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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的鬼子兵-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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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个留日学生的札记）
作者：方军
内容简介：
《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的作者方军，其父辈都是抗日战士，曾任抗日区长的叔父，就是被日军抓住后用刺刀扎死的。在日酋冈村宁次实行杀光、烧光、抢光“三光”政策期间，他的家乡变成了“无人区”。作者对日本侵略者怀有刻骨仇恨，利用在日本留学的机会，有意接触到一些还活着的侵华日本兵，根据他们所述亲身经历和提供的材料，写成一部纪实作品，既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更有警惕来者的教育作用。
正文
为《我认识的鬼子兵》作序
吕正操
《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的作者方军，其父辈都是抗日战士，曾任抗日区长的叔父，就是被日军抓住后用刺刀扎死的。在日酋冈村宁次实行杀光、烧光、抢光“三光”政策期间，他的家乡变成了“无人区”。作者对日本侵略者怀有刻骨仇恨，利用在日本留学的机会，有意接触到一些还活着的侵华日本兵，根据他们所述亲身经历和提供的材料，写成一部纪实作品，既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更有警惕来者的教育作用。
作为一名出生在东北的抗日老战士，我对侵华日军的残暴罪行，以及中国人民不堪忍受日军侵略的英勇顽强的反抗精神，更是有着切身的体验。在我的少年时代，曾经目睹和经历了日本侵略者对家乡人民的压榨与杀害。乡亲们常常挨日本人的打骂，我的祖父、伯父都被日本人砍伤过。我的老师过铁路人行横道，被日本人用战刀砍得头破血流。门前小河涨水，水深行人难以过往，日本人却不许中国人过桥。有个乡亲从桥上走过，碰到日本人，一刺刀挑死就推到了河里。我恨透了日本人，总想长大当兵打日本，报仇雪恨。正是怀着这样一个目的，17岁那年我参加了东北军。
“七七”事变，中国全面抗战爆发。我遵照中共北方局的指示，率部留在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7年10月11日，在河北蒿城梅花镇与敌发生激烈战斗。我军凭借梅花镇坚固的城墙，重创骄横大意的日军，致使敌人伤亡七八百名，我军阵亡一名连长、一名班长和20余名战士，受伤40多名。这是敌人在河北遭受的首次沉重打击，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这也使当地人民看到，日本侵略者是可以打败的，中国军队也是能打的，从而大长了中国人民抗日的志气，灭了侵略者的威风。但是敌人对梅花镇的群众，却进行了惨绝人寰的报复。我部撤离梅花镇时，曾特意掩护群众撤出，但人们这时还不曾了解敌人的残暴，大部分居民没动，只有一部分群众和给我部抬担架的人，随着部队撤出来。敌人在梅花镇连续烧杀4天4夜。梅花镇共有550户人家，2500人，被敌人杀死1547人，有46户被杀绝。烧毁房屋、店铺660余间。另外，还有到梅花镇来的外地人，打短工的、做小买卖的、讨饭的等等，也被杀死400多人。敌人疯狂报复制造的血腥惨案，燃起了梅花镇人民熊熊的抗日烈火。不久，这一带便组织起一支抗日的武装。梅花镇未遭敌人残杀幸存的青年，纷纷走上抗日前线。他们怀着民族的深仇大恨，在抗日战场上英勇杀敌，有的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全中国都是这样。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强烈地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义愤和视死如归的抗日决心，并且升华为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掀起了不可阻挡的抗日洪流。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战场，不仅有八路军、新四军的浴血战斗，更有男女老幼群众的广泛发动，献计献策，发明创造，和侵略者进行殊死斗争。抗日高于一切，抗日需要什么，群众就献出什么，生死都已置之度外。
侵华日军在中国大肆进行屠杀，这是日本长期进行武士道教育的必然后果。大多数日本人民也是被迫接受这种教育的，他们同是战争的受害者。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要由上层军国主义分子负责。直到现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阴魂还未散尽，叫喊“中国威胁论”，这是贼心不死，倒打一耙，为其军国主义招魂。这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高度警惕和愤懑。中国现在不称霸，永远也不会称霸。中国人民受尽百多年被侵略的苦难，不会也不可能去给别人制造战争创伤。中国有句古话：“得民者昌，失民者亡。”中国人民不会去侵略别人，但当别人侵略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把自己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和侵略者进行前仆后继的斗争，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历史证明，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具有这种优良传统。
1997年10月15日书前要说的话
我是中国陆军的退役军人，自以为多年的军人生涯已使我的心肠变得如铁石般坚硬。但当我步入日本社会，采访仍然活着的日本军队老兵，听他们回忆在侵华战争中犯下的罪行，讲述中国同胞在战争中受到的苦难以及抗日将士壮烈殉国的情形时，常常悲愤得放声大哭，情不能禁。就在东京的大街上，在无数日本人困惑的目光中……
我想采访侵华日军也不是偶然的。我是老八路的后代，亲人告诉我，我故乡河北省满城县方顺桥村，在日寇侵华期间多次被烧成一片片火海。1942年，日本鬼子对冀中平原大扫荡时，我的故乡方圆数百里竟成了“无人区”。
我叔父是共产党区长，被日本鬼子抓住后宁死不屈。日寇当着全村父老乡亲的面逼问他：“投降不？”叔父怒视鬼子，摇摇头。日本鬼子兵照着他的胸膛就是一刺刀。全村的乡亲们不忍看叔父死亡前最后的抽搐，都悲愤地低下头去。这一事件被乡亲们刻在村头石碑上，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剥蚀，字迹依然清晰。
“日本鬼子是一伙什么样的人？我能否有机会面对面地采访他们？”我常这样想。1991年初春，我以留学生的身份乘中国民航客机降落在日本东京成田国际机场。机会来了，我想。
我在日本留学6年，从未回过国，主要靠在饭店送外卖的工作挣钱交学费。送外卖使我有机会走进成百上千个日本人的家庭，接触到各行各业各种类型的人物，其中就包括原侵华鬼子兵。目前大约还有30—40万侵华日军老兵活在世上。他们大都老态龙钟，疾病缠身，行将就木。趁他们还活着的时候，抢救出他们侵华时的日记、照片等物证，了解他们对那场战争的看法和今日的心态，就成为我在日本留学期间的重要任务。
我先后采访的十几个原侵华鬼子兵，在我回国前已有4人去世。如果我不去和他们交谈的话，许多罪恶和经过半个多世纪沉淀的深刻反思，将会随着他们离世而永远埋进坟墓。他们中有人曾向我阐述：侵华战争是不能篡改的史实，战争使人变成鬼，发动战争的人才是罪魁祸首；侵华战争从害人开始，以害己告终；我们的青春时代是罪恶的时代……但也有人声称：我们在南京没杀那么多人，中国人不抵抗，我们不会杀人……
请读者原谅，我在书中展示了日本军国主义那么多的丑恶、秽行和血腥，让亲爱的同胞们污目，令他们难过得不忍卒读。我重提那段历史，只是为了让人们永远记住它，永远避免它；只是为了警示后人，勿忘国耻。
我祈愿在今后的世纪里，在我们祖国锦绣山河之上，永不出现类似的噩梦。
一、人肉馅饺子
这个题目本来我是准备放在后面写的。谁知身在北京的父亲、姐姐看了我的写作提纲，都非常吃惊。父亲打国际长途电话跟我说：“日本人在东北的731部队用人体作实验，把马血注射到人身子里，把毒品放在炸药里，放在咱中国人身边引爆，这些事确实有过。但鬼子兵再坏也没听说过他们吃人肉。纪实作品要真实，一是一、二是二，千万不能有什么虚构。”父亲是少见多怪。日寇在青岛对中国婴儿挖眼、剖腹，他们的肝脏大部分被日本军官吃掉，这有照片为证。河北省阜平县罗峪村妇救会主任刘耀梅被日军抓去后，坚贞不屈，惨遭杀害。日军割下她大腿上的肉，剁碎了包饺子吃。这也有当时拍下的照片作证明。这促使我把“人肉馅饺子”这一章先写出来，写完把草稿寄给父亲他们，让他们过目。
写“人肉馅饺子”这一章的立意，是从给侵华日军老鬼子包饺子而引发的，而我又是怎么认识老鬼子山下的呢？
我6年前去日本时，遇上一位非常和善的老头儿当保人，他又介绍我认识了一群老太太。于是我就去那帮老太太办的工厂里打工。
那帮老太太开了一家食品公司，每天供应周围5家工厂和两所大学的午饭。她们才20来人，要赶做出这么多盒饭，多忙、多累自不必说，连我这个小伙子都累得腰酸腿痛，眼前直冒小金龙。金龙舞动之时，屈指一算，以一盒饭一分利为计算单位，吃了一惊！这伙老太太喝棒子面粥——发了。
正是这帮老太太给我介绍了他。
有一天，平田老太太找我，说给你介绍个老人，他家离咱公司不远，请你去给他包饺子。包饺子也算打工，他会付你工资。到日本人家去包饺子？有意思。
那是个80多岁的老头子，姓山下，住在离我们公司不远的地方。平田老太太开车把我送到他家，老头子早在门口等候了。平田老太太告诉我，山下从来不到门口迎客。你是第一个受这种礼遇的人，应该算贵客。山下老头儿个不高，较胖，目光威严，看来身体还好。我们见面的第一句话，他用中文说“你好”，又用日文告诉我：“有30多年没见过中国人了，请进。”
走进这座从外面看来挺一般的日式住宅，大吃一惊，里面一片富丽堂皇。客厅的桌子上堆着水果，老头子说：“吃！吃！”
我一边吃一边说：“您让我来是包饺子吧？面、油、菜、葱、姜、糖、味精，我都带来了。您有擀面杖吗？”
老头说：“擀面杖？日本人不常吃面，怎么能有那东西。”
我说：“你有和面的盆吗？”
他说：“是不是北京的瓦盆？没有。随便什么盆都可以吗？”
我说：“什么盆都可以。没有擀面杖也不要紧，有酒瓶子就成。我在中国铁道兵时包饺子就用酒瓶子。不过那盆嘛，早晨洗脸，晚上洗脚，没有锅时，它就是锅，用来煮白菜。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冬天，白菜就是佳肴。当然那盆还用来和面，包饺子。您去过戈壁滩吗？”
老头子一听笑了。他说：“我在中国抚顺看过中国报纸，知道中国军队中有个铁道兵兵种。它建于1947年，司令叫吕正操。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他是政府军53军691团团长，是坚决抗日的军官。1950年在中国援助朝鲜的战争中，这个兵种也去了。好像是1984年，这个兵种在中国军队建制中取消了。”
我心里想：“这老头儿是干什么的，怎么什么都知道呢？”
老头儿说：“我半个世纪前在北京，就住在北海边上有个叫‘东厂’的胡同。”
我说我怎么不知道东厂是什么地方，没听说过。
老头儿又乐了，我看见他整整齐齐的两排假牙。“你是北京人吗？怎么连东厂胡同都不知道。明朝时，东厂是你们中国的特务机关。当时的东厂和锦衣卫掌管诏狱，最为残酷，可以胡作非为，不受任何法律限制。我们日本军进驻是1937年秋天。”
我听了他的话，眼眶睁大得可以放进一辆自行车了。我问他：“那你曾是日本兵了？”
他说是，军衔是中尉，是监狱长一类的小官。“1945年4月我被一名游击队员用手枪顶住腰眼，当时我正在一家小饭馆里吃一种叫肚丝的菜，没办法跟他进了胡同。1949年，我被转到抚顺监狱，1954年得到中国政府的宽大，回国至今……我在中国整整住了17年哪！
我十分感谢中国，我们迫害过中国人，中国人却宽大了我们，让人难以相信。和我们一起被捕的中国人，你们叫汉奸，却几乎都枪毙了。我的观点曾在日本《每日新闻》上的‘大家说话广场’上发表过，我赞成日中之间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今天，我见到你这个中国留学生感到很高兴。“
那团面在我手里揉来揉去，正像我那颗复杂的心。“我面前这个人是个侵华日军，他曾是战犯，是监狱长。那么东厂胡同在哪儿呢？”我在脑海里搜索着。
山下说：“你们北京的小吃在北海、什刹海一带最多，在那些小胡同里商人小店排列有序，鳞次栉比。还有很多人挑着担子沿街叫卖。那个担子很特别，前面有火炉，后面有锅、碗和各种调料。”
他担心我不懂，给我画出这种“厨房搬家”式的“挑子”。看着他的画儿，我感到这老头子倒有点像个孩子。
我按中国的习惯，先做出几个饺子煮熟让他尝尝。山下一吃，说：绝了，是北京的味道！
80多岁的老头子吃得高兴，就又扯起了北京胡同里挑担叫卖人的吆喝声。
“你为什么能背下北京人的吆喝呢？”我感到奇怪，于是向老头子提出疑问。老头子说他的上司叫土肥原贤二。土肥原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并且还会讲几种方言。他在给北平的日本特务机关训话时说：“要善于交际，广泛结交中国的军政要人，就先要从中国的吆喝学起。”
“那么你所在的监狱关的都是中国人了？”对我所要知道的东西，必须单刀直入。
“那是很遥远的事儿了，我都80多岁了，我记不清了。”他的回答无疑是我的失败。
“那么，你能和我说说关于日本战犯的事儿吗？”
“在中国大陆方面，我们这些侵华日军虽然有罪，但是1956年中国政府却把我们战犯全部释放了，一个也没枪毙，一个也没受过虐待，真是让人难以相信。抚顺收容所中有84名中国人被中国大陆军事法庭宣布死刑，中国人把他们称之为汉奸。意思是他们帮助侵华日军屠杀中国人。
我们富士支部里还有两个被中国政府释放的人。这几年日本国内右翼势力不断掀起战争无罪的思潮，我们三人是从不附和的。“
“富士支部是什么组织呢？”我问。
他说：“我们日本人特别爱组织起来。你们中国人是一人一条龙，我们日本人是10人一条龙。日中战争时，我们日军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有战斗力，是因为你们中国人之间不团结，没完没了地互相打。噢，你想看看我们富士支部的影集吗？你看看我们这帮老头儿，每年都死掉几个，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了。”
他嘟囔着，走到书房里取来影集摆在我面前。这本影集一开始介绍这个支部建立于1957年，是几个从苏联西伯利亚劳改营回国的日本兵创办的。影集中还有一些照片，都是记录富士支部成员原身份、兵种、参加不同战斗的照片。对他们而言，悲惨也好，胜利也好，这都是历史的轨迹。一个日本兵的历史，正是一个国家历史的缩影。这时，山下老头子又去书房取来一本书，书名叫《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中国·激动的40年》。
老头子说一帧题为《希望》的照片，他很喜欢。《希望》拍摄的是一个中国老太太慈祥地看着手中充满生机的一只小鸡，表现出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和憧憬。老太太土布土衣，却干净安详。这种安详是和平的环境下才会有的心情。
老鬼子山下老头说：1942年在中国华北丰润县实行三光政策，他见过同样的老太太在村子一片废墟的烟雾里抱着孙子烧成黑炭的尸体欲哭无泪的景象……没有一个日本兵敢走过去，再刺老太太一刀。大家都站在那儿，看着、听着，默默无声。只有燃烧着的房屋噼叭作响……
“日本在中国打了14年，也没把中国人打得卧地而降，没把中国变成大东亚共荣圈里的成员。战事，每天都发生，每天都有抓进来的人……现在总算太平了。中国人现在生活幸福，我非常高兴，我们老军人都高兴呢”。他说，“所以，我们都喜欢这张照片。”
翻到富士支部照片集的最后，有两张照片，让我惊呆了，一时失语。我的灵魂完全走进了照片，走进了那个遥远但并不陌生的年代……
老头子说：“这两张照片是为我而收集的，原因是我曾经在北京的一所监狱工作过。这两张照片常常引起我无尽的回想……那个年代太残酷了。我作为原侵华日军的成员，实在是对不起中国人……”
把我征服的两张照片，一张是敌人抓住女战士成本华，这个中国女人在日本鬼子的枪口前不在乎，不屈服，置生死于不顾，代表了中国女性的英勇气概。这张照片，忠实地记录了历史的瞬间，表现了语言所无法表现的一切。
这张照片中的形象，是中国自解放以来被中国作家们无数次地表现过的英雄行为。中国的小说、电影、戏剧、故事里共产党员的形象都是这个模式，都是这种英雄形象。
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这种教育，所以我看到这张照片，心灵中的震动并不太强烈。让我吃惊的只是那中日战争中原始的一瞬间，连鬼子的军装都那么破旧，与今天身着漂亮西服进出北京饭店的日本人大相径庭。
另一张照片给我的感受只有四个字：“真实”和“沉重”。那个女游击队员被鬼子抓住，她面对镜头表现出作为女人的真实的恐惧、无奈，表现出要应付强奸、殴打、酷刑的一个女性的软弱，表现出日本鬼子的残暴和强悍。她面对的是日本鬼子的镜头，而不是你、我、他这些她的兄弟姐妹们。她的目光中充满着绝望，———这个目光也是最真实的瞬间。
日本侵略者杀害了我国3000万同胞，她将是其中的一个。她虽然表现出怯懦，但她也是英雄。她是在抗日斗争的最前线让日本鬼子抓住的，她不愧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好儿女。
每当我回想起我们中华民族的屈辱史，我会马上就想到她。在她的目光注视下，我们中国的男儿们应该感到羞愧难当。她明明是你热恋着的情人，是你的妻子，是你的姐姐或者是妹妹，或者是您的女儿呀！请你再仔细看看这张由日本鬼子兵拍的照片，你不认识她吗？
作为男人，我愿意在战斗中献出生命，但我再不愿看到侵略者拍下的这张照片。看到这张照片，我的心就隐隐作痛。我认为这是中国被外国列强侵略屈辱的见证，是中国军人的耻辱。
经过老头子的同意，我用照相机把这两张照片拍了下来，用的是尼康FM2、400°胶片、1／15秒、光圈4、35—75变焦镜头。原照片在室内灯光反射下，不能尽善尽美地感光，实在是可惜之至。但那传神的目光，毕竟完好地通过侵华老日本鬼子之手传给了我们。
“您能告诉我在监狱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吗？”
我实在不甘心，于是再一次发起试探性进攻。这是一种职业上的习惯，这是不抱任何希望的军事性试探，这是最后一炮。他如果说“忘了”，我就再也不问了，因为已经下午3点了，才给人家包了4个饺子，而且吃了人家大量的水果！不像话，我是在给人家打工啊。
他说：“我永远忘不了一个人，他是政府军冀察第29军步兵4师的机枪营长，少校军衔。一次在和我们日本军战斗中他腿部中弹而被俘。这位政府军少校宁死不屈。没办法，用大刑。东厂监狱里的刑具许多是中国明朝就使用的，比方老虎凳。”他怕我不懂，在纸上画出这东西。
“打手有日本兵，但最凶狠的还是中国打手。那些流氓为了讨好我们，往往下得去手，残酷之极。这个中国军官的另一条腿就是中国打手在老虎凳上弄断的。”
“我亲自去和这个政府军少校聊天，他一直很少说话。后来得知，他是河北省人、农家子弟，父母送他去保定军校，毕业后就去军队，直至被俘。自从腿断了，他常昏死过去。他不吃不喝，就那么一天天饿着。
“后来，他一直不说，只能枪决。执行前突然他要找我说话。
“我很高兴。我跑去看他，我不希望他死。他是少数能和我交谈的中国军人之一，况且临死前回心转意的人很多。谁知，他的要求是穿上他那件有军衔的破军装。他说，我是少校，你不过是个中尉。他说得到这个军衔是耀祖光宗，农家子弟不比军阀子弟，也不比财主大老爷的孩子们，晋升十分不容易。
“再一个要求就是要站着死，面对枪口。我想他两条腿都断了，怎么站着？于是我同意他坐着，穿军装，看着枪口。我们日军崇尚武士。
“别人行刑前都是拖出去，惟独他，我命令用担架抬着……这不光因为他是军官，也不仅仅是为了我们都进过军校……
“中国军人俘虏分几种：临刑前一种是破口大骂，一种是苦苦哀求，一种是听任摆布。
他却要求站着死！
“把他抬出去的情景，我至今鲜明地记得：他看了我一眼，并点点头……这种人生最后的安详、平静和礼貌给我心灵的震撼极大……”
此时此刻我心里难过得没办法，我说不出话来，悲愤像一块石头压在我的心头，我喉头发哽，他说的日语我完全听不懂了，我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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