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轴线上的都城-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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锨浇ǔ珊蟊愦颐Ρ闭郏�与原有城池衔接，形成凸字形城墙。于是，位于外城南垣正中的永定门，就取代正阳门，成为北京城的南大门。外城的城楼以永定门最高，城楼高约廿米，与正阳门遥相对应。需要指出的是，新筑的外城把原来古代所谓行祭祀之礼的天坛、先农坛围在城区中了。这是突破周礼制度的都城规范的一次较大的变化。
　　中国传统建筑通常避免门门相对，即使寻常人家的四合院落，也有照壁、垂花门，将宅室与院门相分隔。只有北京中轴线上的门阙，遥遥相对。《马可？波罗游记》描述道：“那城中的街道是非常的宽阔，可以由一端看见它们的另一端。它们是特为如此布置，可以由这门看见对面的门。”从永定门、正阳门、大明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到太和门，一条通衢穿越重重城墙，从市井民间通往豪华的太和殿。当然，只有帝王是这条直抵金銮御座的大道的法定通行者。在帝制时代里，城楼和箭楼正中的门闸，对百姓永远不会敞开。
　　古人在大地上制造的巨型景观中常常包含着特别的寓意，只有上天了如指掌。由于没有人能够取得上天的视角，也就不可能从一鳞半爪间，读懂这些专门为天空呈现的图画。2003年（？），一组在北京上空遥感航摄的照片引起了人们的格外关注。人们发现中轴线上的古代建筑群的整体设计形貌具有强烈的象征性。地质矿产部地质遥感中心的科学家，对此进行深入研究，他们将遥感照片与历史资料相互印证，最终惊奇地发现，明代北京城的设计建造中，暗含着两条巨龙的造型——　一条是水龙，另一条是陆龙。
　　古代建城者的图纸早已消逝，学者们试图依靠科技手段，勾勒出古人最初的想象——南海是水龙的龙头，湖心岛恰好是龙眼，中南海和北海构成龙身，什刹海则是龙尾，颇富动感。陆龙俯卧在北京的中轴线上，天安门宛若龙吻，金水桥为龙的颔虬，东西长安街仿佛龙的两条长须，从天安门到午门一带是龙鼻骨部，太庙和社稷址如同龙眼，紫禁城恰似龙的龙骨龙身，四座角楼好象是龙的四爪，伸向八个方向，景山、地安门大街和钟鼓楼构成龙尾。而龙头前方的宝珠，正是正阳门。通览北京中轴线上的古建筑，呈现出巨龙锁珠之势，演两仪、四象、八卦之象。
　　也许是有意的设计，也许天然的巧合，但这一发现都揭示了城台门阙间某种神秘的联系，引导我们从一条新的路径，进入这座古老的城市。
　　苦海幽州
　　叫卖声悠扬清冽，像远方的泉水。老舍的作品中，经常出现卖水人的形象。每当城门刚刚打开，他们就推着木制的水车从郊外进城，在微明的天色中走街串巷，或者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坐下，等待人们来买水。老北京儿买水的习惯，在今天看来颇为费解。北京人喜欢喝茶是出了名的，城里到处可以见到各种茶馆和茶棚，然而，在这种喜好的背后，潜藏着某种矛盾，那就是——北京这座喜水的都城，很早以前，就面临用水的危机。
　　在中轴线两侧，我们可以和很多河道湖泊不期而遇——北护城河、后三海、前三海、紫禁城筒子河、内金水河和外金水河、菖蒲河、永定门外南护城河、南苑的凉水河等等。还有许多河流消失在时间深处，比如前门外的护城河。刘半农20年代曾经写过一篇名为《北大河》的文章，记载了一条流经沙滩红楼北京大学门前的无名小河，这条小河，唤起了他关于江南水乡的某些回忆。穿梭的河流，使这座用城墙围起来的都城显得飘逸和灵动。
　　无论是从实用还是从风水角度考虑，都城的建设，显然不能把水源置于不可企及的距离之外。北京的城市史印证了这一原则。无论是战国时期的蓟城，还是金朝的中都城，都把莲花池水系作为生命之源。
　　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元朝的第一位皇帝忽必烈抱着消灭南宋统一中国的勃勃雄心，从原来的都城和林（今外蒙古哈尔和林一带）来到燕京。最初的日子里，他一直住在金中都西北郊的金代离宫中。显然，被这片湛蓝的湖水所打动，时常在楼台上，沐临太液秋风。他看到了在蒙古草原没有看到的景象。从他所居住的琼华岛广寒殿刚好可以取得俯视湖水的最佳视角。汉人从陌生的蒙语发音中第一次听到了一个有些夸张的称谓——海子。
　　“海子”在蒙语里是“花园”的意思，但忽必烈从湖光山色中得到的，并非吟花弄月的雅兴，而是征服更大水域的野心和勇气。每到阳春三月，这位意气风发的蒙古大汗都要离开宫城，“向东北方向行进，一直走到距离海仅两日路程的地方……当大汗向海滨前进时，会有许多富于趣味的事件伴着狩猎活动而出现，这真可以说是世界上其他任何游戏所无法比拟的。”——马可？波罗在自己的游记里写下这样的话。
　　十四年后，这位缔造了横跨欧亚的庞大帝国的元世祖，派出了第一支东征日本的海军。颠簸的战船取代了摇晃的马背。但是，在1281年第二次东渡之后，这一计划宣告彻底失败。黄仁宇说：“在现代社会出现之前，很难能有一个陆上强国也可以同时成为一个海上霸王。”
　　不管怎样，北京接纳了这位草原英雄。定都北京几年之后，一座新的都城围绕海子在大地上展开。从上一集中，我们知道北京城的设计中隐藏着两条龙的造型。那条水龙，就是今天的前三海和后三海。前三海在元代被称为太液池，而后三海则称为积水潭。把湖泊纳入都城版图，并把湖泊东北岸的钟鼓楼—后门桥一带作为城市中心点的设计者，是一个儒释道、天文地理历法样样精通的汉族僧人，忽必烈给他赐名为——刘秉忠。
　　就这样，莲水池水系的衰落，使城市的版图漂移到水流更丰沛的高梁河水系。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太液池与积水潭相距咫尺，在当时却不相通。显然，这是营建者有意为之。
　　一条古船能否载着我们返回岁月的彼岸？这条长达17？5米的明代古船，1998年，在通州被意外挖掘出来，斑驳的船身如同一片凋零的树叶，终止了时间的延续。但这只巨大的船舶却分明透露出大运河昔日的繁华。
　　一位名叫郭守敬的官员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二环路旁的这座祠堂，是元代的都水监，相当于水利部，郭守敬曾在此办公，但他更多的时间却是在野外勘察和实测。他为北京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主持开通大运河的最后一段通惠河，大运河终于伸入了北京城，积水潭成了“船舻蔽水”的运河北部终点。这一工程中包含着一项巨大的奇迹。
　　北京地区的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如何使船只由低处的通州张家湾驶向高处的积水潭呢？这道难题几乎取消了将大运河引入都城的中轴线上的可能。然而，郭守敬顺利地解决了这一难题。他的方法是：沿河建造了24座水闸，通过上下闸的互相启闭来调节水位。这个设计连元世祖忽必烈都有茅塞顿开之感，亲临巡视时，这位金戈铁马的统帅露出孩子般的笑意。显然，他喜欢这样的创造。兴奋之余，他为这条闸河赐名为“通惠河”。
　　《红楼梦》中关于林黛玉进北京的的描述只有廖廖几句：“黛玉自那日弃舟登岸时，便有荣国府打发了轿子并拉行李的车辆久候了……”林黛玉会在哪里登岸呢？那时候南方人北上，通常都有京杭大运河，而林黛玉登岸的地点，很可能在漕运的终点：积水潭。
　　此前，郭守敬刚刚完成了另一件大事——在昌平东南找到了流量大，含沙少的白浮泉，作为都城水源。但这里海拔与北京接近，中间还有两道谷地，落差太小，甚至还有负落差，同样无法直接引水。郭守敬反复测算，最终决定将泉水向西引，在西山脚下汇合诸泉再南引入瓮山泊（昆明湖），经金代的旧渠道“金河”、万寿寺附近的广源闸、和义门附近的高梁闸导入城内，流经宫城注入太液池。这一工程中同样包含着一个奇迹：它与700年后在精密仪器辅助下修成的京密引水渠的路线极为相近。
　　两大水系顺利开通，他们的终点——太液池与积水潭——彼此相邻，却互不相通。秘密在于：太液池的高梁河水系是宫廷的专用水道，而积水潭的通惠河水系则是民用水道，两者必须独流入城又互不相混。
　　开挖的河道确保了都城与外界的联系。然而，它的大部分水域，都被统治者独享。明清以来，帝王嫔妃去苑囿游玩，一律从水道通行。这是天安门外的金水河。皇家的御用河道。凡在此取水者，都将面临杀头之罪。
　　明代以后，淤塞的河道显然无法成为市民饮水之源。玉泉山泉成为宫廷水源。每日清晨，由专用的水车从西直门入城，直抵宫中。百姓只好打井取水。于是，除了“河”、“桥”之外，北京有了许多与“井”字有关的地名。但城内的多数井水质差味苦，因此在民间传说和古典小说中，又把北京叫做“苦海幽州”。便有了百姓买水的一幕。
　　光绪三十四年，也就是1908年的3月18日，农工商部的大臣傅廷就给慈禧太后写了奏折。恰逢当时京城火灾迭起，救火无水，傅廷就在奏折中说到“京师自来水一事，于卫生消防关系重要”。慈禧问袁世凯，袁世凯说解决消防就得用自来水。所以根据这个奏折，慈禧就批准了兴办自来水（公司）。慈禧死后两年，这家京师自来水公司才在东直门外正式建成。从此，古老的京城拥有了一条看不见的地下水系。
　　桥的命运
　　210路公共汽车，从海户屯出发，中途经过永定门、天桥、珠市口、正阳门、天安门、沙滩、景山东街、地安门、鼓楼，最后抵达祁家豁子。它的主要路段从中轴线上穿过，于是，它便把许多古老的事物串连起来，像一部辞典，我们可以根据分类来排列出不同的事物，比如古建筑、胡同、河渠，或者，桥梁。
　　由于水道纵横，北京是一座多桥的城市。“二十四桥明月夜”描述的是江南的扬州，但北京的名桥，亦是不胜枚举。那些横亘水上的桥梁，使城市的街衢空间变得生动和灵秀。有的桥几百年未曾改变，像金水桥；有的桥沉埋多年之后重新出现，像后门桥；有的古桥已被新桥取代，像永定桥；有的桥随河道一起消失了，变成了平整的公路，但名字却留了下来，比如天桥、正阳桥，如同历史中未被涂抹掉的字迹，暗示着某些曾经存在的事物，以及过去的时间与今天的联系。
　　尽管慈禧太后曾经恩准洋务派可以修建铁路，条件却是只能以驴马拖着车厢在轨道上跑，但是光緒XX年（公元　年），一条正规的铁路还是从武汉延伸到京城脚下，这条京漢鐵路的终点，就在永定門外的馬家堡車站。风尘仆仆的旅客们，首先要经过架上护城河上的永定桥，才能穿过城门进入繁华的京城。永定门外的这道护城河桥虽然并不雄伟，却成为沟通城内城外的交通要道。
　　进城的旅人们，大多聚集在永定门内天桥一带。　元明之際﹐这里是河溝縱橫﹑港汊交錯的水鄉澤國。河溝兩旁﹐楊柳夾岸﹐水池相連﹐頗有江南水鄉的風韻。春﹑夏﹑秋三季景色宜人。加之會館﹑旅店﹑商業大都在前三門以外﹐距離這一帶風景區最近，这里因而游人杂沓，车马如织，形成驰名中外的天桥民间文化。对此，本系列片还另有专门的介绍。
　　天橋的名称并非凭空得来。这里真的曾经有一座桥。橋身選用漢白玉石料砌成﹐兩旁的橋欄雕刻精細﹐遠望此橋﹐潔白如玉﹐庄重秀丽。
　　外地的官员进京朝奉，都要经过这座桥，进入皇宫。每年冬至、正月上辛日以及夏季首月，明清两代帝王都要到天坛举行祭天和祈谷、祈雨的仪式，浩荡的队伍也从这座桥上经过。天桥因此得名，意为“天子之桥”。公元1883年7月，恭亲王奕訢决定把电报接进北京，慈禧太后并未反对，但由于朝中重臣的抵制，电报只能通到天津，再派快马奔驰百里，送到北京。于是，在永定桥和天桥这两座永定门内外的桥上，递送文书的快马又掀起缕缕尘烟。
　　“天子之桥”显然是平民不能涉足的。天桥两端，平時有木柵欄對擋﹐这样，在天桥两侧，又搭建了两座木橋，供百姓過河行走。
　　光緒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因修建道路﹐把高拱石橋改为低拱石橋。1927年，南中轴线上营建了有轨电车，鋪設路軌时又將低拱石橋改为平橋。（采访：王永斌谈对这座桥的记忆）1934年拓寬馬路時又將橋欄拆除﹐至此，天橋蹤跡全無﹐空留了一个地名。有戲言稱﹕“天橋有天無橋。”而橋下原有的河道也逐漸變成了后來同样出名的“龍鬚溝”。
　　如同永定桥一样，正阳桥架在护城河上，连接着内城与外城。正阳桥是一座单券石拱桥，桥面分三路，中为御路。19XX年，护城河被填平，正阳桥也消失于新修的道路中。
　　北京的河道桥梁自20世纪初开始没落，而铁路公路交通，也恰在这个时候艰难起步，并很快以加速度行进。从同一时间段，这两种事物的反向运动中，我们似乎觉察到某种内在的联系。中国人最早发明了轮子，他们从这个圆满的几何图形中发现了行走的奥秘，但他们的思维却沉浸于某种轮回之中而没有再进一步，始终没有把它变成汽车和火车。上千年中，水路交通一直是中国人的主要交通形式，集镇闹市，也大多围绕着水面展开。这在无意中为我们保留了农业文明的诗意。但是这一切在20世纪初悄然改变。师夷长技的中国，开始出现西方文明的成果。机械代替人力兽力，火车、电车、汽车代替飞快的奔马、豪华的轿子，水上的舟楫，出现在中国古老的街市和山川背景中。而它们的出现，宣告了河流的终结。桥梁的作用在很大的程度上被削减。随着河道被填平，它们成批地埋入土中，不再复现，桥身上那些繁复的雕饰成为水上交通的修辞华丽的墓志铭。
　　与那些大量消失的古桥形成对照的是，天安门前的金水桥始终没有任何改变。这显然与它显赫的地位有关。皇城内太和门广场上的五座金水桥为内金水桥，天安门前的则是外金水桥。金水河与金水桥的营造，是出于风水（背山面水）、造景及实用（排水防火）的多重考虑。但从视觉上看，湛蓝的河水与洁白的望柱栏板，无疑使红墙黄瓦的灿烂宫殿具有了天国般的神异色彩。
　　令人不无惊异的是，金水桥在三个半世纪中始终没有大修过。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金水桥，基本保持着初建时的样子。金水桥建于明代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当时只修了三座桥，48年后的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才改成现在的五座石桥。史书记载，清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曾大修金水桥。然而1983年，北京市政二公司对金水桥进行整修，古桥专家孔庆普教授对桥下结构进行检测，意外发现许多成化元年的石件，认定顺治年间的那次大修，主要是修了栏杆和桥面，未动及桥身。孔教授说：“因为当时没有进行做旧处理，很有可读性。”这很有趣，顺治年间的修缮方法，竟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修缮古建时，新的材料要与旧有材料分开的原则不谋而合。“由于前人修桥做到了纪实性，所以给现在留下了可考性。”
　　孔庆普先生呼吁对金水桥进行维修。20世纪90年代，从历史的迷雾中走出来的北京，已经懂得如何珍视自己的城市记忆，充满感情地回望自己留下的每一步脚印。1998年3月24日，在这个阳光和煦的春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张福森主持的市委市政府中心组学习会，请来了一位九十岁的老人讲课。这位老人，就是著名的北京历史地理学家、北大教授侯仁之先生。那天的侯老心情很好，但即使如此，他并没有想到，自己的这个名为《从莲花池到后门桥》的演讲，竟然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果——它使市里的领导立即做出决定，让沉埋上百年的后门桥重现人间。
　　一座体量不及卢沟桥十分之一的小桥，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只要我们回溯一下北京的建都史，一切就都清楚了。后门桥在元代积水潭（今后三海）的东北角，鼓楼正南。刘秉忠规划北京城的时候，最初的注意力便集中在这里。在他眼中，这里是确立城市中心点的绝佳选择。
　　多年以后，刘秉忠的学生郭守敬修建了通惠河，由南方沿大运河北上的漕运船只，经通惠河可直接驶入大都城内的积水潭。后门桥又成为积水潭的入口。这座桥原名万宁桥，始建于元代的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开始为木桥，后改为单孔石桥，因地处地安门外，地安门又俗称皇城后门，因而万宁桥又被称为后门桥。漕船要进入积水潭，必须从桥下经过。
　　这两件事，确立了这座桥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双重地位。这里一度商肆画舫云集，丝竹悦耳，酒香醉人，好一派江南繁华景象。从今天后门桥附近的遗迹中，我们还可以依稀想见当年的景象。
　　随着时间的流逝，京城的水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河道淤塞，水路不通，后门桥一带失去了盛时的喧嚣，渐渐地被人遗忘了。至上个世纪末，后门桥桥身下半部已埋于地下，仅露出桥两侧的石栏板，但也毁坏严重。
　　侯老的课结束后四个月，恢复和保护后门桥的工程就开始了。1999年元月，几块巨石被挖了出来，文物部门考证为古河道堤岸。2000年1月，又有六只雕凿精美的石刻出土，这这六只龙身龙爪，却有几分狮虎相的石刻，细看起来，又非龙非虎，经验丰富的施工者，也无法辨认它们究竟为何物。
　　谜底很快揭晓。原来，它们是古河道南北两岸的镇水兽，名字叫作叭嗄，都是元代和明代的古物遗存。平时所能见到的叭夏通常是在故宫台阶边做排水口或者是桥拱中探出一头，少见全身模样的，后门桥的叭夏非常少有。然而这六只石兽有的被弃为填塞河道的渣土，有的被用做排污暗沟的石料。文物部门一一清理，如获至宝，反复核对，原样恢复。保护工作持续了半年，后门桥一点一点地显露出隐匿在时间里的形迹。
　　六组镇水兽全部复原在原来的位置上——桥两面中孔拱券上各有一个仅伸头的为两组，东西两侧的南北河沿上各有一组，每组两只，合起来共10只。河沿上各组的镇水兽雕又分三个层次，最下面一层是一只从浪花中探出头来往侧上方看的镇水兽。那镇水兽周围的云纹、水纹、波浪、漩涡雕刻得相当精巧，动感十足，似乎就在涌动回流。中间一层很简单，仅一颗龙珠跃起在水上。最精彩的是最上面那只镇水兽。我们可以看到，它也是龙头龙身龙爪，龙爪中还抓着两团水花，可细看其龙头却有几分狮虎相，龙身很短，带龙鳞的尾巴也很像虎尾，整个形象乍看就像只大虎。它趴在河沿边的石块上，歪着头看侧下方的龙珠和玩伴，一反龙高高在上、威猛唬人的样子，显得憨态可掬，顽皮淘气，。其目光与下面玩伴的视线相接，以龙珠居中，上下呼应，正是一幅“二龙戏珠”图的完整场面，活灵活现，充满生活气息。
　　2000年12月20日，后门桥工程竣工。侯老先生迫不及待地坐着轮椅赶到现场。从古桥下的水流中，他看到了时间的影子，感受到七百多年的那根鲜活跳动的都城脉搏。
　　2002年2月25日，孔庆普教授向《北京晚报》披露，北京沉埋地下的明代古桥，还有12座。
　　风雨神坛
　　著名的万历十五（公元1587年）是一个旱灾之年，连耽于声色，久疏朝政的万历皇帝，也终于沉不住气，从紫禁城徒步行，沿南中轴线走到天坛圜丘祈雨，又步行回宫，希望以此来表示对天神的虔诚。由身披蓝屉的四头导象和戴着精美象鞍的五头宝象引导的数千人仪仗队，缓缓地穿过繁华的街市，锦云缎海如浓云飘过，在干裂的土地上荡起阵阵尘烟。
　　天坛是明清帝王祭天的场所，也是迄今完整保留下来的惟一一座古代祭天建筑。明成祖朱棣在营建北京时，天坛便和先农坛、社稷坛、太庙等坛庙建筑一起规划，并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建成。以后历代又不断进行改建和完善。第二年春正月“甲戌”日，朱棣“大祀天地于南郊”。这是在天坛举行的第一次祭祀活动。
　　以天之子的身份自居的皇帝，必须与上天保持密切的联系，而祭天建筑，无疑是皇帝与上天对话的平台。在这里，帝王得到上天的授权来统治万民，并传达上天的意志。开朗宏阔空间背景，级级升高的祈年殿和圜丘，似乎真的在天子与那并不存在的天帝之间建立了沟通渠道，使他们能够穿越遥远的距离，听到彼此的秘语。
　　即使今天，人们站立在圜丘中央仰望苍穹，也会感觉到与天堂的接近。我们不能不为古代建筑对主题氛围的烘托击节赞叹。这座明嘉靖年间建成的圜丘，也使其督造者、首辅大臣严嵩越发受到明世宗朱厚熜的赏识。不难想象一心改革祭祀礼仪的嘉靖皇帝站在“天心石”上，面对上苍发出第一个词语，内心最大限度地接受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