称，它的战略重要性，几个世纪以来就一直为兵家所共识。……我们守住奠边府，就是守住了胜利。……”
尽管这位司令官说得平淡无味。而且也没有守住他的胜利。但他向世人展示了奠边府的神秘色彩！引起人们探究的兴趣，谁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之后不想去看看滑铁卢呢？我应该到奠边府去！因为我们的军事顾问团在那里战斗过，那辉煌的战胜者的旗帜上闪耀着中华男儿的智慧和心血；更何况，现在，我们的高射炮正在守卫着奠边府的天空呢？
不管是新闻记者还是作家，亲！临其境，他就有了发言权，就不是人云亦云，就不是来自第二手、第三手的材料，他的所见所写所想就具有了某种权威性。在我来越南之前，就被告知首先到达的地点是安沛。那时，我查阅的是一本一比七百五十万的袖珍世界地图，用直线衡量，从安沛到奠边府，还不到二百公里，但实际上却遥远得多也困难得多，它要穿越义路省和山萝省，翻过许多山林和河流。
面对着目前的种种困难，我去奠边府的决心动摇了，可是，我内心的欲望之火却迅猛地升腾起来，“现在不去，更待何时？”就像到达北京不去故宫、不去长城，到达莫斯科不去红场，到达巴黎不去罗浮宫一样，那将是终生的遗憾，也许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我又想起，奠边府引起举世震撼的那些岁月。
那时，法国空军侦察机看到越盟的战壕迅猛地向法军阵地延伸，向河内指挥部报告这一情况后，纳瓦尔将军要给奠边府守军空投一批尸音控测器，奠边府守军说：“没有必要了。我们可以听见他们挖掘的声音。……”
那时，全世界报纸的头版上都充满了奠边府的消息，成为全球所瞩目的焦点。
法国《世界报》写道：“奠边府的医生们正面临着忍耐的极限，堆积如山的伤员等待着换药，浮满尸体的河水只能用孔眼极密的过滤器一点一滴地过滤，饮用水只够供给那些因干渴而昏迷的人。……”那时法国反战的《费加罗报》的大字标题是《他们完蛋了！》
在1953年1月20日就职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早些时候曾向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递交过一份备忘录，他说：“请允许我再次引用历史，我们之所以未能制止东条英机、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是因为我们没有用团结一致的及时行动。从那时开始了多年的悲剧和危险。”
这就是说，艾森豪威尔希望盟国共同来干预越南的局势了。那时，美国曾准备采取一次“兀鹰行动”，从马尼拉派出二百架轰炸机摧毁越盟的阵地以营救法国守军，保住自由世界在东南亚的桥头堡。……
后来，还有消息表明，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制订了一项计划：准备用三颗小型原子弹，毁灭越盟阵地。又有消息表明：这项轰炸计划被当时的国会领导人——尤其是林登·约翰逊制止了。一向对共产主义恨之入骨的丘吉尔也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是极端危险的”。但是，正是这个制止“兀鹰行动”的林登·约翰逊现在却在越战的泥潭里越陷越深。他是不是也会想到驻越美军将来也会有个“奠边府”呢？
此时，中国人民的援越抗法和援越抗美，在我盯视着“奠边府”三个字时，便溶为一体了，当年曾在高平、七溪、奠边府战斗过的孙洪林支队长的感触应当更为深刻吧？我决心争取在他的帮助下，即使涉艰历险，也要去拜访“奠边府”这位中越并肩战斗的历史见证人！
第五章
（一）历史之魂
晚上，我一见孙洪林，就再次表达了想去奠边府的愿望。
“如果非去不可。”孙洪林郑重地说，“我想，总是有办法的，不过，我还是希望你先去找黎东辉，你们也是本家嘛。”然后又用半开玩笑的口吻说，“你到底是真黎还是假黎？”
这的确是个很有趣的问题，在国内，尤其是北方，姓黎的很少，而化名姓黎的又挺多，凡是同姓的见面必须寻根究底到底谁是真黎。
我说我是真黎，孙洪林笑笑说：“黎东辉肯定也是真黎，刚才你说应把中国人民援越抗法援越抗美联系在一起，那你就应该从刘永福和冯子材抗法写起。……你去访问他，可以把更深远的历史反映出来。……”
“我听苏军医说，你的回忆录已经写好了。
“离完成还相去甚远，关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我写了大约有五万字的草稿，都放在国内，关于援越抗法我只写了个提纲，还画了个草图，都在黎东辉那里。所以，我可以跟你长谈，至于援越抗美，我只能留到回国后再说。历史，越往后看得越清楚，现在国内那个样子，我看，连我写的抗战部分和解放战争部分都成问题，当时的领导差不多都打倒了，历史都要重写。
孙洪林凄苦地叹了口气，吸了几口烟，他的思绪好像也在吐出的烟雾之中，我不想提醒他也不想打扰他，任凭他的思绪随意飞翔，他好像从回忆的漩流中飘浮上来，说得非常随意：
“这几年，我在这个竹棚里读了很多书。”他指了指小书架，“我看了《东周列国志》，看了《战国策》，还看了英国军事历史学家富勒写的《西洋世界军事史》。……”
我走近他的书架，意外地发现还有一部《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和王伯祥选注的《史记选》。我告诉他，这些书。在国内已经当作四旧和封资修给扫掉了。
“那部‘格兰特船长’是乔干事借给我的，”孙洪林说，“有时我也需要消遣消遣。我不懂文学创作，可是，我希望你这次来越南，不只是写些好人好事，要写得大一点，高一点，要讲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不要光写革命性和优良品格，还是写点智慧，还要有点哲理。……如果你只写些‘铁锤响叮当，汗水湿衣裳’，我早向你声明过，我是不想看的！”
我不由地笑了，反问道：“你说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指什么？能谈得具体一点吗？……”
“当然可以，就说冯子材抗法取得谅山大捷之后，清政府与法国签订了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