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悠悠-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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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从这次起，张艺谋注意到了我，他也是参与办专栏的几个同学中的一个。在这以前他一直是班里同学们公认为画画最好的人。当然，这些都是他在后来才告诉我的。
　　几乎就在同时，我也注意到了张艺谋。在我和同学们熟悉以后，在班上男女生开始说话和班风活跃了以后，我几乎和所有的同学都交谈过，唯独没有和他单独面对面地讲过话。在他面前我感到心慌、不自然，所以尽量避免和他打照面，更不敢主动和他搭话。我发现他也是这样。每当我和别人说话时，他常常借故逗留在一旁，正像他和别人交谈时，我不由地支起耳朵听一样。彼此都感觉到了对方，又不想让对方发现。
　　朦胧的秘密
　　张艺谋原来在学校的时候叫张诒谋，艺谋是他爱上摄影并决心投身这门艺术事业之后改的。“诒谋”这个名字是他爷爷给起的，“诒”字有“赠送”和“遗留”的意思。很明显，爷爷希望把张家的智慧和长处都传给这个孙子。他爷爷是很有卓识的，智慧就是财富，给后代留下智慧，那么一切就都有了。
　　张艺谋和班上的其他同学有很明显的不同。他少年老成，不苟言笑。说话、走路、一举一动都显得那么有条不紊。完全不像个十四五岁的孩子。他是班上的学习尖子，而且不偏科，各门功课都很好。同学们私下里都称他是老师的得意门生。当时，班里的同学包括学习比较好的同学都怕上英语课被老师提问。因为老师提问，如果不会就得站着，不能坐。这样，经常是被叫起来一大片，没有一个人的回答能使老师满意，最后叫到张艺谋回答时，老师才会转怒为喜，站着的同学也才能坐下。我也有几次遇到了这种尴尬的场面，感到挺窝火的，好像只有他，我和其他同学才得以赦免。我觉得自己在他面前丢尽了脸，一连几天心里都不舒服。
　　这种理智上的不舒服反而刺激我更加注意他的一言一行。他个子高坐在后排，尽管我不去看，凭感觉就知道他在不在座位上，来了没来。那时学校里提倡学习毛主席著作，班里编成几个学“毛选”小组，老师宣布各小组名单时，没有把我和张艺谋编到一个组，我心里感到说不出的失望和遗憾。但在学习的时候我意外地发现他竟然来到我们这个组，当时我真是喜出望外，真想问问他是怎样换过来的。话到嘴边好几次，总觉得不好出口，悄悄地咽了回去。记得有一次“毛选”小组学习，组长让我担任记录，由于张艺谋坐在旁边，我心慌地冬冬直跳，很多很熟悉的字都忘了怎么写，字也越写越乱，到后来简直跟不上趟，记不下去了。我气恼地把本子递给组长，说：“我记不了，让别人记吧。”组长疑惑地看着我，不知怎么回事。张艺谋轻声地对我说：“不要知难而退嘛。”虽然我知道他没有恶意，是想鼓励我，但是我觉得让他看出了我心中的慌乱，又是件丢人的事。我最不愿意在他面前显得无能。
　　我好静、原来不喜欢体育，班上成立篮球队，女篮队里竟有我的名字。那时我个子很小，又毫无基础，甚至连篮球的规则也不懂，真叫我哭笑不得。张艺谋是我们班上的文体委员，我觉得这事大概和他有关，再说我不想也不愿对他说我不会打篮球，所以就硬着头皮训练起来。
　　我真正看清张艺谋的模样是在一次大扫除中。我坐在窗台上擦玻璃，为了擦得干净，我不停地变化着窗扇的角度。突然在某一个角度上，璃玻中映出了张艺谋的脸。原来他正在我身后不远的地方和一个同学说话。他时尔还向这边张望，从他脸上的神气看，他一点儿也没有发现我在偷看他，我很惬意。就放心大胆地，毫无顾忌地仔细正视着玻璃中他的脸。他在我们班里算不上最帅的，但吸引力最大，当然这只是对我来说。我把玻璃擦来擦去，直到自己都觉得再不能老擦下去的时候，才从窗台上跳下来。
　　他对我的好感也很明显。有一次我骑着我的新车子来到学校，课外活动时间学生们都围在教室外面的乒乓台子看打球，张艺谋也在其中，我把自行车支在一边，凑过去看。打完一盘后他蹭到我身边，低声地对我说：“你的新车子，别放在这儿，太阳晒了不好。”我心里热热的，他不但注意到了我，还注意到了我的东西。不过车子真的怕晒吗？我弄不清这个问题，很想问问他。可又怕旁边同学听见。看着他一脸的真诚，我不顾同学们会说什么，就按他的意思把车子挪到了晒不着太阳的地方。
　　还有一次下午放学后，班干部留下开会，散会时天已经快黑了，大家都急急忙忙地往外走。我刚背上书包，他就叫住了我，说要把在课堂上没收的，一个捣乱学生的东西交给我。我心里很清楚，他完全用不着交给我，应直接交给老师。看见他慢慢伸过来的手，我不由的也把手伸了过去。当他把东西放在我手里的同时，他的手轻轻地触到了我的手，我浑身抖了一下，急忙抽回手，低下头，匆匆地走了。一路上我的心无法平静，我一会儿庆幸这傍晚的昏暗帮我掩盖了红窘的脸颊，没在他面前失态；一会儿又急恨这昏暗遮挡了我的视线没能看到他的表情。后来当我们又回忆起这件事时，他说：“我当时感到你的手又光又凉。”
　　我们俩越来越想自然地经常见面，为此张艺谋还作过一次不大不小的手脚。当时我是班上的中等个子，坐在第四排。班上的座位一共是八排，张艺谋个子较高，坐在第七排。有天自习课时，班主任老师突然宣布调整几个同学的位子，把张艺谋调在第五排，刚好是在我的位子后面。如果再往前他就和我同桌了。坐在原来那个位子上的女同学很不满意，要我和她一块去找老师反映。我也觉得这事有点奇怪，就和她一块去了。班主任老师说，张艺谋的家长来学校反映说他的眼睛不行，后边看不见。开导那位女同学要互相帮助。直到我和张艺谋一块插队时，他才告诉我，这次调位子是他一手策划的，他想和我坐在一起。他向他妈妈说他眼睛坏了，老师写在黑板上的字看不清。他妈妈是医生，立刻拉他去医院检查。检验视力时他使劲说看不清并故意指错方向，妈妈相信了，到学校找了老师。班主任本来对他就很信任，家长又亲自来讲，老师自己然很重视，问他调到哪一排才能看清，他说，当时真想说要到第四排才行。又觉得那样不可能，而且太露骨，就要求调到第五排。他说：“调到你身后坐以后，特别希望你回头与我说话，问我数学题一类的事。”的确，从那时起我就感觉到背后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有一盆炭火在烤着我。
　　中学时代，大家虽然年龄小，但对这种事情还是相当的敏感，我和张艺谋之间的这种朦胧的秘密还是被同学们觉察到了。一次我到学校很早，大部分同学还没有来，走到教室门口听见里面有几个女同学在议论我：“肖华长得一般，张艺谋还老看他！”我抽身退了出来，心里很不是滋味，非常委屈，想对她们说点什么，又觉得没法说，只好忍了。直到上课铃响了，同学们都来了，我才走进教室。平时对我有好感的男同学也慢慢地一反常态，处处和我过不去。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几天之间学校里就到处贴满了大字报。班上几个男同学也在我的课桌上贴了一幅对联。上联是“苗圃劳动不去”，下联是“临潼爬山第一”，横批是“真是笑话”（肖华）“。说的也倒是事实。当时我们班每月都要去大雁塔苗圃劳动一次，有两次我因病没有去。春游爬骊山我是女同学中第一个登上烽火台的。然而，看到这幅对联，我还是极为伤心，接受不了。有一个坐在后排的男同学，几次都在写大字时故意把墨汁朝着我乱甩，弄脏了我的几件衣服，我明知道他是故意的，也没有办法。有一天他又在乱甩，张艺谋抓住了他的手，劝他不要这样，他才悻悻作罢。为这我很感激张艺谋，我从他那里第一次体会到了被人保护的安全感。
　　两年没见到张艺谋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学校开始乱了。一些从来没有预料的事接二连三地发生在眼前。同学们都很激动，但又搞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心里就像荡秋千时的感觉一样。我和同学们一块去凑热闹看大学生们在省委门前静坐，看他们大辩论，还到钟楼去看大字报，真是新鲜极了！这时候学校里已经停了课，好多同学都不到学校来，从那时起大约有两年时间我没见到张艺谋。
　　一九六六年十月，全国性的大串联已形成高潮。我和班上的八个女同学一块，在学校里开了介绍信，开始了串联。
　　我们几个先去南京。那时南京长江大桥还没有建成。到中山陵拜谒了孙中山先生的陵墓，在雨花台捡了一些石子，又在其它的地方匆匆转了一圈，我们就乘车到了上海。
　　在上海住了一个星期，我们就出发去北京。到北京最主要的目的是接受毛主席接见。那时毛主席已经接见过五次红卫兵了，我们等的是第六次接见，这一等就是二十多天。
　　第二次串联是一九六七年的四月份，我们到过四川的成都、重庆及贵州的桐梓。回到西安那天正好是“六一”儿童节，我们坐公共汽车，售票员还把我们当儿童免了票，真是顺利极了。
　　一九六八年七月，我又回到北京。在北京一住就是二个多月。在这期间，几次准备回西安都被姥姥留住了，尤其听说回去可能要上山下乡，她就更舍不得让我走。我是七月份来北京的，带的都是夏季的衣服，十月的北京已是深秋，天气很凉，最后姥姥只好同意我回去。
　　十月二十九日，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姥姥和姐姐，回到了西安。一到家就感觉到了西安知青上山下乡的宣传搞得相当断热，我心里很不安，很想知道学校的情况，又害怕到学校里去。因为我觉得到那里将会决定我的命运，可能把我送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去过一种无法预测的生活。那种生活，不知会给我的人生带来什么。
　　第一次收到张艺谋的信
　　回到西安的第三天，也就是十一月二日，那天下午我正躺在床上，瞪着眼睛望窗外，忽然有敲门声，走进来同院的两个孩子。我很诧异，因为平时我与他们没什么来往。
　　“大姐姐，给你的信。”我更惊奇了，我刚刚从北京回来，姥姥姐姐的信不会这么快就到。我接过来一看，信封上确实写的是我的名字。但字迹却相当陌生。地址是对的，可门牌号数不对，我们院是一一八号，信封上写的是五十号。信封的右下角发信人地址处仅有两个字：西安。我简直糊涂了，两个孩子一走，我就急忙打开信飞快地看了起来。抬头是：“肖华同学，你好……”，接着就是那个时代的特定语言，“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之类的话，我迅速把这些都跳了过去，急忙寻找信末的署名。上面赫然写着：同学张诒谋。我的心一震，他的形象仍从遥远的地方迅速扑来。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具体。学校的生活画面在一瞬间又展现在我的脑海里……，这是我第一次收到张艺谋的信。
　　他给我写信？在班上我见过他的字，似乎不是这样的。他给我写信有什么事呢？我就迫不及待地读下去。
　　信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肖华同学，当前社会上和学校里都动员我们上山下乡，大家都不了解情况，不知道上面的政策是什么？是必须全部下，还是部分下，我们到处打听情况也没有结果。听说你父母在有关部门工作，所以托你了解一下情况，告诉我们，我们好做准备……不管打听到与否，都请给我回信……
　　看完信后我的心一下子更加混乱了，除了为自己的命运着急外，同时也为他的前途担起忧来。同窗生活使我对他产生了好感，也了解他是一个好强的人，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麻烦别人的。他给我写信，让我去了解情况使我明显地感觉到他需要我的帮助，虽然我的能力是极为有限的。我的父母只是在一般机关单位工作，对上山下乡政策方面的事不可能很清楚。尽管如此，我还是郑重其事地向他们打听了这方面的情况，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
　　第二天父母一去上班，我立刻给他回了信。告诉他我家的情况，请他原谅。同时，告诉他我自己刚刚从北京回来，也很想知道这方面的情况……。
　　信发出去后，我总觉着纳闷，他怎么知道我家的地址呢？况且门牌号数不对，而我竟然能收到信？我来到大门口一看，真是活见鬼，大门上的门牌真的变成了五十号。我去北京前还是一一八号呢，怎么现在就变了？一问才知道，原来新门牌是一个月前换的。后来张艺谋给我说，有一次他在街上看见我在前面走，就尾随着直到我走进院落大门。他写这第一封信的前一天，还特地跑到我家大门口看了一下门牌号数。
　　回过信后的那两天，我心绪不安，总觉得他还会给我来信。我想去看看信箱里有没有他来的信，可又胆怯得不成，好像周围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我的一举一动。为了掩人耳目，我就自己给自己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一趟又一趟地去打水、洗衣服（我家那时住的是平房，水池在院子里）、买菜，一次又一次地在信箱旁停留。在家里的小厨房中，我意外地发现透过窗户能够看见信箱。距离虽然远了点，但有信没信是完全能看清的。看见有信，再找借口跑过去，这样就可以减少许多空跑与失望，我为自己找到这个方法而高兴。
　　张艺谋的信很快来了。这次省去了那套“祝……祝”的格式，开门见山、非常简洁地追述我们在学校的同窗友情：“在明亮的教室里，我们曾一起听课，一起作习题，一起制作计算尺；在课余时间里，一起办壁报，打篮球……”一些平平常常的事，经他这么一提，一描述马上又重新闪现在我的眼前显得特别清晰，特别值得回忆。我的感情一下子掀起了波澜，我感激他对我的好感，感激他一直记着我。我何尝不是这样呢？！我脸红心跳，不知道如何回信如何平静我的心。
　　我还没给他写回信，他的第三封信就又到了我的手中。信中说，我们第一批上山下乡的地方是省内宝鸡地区的千阳县，报名人数已满；第二批是富平、乾县，马上就要开始报名。还听说下一批就是麟游、黄龙等地，而这些地方有地方病。到底该怎么办，去哪里，有什么打算很想与我当面谈，信中约我到他家去。
　　他所讲的一切都是我最关心的事情，第二天我就按照他在信中所写的地址去找他。他在信中告诉我，他家的家门与众不同，贴了许多画。当我找到他家时，果然看见门上的每块玻璃都贴着毛主席的头像。在那个年月，毛主席的像几乎无处不有，似乎很平常，但这些头像却十分脱俗，笔法近乎木刻与剪纸之间，线条道劲有力，隐隐地透出一种大气，非常吸引人。我没有马上去敲门，心想两年没有见面了，他现在是个什么样呢？见面后相互感觉还会像以前那么好么？我突然觉得自己十分可笑，怎么能这么轻率地到一个男同学家里来？这在别人眼里将意味什么呢？继而又想，自己不是来了解上山下乡的情况吗？他又不是什么坏人，了解完情况就走，有什么了不起的。我静了静心，抖了抖精神，把车子锁好，上前举起手来准备敲门，可手还没触到门上，门竟然开了，他迎了出来。
　　他没有变，还是学校时的那个样子，只是略比以前清瘦了些，或者就是长高了一些。他的衣着相当朴素，这朴素中看不出贫气，反而给人一种舒服的感觉。从他的表情上看，我大概与从前没有多少变化，也是他预料中的我。见面的气氛相当自然，我们两个很快就放松了，毫无拘谨之感。我问他：“我还没敲门，你怎么就来开门了？他笑笑说：”你的车子一到我就听见了，而且从窗户里看到了你，看见你伸手敲门时，我就赶紧把门打开。“我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原来他在屋里已经偷看我半天了。我突然想起了学校里的那次大扫除，我从玻璃的反射里偷看他的事，我暗暗地笑了，这也算一报还一报吧，这件事我始终没好意思告诉过他。在这以前我还从来没有和他一起坐得这么近谈话，而且只有我们俩，心底里泛起阵阵的欣喜。我看他也一样，他始终微笑着，看得出这笑发自内心，不是装出来的。在学校里，我似乎从来没有见到他这种令人感到亲切的笑容。
　　这天我们谈得很高兴。海阔天空，他没说几句关于下乡的话，我也没有介意，似乎上山下乡与我们无关。仅仅是作为见面的借口而已。
　　他们住的这间房子很小，是他母亲在单位的一间休息室，大约只有七、八平方米的样子。一横一竖放着两张单人床，还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门后摞着两个箱子，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了，就这么简单。他告诉我，平常他和他母亲在这里住，星期天和节假日才回奶奶爸爸家去。
　　从那次起，我每隔三、五日去他家一趟，听他给我讲从学校和社会上打听到的各种各样消息，讲的最多的当然是我们最关心的上山下乡的事。从此，我们不再用信联系，这次见面就约好下次见面的时间。
　　他的小屋成了我最向往的地方
　　有一次我去他家，张艺谋告诉我，当天晚上他要和几个同学到我们学校第一批去宝鸡插队的地方看看。由于没有钱，准备扒车去。尽管在串联的时候我自己也曾扒过火车，但对他的这次冒险行动却十分担心。虽然我觉得，去看看我们学校已下乡的同学怎样生活，从他们那里得到一点对农村的感性认识是必要的，可我总感到会发生什么不测。我把这担心讲给他听，他半天没说话，只是呆呆地看着我。这时候屋子里的光线渐渐地暗下来，已经到了黄昏的时候，我们都坐着不动，谁也没去开电灯，似乎在等待着一种东西。我心慌得很厉害，冬冬的直跳，既担心他的伙伴们来碰上我，可我又不愿意离开。他的心情似乎和我差不多，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好一会儿，他伸过来一只手触到了我的脸上，那凉凉的感觉，使我浑身震颤，直想流泪。我多么希望他把手彻底伸过来，给我一点温存和安慰。可是他没有，那只手抽了回去，还掩饰地把我的头发向耳中捋了捋，然后就插进了衣袋里，站起来在屋里踱起步来。看他这样，我站起身来同他道别。当时我产生了一种无名的怨气，我也说不清楚，这种怨气究竟来自哪里，是怨他动手动脚呢？还是怨他没有更亲切的举动，也许就是在这二者之间，总之说不清楚……
　　那时候，这间小屋成了我最向往的地方，在那里留下了我们多少欢乐，又酝酿着我们多少美好的希望啊。
　　我终于答应和他一起去下乡。然而，我却又有所犹豫，我为什么就这么匆匆地答应和他一起去下乡呢？难道就是为了和他在一起吗？我不止一次地问自己，反复地琢磨和自我回答着这些问题。张艺谋在我脑海中的印象很好，我明显地感觉到他也非常喜欢我，可这次下乡，说不定就要一辈子呆在那里。农村的生活又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他能永不背叛我吗？如果不是这样，我可怎么办呢？思前想后，越想越后悔，就写好一封信，装在信封里，本想寄给他，转而一想还是应该把信当面给他，最好能解释几句，以免他伤心。第二天我去他家，潦潦草草地谈了几句话，就借故离开。我临走时拿出那封信，对他说：“这是给你的信，我近来的一些想法都写在上面，希望你认真看看。”他当时就要看，我说：“等我走了你再看。”出了门我骑上车子逃也似地走了，一路上我的心特别慌乱。这一晚，我辗转不能入睡，一种莫名其妙的痛苦袭击着我的心。我想很快得到他的回信，又怕得到他的回信，我好像感觉到会有什么灾难降临。第三天我接到了他的回信。他对这件事做出的反应的强烈程度是我始料不及的。
　　他在信中写到，他读完信就象当头挨了一棒，不知身边发生了什么，心里冷极了……大约五年级时，他爸爸晚上来到妈妈和他住的那间小屋，在他们以为他睡熟之后，爸爸不安地讲着，妈妈低声哭泣着，他们想……他难过极了，硬憋着不让眼泪流出来，一动不动。他在想，真的父母要分开，那自己将怎么办？小学要毕业了，学校让填表格。“家庭出身”这一栏他不知道如何填。当他妈妈写上“国民党少校军需”后，不无痛苦地对他说：“孩子你要好好学习，你和其它同学不一样，全靠你自己努力了。”从此，他常常知道了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他刻苦学习，从不敢惹事。在学校里，他的学习是拔尖的，但他在政治上是凄惨的，他不敢写入团申请书，不敢提父亲。他把痛苦埋在心底，等待着能和别人一样平等生活和学习的日子，现在要上山下乡了，终于有了这么一个平等的机会，而我却又给了他一击，他说：“我心中的痛苦是无法用笔表达的！这一切的一切我是多么希望能得到你的理解和友情！……我有能力，我坚信我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