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斗-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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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不错。他就是李民天，他就是李民天！”
　　众人都散了。虬江路口又象刚才那样平静和昏暗，只剩下满地传单，随着东海的春风，缓缓飘动。周炳一路往宝山路金鑫里走，心里如醉如痴，十分兴奋。他分不清自己是高兴还是愤怒，是喜悦还是悲伤，只觉着兴奋异常。自从广州起义失败以后，半年来，他没有这样兴奋过。他好象一个叫人长期关在地窖里的人，透过那无穷无尽的黑暗，忽然看见什么地方露出一线天空，一线光明。他拿右手握起拳头，打在左掌上，说：
　　“哪怕那一线天空，一线光明，一眨眼就过了。可天空到底是天空！光明到底是光明！”
　　如今，他觉着上海是一个挺不错、挺有意思的地方。这地方虽然住着许多醉生梦死、屈辱偷生的人，却也住着不少英雄好汉。这样看起来，上海人一点也不比广东人退版。他又觉着自己是有点错怪了李民天。他以为人家是胆小鬼，只愿意躲在学堂里当大少爷，却没有想到他还有这一手，干得有声有色。这样翻来复去地想着，走着，他忽然停下了脚步，深深地懊悔起来。
　　“我刚才为什么不跑上前去，推开那两个便衣侦探，把他们放走呢？”
　　他自己质问自己，自己却回答不上来。他想，如果他抢上前去，那两个便衣侦探决不会是他的对手。他可以象推禾秆草一般推开那两个侦探，在那四个华捕赶到之前，李民天和他的朋友就可以蹦掉。他越想越觉着懊悔，却没提防有两个喝醉了酒的日本浪人，一齐举起手掌往他身上一撞，嘴里叽叽咕咕地骂着，把周炳撞得踉踉跄跄的，几乎跌倒。他回转身来，定睛一看，原来他刚才站立的地方，是一家日本人开的什么铺子的门口。那也不知道是一家干什么营生的店铺。只见它门口挂着花花绿绿的招牌，招牌上写着错错落落、歪歪扭扭的中国字和日本字。另外有一个很大的霓虹灯招牌，上面的字样和那招牌上的相差无几。门口是亮晃晃的，店铺里却是黑吗吗的，烧酒的气味和跳舞的音乐混在烟草的臭味儿当中，一阵阵地冒出来。周炳吐了一口唾沫，继续往前走。他是那样的兴奋，以致一面走着，一面自己喃喃地说起话来：
　　“古人说过，人逢喜事，就会看见天门打开！这天门虽然只开了一条细细的小缝儿，一会儿就砰的一声关上了，天空依然一片漆黑，——可是不打紧，它到底是给我打开过了！它到底是给我打开过了！”
　　回到家，他一口气冲上二楼张子豪的书房里，没见陈文英，也没见别人，他又冒冒失失地冲进陈文英的卧房里，口里不停地叫唤道：“大表姐，大表姐，大表姐……”陈文英正在床边的梳妆台前面卸妆，见周炳慌里慌张地撞进来，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连忙按着散开的衣襟，站起来，回过身对他说：“半夜三更，什么大惊小怪的？看你慌成什么样子了！没有大不了的事儿！到书房外面歇一歇，喝口茶，我就来。”周炳退出去喝茶，不久陈文英就出来了。他把刚才的所见所闻，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陈文英。她那大而圆的眼睛稍稍眯起，细细的眉毛轻轻地皱着，听完了，叹了一口气道：“国耻自然是国耻。谁没有过慷慨激昂的时候？可是，既然是国耻，就该由国家来负责。几个人瞎嚷嚷有什么意思？我说呀，我们三妹的那个李民天就是有点不安分。”周炳抗声说道：“不，不是什么不安分。他是一个勇敢的人。”“勇敢的人？”陈文英重复着这几个字，同时尖声笑起来道：“得罪了。得罪了。我说我是十九世纪的人，怎么跟得上你们呢？你跟李民天又是罢工委员会一伙儿的，怪不得，怪不得。可是他算不算一个勇敢的人物，过几天再瞧吧！”说完了，她就站起来，走到电话机旁边，给张子豪打电话。打了四、五处都没打通，她气愤愤地摔下听筒，走回来对周炳说：“不知道你表姐夫藏到什么地方去了。不过不要紧，要他们找人去跟英捕房说一说，会放的。李民天当了一辈子少爷，尝几天蚊子、臭虫的味道，也算他见识见识。”周炳看见她这么瘦弱，却这么傲慢；这么慈善，却又这么虚伪，觉着很诧异。有些话，他如今也不愿意讲了，他愿意等着瞧。
　　果然，五天之后，李民天在张子豪家楼下东厢的客厅里出现了。他永远是那样瘦瘦高高的，永远是那样清清秀秀的，就是外国人的监牢也改变不了他的风度。周炳留心看他有什么改变没有，后来看出来，他变得更加彬彬有礼了。他一坐下，就原原本本地讲他被捕和释放的经过。他讲得很仔细，很生动，陈文英和周炳听着，都入了迷。讲完之后，他不胜感慨地结束道：
　　“我这回算是看清楚了。——对于劳苦大众，我是十分同情的。对于咱们那灾难深重的国家，我是十分心疼的。对于布尔乔亚的生活，我是十分厌恶的。但是，纵然如此，又怎么样呢？……反抗，救国，革命……我看是毫无希望的了。好象鲁迅也这样说过的：咱们大家都躺在监牢里等待死亡。四周是铜墙铁壁，连一条小缝隙都没有。谁要是叫醒别人，说明这种情况，大家就怨恨他，折磨他，最后杀死他！出路？——
　　根本就没有。也不想有。”
　　他这番话叫周炳十分惊奇，又十分失望。他红着脸，张大嘴巴，眼神迟滞，连一句话也讲不出来。陈文英和他相反，又高兴，又得意地更正李民天的错误道：“李君，你这句话没有说对。过去的社会，诚然是那个样子。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革过命了，北伐也跨过黄河流域，快要到北京了，北洋军阀快要消灭了。”李民天抗声说道：“不，不！没有什么两样，还是老样子。整个社会是一个大的，可怕的，大得可怕的悲剧！”陈文英不跟他争论这一点，却从另外的方面进一步追问他道：“那么，你打算怎么办？”李民天想了一下，就回答道：“我打算回广东去。首先，我打算结婚。其次，顺便把大学念完。再其次，找一点对国计民生有小小好处的事儿干一干。就是这个样子。大家都嚷着凡参加过省港罢工的都要抓，我也就信了，跑到这里来了。这是上当。慢说国民党抓不了这许多人，就是抓去了，无非也跟上海的监牢一样，有什么了不起？”陈文英和善地点着头。雅致地笑着说：“对，对。你办得对！这是一个人在社会上应该走的正当途径。不过，要是当真坐了牢的话，在坐牢之前，还是先把保人找好才好。”说完，她自己就嘻嘻地笑出声来。李民天只是苦笑了一下，没有别的表示。过了一会儿，他又主动地对周炳建议道：
　　“周炳，念大学吧！当一个学者吧！当一个有广博知识的名流吧！大姐、大姐夫他们一定会成全你的。这靠山比泰山还要稳呢。——你小时候的出身不好，没钱供书，吃了点亏，后来是你自己不长进，弄成这么一个半桶水；文不文、武不武的！这一回，得看你是不是大彻大悟，决心离开下流社会，迈步走进上流社会了！大姐，我说的对么？”
　　陈文英不住地点头赞好，又拿那双刚开始有皱纹的圆眼睛不住地瞟着周炳，好象在说：“怎么样？你衷心佩服的人说的话，该可以相信了吧？”李民天说完了，她又接上去说：“不成问题。别说供给一个大学生，就是两个、三个，我们家里虽然穷，也还是供得起的。”周炳只是用手搔着脑袋，无话可说。李民天走了之后，陈文英把几盏多余的电灯都熄灭了，只剩下当中有乳白灯罩的一盏吊灯，客厅里的光线顿时暗淡了下来。她看见周炳坐着不动，就也在离他不远的一张沙发上重新坐下，和他细谈起来。这长方形的大客厅布置得十分富丽堂皇。一眼望去，几乎整个是粉红色的。座位分成三组：靠南的一组在高大的玻璃窗下，沿着墙壁和窗台摆满了矮而宽的沙发，沙发前摆着矮而宽的茶几。中间的一组对着门口，是一张精工雕制的红木方桌和四张镶了织锦座位的红木靠背椅子，看样子象是打麻将用的，如今却摆着粉红色的外国花瓶，里面插着几枝淡红色的玫瑰。靠北的一组是一张藤制的大圆桌子和四张藤制的大扶手椅子，完全油成粉红色，是喝茶的地方。四面靠墙，还摆着许多花几和长几，上面放着名贵的盆花；常绿的盆栽和金质的摆设、玩物以及外国的狮子、狗熊、洋娃娃。墙上没有字，没有画，只悬挂着他们的家庭照片和一些从外国来的花瓷盘子。张子豪是信仰基督教的，但是不象陈文英那样热心参加集会和慈善活动，也反对把客厅弄得带上宗教气味，因此光从客厅的装饰看，就无从了解他们的信仰。整个客厅，——不管怎么说，是金碧辉煌，而且倾向于粉红色的，但是缺乏一种耐人寻味的情调，仿佛显示着主人们布置的时候过于匆忙，又显示着主人们在这桩事儿上还缺乏必要的经验。
　　这时候，陈文英逐渐下了决心，要把事情敞开来和周炳谈一谈，于是她就挺起胸膛，拿出监护人的身份开言道：“李民天的事情，你都亲眼看见了。他是糊里糊涂的，又是胆小怕事的，咱们不要过分责备他。——可是你呢，你到上海也就有这半年了。你的志向立定了没有？如今北伐差不多结束，革命差不多成功，全国也快要统一了，正是开办教育，振兴实业，传播真理，富国强兵的大好时机，你打算做一番怎么样的事业呢？”这几天来，周炳的苦恼实在不是言语所能够形容的。那天上的光明只对他眨了一眨眼睛，象万里乌云里面的闪电一样，一下子就过去了。那革命的英雄李民天又象个雪人一样，一下子就溶化了，变成了一滩水，偏巧这时候陈文英对他提起了这些事儿来，更使他按捺不住。他粗鲁地摇着头，脸上的肌肉全都痉挛起来，嘴巴也不自然地张开着，说：“不，不，不。北伐并没有胜利，革命并没有成功，国家也并没有统一，——岂止没有统一，连一点独立自主的影子也还没有呢。我要革命。我要继续革命。一直到……”他本来想说一直到张太雷同志所宣布的政纲实现为止，后来一看陈文英正在使唤一种引诱的神气对他微笑着，他就忍住了口，没往下说。陈文英见他想说不说，就追问道：“蒋总司令，你表姐夫，还有你，——你们本来都是一道革命的。那时候，我听见你们说，你们要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现在，不是都打倒了么？不是什么都好起来了么？你还要革命，那是革谁的命？革蒋先生的命么？革你张家表姐夫的命么？——他们都是革命的英雄志士呀！”周炳觉着他大表姐这时候又愚蠢、又自私，就开导她道：“你整天躲在富贵安乐的家里，怎么会知道世界上的事情呢？世界上什么都没有好起来过！老百姓仍然过着奴隶的生活，只有更加穷苦，更加不幸，那生命也更加没有保障！不如说，世界上什么都一天比一天更坏了！”陈文英非常自信地点着头说：“我虽然不知世事，但是这样的情形，我还是知道一点的。有些不幸的兄弟姊妹，的确是很贫苦，又没有知识。不过这是上帝的意旨，谁也不能变更。你没有看见我整天奔波劳碌，总在想法子减少他们的贫穷和不幸么？……呵，要是你能够接受基督的真理，做一个虔诚的、有信仰的人，咱们一生一世，永远替那些贫穷和不幸的人服务，那够多好！——你读过圣经么？该读一读的。世界上有教养的、体面的、幸福的人都读过圣经。”周炳没有立刻回答她，他从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里，也从他所认识的共产党员那里，知道不是这么一回事。许多人的贫穷和不幸，是因为有少数人统治着他们，压迫着他们，剥削着他们。在广州，他还和许多人一道推翻过那种统治，取得过政权。但是他不想在这个时候跟她做无谓的争论，因此一直没开口。他的脑子里不断地回忆前几天晚上在虬江路口所见的一切，觉得十分神往。
　　从陈文英的眼睛看来，周炳这时候是愚顽、固执、没有教养和不近人情的。这时候他不象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上流社会的人物，却象个无知无识、冥顽不灵的下流粗人。但是又奇怪，又不幸的事情就是：偏偏在这个时候，陈文英觉着他最漂亮，最英俊，最可爱！他的宽大的圆脸上泛着红光，象晴空的早霞。他的眼睛呆呆地望定了什么地方，露出又幸福、又快活的样子。那又柔软、又湿润的嘴唇随意地闭合着，显得他非常镇定，非常威严。在暗淡的灯光下面，他的五官越显得高低分明，刚强出众。那上面的大、小、尖、圆，配衬得这样恰当，这样带劲儿，真是叫人惊讶。他身体微微向前倾地坐着，两只大手抱着一边膝盖，全身显得分外年轻，分外强壮。陈文英悄悄望了他几回，他都不曾发觉。后来，陈文英自己对自己说道：“要他漂亮，他就不听话；要他听话，他就不漂亮。世界上的事情再也没有双全的。唉！”末了，陈文英就撇开刚才所谈过的一切，向他另外提出一个新问题道：“李民天要回广州结婚了，我看你也应该结婚了吧。结了婚，有了家，一个人就不会胡思乱想，四处游荡了。对不对？”周炳听她提到结婚的事，不觉满脸通红，手脚忙乱起来，结结巴巴地说：“唉，没可能，——没想过……有是有过好朋友，——这是办不到的，死的死了，变的变了……”陈文英说，“那不要紧，我给你介绍一个怎么样？”周炳两手互相玩弄着手指头，微微低下脑袋，避开了陈文英的视线，说：“对于这种事情，我很冷淡。我另外有一个美丽的幻想。”
　　陈文英很有把握地接上说：“你有一个美丽的幻想，这我知道！”
　　周炳抬起头，正对她的眼睛，十分诧异地望着，不明白她怎么就知道了自己的幻想。陈文英严肃地，同时又大胆地继续说道：
　　“正因为知道了你的幻想，所以我打算介绍一个人给你。这个人的相貌脾气，都象我一样，完完全全一样的。你满意么？”
　　说完了，她就闭上眼睛，等待着，她的眼睛前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外国绅士，甚至出现了中古时代的外国骑士，他们都跪在她的脚下，张开手臂，口里念着诗句，发着誓，向她这位贵妇人求爱。但是周炳并不懂得这些规矩，他直挺挺地站起来，不加修饰地说：
　　“不，不是这么一回事。我的野心是很大的。我的幻想——也许你一辈子也不会了解！我也没有办法对你说……唉，时候不早了，歇吧。”
　　陈文英连忙睁开眼睛，见周炳那高大雄壮的身躯象一座山似地竖在她的头上，仿佛高不可攀，刚才那些想象中的形形色色的外国绅士和外国骑士，竟没有一个及得上他——象这没有教养的年轻人那般可爱。她的眼睛送周炳出了客厅，耳朵送周炳一直上了三楼，才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道：“你的野心倒是大！可惜你的胆子却太小！只要你双手把我抱起来，我整个儿就一塌括子都属于你的了！”
　　四　　　险地
　　有一个晚上，广州三家巷的老树枇杷刚刚成熟，那棵小小的白兰花却也开起花来，霎时之间，把一条三家巷熏得香甜郁腻，沁人心脾。才定更，何应元、何守仁父子俩就穿戴整齐，准备出门。今天晚上，是由何应元做主家的“市隐”诗社的雅集日子，广州有名的诗翁都将到社，连教育局长的表叔梁季育大诗翁都没推却，那隆重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这梁季育不但诗做得好，在当时的广东省政府里还拥有相当的势力。何应元不久以前，就是凭着他的赏识，从宝安税务局调到省城“禁烟督办处”里来当专员的，因此他父子俩不能不特别郑重其事。按何应元的见解，何守仁前后已经算是当了三年科长，照一般常例，是该迁升了的，而他还没有迁升，一定是他在什么关节上还做得不周到，于是就下定决心，在梁季育身上下工夫。这天晚上的雅集程序，第一是喝功夫茶，第二是公推梁季育即席吟诗，第三是众人唱和，第四是摆酒宵夜。何守仁怕其他诗翁一时和不出好句，就央何应元向梁季育预先讨了诗稿出来，分发给众人，事前查明典故，打好腹稿，以便即唱即和，万无一失。当晚他父子俩安排妥当，因为心里高兴，就不坐轿子，也不坐手车，一直步行，走到市隐诗社。这市隐诗社座落在城东雅荷塘街中段，地点清静幽雅，两边矮墙，当中学士门口，门旁挂着一个木牌，上面用隶书刻着市隐诗社四个粉绿大字。他父子俩双双走到门口，——看那木牌，不禁同时惊叫了起来。原来不知谁人这样没阴功，竟用红色油彩在那“隐”字上面加了几笔，把好好的四个粉绿大字变成了：
　　“市瘾诗社”！
　　何五爷才到禁烟督办处不久，这个瘾字分明是那些不逞之徒，穷极无聊，有意来寻他的开心，当下他厉声嚷道：
　　“姚满！姚满！姚满！你死掉了么！你……”
　　叫了半天，里面才有应声。又过了半天，才听到有破木屐的走动声。又过了半天，木门才呀的一声打开，里面走出一个花白头发，黝黑脸皮，经常带着一种欲笑不笑的神情的老头儿来。他名字姚满，香山县人，今年五十岁。原来在乡间做佃户，世代种花养草为业，后来跌伤了腰骨，就辗转流落到省城，给市隐诗社当了花王兼门公。何五爷指着木牌上的瘾字给他看，又把他大骂了一顿。他只是憨憨地笑。后来又拿纸擦，又拿水洗，又拿刀刮，总是弄不好。何应元父子没办法，看看做酒席的，管茶水的，都来了，料想客人不久就到，时间已经来不及，只好叫他把木牌打到后院茅房里，暂时搁着拉倒。木牌端走之后，何应元父子又把门口左右矮墙仔细看过了一遍，见没有什么破绽，才把木门打开，一路往里面走。这里，一进门是个大花园，当中铺了三行麻石走道，两旁是花草树木。走道的中心，有一座竹架搭成的凉亭，亭里摆着石台石凳，台凳之上，有几朵零零散散的落花。过了花园，是一个莲池。莲池之中，有一连三间座北朝南的水榭，就是广州有名的诗翁们吟诗作对的地方。何应元父子走过木桥，进了水榭，又把桌、椅、几、架、笔、墨、纸、砚，都过细地看了一遍。不久，客人果然陆续到了。何守仁的连襟、陈文婷的丈夫宋以廉到得最早。他本来不会做诗，今天却要了梁季育的诗稿，请别人乱七八糟和了一首，带来凑热闹。实际上是因为他最近发表了南海县的县长，县里那教育局长一缺，他把何守仁三番五次地推荐，始终不见揭盅，今天听说何五爷有横门可走，特地来看看虚实。接着，冠盖云集，笑语喧哗，最后梁季育也就坐着轿子来了。雅集按照原定的程序顺利进行：首先喝了三杯道功夫茶。其次磨上香墨，铺好宣纸，请梁季育即席吟诗。他还做出低吟浅唱、斟酌推敲的样子，捱磨了一阵，才提起笔来写。写完了，大家着实赞叹了一番，然后各自动笔来和。和好之后，梁季育又斟酌每个人的背影大小，有轻有重地每个人赏识几句。以后就是大家彼此互相恭维。又以后，摆上了酒席，大家就不管什么李白、杜甫、鹤膝、蜂腰，拼命地互相灌起酒来了。宋以廉是新派人物，讲究效率，见这一群酒鬼只顾贪杯，一点正事不谈，十分着急。他递眼色给何应元，催他快对姓梁的讲，何应元用眼色止住他，叫他保持安静，不要急躁。何守仁只一心一意陪着梁季育说话，也不去分心管别人的闲事。到菜上完了，席将散了，那些诗翁们才酒兴大发，拼命猜枚，赌起酒来。梁季育酒够了，就起身来到水榭的西间去喝茶，何应元父子和宋以廉跟着走进西间。
　　大家坐定，端上茶，梁季育呷了一口，说：
　　“今天晚上做了这许多的诗，真是人生快事！”
　　何应元立刻接上说：“是呀，季公政务繁忙，只怕这样的兴会，也不可多得呢！”
　　梁季育轻轻叹了一口气道：“真是的。一个人万万不可为政，一为政，就粗俗起来，稚子之心就没有了，——这说得上诗心么？我是宁愿一辈子当布衣，躲在这市隐诗社里，天天喝酒做诗的！”
　　何应元奉承地说：“要不然，季公的诗就有这样高！”说完了，他忽然想起那木牌上叫人改了个市“瘾”诗社，不免心中忐忑跳了两下。
　　梁季育又说：“能够在勾心斗角的苦海中，偷这么一个晚上的空闲，也就心满意足了。”后来又好象突然想起什么似地加上说：“是呀，我倒忘了。——今天晚上大家酒甜诗畅，放荡忘形，到底是出于谁的安排，出于谁的张罗？我得正经向他道谢才好。”
　　何应元微笑着摇头道：“安排张罗，倒都是我家那守仁一个人干的。可是孩子们办事，时好时歹，用得着奖励么？只要季公瞧着办，有机会提拔栽培就是了。”
　　梁季育用手搔着脑袋说：“不错，不错。你瞧，我把正经事全都忘了，我把正经事全都忘了。不是令郎整整当了三年科长了么？——你知道，我已经催问过两次了。那些饭桶办事，就是这个样子的！如今国民党办事，就是不如从前。不要说比前清差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