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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瓦戈医生-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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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她的是亲近的人，同她一样悲痛的杜多罗夫和戈尔东。父亲马克尔在一条长凳上靠着她坐下，轻声啼泣，大声摄鼻涕。她的母亲和姐妹也哭着到她这里来过。
有两个人，一男一女，同所有吊丧的人迥然不同。他们没有强调自己同死者的关系比上述的人亲近。他们不想同马林娜、她的女儿们和死者的朋友竞争悲痛，把悲痛的优先权让给他们。这两个人没有任何过分的要求，但却有自己的、特殊的哀痛死者的权利。他们不知何故都具有无法理喻的无声的权利，没有任何人触犯他们的权利，或对他们的权利提出异议。看来正是这两个人一开始便在操办丧事，他们手心静气地办理各种事，仿佛办理这种事给他们带来某种乐趣。他们的崇高精神境界引起大家的注意，大家对他们产生一种奇异的印象。仿佛这两个人不仅同殡葬事宜有关，而且还同这次死亡有关，但又并非医生死亡的肇事者或间接的原因。他们仿佛是事情发生后答应承办丧事的人，安心料理丧事。认识他们的人不多，有的人猜到他们是谁，但大部分人对他们一无所知。
但当那位长着一双既表示好奇又引起旁人好奇的吉尔吉斯人的细眼睛的男人，和这位并未精心打扮便很漂亮的女人走进安放着棺材的屋子时，所有坐着、站着或走动的人，包括马林娜在内，都顺从地让出地方，仿佛他们之间有过默契似的，，躲在一旁，从沿墙的一排椅子和凳子上站起来，互相拥挤着从房间里走进走廊和前厅，只有这位男人和这位女人留在掩上的门后面，仿佛两个鉴定人，在无人打扰的安静的环境中，被请来完成同殡葬直接有关的事，并且是极为紧要的事、现在的情形正是如此。只有他们两人留下来，坐在两把靠墙的凳子上，谈起正事来：
“办得怎么样了，叶夫格拉夫·安德烈耶维奇？”
“今天下午火葬。半小时后医务工作者工会派人来拉遗体，运到工会俱乐部。四点钟举行追悼会。没有一份证件合用。劳动手册过时了，旧的工会会员证没换过，几年没缴纳会费。这些事都得办。所以拖延了半天。在把他抬出之前——顺便说一句，抬他的人马上就要到了——还得做些准备，我遵照您的请求，把您一个人留在这儿。再见。您听见了吗？电话铃响了。我出去一下。”
叶夫格拉夫走进走廊。走廊里挤满医生陌生的同事、中学的同学、医院的低级职员和书店的店员，还有马林娜和孩子们。她搂着两个孩子，用技在肩上的大衣襟裹着她们（那天很冷，冷风从大门口吹进来），坐在凳子边上等待房门什么时候再打开，就像探监的女人，等待守卫把她放进探监室。走廊里光线很暗，装不下所有吊丧的人，打开了通楼梯的门。很多人站在前厅和楼道上抽烟，不时走来走去。其余的人站在楼梯下面的台阶上，越靠近大街，说话的声音越大，越随便。在一片压低声音的低语中，叶夫格拉夫费劲地听电话里的声音，尽量把声音压低到符合吊丧的气氛，用一只手遮住听筒，在电话里回答对方的问题，大概是有关安葬的程序和医生死亡情况的问题。他又回到房间，同那个女人继续谈下去。
“火化之后请别离开，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我对您有个过分的请求。我不知道您下榻在什么地方。告诉我在什么地方能找到您。我想在最近，明天或者后天，便着手整理哥哥的手稿。我需要您的帮助。您知道那么多他的事，大概比所有的人知道得都多。您刚才顺便提到，您刚从伊尔库茨克到这儿，并不准备在莫斯科久留，您上这儿来是出于别的原因，偶尔来的，并不知道哥哥死前的几个月住在这里，更不知道这里出了什么事儿。您说的有些话我不明白，但我并不要求您解释，可您别离开，我不知道您的住宅在哪儿。最好在整理他的手稿的几天里，我们呆在一间房间里，或两间房间里，但不要隔得太远。这能办到。我认识房管会的人。”
“您说有些话您没听明白。这有什么不好明白的。我来到莫斯科，寄存了行李，信步沿着莫斯科大街走去，有一半都不认识了——忘了。走啊，走啊，走下库兹涅茨基桥，进了库兹涅茨基胡同，突然见到熟得不能再熟的卡梅尔格斯基街上那所任务被枪毙的安季波夫，我死去的丈夫，当大学生的时候租的房间，正是我们现在坐在里面的这个房间。我想，进去看看吧，也许旧主人侥幸还活着呢。至于他们早不在了，这儿的一切都变了样，我是以后才知道的，是第二天和今天，慢慢打听出来的。您不是也在场吗，我何必还说呢？我仿佛被雷打了一样，朝街的门敞着，屋里有人，还有口棺材，棺材里躺着死人。死的人是谁呢？我进了门，走到跟前，我想我真发疯了，在做梦吧，可这一切您都看见了。我说得不对吗，我何必还要给您讲呢？”
“等等，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我打断您一下。我已经对您说过，我和哥哥没料到这间屋子有这么多不寻常的往事。比如，安季波夫在这儿住过。可您刚才无意中说出的一句话更让我惊讶。我马上就告诉您为什么惊讶，对不起。说到安季波夫，他在革命战争时期姓斯特列利尼科夫，有一个时期，内战初期吧，我经常听到他的名字，听过不知多少遍，几乎每天都能听见，还见过他一两次面，没料到由于家庭原因他竟会同我关系如此密切。可是，请您原谅，也许我听差了，我觉得您好像说，也许您无意中说错了——‘被枪毙的安季波夫’。难道您不知道他是自杀的吗？”
“有过这种说法，可我不相信。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决不会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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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绝对可靠。安季波夫自杀的房子，听哥哥说，就是您去海参象前住的那座房子。就发生在您带着女儿离开后的两三天。哥哥替他收了尸，把他埋葬了。难道这些消息没传到您那里？”
“没有。我听到的是另外的消息。这么说他自杀是真的了？很多人都这么说，可我不相信。就在那座房子里？决不可能！您告诉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对不起，您是否知道他同日瓦戈见过面？说过话？”
“据哥哥说，他们有过一次长谈。”
“难道真有这回事？谢天谢地。这样更好（安季波娃慢慢地画了个十字）。这种巧合太妙了，简直是天意！您允许我以后再向您详细打听所有的细节吗？每个细节对我都非常珍贵。可我现在没有力气问。我说得不对吗？我太激动了。让我沉默一会儿，歇一下，集中集中思想。我说得不对吗？”
“嗅。当然对。请便吧。”
“我说得不对吗？”
“自然啦。”
“唉，我差点忘了。您让我火化后不要离开。好。我答应您。我不离开。我同您回到这幢房子里，留下来，您让我住哪儿我就住哪儿，让我呆多久我就呆多久。咱们一起整理尤罗奇卡的手稿。我帮助您。我也许真会对您有些用处。这对我将是莫大的快乐！我的每一滴血液、每一根血管都能辨认出他的笔迹。然后我还有事求您，需要您的帮助，我说得不对吗？您好像是法学家，不管怎么说吧，您对现存的秩序，先前的和今天的，非常熟悉。此外，知道到哪个机关去打听哪一类的事，这可太重要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说清楚，我说得不对吗？我有一件极为可怕的、非常令人烦心的事要找您商量。我指的是一个孩子。可这从火化场回来后再说吧。我一生都在寻找什么人，我说得不对吗？告诉我，如果在某种假想的情况下必须寻找一个儿童的下落，一个交给别人抚养的孩子的下落，有没有一份现存保育院的总档案，全苏联的档案？全国是否有流浪儿童的统计数字或记录？我央求您现在别回答我的问题。以后再说。嗅，太可怕了，生活是一件可怕的事，我说得不对吗？我不知道我女儿来了以后怎么办，但我暂时可以住在这所房子里。卡秋莎展现出卓越的才能，一部分是戏剧才能，另一部分是音乐才能。她能够巧妙地摹仿所有的人，表演自己编的整场戏，此外，凭听觉便能唱歌剧中的大段唱词，真是了不起的孩子，我说得不对吗？我想让她上戏剧学院或音乐学院的预备班，初级班，看哪儿录取她，再把她安顿在寄宿学校里。我就是为办这件事而来的，首先一个人把事情办好，然后再回去接她。难道能把所有的事一下子讲清，我说得不对吗？但这以后再说吧。现在让心情平静下来，沉默一会儿，集中思想，设法驱逐掉心中的恐惧。此外，我们让尤拉的亲人在走廊里呆的时间太长了。我觉得已经敲过两次门了。而那边乱哄哄的。大概殡仪馆的人来了。我坐在这儿思考的时候，您把门打开，放他们进来。到时候了，我说得不对吗？等一下，等一下。棺材底下得放一把小凳子，不然够不着尤罗奇卡。我跟起脚试过，很费劲。而马林娜·马尔克洛夫娜和孩子们需要垫把椅子。此外，这也是礼仪所要求的。‘请给我最后的一吻。’嗅，我受不了啦，受木了啦。多痛心啊。我说得不对吗？”
“我马上让大家进来，但要先把这件事办好。您说了这么多难以理解的话，提出了这么多问题，看来这些问题一直在折磨您，可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我只希望您明白一点。我愿意竭尽全力帮助您解决让您操心的事。请您记住我的话：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绝望。希望和行动便是我们在不幸中的义务。没有行动的绝望是对义务的遗忘和违犯。我现在让吊丧的人进来。垫凳子的事您说得对。我找一把垫上。”
但安率波娃已经不听他说话了。她没听见叶夫格拉夫·日瓦戈打开房间的门，没听见走廊里的人群拥进屋里，没听见他同殡仪馆的负责人和主要送葬的人如何交涉，也没听见人们走动的脚步声、马林娜的哭嚎声、男人的咳嗽声和女人的啜泣和叫喊户O
回旋在屋里的单调说话声使她感到头晕。她尽量挺住，不让自己晕倒。她的心决要碎了，头疼得要命。她垂下头，陷入推测、回忆和反省中，仿佛堕入深渊、降到自己不幸的最底层。她想道：
“再没有一个人了。一个死了。另一个自杀了。只有那个应该杀死的人还活着。她曾想把那个人杀死，但没打中，那是个她所不需要的卑鄙小人，是他把她的一生变成她自己莫名其妙的一连串的罪行。而那个平庸的怪物正在只有集邮者才知道的亚洲的神话般的偏僻小巷逃窜，而她所需要的亲近的人却一个也不在了。
“啊，那是在圣诞节那天，在决定向那个庸俗而可怕的怪物开枪之前，在黑暗中同还是孩子的帕沙在这间屋里谈过话，而现在大家正在吊唁的尤拉那时还没在她的生活中出现呢。”
于是她尽量回忆，想回想起圣诞节那天同帕沙的谈话，但除了窗台上的那支蜡烛，还有它周围玻璃上烤化了的一圈霜花外，什么也回想不起来。
她怎么能想到，躺在桌子上的死者驱车从街上经过时曾看见这个窗孔，注意到窗台上的蜡烛？从他在外面看到这烛光的时候起——“桌上点着蜡烛，点着蜡烛”——便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
她的思想紊乱了。她想道：“不管怎么说，不举行安魂弥撒太遗憾了！出殡多么庄严，多么隆重！大多数死者不配举行这种仪式！可尤罗奇卡是当之无愧的！他值得举行任何仪式，他足以证明”下葬时痛哭的阿利路亚那首歌“是完全正确的。
于是她感到心里涌起一股骄傲的松决的感觉，就像她每当想起尤里或者同他一起度过短暂的时光时一样。他总那样轻松自然，无牵无挂，现在这种精神也笼罩了她。她不慌不忙地从板凳上站起来。她身上发生了一种无法完全理解的变化。她想借助他的力量，哪怕时间短暂，也要从囚禁中挣脱出来，从痛苦的泥潭中爬到新鲜的空气中，像先前一样体验解脱的幸福。她所梦想的同他告别的幸福正是这种幸福，有机会和权利，毫无阻碍地痛哭一场的幸福。她怀着强烈的感情急忙环顾了一下屋里的人，但充满泪水的眼睛仿佛被眼科医生上了刺激眼的眼药水，什么也看不见，于是人们开始移动，提鼻涕，闪到一旁，走出房间，最后把她一个人留在半俺着门的房间里。而她迅速画了个十字，走到安放在桌子上的棺材跟前，踏上叶夫格拉夫搬来的凳子，慢慢地向尸体画了三个大十字，并用嘴唇去吻死者冰冷的前额和两只手。她不理会变冷的前额仿佛缩小了，手掌仿佛握成拳头，她做到了不去注意这些变化。她呆住了，好一会儿不说话，不思想，不哭泣，用整个身体，用头、胸、灵魂和像灵魂一样巨大的双手匍匐在棺材中，匍匐在鲜花和尸体上。
压下去的哭声使她浑身颤抖。她尽量憋住眼泪，但突然控制不住，眼泪夺眶而出，流到腮上，洒在衣服和手上，洒在她紧贴着的棺材上。
她什么也不说，不想。一连串的思想、共同熟悉的人和事，不由自主地在她胸中翻腾，从她身旁掠过，仿佛天上的浮云或往昔他们的夜间谈话。这些都曾经出现过，并带给他们幸福和解脱。一种自发的、相互唤起的热烈的知识。本能的，直接的知识。
她心中曾充满这种知识，而现在则是关于死亡的模糊的知识，对死亡的心理准备，面对着死亡而毫不惊慌失措。仿佛她在世上已经活了二十次，失掉尤里·日瓦戈不知多少次了，在这一点上心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她在棺材旁边所感受的和所做的都恰到好处，极为合适。
嗅，多么美妙的爱情，自由的、从未有过的、同任何东西都不相似的爱情！他们像别人低声歌唱那样思想。
他们彼此相爱并非出于必然，也不像通常虚假地描写的那样，“被清欲所灼伤”。他们彼此相爱是因为周围的一切都渴望他们相爱：脚下的大地，头上的青天，云彩和树木。他们的爱情比起他们本身来也许更让周围的一切中意：街上的陌生人，休想地上的旷野，他们居住并相会的房屋。
啊，这就是使他们亲近并结合在一起的主要原因。即便在他们最壮丽、最忘我的幸福时刻，最崇高又最扣人心弦的一切也从未背弃他们：享受共同塑造的世界，他们自身属于整幅图画的感觉，属于全部景象的美，属于整个宇宙的感觉。
他们呼吸的只是这种共同性。因此，把人看得高于自然界、对人的时髦的娇惯和崇拜从未吸引过他们。变为政策的虚假的社会性原理在他们看来不过是可怜的家乡土产而已，因此他们无法理解。
她现在开始不拘礼节地用生动的日常话向他告别。这些话打破现实的框子，没有意义，就像合唱和悲剧独白一样，就像诗的语言、音乐和其他空洞的话一样，没有意义，只表达出一种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为她勉强说出的没有意义的话语辩解的是她的眼泪。她的那些普通的沉痛的话淹没在泪水中，在泪水中浮游。
仿佛正是这些被眼泪浸湿的话同她温柔而飞快的低语融合在一起，就像轻风伴着被暖雨吹打得光滑潮湿的树叶发出一片沙沙声。
“我们又在一起了，尤罗奇卡。上帝再次让我们重逢。你想想，多么可怕呀！嗅，我受不了！上帝啊！我放声痛哭！你想想啊！这又是我们的风格，我们的方式了。你的离开，我的结束。又有某种巨大的、无法取代的东西。生命的谜，死亡的谜，天才的勉力，质朴的魅力，这大概只有我们俩才懂。而像重新剪裁地球那样卑微的世界争吵，对不起，算了吧，同我们毫不相干。
“永别了，我亲爱的知心人；永别了，我的骄傲；永别了，我的湍急的小河；我多么爱你那日夜不息的拍溅声，我多么想投入你那寒冷的波浪中。
“还记得我那时在那里，在雪地上同你告别的情景吗？你骗得我好苦啊！没有你我会走吗？嗅，我知道，我知道你是昧心这样干的，为了我假想的幸福。但那时一切便都完了。上帝啊，我尝尽了苦难，受尽了折磨！可你还什么都不知道呢。嗅，我干了什么，尤拉，我干了什么！我罪孽深重，你一点都不知道。但并不是我的过错。我那时在医院里躺了三个月，其中一个月昏迷不醒。从那时起我过的是什么日子啊，尤拉。悔恨和痛苦使我的灵魂没有一天安宁。可我还没告诉你最重要的事。但我不能说出这件事来，没有这种力量。每当我想到生命当中的这个地方，都要吓得头发直竖。你知道，我都不敢保证我的神经完全正常。可你知道，我不像很多人那样喝酒，我没走上那条路，因为女人一酗酒便完蛋了，这是不可思议的，我说得木对吗？”
她还说了些别的，接着放声大哭，痛不欲生。她突然惊讶地抬起了头，向四外打量了一下。屋里早有人了，担忧，走动。她从凳子上下来，摇摇晃晃地离开棺材，用手掌抹眼睛，仿佛想挤出没哭干净的眼泪，把眼泪甩在地板上。
男人们走到棺材跟前，用三块木板把棺材抬起来。出殡开始了。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在卡梅尔格尔斯基街上的房子里住了几天。她同叶夫格拉夫·安德烈耶维奇谈过的整理文稿的事，在她的参与下，已经开始，但没整理完。她曾经请求同叶夫格拉夫·安德烈耶维奇谈一件事，这件事谈过了。他从她那儿知道了一件重要的事。
一天，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从家里出去没再回来。看来那几天她在街上被捕了。她已被人遗忘，成为后来下落不明的人的名单上的一个无姓名的号码，死在北方数不清的普通集中营或女子集中营中的某一个里，或者不知去向。
尾声
一九四三年夏天，红军突破库尔斯克包围圈并解放奥廖尔后，不久前晋升为少尉的戈尔东和杜多罗夫少校分头回到他们所属的同一部队。一个从莫斯科出差回来，另一个在那儿度完三天假归队。
他们在归途中不期而遇，一同在切尔尼小镇过夜。这座小镇像“沙漠地带”的大多数居民居住的城镇一样，尽管惨遭破坏，但尚未完全毁灭；敌人撤退时曾打算把它们从地球上抹掉。
在城内一块块烧焦的残砖碎瓦中，他们找到一个完好无损的干草棚，两人便在那里过夜。
他们睡不着觉，整整谈了一夜。凌晨三点，社多罗夫刚刚打脑儿，便被戈尔东吵醒。他笨手笨脚地钻进柔软的干草里翻腾，像在水里扑腾一样，把几件衣服打成一捆，又笨手笨脚地从干草堆顶上爬下来，来到门口。
“你穿好衣服上哪儿？还早着呢。”
“我上河边去一趟。想洗几件衣服。”
“你真疯了。晚上到达部队后，洗衣员塔尼妞会替你洗的。你着什么急呀。”
“我不想拖了。汗都浸透了，穿得太脏了。上午太阳毒，涮一涮，把水拧干，在太阳底下一晒就干。洗个澡，换上干净衣裳。”
“可总不大雅观吧。你好歹是军官，我说得对吧？”
“天还早，周围的人都在睡觉。我找个树丛躲在后面。谁也看不见。你别说话了，睡吧，要不然困劲就过去了。”
“不说话我也睡不着了。我跟你一块去。”
他们经过～堆堆石头废墟向小河走去。白石头已经被初升的太阳晒热了。在先前的街道当中，人们躺在地上睡觉、打鼾，被太阳晒得满脸通红，浑身流汗。他们大多数是当地没地方住的老人、妇女和孩子，还有追赶自己部队的掉队的红军战士。戈尔东和杜多罗夫小心地看着脚下，从睡觉的人当中穿过，生怕踩着他们。
“说话声音低点，别把城里人吵醒，不然我就洗不成衣服了。”
他们低声地继续夜晚的谈话。
“这是条什么河？”
“我不知道。没打听过。大概是祖沙河。”
“这不是祖沙河。而是另一条什么河。”
“可一切都发生在祖沙河上。我说的是赫里斯京娜牺牲的事。”
“不错，但是在河的另外的地方。靠下游。听说教堂已经把她奉为圣女。”
“那里有座叫‘马厩’的石建筑物。确实是国营农场的养马场，现在这个普通名词成为历史名词了。旧式建筑，墙很厚。德国人又加固了，使它成为无法攻陷的堡垒。从那儿很容易射击整个地区，阻止住我们的进攻。非拿下马厩不可。赫里斯京娜凭着勇敢和机智，神出鬼没地潜入德国人的防线，把马厩炸掉，但被敌人活捉后绞死了。”
“为什么叫赫里斯京娜·奥尔列佐娃，而不姓杜多罗娃呢？”
“我们还没结婚。一九四一年夏天我们互相发誓，战争不结束决不结婚。这之后我便随部队到处转战。我们那个部队不停地调来调去。在调动过程中我同她失去了联系。此后我再没见过她。关于她的英雄事迹和牺牲情形，我同大家知道得一样多，都是从报纸、从团队命令里看到的。听说这儿要为她建立一座纪念碑。还听说日瓦戈将军，死去的尤拉的弟弟，正在这一带视察，搜集她的材料。”
“对不起，我不该跟你提起她。这对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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