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笔就老-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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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说，“她甚至为简洁而不惜牺牲完整。”也许，狄金森要放弃的正是完整。我在此想起她的那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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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烈焰紫色熄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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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系一天黑色缎带
　　帽上佩戴服丧标志
　　然后，美丽的阳光照耀
　　帮助我们忘记”
　　在此要的遗忘、割舍、弃绝。阳光从容镇定明智的让人敬重的孀妇。于人世可以如此，于诗又何必面面俱到？
　　但是，话说回来，狄金森总的来说不是一个让人轻松愉快的诗人，当她更多地出现她那些诸如“真理的强光必须逐渐释放，否则，人们会失明”或“上帝贷给幸福，牟取高利，而且终于要索回”之类的诗句中时，就真的是坚硬的了，有那种隐居者心绪恶劣的味道。这是一种符咒式的语言，它们中总有一句是作者的谶语。这个话题不便深谈。我想起了我看过的电影《奥兰多》，这是根据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改编的。影片和小说一样令我非常地厌倦，那滋味真是难以言表。它们的表面总是有一种郑重甚至是庄严的东西，让人噤声。其实，这是天才放肆之后产生的作品，它们滥用了人们对天才尊重的情感。毕竟，始终清醒自持的天才是不多的。狄金森的盲点不是世俗的荣誉带来的，她生前只发表了八首诗，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艾默斯特修女”。她的错误在我看来恰恰是缺乏荣誉造成的，她缺乏于他人是远远不够但于她是恰如其分的那一少量的荣誉。这点荣誉可以使她避免很多令她的读者厌倦的地方，会和热爱她的诗的那些人的关系处得更随和一些。她缺乏这种有益的微量的刺激，因而她在她的路上背对着我们越走越远。诗成了格言甚至是咒语，在狄金森那里应该是不自觉的，是违背她的本意的。
　　我想，写出“金色烈焰，紫色熄灭”的狄金森肯定是早年夜宴之后慵慵而归的狄金森。在我看到有关她的文章中几乎都没怎么描述她决意隐居之前的生活，但在余光中的那篇短短的评传中，我读到了这样的一些话：
　　“廿三岁以前，爱蜜丽（即狄金森）一直是安默斯特（一译艾默斯特）社交界的出色人物。她耽读济慈，柯勒立治，白朗宁，爱默森，德国诗人海涅原文的诗，霍桑，狄更斯的小说。常穿素衣的她，脸庞白皙，嘴唇红润，修长的眉，明亮的眼，密密的柔发用栗色的丝带束起，身材娇小得‘像一只鹪鹩’。廿三岁那年，她随父往游华盛顿，美貌和谈吐常惊四座。……”
　　真是难以想象这是狄金森。看过狄金森1847年拍的那张银版照片（好像她面世的照片就只有这一张），当时她年方十七，除却早期摄影技术的粗陋因素，怎么说来她也算不得漂亮。但我宁愿相信余光中先生的那一段话，那种戏剧化的场面，令我欣悦，这是那“金色烈焰”。就一个诗人一生的外观而言，我是情愿她曾经品尝过世俗的那一杯丰腻的水。烈焰的熄灭过程由顶点处的金色渐渐地转向紫色，由张狂渐渐地走向幽寂。可是，若没有金色的前提，又怎么可能有紫色的魅力？我对金色和紫色之间的关系的深刻认识始于此，始于狄金森。
　　1997—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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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梅·萨藤相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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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梅·萨藤相遇，缘自朋友的馈赠。朋友马永波赠我四本“美国著名女作家梅·萨藤日记书系”，这套书是他和杨国华先生联合翻译的，马永波译的是《过去的痛》、《梦里晴空》，杨国华先生译的是《独居日记》、《海边小屋》。这套书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在2001年1月出版。
　　如果不是我判断有误的话，那么，这四本书是内地第一个关于萨藤的中文版。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个女人，在此之前，哪怕是在中文杂志上，我也没有和她有过短暂的会面；我没有听说过她。这固然是因为我的寡闻，不过，关于萨藤，我想还是有必要抄录一下她的简历：
　　“梅·萨藤（MaySarton，1912—1995），生于比利时的沃德尔哥摩。1916年梅·萨藤一家移民美国。1929年梅·萨藤毕业于剑桥中学和拉丁学校，同时开始写诗。17岁时她的系列十四行诗发表在著名的《诗刊》上。
　　梅·萨藤是享有国际声誉的小说家、诗人和日记作家。她一生创作了50多部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日记、儿童文学和论文。1973年她的《独居日记》出版后，至今畅销不衰。从此，这一体裁成了梅·萨藤写作中的重要部分，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经常出版梅·萨藤作品的妇女出版社称她为‘关于创造性、爱和老年无与伦比的作家。’1997年出版的《梅·萨藤传》称她为‘已被事实证明了的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女作家’。她曾在多所大学教授过诗歌，包括韦尔斯利大学和哈佛大学，并拥有17个荣誉博士学位，被誉为人类精神的探索者。”
　　我想这个简历出自马永波或杨国华先生之手，这里面也许包含了译者对萨藤的感情因素，特别是引用了“已被事实证明了的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女作家”这一句，甚至连个“之一“都没有，应该说是失之偏颇吧。如果真的从“最有影响”这个角度来说，萨藤可能连“之一”都不能算吧。
　　她是否真的具有国际声誉，她拥有17个荣誉博士学位是否能证明她的“国际声誉”，这些都不是我感兴趣的。在这份简历里，有一句是我非常认同的，“关于创造性、爱和老年无与伦比的作家”，萨藤对于我来说，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作家。
　　我曾经把萨藤的书推荐给我的一些朋友们，但反应比较冷淡，与我读她的书所得到的那种深厚的感动乃至战栗相比，其他人对她的兴趣不符合我的预想。有人这么说，她好像太浓烈了，太精神化了。这样的反应我一点也不失望，甚至有一种窃喜——我遇到了我的作家。有一种私有的感觉让我觉得愉悦。私有的感觉在财富上、情感上都能让人愉悦，有的时候，在阅读中也是如此；对于我来说，更是如此。对于自己非常钟爱的作家、艺术家，我基本上不能和人交谈，一是怕自己的表达不够准确，唐突了他（她）；二是怕别人的议论过于轻慢，亵渎了他（她）。对萨藤，我这种毛病又犯了。
　　我在一个夏天读完了她的四本书。这个夏天的很多个早上，趁着还算凉快，我坐在我家屋顶上，摊开她的书和我的笔记本，手边是一管书写畅快的黑色签字笔。这个园子因为夫君的精心照料，相当生气勃勃，我的头顶是紫藤的浓荫，身后是两棵开花的石榴，面前是红色蔷薇爬满了栅栏，四周还有盛开的三角梅、栀子花、月季。对于精通园艺的萨藤来说，我这个读者在这样的环境里读她，那种气氛倒是相当匹配的。我迷上了这个女人以及在园子里读她的那种感觉，一向睡懒觉的我却在这个夏天早早地起床，到植物中间和她相会。我手边还有一杯浓茶，堪称美满。
　　她说：
　　“我的问题是使暴风雪中的情人们与我望见的一大片白色孤梃花之间有一个可行的过渡。”
　　我和她之间也有一个是否可行的过渡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在于国度、语言、性别取向、文化背景、，而在于年龄。
　　梅·萨藤作为一个拥有巨大的公众知名度的作者，准确地说是始于她的日记体随笔《独居日记》。《独居日记》记载了她从1970年到1971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州纳尔逊的隐居生活。这时的她，已经是个接近60岁的老妇人，年轻时美貌已不复存在，写作的名声却迟迟未来，她没有婚姻，没有孩子，作为一个同性恋者，和她一起生活多年的伴侣朱迪因患老年痴呆症住进了疗养院。她独自一人住在纳尔逊的乡下，与寂寞为伍，却在这个年龄这个地方遇见了上帝，多年来在精神旅程中所付出的所有艰辛终于得到了回报。在纳尔逊，她的心灵之花妖娆怒放，而且，她还找到了盛放这些花朵的容器——日记体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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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梅·萨藤相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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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读者，我们有幸分享了这些花朵；这个情形就像萨藤自己的话：
　　“金盏花开了，非常少的小鱼尾菊，一些矢车菊——只有烟草花和罂粟，以其汹涌的粉色在这恶劣的夏天泛滥开来，。但最后会有可摘的东西，也会有值得为之摘花的人。”
　　萨藤的这四本书，让习惯看书做笔记的我忙坏了。我不得不大量抄录她的段落，在抄录的过程中，我固定我的惊喜和感慨。看书抄录段落是我多年来的一个习惯，在女作家里面，我抄她跟抄杜拉斯差不多的篇幅。但效果是相反的，杜拉斯引导人混乱、复杂、深邃；萨藤引导人清澈、简单、阔大。
　　妙处就在于萨藤的引导过程。她呈现出了一个关于生命的结论似的东西，但这并不特出，世界上有更多的高人更多的著作呈现的比她更完善更清晰，她的贡献在于呈现出了她寻找这个结论的过程。她不是一个劲地往外走，让自己走出来；她是往里钻，她用沉浸这种方式来寻找友谊、爱情、家庭、自我充实、自我完善的秘密。日记体的好处在于它的琐细。这种体裁，对作家来说，是一种梳理，同时也是一种暴露。只有那些既有耐心又有勇气的作家才可以掌控这种看似简易其实高妙的写作形式。萨藤正是这样的一个作家，她记下了日子里关于生活中的细节：大自然、园艺、烹调、动物、走访朋友以及朋友来访，还记下了她自己在日子里穿梭时的种种心境：她也脆弱，也怕孤独，很多时候，她还很害怕写作的艰辛；她想见人，见了人又后悔；她不想给读者回信，却不能自控地每信必回；她渴望友情和爱情，但又发现这些都不是她真正的生活，真正的生活是她的独处，热情而宁静的独处，她在这中间找到了幸福。
　　对于萨藤来说，我太年轻了。但是，我觉得自己完成了阅读上的这个过渡。通过她，我预支了关于老年的理想：热情、孤独、体面而雅致，还有幸福。
　　2003．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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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转述的女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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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段时间看一个人体艺术展。拍摄对象基本上都是女人，被拍得那个肉感啊，而且，基本上只有肉感。我想男性观众想没有反应也是很难的。展览组织者的说明中希望观众只被唤起艺术美感，跟面对风景照片的感受是一样的，言下之意暗批某种生理反应为邪念。这很强人所难。这种展览的目的应该是在“邪念”之上延伸出另外的感觉，那就可以叫做成功。
　　我问男性观众，展览成功吗？他们说，不成功，没被延伸出去。
　　还是作品本身的问题。
　　想起两个著名的人体摄影作品的例子，拿来说说。
　　这两个女人作为拍摄对象，其创作构成和作品类型都很相似——作为拍摄者的伴侣，她们让其天才的爱人用镜头将她们的胴体定格了数千次，为我们大家留下了那么多精彩高妙的裸体艺术照片。这两个女人的共同之处还在于，她们是同一时代的人，在上个世纪芜杂、激情、怪诞、疯狂的20时代，她们都正当华年，艳冠群芳。
　　这两个女人，一个叫做艾丽斯·普兰，但人们都叫她奇奇。奇奇出身在法国勃艮第地区，是一私生女。她13岁跑到巴黎瞎混，后来成为画家们的模特儿和各个夜间娱乐场所的“王后”，深受文学艺术家们的青睐。其中一名叫做曼·雷的美国艺术家和她缘分最深，两人在一起同居了六年。曼·雷作为达达主义运动中的一员主将，奇奇给了他无数的灵感，他也为她拍下了数千张精彩的照片。两人的合作是随时随地的，凯·博伊尔有一段文字，可以让人想象一番这个奇异的女人。
　　“曼·雷为奇奇设计她的脸蛋儿，用他自己的手在脸蛋儿上作画。他首先剃掉她的眉毛……然后在上面画上两弯眉毛，颜色每天都在变化，有时眉细如线，有时又眉粗如指，还有各种他选择的角度。她那厚厚的眼睑某天可能是古铜色的，另一天可能是宝蓝色的，再一天可能是银色或翡翠色。……她浓妆艳抹，极富性感，她的声调嘶哑得像叫卖小贩，她的秀发光亮平滑像一只乌鸦闪动的翅膀。”
　　奇奇后来写了一部回忆录，回顾自己的历史，评述情人们的性能力，再配上曼·雷给她拍的很多裸体照。这部回忆录海明威写了序，说“……你手里拿的这本书是一位女士写的，这位女士从来就不是窈窕淑女。近十多年来她几乎被人们当作女王，但是，她当然与所谓淑女大相径庭。”
　　另外一个女人跟奇奇差别太大了；她非常孤僻高傲，一辈子都不曾化妆，而且尽可能地远离人群。她年轻时候美妙的身体和手，也被其夫君、美国著名摄影家史蒂格利兹定格了几千次。当然，她本人后来在绘画上的巨大成就，将这些摄影作品转化成她一生的一个花絮、一种附丽，但现在我们看八十多年前的她，还是觉得太美了，完美。一个女人，自己本身是完美的作品，又拥有创作完美作品的天赋和才华，真让人叹为观止。这个女人大家其实都知道是谁，她叫乔琪亚·欧姬芙。
　　可惜的是，国内市面上有那么多所谓的人体摄影艺术画册，却基本不见欧姬芙和奇奇的相关专集。她们的那些照片只零星闪现在一些文本的插页里，甚至只是被转述，就像现在我在转述一样。
　　2004…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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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笔就老》PAR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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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翻开画册，仔细地看那些曾经熟悉的街巷和旧迹，她想起浪费了的奖学金来。一窗方方的阳光安静地照在地板上。她的后背被太阳直直地晒着了，她的头影投在厚厚的缎子般光滑的书页上，几缕发丝变得出奇的粗，颤颤地抖动，像是在显微镜下观察到的那样。她头朝后面仰去，闭拢了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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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D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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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翻开画册，仔细地看那些曾经熟悉的街巷和旧迹，她想起浪费了的奖学金来。一窗方方的阳光安静地照在地板上。她的后背被太阳直直地晒着了，她的头影投在厚厚的缎子般光滑的书页上，几缕发丝变得出奇的粗，颤颤地抖动，像是在显微镜下观察到的那样。她头朝后面仰去，闭拢了双眼。等她再度睁开眼睛，阳光滑走了，一抹孤独的余晖渐渐从地板间消匿，如同大幕徐徐落下，白得刺眼的书页变得灰蒙蒙的。她听见楼梯上传来德米特利的脚步声，又听见他的钥匙在锁孔里清亮地咯答一响，声音锋利地划进了公寓空间。她站起身来，将书搁回书架上原来的位置。”
　　仅就这段引文来说，没有人猜到这个“她”此时在想什么。可以说是在等人，也可以说是正拒绝某个人的到来。她等待着一场变故，或者说，她眼睁睁看着一场变故即将发生而没有力量去改变。她不熟悉这个地方，但她似乎又有把握自己会亲近它；她也许有轻微的疼痛感，不是很厉害，看本书似乎可以压下去，但这本书让她慌乱……
　　这是普利策文学奖得主、印裔美国女作家裘帕·拉希莉的长篇小说《同名人》中的一段，说的是印裔美国女人毛舒米坐在情人德米特利的公寓里等待他外出买食品回来的那一刻。从一本20多万字的小说中拎出这么一段，那是因为我认为它能反应出这本书迷离得非常准确的特质。
　　迷离得非常准确，看似一个病句。我的意思是，迷离，是这部小说的本质和内核，是关于ABCD（Americanbornconfuseddeshi，在美国出生的迷茫的印度人）的生存状态，准确是指裘帕·拉希莉的描述和语言。这种情况仿佛是这样的，有一团模糊的光斑，拉希莉仔细的、客观的、饱含感情但又不感情用事地描述了这个光斑的形状和色彩。
　　我对《同名人》最大的赞赏在于，一个当代年轻的女作家，跳离开本人的困境，从这种困境出发，将眼光放大到一个族群的生存状态上去，将他们在血统上、文化上、情感方式上以及归宿感上的种种迷茫一一呈现，而且，呈现得很是精巧、优雅、冷静。拉希莉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之前，她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集《疾病解说者》获得了普利策文学奖）超越了性别写作，格局这么大，实在难得；就如有的评论所说的那样，“拉希莉坚守了伟大作品所具有的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的雄辩性与持久性。”
　　相比《同名人》，ABC（AmericanbornChinese；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的写作实在没有什么力作可言。裘帕·拉希莉本人很欣赏她在波士顿大学文学创作班的同窗哈金的作品，但不同的是，拉希莉是ABCD，哈金却并不是ABC，他的根是扎在中国文化里的，其根本性的痛苦和欢愉都来自中国。谭恩美是ABC，她的《喜福会》算是突出的，但其格局甚小，完全不能和《同名人》相比较。真希望将来某一天，能有一个和裘帕·拉希莉抗衡的华裔美国作家出现，将漂游在中国和美国两种文化之间的种种感受以完美的小说方式呈现给世人。
　　2005/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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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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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吉尼亚。伍尔夫的随笔中有这样一段话，“绝不要假意装着你没有得到的东西是值不得获取的……譬如说，绝不要假意装着孩子可以由其他东西来替代。”
　　这个句子顺序其实是颠倒的，在我的理解里，应该是“绝不要假意装着孩子可以由其他东西来替代，就如同绝不要假意装着你没有得到的东西是值不得获取的一样。”这是一个女作家在错过了作母亲的机会后的沉痛念白，这种沉痛唯有女读者才能深刻体味，而且，这种沉痛往往是得到了孩子的女读者感受更为真切。憾恨是因为有对照而产生的，作了母亲的女读者正是获取了神赐予的这种幸福而满怀恻隐之心，于是，这种她人的憾恨于她反而更加强烈，犹如幸存者珍惜劫后余生。
　　我不知道伍尔夫没能作母亲有没有生理上的障碍，我没有看到过这方面的资料。如果这个问题不作为我继续就女作家与孩子说点什么的前提，那么，一个美丽、聪颖的女作家放弃与生俱来的一种使命和一种让自己幸福的机会，那是因为什么重大的原因呢？
　　重大的原因之一是，女作家中，有的并不认为孩子是自己的使命，有的也许承认使命一说，但并不认为这是一次幸福的机会；或者，有的干脆两种说法都不以为然。如果随时随地都能否定所谓使命和幸福机会的说法，哪怕是半夜一场恶梦惊醒后的两分钟内也能坚决地否定，那么，这种原因的确是重大的。
　　这应该说是一种决定。但凡是决定，就应该得到人们态度上的尊重。
　　另外，重大的原因之一可能是看到一只猫在正午像影子似地一掠而过。
　　我有一个朋友的妻子对猫过敏，其程度严重到见一只猫从门口跑过就会浑身发痒起斑。也听说过与猫正午时的瞳仁对视后当即引发癔症的个例。伍尔夫在牛桥（她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虚拟了一个叫“牛桥”的最高学府）散步时，也曾见过一只猫出现在庭院里，她说，此情此景就可以让一个人的世界观发生改变。
　　也许是一条鱼，也许是一声雷，也许是某时某地某个人古怪恐怖的一个笑……总之，世界观在这一瞬间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改变。这种根本甚至是一种毫无察觉的根本，就如同自己的容貌在每天镜子里的那种没有变化的出现一样，唯有定了格的照片才能证明，衰老的事实的的确确是发生了。也许，一个女作家在她自己事后已经无法回忆的重要时刻，放弃了她的孩子．
　　放弃了孩子的女作家会得到什么样的回报？文学的晶体？
　　放弃了孩子的女作家应该传世，这是她们应得的回报。但是，作了母亲的女作家也可以传世，这也是不争的事实。神不公平。
　　就一个女人来说，放弃了子宫充盈然后释放的过程，就像放弃一次生命的绝无仅有的高潮。她要在想象生命的高潮之中去达到生命的高潮，这在意志上和情感上都是一种搏斗。但是，话转过一面说，本来可以一生只担忧自己的灵魂就行了，却又不得不去担待另一个生命所有的烦恼，这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放弃？神还是公平。
　　我有一个一向立论险僻且论证过程强词夺理的朋友曾经说，女人，若要从事写作这档子事情，而且还想写出点名堂，那么，就不能生小孩，因为生小孩会让女人骨质疏松，进而精神瘫痪。
　　一次颇为诙谐的危言耸听，其振振有词到差点说“据科学家分析”。现在有很多“据科学家分析”出来的有喜剧效果的结论，比如1999年年末闹的那场好玩的事，“女人的基因只支持其专注配偶四年，然后就得另觅新欢以保障后代的优良”。
　　谁会因为“据科学家分析”的结果而来规划自己的人生呢？
　　话说得感性一点，那些没有作成母亲的女作家大多是因为错过。可能是因为写作计划太庞大且实施得太顺利，一眨眼，二十年就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