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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瑶文集-第6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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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长真的去追捕那批强盗，但捉了好久，也没有捉到强盗。那时候，我们可真正的一贫如洗，又不能一辈子靠县长接济，总得设法活下去。天无绝人之路，瞿伯伯说，我们得想办法。
在抗战时期，话剧是很流行的，也着实出现了不少优秀的剧作家和演员。瞿伯伯说，人家爱看戏，我们就演戏给他们看。他居然异想天开地计划演话剧了，而且，他“居然”凭他三寸不烂之舌，说动了我保守的父母，大家热烈地赞成。
第二十五章 《红薯熟了！》
好戏开锣了！“舞台”在一条街口搭起来了，我不知道舞台是怎么搭起来的，也许本来就有这么一个舞台，抗战时代的后方，话剧是人人入迷的娱乐。男主角是我爸爸，女主角是我妈妈。
瞿伯伯是真正的幕后英雄——他是制作人、前台经理、后台经理、布景、道具、效果、配音、服装、灯光，总之，一切的一切，由他一手包办。
当然，更重要的是，他是编剧，兼导演！
现在回想起来，瞿伯伯真的颇有一些戏剧天才。这出话剧，实在“极具水准”呢！
大人们忙于演戏，孩子们可就乐极了。戏开演前，没有人管我们，我们大可尽情的玩乐，戏开演，更乐，看自己父母在台上演戏，那是多么光彩，多么过瘾的事。
我一直是最忠实的观众，他们演出几场，我看几场，看得我把台词都记得滚瓜烂熟。
我记得那出戏叫做《红薯熟了》。
故事讲一个小家庭，丈夫要出征，与妻子话别，妻子依依不舍，对丈夫说我正在煮红薯，等红薯熟了，吃了红薯再走。窗外征集的号角响了——瞿伯伯的配音。
丈夫虽然很焦虑，但还是与妻子滔滔不断的互诉衷情。
婴儿的哭声传来（当然是瞿伯伯的配音），妻子进去哄孩子。孩子哄睡了，妻子又出来情话绵绵。
号角又响了，妻子说我进去看看红薯熟了没有，等了一会出来，说：“红薯还没有熟，但是快熟了！”
号角又响了！一会儿孩子又哭了，妻子焦躁地进进出出，但红薯一直没有煮烂。征集号角更响更急了！出征的丈夫，实在不忍心再待下去，不忍面对离别的场面，等妻子再进厨房的时候，越窗而去。妻子手里捧着一盘滚烫的红薯上场，嘴中说：“红薯熟了！红薯熟了！”但是发现已经人去楼空，泪满眶，手一松，盘子破了，红薯落满一地。婴啼声，号角声，马蹄声，啜泣声中幕下。
这出戏非但写出了夫妻深情，也把当时抗战的气氛写得淋漓尽致，小故事看大时代，实在是很成功的呢！
观众倒也十分踊跃，观众的反应也十分热烈，但是在看完戏后，大家就快乐地、满足地一哄而散，很少有人自由乐捐一些演出的经费。因此，演了几天的戏，非但不能赖以赚出一些家用，连每天必须打破的盘子，和那盘红薯都无法筹钱去补充，也就只好真正落幕了。我们这一路的“逃难”，实在是高潮起伏，好戏连台。只会教书和念书的父母，为了谋生，简直使出了浑身解数。红薯、糍粑卖过了，粉墨登场也试过了。到此时，已经一筹莫展。这是我们无数次“山穷水尽”后，又面临到一次“行不得也”的困境。好心的县长，看我们戏又演不成，强盗也抓不到，觉得我们弄到这个地步，确实与他管理不善有关。当下，就急忙替父亲和瞿伯伯安排了两份工作，热心的对我们说：
“不要再走了，留下来吧！”
事实上，我们已经走得太累了，经过县长一挽留，大家真的在剑河停留下来。这一停留，居然留了半年多。
第二十六章 抗战胜利了！
在“剑河”停留的一段日子，大概是我们流亡以来，最平静的日子了。母亲在这段日子中学会了做鞋子，我们三个孩子都有新鞋子穿了。父亲呢，他依旧忙忙碌碌的，有天，从邻居家抱回一个大牛角，原来他拜了个金石师父，学起刻图章来了。父亲刻了一大堆牛角图章，兴犹未尽，有天，他采了一段竹节，用竹根做了个笔筒，他在竹筒上面，精心雕刻了两个大字：
劲节
是这两个大字触动了父亲的心事吧，那些日子，他闷闷不乐，连瞿伯伯的笑话，也不能逗他笑了。于是，母亲明白了，她说：“你还是想去四川吧！”
“是啊！”父亲长叹着：“一百里已经走了九十里了！现在停下来真没道理。”“可是，我们没钱哪！”
“从东安河里爬出来的时候，我们有钱吗？”父亲问。“比起那时候，现在不是强多了！”原来，在剑河，父亲还有些小收入呢！于是，那几天，父母商量又商量，终于决定了：我们要继续走下去，一直走到四川，一直走到重庆。这次，瞿伯伯不肯跟我们一起走了，他坚持要捉到强盗以后再走。但他祝福我们。当我们全家动身的那一天，他依依不舍的直送到城外，并为我们虔诚的念经祝祷！
我们又开始走了！行行重行行，翻不完的山，走不完的路。
终于，我们到达四川省境了。
记忆中，进入四川后，我们就开始在翻山越岭。
走山路是很苦的，那些山虽然荒凉，却常有土匪出没。我们一来要担心毒蛇野兽，一方面要担心土匪。虽然我们身上都没财物，但是，如果像上次一样，被土匪连换洗衣服都抢了去，我们又没有个瞿伯伯会念经告状，那岂不是灾情惨重！
这样，有天，我们在山中走着。走啊走的，突然前面出现两个壮丁，抬着个担架，担架上，一块白布连头带脚的盖住那躺着的人，默默的经过我们身边，走进深山里去了。父母有些疑惑，也不敢问什么。再走一会儿，又出现两个人，抬着蒙了白布的担架，走进深山里去。片刻，第三次，担架又出现了……山风吹在人身上，突然变得凉飕飕的。那沉默的抬担架的人，那白布，那担架……不知怎的，一直让我们背脊发冷，这景象太诡异了。终于，当又一个担架出现时，父亲忍不住问：
“怎么回事？有人生病吗？”
“生病？”抬担架的瞪了父亲一眼：“死了！都死了！抬到山里去埋！”原来，这些都是运尸人，那白布下都是尸体，再经探询，才知道这整个山区，都正在霍乱流行，每天都要死一批人，每天都有更多的人倒下。山区贫困，抗战时药物又缺乏，只能眼看一个个人死去！昨天抬尸的，今天可能就成了被抬的！
父母毛骨悚然，面色凝重，带着我们，小心的趋避着那些尸体。整天，我们不停的遇到抬尸人，我和弟弟们，到底年纪小，见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
到了黄昏时，我父亲背着我小弟弟，已走得上气不接下气，我和麒麟这对双胞胎，看到已经是下山路了，就手牵手冲下山去。父母都落在后面了。到了出山口，我们两个，早已饥肠辘辘，放眼看去，正好看到一个小贩在路口卖担担面，有个担架放在路边，两个抬担架的正在吃担担面。面香绕鼻而来，我和麒麟，禁不起诱惑，就走过去，加入了那两个抬尸人，坐下来，各要了一碗担担面，我还很聪明的告诉小贩，母亲随后即至，会帮我们付钱。
我和麒麟，就这样大吃特吃起来，也不管这是疫区，也不管身旁就是尸体。等母亲赶来一看，吓得尖叫起来：
“啊呀！完了！完了！你们不要命了！万一传染了霍乱，连救都没救！”母亲又急又气，拉起我就打了我一掌，又给了麒麟一掌，麒麟每挨打就哭，这时扯开喉咙，就哭个不停了。母亲骂，麒麟哭，旁边的小贩在发愣，有个尸体躺在脚边……就在这种怪异而混乱的情况下，突然，一阵“辟哩叭啦”的巨响，连珠炮似的响了起来，震动了整个山边。
“土匪来了！”母亲本能的喊，一把抱住麒麟。
“是枪战！”父亲说：“难道日军已攻到四川吗？不可能的！”
话没说完，又一阵“辟哩叭啦”的巨响。小贩吓得蹲下身子，用四川话和抬尸人大吼大叫，抬尸人站起来，开始往山下的小镇中跑去……眼前一片混乱，我们吓得呆呆的站着，动也不敢动。然后，有一群人从小镇里跑出来了，他们叫着，笑着，手里高舞着一面国旗，同时，在放着鞭炮，原来那“辟哩叭啦”的巨响是鞭炮声呢！那群人一面放炮，一面大声嚷着：
“抗战胜利了！我们胜利了！日本人无条件投降！无条件投降！”父母呆怔着，不敢相信。
好半天，父亲才抓住一个年轻学生细问。
真的，收音机已经转播了，抗战胜利了！
父亲大叫起来，抱着母亲狂跳，母亲又哭又笑，我们孩子们绕在父母脚前，也跟着大笑大叫……在那一瞬间，兴奋把什么都淹没了，连瘟疫的恐惧也没有了，全家人疯狂的拥抱着，疯狂的笑着，哭着，叫着：
“胜利了！胜利了！胜利了！”
是的，我们终于走到了四川，终于赶上了胜利！
我实在描写不出那时候欣喜若狂的心情，杜甫有一首七律“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还有什么句子比这几句话来形容我父母当时的心情更恰当呢？好一句“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好一句“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还乡？不！虽然抗战已经胜利，虽然我们“逃难”的日子总算告一段落，虽然我们全家都欣喜欲狂，但是，我们距离“还乡”的日子，却还远着呢！
第二十七章 泸南中学
我们一家人终于到达四川，抵达重庆。在万民腾欢中，迎接着胜利。但是，经过这样一年的长途跋涉，我们一家五口，除了身上穿的破衣服以外，真是一无所有，狼狈极了。幸好，重庆有我母亲的堂兄堂妹，我前面就写过，袁家是个大家族。这时，我三舅和三舅母收容了我们。其他在四川的舅舅闻迅赶来接济。母亲是袁家长房的女儿，原是极尊贵极娇宠的千金小姐，如今竟然历尽这么多风霜。一时间，大家围绕着父母，详问我们“逃难”的经过。人人听得目瞪口呆，简直不相信这么多的“故事”，会一桩桩、一件件的发生在我们身上！
那些日子，父母总是不厌其烦的说，说到伤心处，说的人掉泪，听的人也掉泪。我总是坐在人群中，听父母一遍一遍的说，我就一遍又一遍的重温这段惊涛骇浪、悲欢离合的岁月。所以，虽然当年我才六岁，这些往事已深深的铭刻在我内心深处。“逃难”终于成为了“过去”。“未来”将何去何从，就又成为父母必须面对的问题。这时，父亲不知道接受了哪个学校的聘书，要到一个名叫“李庄”的县城去教书。因为是战后，百物萧条，那学校连家眷宿舍都没有，只能安排父亲一个人的住宿。父亲虽然极不愿意在抗战刚胜利，我们阖家庆团圆的时候，却抛妻别子去李庄教书！但，分离事小，失业事大。何况我们三个孩子都年幼，嗷嗷待哺。所以，父亲决定去李庄教书。至于母亲和我们三个孩子，将怎么办？这时候，我的勋姨出来说话了：
“一点问题都没有，三姐和孩子们，全跟我到泸南中学去！我正缺少国文教员，三姐不是在湖南也教书吗？现在就去帮我当教员！”勋姨是母亲的堂妹。母亲在长房中行三，所以勋姨称母亲为三姐。当时，我的勋姨和姨夫在四川的泸县，办了一所私立中学，一切刚刚草创，确实缺少师资。
就这样，我们和父亲暂时分离，跟着母亲，去了“泸南中学”。泸南中学（我在《剪不断的乡愁》一书中，曾略略提起过这个学校和我的勋姨），在我印象中，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它是由一座大庙改建为学校的。教室就是庙宇中的大殿，所以每间教室里都有菩萨。我们住的宿舍，是以前和尚修行之处，简单而朴素。经过了那么惨烈的一段“逃难”，现在，我们在泸南中学定居下来，真像到了天堂。
我的生活，一下子整个改变了。在我记忆中，那一年真是快活极了。母亲的学生们，都成了我的大哥哥。（这里，要有一点小小说明，当时的四川，是很保守又很重男轻女的。女孩子全要在家中帮忙做事，没有父母肯把女儿送来读书。即使是男孩子，也是我勋姨和姨夫去一家一家说服，争取他们来念书的。所以学生都是男生，而且年龄很大，十八九岁的大男孩，往往还在念初一。而初一的学生，往往又连小学的学历都没有，母亲教他们，真是教得辛苦极了。但是，他们都是些又憨厚又热情又善良的青年，全成了我的“大哥哥”。）这些大哥哥们会带着我玩，教我养蚕，把我扛在肩上去采桑叶，带我到河边去捡鹅卵石……我童年中失去的欢笑，在这儿又一点一滴的找回来了。
也是在这个时期，母亲忽然发现我对文字的领悟力，在惊喜之余，开始教我念唐诗。我也初次体会到文字的魅力，开始兴奋的在文字中找寻乐趣了。
母亲的这个“发现”，是相当“偶然”的。
经过是这样的；母亲那些学生，年龄都已不小，但，不知怎的，念起书来就是不开窃。母亲常常一遍又一遍的讲解，那些大哥哥们依然听不懂。而我呢，从小就很依恋母亲，当她上课的时候，我总坐在教室的门槛上“旁听”，有一天，她在教《慈乌夜啼》其中有这样两句话：
“夜夜夜半啼，闻者为伤心。”
因为有三个“夜”字，这些大哥哥们全糊涂了。母亲讲得舌敝唇焦，大家还是摇头听不懂。母亲有些怀疑自己的教书能力了。一急之下，发现坐在门槛的我，把我一把拉进教室里去问：“凤凰，你知不知道这两句话的意思？”
“知道呀！”我答得干脆，母亲都愣了。
“那么，你说说看！”母亲大概是抱着姑且一试的心理。
我说了。据说，我解释得丝毫不差。从这天起，母亲太得意了，她开始教我李白、杜甫、白居易、我也认真的学习起来，从此，背唐诗取代了儿歌，我七岁已熟读了《梁上双燕》和《慈乌夜啼》。我想，我后来会迷上写作，和这段背唐诗的日子大大有关。在泸南中学的时期，我们家还有件大事。那就是我小妹妹的出世。原来，母亲在胜利后，就怀了我的小妹妹，对于这个小生命，母亲充满了期待之情。战争已经过去，苦难也应该随之而去。忽然目前的生活仍然艰辛，夫妻还不能团聚。但，远景是非常美好的。母亲自己也承认说，她孕育小妹这段时间，心中充满了甜蜜和喜悦。
一九四六年二月，我的小妹妹来到世间，参加了我们这个家庭。小妹长得很像母亲，皮肤细嫩，面目姣好，五官端正，脸上毫无瑕疵。她一出世，就成了我们全家的心肝宝贝。母亲爱她，我们做哥哥姐姐的也爱她。那年我已八岁，八岁的女孩子正是玩洋娃娃的年龄，我不玩洋娃娃（也没有洋娃娃可玩），我抱我的小妹妹。我真高兴母亲生了妹妹而不是弟弟，那时的我，已经和男孩子有段距离，我衷心盼望有个妹妹与我为伴，这愿望终于实现了。
远在湖南的祖父，早已知道我们这一路惊心动魄的故事。现在风平浪静，家中又喜添孙女，就忙着给孙女取名字。因为妹妹生在繁花如锦的春天，取了个小名叫“锦春”，父母觉得这名字有点儿俗气，但，是祖父取的，也就用了。不过，在我们家里，我们都叫她“小妹”而不叫名字，正像叫“小弟”而不叫“巧三”一样。
我们家里的四个兄弟姐妹，全部到齐。
第二年，父亲接了上海同济大学的聘书，我们全家终于团聚了。离开了泸南中学，我们一家人迁居到上海，开始了另一段迥然不同的生活。
第二十八章 在上海
从四川的乡间，到十里洋场的上海，这两个地方，实在有太多太多的差距。我初到上海，看到栉比鳞次的高楼大厦，看到满街穿梭不停的车水马龙，简直看得眼花缭乱。童年的我，从成都，到湖南，经广西，越贵州，回四川，再来上海，我真走了一条漫长的路！这条路不仅漫长，而且充满了狂风巨浪。终于来到了上海，我们流浪的日子应该结束了吧！父母带着我们四个孩子，开始在上海布置起一个全新的家！
“全新的家”很小，只有一间房间，在上海市外白渡桥的一栋大楼里。这栋大楼有个很洋化的名字；礼查大楼。
礼查大楼是栋五层楼的楼房，很可能以前是个旅馆什么的。因为，它每层楼都有很长很长的走廊，走廊一面是天井，另一面就是一间一间的房间，每个房间都一模一样。房里附带一个极小的浴室，奇怪的是，浴室里有洗澡盆而没有马桶，“大事、小事”都要到走廊尽头的公用厕所里去。
这礼查大楼，是同济大学的教职员宿舍。我们分配到的这间房间，在四楼上。一家六口，大大小小就挤在这一间房间里生活。房里有一张床一个大书桌，白天父亲在书桌上改考卷，晚上铺上棉被就是床，我和弟弟们在上面睡觉。至于那间小浴室，母亲在浴盆上面架上木板，买了炉子烧锅煮饭。每隔几天，移开炉灶，孩子们集体洗澡。
似乎从我出世开始，贫困一直是我们家的问题。这会儿到了上海，情况丝毫没有好转。上海生活程度高，小妹嗷嗷待哺，奶粉贵得惊人。我们三个大的，正在飞快的长大。食衣住行，样样需要钱。父亲那份微薄的薪水，显然无法支持我们这六口之家。但是，在上海，我却有嫡亲的大舅舅、小四姨等。这个时候，我的外祖父母都已与世长辞。母亲的大哥当律师，生活很宽裕，住在亚尔培路一栋非常讲究的房子里。兄妹已经许多年不曾见面，此时一见，不禁抱头痛哭。大舅看到我们一家，如此穷途潦倒，孩子们都面黄肌瘦。当下，就力劝父亲改行，不能再教书了，再教下去，孩子们都会饿死了。一篇谈话，把我那固执的父亲，谈得勃然大怒，拂袖而起，十分激动的说：“人各有志！我念了一辈子书，也只会教书。穷，是我的命！做了我的妻儿，就只好跟着我过穷日子。改行，是绝不可能的事！”父亲大怒而回，从此和大舅行迹疏远，话不投机。大舅劝他改行一事，深深伤了他的自尊。偏偏大舅的脾气也很倔强，看父亲如此食古不化，害苦了他的妹妹，对父亲也有许多埋怨。这样一来，我们和大舅家的来往，就变得很稀少了。只有我的大舅母，常常带着大包小包的衣服来我家，里面有许多小纱衣小纱裙，还是外祖母为我的出生而定做的，我始终没拿到，如今，却正好给比我小了八岁的小妹穿。看到这些衣物，别提了，母亲又哭了好几天。
我们终于安定了下来，苦虽苦，总是阖家团圆的。父亲开始考虑到我们三个大孩子的教育问题。于是，有一天，父亲带着我们三个，走进上海市第十六区国民小学。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进学校，接受学校教育。那年我九岁，算年龄，应该插班念小学三年级。学校给我做了一个简单的入学考试，就把我分配到三年级班，麒麟背不出书，降到二年级，小弟一年级。活到九岁，我这才开始进学校念书，记忆中，念得真是辛苦极了。其实，不止是“辛苦”，简直是“痛苦”极了。
原来，我从四川来上海，讲的是一口四川话，而学校里，从老师到同学，大家都讲上海话。我语言不通，老师说什么我不懂，同学说什么我也不懂。再加上，我来自乡间，难免土里土气，上海的孩子，都精明能干，对比之下，我是相形见绌。再有，我从小，只有母亲教我背唐诗，我的阅读能力很强，但是，数学却连加法都不会，成绩完全跟不上。在这诸多原因下，我在学校中，真是苦极了。
上海的孩子会欺生，上课第一天，大家在操场中排队。前面的孩子把我往后推，后面的孩子把我往前推，我傻傻的站在队伍外面，手足失措，不知如何是好。老师走来，见我不排队，把我痛骂一顿。全班同学，窃窃偷笑，而我，哭着跑回家说：不要上学了！不上学是不行的。父母正要训练我们的独立精神，和适应能力。我哭了一晚，又乖乖的回到学校去。逐渐的，一天又一天，同学不再欺侮我了。我也学着去交朋友，因为语言的隔阂，交朋友真太难了。
我上学上得很不顺利，两个弟弟也不顺利。麒麟从小脾气就坏，总是和同学打架。小弟弟更绝了。他一生没有规规矩矩在教室中坐上好几小时的经验，此时，要他坐着听老师讲课，他怎么坐得住？不知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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