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悠悠-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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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逛商店，我们出入的大都是照相器材商店。那时我们根本没有钱买，只是进去看看，一饱眼福。不知转了多少这样的商店，最后只花了不到十元钱买了两件东西。一件是在前门大栅栏一个照相器材门市部买了一个塑料显影罐；另一件是在一个商店里两块钱买了两只处理的大玻璃啤酒升。张艺谋说这玩意可以冲胶卷，代替显影、定影器皿，比用碗方便得多，也科学得多。
　　经过十一天的奔波，张艺谋拿着他那些宝贝，兴高彩烈地回西安去了。我却疲乏至极，在姐姐家躺了十来天，度完一个月的假期才回到厂里。通过这次接触，姐姐和姐夫对张艺谋象很好。姐夫也爱好摄影，他们认为张艺谋很有才气，是个很不错的小伙子。
　　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我的姐姐也因此受了罪。她的儿子是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出生的，也就是唐山地震的前一天。唐山震后，北京震感明显，姐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弄到两张火车票，两口子顾不了坐月子的许多禁忌，千里迢迢到了西安。
　　我在兴平一接到家里的信，说是姐姐来了就急忙赶回西安。一家人有说不完的话，直到深夜。临睡时，姐姐凑近我低声说：“张艺谋来过了！”我吃了一惊，以为姐姐在开玩笑。因为张艺谋一直坚持说：“只要你父母不同意，我就不去你家。”他改变想法了？姐姐笑笑，轻声说：“你姐夫去找的他，别看你姐夫老实巴交，办事还挺能，一找就找到了。”姐姐还告诉我说：“前一个星期天，张艺谋买了一只鸡拿来，放在门口就走了，真是个犟小子！”
　　听了这些话，我很感动，觉得张艺谋平时大大咧咧，关键时刻倒挺会来事，也挺会关心人，还知道姐姐坐月子需要营养呢？我脑子想着他一摇一晃的身影。他大概把鸡放在门口，头也不回就走了，走得大大咧咧，晃晃荡荡，那样子一定很可爱。
　　后来，张艺谋陪我姐夫去临潼，爬华山，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好。张艺谋还把他近几年中拍摄的较好的作品拿给姐夫看，姐夫和姐姐都一致认为：“拍的真不错，的确有才气。”他们两口子不断在父母面前说张艺谋的好话，劝说我父母。最后，两位老人终于同意了我与张艺谋的婚事。没想到唐山地震这个自然灾难倒使我因祸得福，成全了我和张艺谋的姻缘。
　　投考电影学院
　　一九七八年张艺谋打听到北京电影学院要招生，心里就暗暗下定决心，积极做着准备。我的心情和他一样兴奋而紧张。我千方百计地到处给他借书，帮他整理材料。张艺谋精心地裱糊好许多硬纸板，把自己拍摄的好作品收集粘贴成册，并详细地将每一张的拍摄经过写成文字附在其中。五月份他利用一次去沈阳出差的机会，把这本册子带到北京去找招生的老师们看。那几个老师把张艺谋的作品传着看一遍，都面露喜色，非常欣赏，说：“从来没有见到过摄影基础这么好的考生！”但一问年龄就直摇头。张艺谋那年已二十八岁，摄影系最大年限是二十二岁，他已超出六岁。这些老师都是搞专业的，作不了主，他们对张艺谋说，他们向学院反映这个情况，建议他先返回西安，等待西安考点的招生组去。
　　来西安招生的电影学院的老师们对张艺谋也极热情。他们都很欣赏张艺谋的摄影才能，却又为校方不能放宽招生年龄而替张艺谋惋惜。他们对张艺谋讲了许多鼓励的话，并主动表示要尽力帮助他。老师们还到过陕西省文化局，反映了张艺谋的情况，向他们竭力推荐张艺谋，请求他们帮助张艺谋，使他能发挥才能。谁知对方反而嫌这些老师多事，当面顶了回去说：“你们好好招你们的学生，少管这些闲事。”
　　当时和张艺谋一起报考的还有两个小青年，一个叫王进，现在在西安美院搞摄影工作；另一个叫吴俊，现在在西安晚报当记者。当年他们都很佩服张艺谋，把他当老师看待。结果这两个小青年都拿到了准考证，张艺谋却因年龄关系，连考场都没能够进去。王进人踏实、勤奋，基础也不错，张艺谋认为他有希望，就把自己所知所会尽数教给他。我说张艺谋：“你自己连考场都不能进，还好为人师。”张艺谋深沉地说：“这次可能没有什么希望了，我如果帮助王进考进去，那以后我求他在学校里帮我借些好的摄影书籍，就有可能了。外面很少有这些书籍，我想系统地学习一下，我真是不甘心啊！”听了他的话，我真伤心，不由得哭了起来。他劝我不要难过，不要哭，说道：“这不算完，我还要努力，凭直觉我感到这不是最后的结局。”
　　世上的事往往都是在最后的努力中成功的！的确，这不是最后的结局。正当我们夜不能寐、食不甘味的时候，接到了姐姐和姐夫的来信，这封信使张艺谋上北京电影学院的事有了转机。
　　我姐夫叫王涤寰，现在北京《中国烹饪》杂志担任摄影记者。他是“老三届”高中六六级的学生，酷爱摄影。一九六六年高中毕业时他的报考志愿表上填写的就是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由于“文化大革命”的耽误他终于没能上成学。当他知道张艺谋考电影学院碰壁的事后，决心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他。
　　姐夫在信中说，让张艺谋把他所有的作品再精心挑选制作一番。凡是上乘之作都不要拉下，再写一封表明心迹的信，一同寄给他。他已设想了“通天”的办法，要把这本作品和信直接送到当时的文化部部长黄镇手中。这虽是孤注一掷的办法，但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因为自一九七七年高考制度恢复以来，国家急需人才，破格录取也有先例。他要我们快点准备。我和张艺谋真是万分高兴。张艺谋接连干了几夜，把他的作品集子作了充实，又给黄镇部长写了封非常恳切的长信，表达了自己上学的渴望，写好后马上就寄了出去。
　　王涤寰接到作品和信后，立刻找到和他交往甚密的著名老画家白雪石先生，将张艺谋的情况一一如实相告，求白老先生帮忙。白老先生一口答应下来，表示他愿意举荐。黄镇部长不仅是革命家、外交家，也是艺术家。周末经常请一些老画家、老艺术家到他家里作客，白老先生就是常客。当王涤寰把作品和信交给白老先生后，可敬的白雪石老先生没有拖延一点时间，周末就将这些材料带到了黄镇部长家里，他先把张艺谋的这些摄影作品给漫画家华君武先生看了，华君武先生大加称赞，黄镇部长看后也极欣赏，认为是个人才，就委托华君武先生办理这件事（华老先生当时是文化部秘书长）。华先生马上打电话给北京电影学院，转达了黄镇部长的意见，建议破格录取张艺谋入学。为此，北京电影学院专呈文化部一份报告，反复强调年龄大，学摄影不合适。的确，按以前的规定摄影系毕业后只能做二助理，二三年后才能升大助理，再熬二三年才能当副摄影，要成为独立拍片的摄影师还得拍上几部片子才行，得要熬上七八年。
　　黄镇部长看了报告后作了批示，说年龄大少学两年。四年长了，上两年也行嘛！人才难得。华君武先生又亲自前往北京电影学院。北京电影学院经过研究考虑，给张艺谋的单位咸阳国棉八厂发了一个电报并写了一封信，通知张艺谋速赴北京。
　　他走后，我一直处在焦虑不安中。他终于要回来了！在火车站站台上，当我第一眼看见他脸上那掩饰不住的高兴的表情时就猜着了八九分，但还是急不可待地问：“怎么样，行吗？”他笑着说：“当然行了。”在与他相处的这些年中，我第一次看到他笑得这么坦然愉快。
　　张艺谋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我由衷地为张艺谋的入学而激动，也为自己的选择而自豪。在他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被推在人群之外的时候，我和他相爱；在他内心世界最痛苦的时候，我和他相亲。我所做的这一切，终于以这样的形式得到了社会的承认，这是多么令人欢欣鼓舞的事啊！
　　当时我们厂和国棉八厂的许多人，在我面前委婉地表示对我们婚姻前景的担忧，但我心中异常坦荡。我相信我们的爱情是一种志同道合的爱情，我们的结合是这种爱的必然结果。
　　张艺谋也非常气愤一些人的庸俗之见，为了表示他不变心的态度，他主动在国棉八厂开了证明信来到兴平，我们领了结婚证。
　　我做了一件大事
　　在热烈的气氛中，张艺谋走上了他崭新的人生之旅，我虽然不能和他陪伴在一起了，但我总是远远的送去我的祝福，原先是一位恋人的祝福，如今是一位妻子的祝福，我的一颗心也在隆隆的列车声中随着张艺谋远去了。
　　张艺谋到北京之后很快来信详细讲了北京电影学院的情况。信中不厌其详地介绍了学校的食宿、课程，同时也告诉我他们班同学中有许多名人子弟；学校还给每人发了一架海鸥相机，到学校半个月就看了五六部参考片。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信中还对我的工作和生活提出建议，要我设法调回西安。
　　张艺谋走后我最致命的困难是精神上的空虚。我觉得自己象一只突然迷失了方向的小船，在茫茫大海里徘徊，孤独几乎每时每刻都笼罩着我的心。在此之前的十三年中，我所有的生活几乎都和他联系在一起，是一种合二为一相互紧密依存的生活。由于他的离去，我突然惊讶地发现，世界对我变得那样陌生，那样不可思议。爱情在给人幸福的同时，也限制了人的创造力，我发现自己突然变成了一个无所适从的庸人！
　　有好几个星期天，我早晨一醒来就下意识地慌慌忙忙地收拾东西，准备赶班车到威阳去。这种举动总是在某一刻又突然停止，理智告诉我，张艺谋走了，咸阳已经不是我的希望所在。现在，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讲，他都是在遥远的北京。意识到这一点，我的心就骤然冷下来，一种徬徨、惆怅之情油然而生。
　　我变得脆弱而又敏感。我不敢回西安，马路上成双成对的情侣，使我倍觉孤独与凄凉；节假日我不愿呆在宿舍里，同宿舍的女友们，有的回家，有的接待前来约会的男朋友。这一切我都有过，然而当时并没有感到其中的欢乐，眼下却饱尝了失去这一切的痛苦。这是一种无法排解、无法逃避的痛苦。我需要解脱！
　　解脱的唯一办法是劳动，是工作。铸造车间造型工的活儿是相当苦的，特别是对女人来说就更苦了，但它能使人暂时忘掉一切，专心致志地干活儿。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成了我精神获得休息的唯一方式。就在这时，出现一个小小的机遇，有人推荐我去厂子弟学校当教师。我一下子被这件事吸引了。他现在是学生，我如果成了教师，这多有意思，我怀着一种难以抑制，不忍独享的喜悦心情，写信把这件事告诉张艺谋。还饶有兴味地对日后生活作了一番憧憬，满以为能得到他的支持，结果反而被他教训了一顿！
　　他来信以一种居高临下、不容置辩的口气指责我没有长远打算，被眼前利益迷住了眼睛。还以一种诚恳、急切的口吻要我坚决按他的话去做，争取早日调回西安，等等。他的来信，使我受到震动，也使我感到委屈。在反反复复权衡于自己的处境、心情、实力以及能得到的帮助后，我第一次违背了他的意愿和安排，坚定地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我无论如何也不敢再面对空虚和烦躁了。
　　当时厂里的职工子弟学校缺教师，尤其缺英语教师，我毅然报了名。
　　我以前在中学里学的虽然是英语，还有点基础，但“文革”中耽误了这么多年，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于是，我便拼命地学，利用一切时间学，并收看电大的英语课程。那时候，一般职工家庭有电视机的很少，我就跑到厂里有电视机的科室去收看，星期天也不例外，平常工作日，每当车间里的活一干完，我就悄悄地溜出去收看电视。不久，这事就被我的师傅知道了，他很理解我，几乎没有表示什么异议，只是要求我一定要干好份内的活，尽量不要被更多的人知道，以免造成不好影响。他的态度给了我莫大的支持和安慰，我十分感谢他，甚至觉得不好好学，连他都对不起。这种心情更加激发了我的学习热情，我的学习成绩也有了明显的提高。
　　后来我收看电视的事还是被车间领导发现了。在一次车间职工大会上，领导不指名地批评了，说：“有的青工干完活就去看电视。”口气相当严厉！我不知道为什么领导对这件事表示出那么强硬的态度。我一向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要是在平时遇到这种事，定会非常受不了的，可当时我几乎没有这种感觉。领导讲话时，我坦然地坐在下面，平静地观察着周围的人们。我不是为了消遣去看电视，而是为了学习，挨几句批算什么呢？我轻松地听完了领导的批评，心里想：你可以批评我，但改变不了我对于一个目标的执着追求。在这种追求中，我一改以往战战兢兢的作派，变得洒脱自如——这大概是我一生最洒脱的一次。
　　我坚持学了下来，电大英语考试时，我使出浑身的解数，争取进了考场，成绩还不错，于是我顺利地进了职工子弟学校，当上了一名英语教师，结束了造型女工的生涯。我用自己的努力达到了目的，做了一件有始有终的事，尽管这件事在别人看来是那样的微不足道，但对我来说却算是一件大事，是在我的人生中以执著的追求显示出我真正的人生价值的大事。在那次奋斗中我所得到的欢乐和自信心是无法估价的，我太高兴了。
　　我不知不觉失去了自己
　　在学习方面，张艺谋是优秀的，这不仅表现在他自己的刻苦用功，同时也表现在他对我自学的支持上，尽管我没有听他的劝阻，执意争取当教师，他除了在好几封信里念念不忘的“长远利益”之外，更多的是关心我的身体情况和学习进展情况。
　　他对我的刻苦自学精神给了很高的评价，并且从各个角度上分析这件事对我和我们今后的共同生活所能带来的影响。认为我这样做，既能丰富生活，又能锻炼意志。同时还非常乐观地预测：将来他搞电影，我可以利用学到的外语知识，帮助他翻阅资料。他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实干家，能把非常艰苦、琐碎的日常事物和人生的大目标联系起来考虑，这一点我是很佩服的。
　　张艺谋去北京上学半年之后，和以前相比最明显的一点改变就是特别关心起我的衣着和容貌，这种关心几乎到了事无巨细一概过问的程度。一九七八年寒假里我曾告诉他，我准备做一条蓝裤子，由于忙于别的事，做裤子的事就搁置了下来。开学他回北京后，几乎每封来信都提这件事，要我把裤子做得时髦一些“宁长勿短”，他强调裤子一要臀部包紧，二要长及脚面（当时正流行喇叭裤），他认为衣服要少而精，标准是穿着好看。有一次他在北京市面上碰见一种春秋上衣，认为很不错，因为没钱买就在信中详尽地描述了这件衣服的样子，还附上正面、反面图样。在他看来大众化的衣服没有多大意思，穿衣服一定要有垄断性，自己穿的别人很少穿，才能显示个性。
　　我所处的工厂、学校是在乡间，教师要为人师表，我不敢走得过远。所以就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说归他说，做归我做。这使他有些恼火，说我思想僵化，不能欣赏美，负了他的一片苦心。有时候措辞十分尖刻，我不由的感到委屈，感到伤心。
　　我这样地爱他，为了他能上学有所作为，我甘愿一个人尝受孤独寂寞之苦。为了他在学校里生活得好，在同学的面前不显得紧巴、寒酸，我倾我所有，而他却刺伤我，我隐隐感到他似乎对我正在失去兴趣，开始变得冷淡起来，我为自己的处境流泪了，我在给他的信中流露出了这种情绪，谁知，他却大发雷霆，说我的多疑影响了他的情绪，指责我不理解他，是个需要别人安慰的“小孩子”。像这样的“小磨擦”，时有发生，很折磨人。
　　好不容易等到了一九七九年暑假，我决心去一回北京。我约了两个与他与我都认识的女朋友一块去，放假之前先去信把我的打算告诉了他，没想到他不同意，马上就给我写来一封信，在信中他说，你做事太欠考虑，一听说有假期就兴奋得忘乎所以，太简单化了！你们三人来京，若一同住在肖娜家，正值暑期，住宿非常不便，这尚且不谈，我要同你们一道出去，但我却在城里没地方住，难道我大热天每天往返百里不成？再说几个人一同去玩，我根本就没此兴致，跟你单独一起是我的愉快、舒适，但除此而外简直是负担！到头来撇给我一大堆没完没了的纪念照，还要忙个不停。这对我从精神到体力没有什么兴致与刺激，也根本没有激情！我们本可以安安静静地度过几十天时间，干嘛又要舍弃这些，而去追求“进行曲”呢？……
　　他还在信中说：我回西安除了爬华山外，唯一的安慰与向往就是同你一起过几天安静日子，写点东西享受天伦之乐。我希望你能理解，不要因为我阻拦你来北京而生气。我所渴望的并不高，但却是我在繁忙中藉以安慰自己的一点清泉，希望我的这点愿望不要落空！！我这次回西安主要有两个目的：①写作兼休息，这只有同你相处方可适宜。②爬一趟华山，搞几张作品。看来光凭过去的一点老本恐怕将来无立足之地，除了学习还要抓紧时间搞几张创作，这些都是将来工作的本钱。
　　他有他的道理，但语气的生硬和不愿为他人付出一点牺牲的态度是显而易见的。为了他的将来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只好照办了。从此，我不知不觉地在他面前失去了自己，事事由着他，直到后来走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十年还乡泥泞路
　　一九八一年六月份，张艺谋的奶奶去世了，当时他因为课忙没有回来。暑假期间我们一块到老人家的坟上去烧纸。回来的路上我们谈了许多，由奶奶的一生谈到人的生生死死，生出不少感慨来。张艺谋告诉我，他想去插队的地方走一趟，为将来创作找一个生活基地。我当然太高兴了，当下就决定过两天动身前往。
　　那天，一大早我们来到西安市玉祥门长途汽车站。开车时间还没到，我们来到饭馆门前，看见炸油条的摊子前，围着许多人，我正想进去买，张艺谋拦住了我，示意让他去，还神秘地指了指胸前别着的“北京电影学院”的校徽。我会意了，就让他去试试。
　　那个卖油条的姑娘看见了他的校徽，竟隔着几个人把油条递到他手里。他为此十分得意，一边吃着，一边问我：“怎么样，灵不灵”。我被他那副赖样子给逗乐了，故意气他说：“如果那个卖油条的不是个姑娘而是个老师傅，就不一定会买你的帐。碰你一鼻子灰，看你还得意什么！”他抽着鼻子白了我一眼，看着他那白我的眼神，我开心极了。
　　车还没到乾县的时候，天就下起雨，我们只带了一把伞。下车后，眼看着雨越下越大，只好先在车站的房下避一避雨。旁边有两个小男孩，看见张艺谋胳膊上带的电子表，电子表盘上数字显示一闪一闪的，感到非常新奇，“噢，碎碎的颗颗（小小的点点）。”听到了这有十年没听到的当地话，我们感到特别亲切，不由相视而笑。雨稍小我们就赶路了。雨天风很大，走在田间的土路上有些滑，张艺谋跑前跑后为我挡风遮雨，可是没一会儿工夫我俩还是被淋透了，天灰蒙蒙的，和庄稼的颜色混在一起，空气中有一种青草气，很清新，很舒畅。四周那样静，只有雨打在庄稼上的“沙沙”声。张艺谋滑倒了，我不由得尖叫了一声，由于太静，这一声传得又高又远，惊的我和张艺谋都不相信这竟是我发出来的声音。
　　到了村头，路就更泥泞了，走一步鞋子就被拔掉一次。我的鞋被拔得脱帮，只好提着鞋光着脚丫走。雨还在不停地下，雨水顺着脖子流下来，身上的衣服从里到外全部湿透了。张艺谋在前面走着，不时回过头来和我说话，突然他停住话，眼睛盯在我的身上直发愣，嘴里连声说着：“位置不对，位置不对。”
　　“什么不对？”我疑惑地低头看看自己身上，发现腰间鼓鼓囊囊的，就不由得撩起上衣一看，原来是胸罩里面的那层薄海绵浸饱了雨水，下沉垂到了腰间，两人一阵哈哈大笑，这笑声夹杂着雨声在田野里回荡，传得很远很远。
　　一进村就看见我们村饲养室的大黑漆门。那门特别大，原来上面有张艺谋画的毛主席像和红太阳，现在毛主席像不见了，只有两个大红圈。村子比原来大了许多，原来饲养室离村子还有一截路，现在都快连在一起了，我们正在端详着曾住了三年的饲养室大院，村头上住的几户人家看到了我们。他们喊：“艺谋和肖华回来了”。因为是雨天，大伙儿都没出工，一会就来了许多人，我们换上农民给我们拿来的干衣服，大家兴高采烈地聊了起来。
　　张艺谋告诉大家，他现在在北京上学，学怎样拍电影。将来学成之后，要拍电影就到咱们这个村上来拍，大家连声说：“行，行，好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