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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罗山营地-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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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獯呕凭磐惶跸鹌ねУ搅饲蓖У乃ǎ炙匙欧鎏萁肓饲蓖诓俊＠詈汗夂屯换�2号的陈崇智、谭显炎以及黄君一起往小艇上搬运一个个绿色的密封防水箱子，里面都是武器弹药和其他军事装备，当然还有现金、黄金和鸦片。他们总共运送了三次才把东西运完。这次由于有帆船在外海接应，潜艇的任务完成得很顺利。说好了下次的接头时间和地点之后，潜艇沉入海中，回航印度。
黑暗中完成工作后，帆船就扬帆往昔加里丛林海岸出发。船上的两个船工陈昌蕃和陈崇月看得目瞪口呆，方知李汉光原来是反日的特工人员，先前对老板蔡群英说的都是假话。但这个时候在这些全副武装的人员面前，根本不敢吱声，只是祈求菩萨保佑不要遇见日本人的巡逻艇。船行半路时看到海岸转角处有灯光和机器声音，起先他们很是紧张，后来发现是渔船在捕鱼才松了一口气。此时船上有突击2号四位队员加上李汉光、抗日军代表黄君和两位船工，为了防止万一，他们在帆船的两侧各布置了一挺机关枪，还开了两箱手榴弹放在边上。万一遇上日军巡逻艇检查，就只能武装对抗了。
到达预定的海滩后，大家一起将货物从船上卸下来。黄君已经做好准备，叫了好几个抗日联军的外围人员来搬运军火物资，所以一切进行得很顺利。李汉光要跟着帆船回邦咯岛，在帆船将要离去前，有农夫牵牛沿海滩经过，问船上的陈昌蕃为何开船到这里？陈昌蕃回说是所携带小船没有扎好缆绳，漂到这里，才会驶进来找小船。农夫听了就不再发问，自顾自地牵着牛，向前走过去了。
李汉光随着帆船回到了邦咯岛。在他还未见到蔡群英之前，船工陈昌蕃陈崇月已气冲冲去找蔡群英，责问他既然要做这样危险的事情，为何事先不先和他们说明，以致让他们在海上受惊不小。蔡群英问其详细，才得知他们在海上和联军潜水艇接洽的事情。蔡群英大惊失色，正好李汉光过来见他，便责怪他为何要这样做？李汉光于是告诉蔡群英自己是重庆方面派到马来亚的，目的是要和英国人一起打败日本人收复马来亚，大家同为中国人，应该为抗日救国出力。将来盟军光复了，一定不会辜负帮助他们的人。蔡群英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便不再多言，他知道自己已经和他上了一条船，就难以下来了。不过李汉光原先所说的黄金鸦片生意却是真的，他从潜艇刚送来的黄金和鸦片中取出一部分，作为雇佣蔡群英的帆船的租金。蔡群英见到了这些上好的印度烟土和发光金币，觉得李汉光还是讲信用的人。他和李汉光一起把两个船工叫来多给了几倍的工钱，好言劝导晓以大义。这两个海南籍的船工本来也是痛恨日本人的，而且跟随蔡群英多年，老板对他们不薄，所以思想很快通了，并同意下次再干。
突击2号的人员在黄君带领下很快和戴维斯梁元明会合。戴维斯从新到的军火中调拨了2挺机枪、5支汤姆冲锋枪、10支步枪、10支手枪还有大量的子弹手榴弹给马共游击队。黄君显然很满意，而且他亲自登上了潜艇，看到一切都是真的。他答应尽快去向游击队领导人陈平汇报，安排他到这边来和戴维斯见面。戴维斯急于见到陈平，问什么时候陈平才能到达这里？黄君说至少要一个月。现在游击队传达信息全是靠交通员人工传递，虽然怡保和这里距离才一百多公里，但是路上日本人的岗哨检查点很密集，游击队的人得绕很多的路。而且陈平总是在各个游击队营地之间穿梭，很难联系得上。戴维斯虽然有点失望，但也只得等下去。
突击2号的队员来了，所有的人都住进了营地，因此又搭了一座亚答屋。
有一天，有两位采野藤的马来人闯到营地附近，看见了溪边有人工筑围的储水小池。两位采藤工人走到小池边，突然放低了声音窃窃私语，似乎发现了什么不正常的事，然后就悄悄地离去了。这一幕，都被躲在树顶上放哨的梁元明看见了。戴维斯分析这两位工人下山后一定会说出森林里有不明人士躲藏着的秘密，这事要是被日军暗探知道，就会去报告，此地就不安全了。因此戴维斯观察地图，将人马迁到更深的丛林中去搭建新营房。
新的营地比较接近海边，可以听到轮船经过时鸣汽笛的声音。梁元明觉得新营地的环境是别有风味的。午夜时分，就常常听到有像电影里野狼吠月似的声音，但从来未看到野狼的本身。他仅有一次看到在不远处树丛中跑出一只像獐的动物，一瞬间就跑入另一边的树林中了。另外一种飞鸟在太阳快下山的时候，就在上空翱翔，叫着发音像LO…TI…RA的声音，华人听了，会听成“六点了”的上海话发音。梁元明当时还想过，把这些鸟捉几只来，放在笼子里，可以当活的闹钟卖给上海人。另外在营地附近一棵野生的大树上结满了桃子，果身乳白色，可桃尖上涂抹着殷红色，完全和上海人家庭里为老人家祝寿时在厅堂上摆设的寿桃一模一样，而且还散发着扑鼻的香气。但是，虽然那仙桃令人馋得流口水，却不敢去采摘，只怕外人看到此桃树被人采摘的痕迹时会怀疑有人在此停留居住。所以那段时间营地里的几个人无事不敢离开营区，更不敢去摘桃子了。
第四章局面初开 四
这段时间吴在新的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他租下的水稻田让雇来的农工插上秧之后，就变得无事可做，所以就经常会前往红土坎、邦咯岛一带去观察活动。龙朝英在红土坎城内一棵榕树下摆设香烟、水果摊，吴在新会在这里和他交换情况。某一天，吴在新行经红土坎海滨区一条街路时，偶然间看见了一个小洋房外面挂着一个“阅报社”的牌子，门边还贴着对公众开放的时间表。吴在新见这个时候正是这个“阅报社”开放的时间，就走进门来。吴在新本来以为这里面会是个图书馆一样的读书看报的地方，进来之后见厅内没有多少书报，只有几个商人模样的人在一张桌子前喝茶聊天。让他有点吃惊的是他看到屋内堂前挂着孙中山的画像。一位戴黑框眼镜的中年男人起身迎接吴在新，他自我介绍名叫李淑叶，是《星洲日报》的编辑，也是“阅报社”的负责人之一。吴在新也把自己本是昭南（新加坡）的富户，为逃避抽选兵补而流亡到昔加里，眼下正在山下种稻子的故事讲述了一遍。李淑叶听了吴在新的叙述，觉得他的谈吐不凡，且有殷实的身价，正是“阅报社”的发展对象。于是李淑叶详细向他介绍了“阅报社”的情况。他说“阅报社”是日本当局正在试行推广的一个华人社团组织，其形式是模仿孙中山1905年在马来亚槟榔屿设立的“阅书报社”。日本人设立“阅报社”的目的是想通过它和华人社会建立起情况互通的关系，接受华侨的申诉，放宽对华侨的经商限制，争取华人的合作。这个计划是日本东京商学院一群学者提出的，最初在槟榔屿试点。他们在华人中经推选选出十三名华侨杰出青年，并委派十二个顾问组成了“阅报社”委员会。据李淑叶介绍，日本人还准备通过“阅报社”从泰国运载大米到马来亚，以“阅报社”的名义来抑制物价。吴在新对这个情况十分感兴趣。那以后，他时常会到这里喝茶谈天，和李淑叶很是气味相投。
认识了李淑叶、进入了“阅报社”之后，吴在新的社交范围快速扩大了。他很快与红土坎的华人以及马来人、印度人的头面人物混熟了，而且和红土坎的警察局警备队的头目也都有了交情。吴在新是在广州富商家庭长大的，十分适应城市商界场面上的生活。他出手豪放大方，经常在最好的饭店摆下酒席请人吃饭，皮包里的钱让人看了惊叹，不仅有当地货币，还有美金英镑。他这段时间还认识了一些日本军官。那些日本军官其实收入也不高，每次吴在新请他们到高级的餐馆吃饭，没有一个不来的。有一天，负责推行“阅报社”计划的槟榔屿州日本军政府总务部长滨田来到红土坎视察督导，吴在新请他在最好的日本人餐馆吃过大餐之后，送了他一个一两重的纯金戒指。不久后，李淑叶告诉他日本人已经批准了他做泰国大米的进口和批发特许生意。于是，吴在新便出资在红土坎大街三十五号租下了一座房子，开始做粮米的贩卖。李淑叶一家住进了这所房子，吴在新也从昔加里的农舍搬过来了。
吴在新当时在红土坎的活动能力从下面这件事可见一斑。某一天，吴在新从李淑叶处得知日军警备队方面获得昔加里山区有可疑分子隐匿的情报，准备次日派日军警备队搜山。吴在新不动声色，连夜赶到昔加里向戴维斯报告，要他们提高警觉注意隐蔽。然后他急速于当天夜里赶回到红土坎，次早先到港口码头去等候。当日本警备队开到码头时，他找机会请警备队的队长喝咖啡吃点心。在交谈中，套出他要去执行的任务和目的地。吴在新趁机说出自己是那一边的垦殖户，在昔加里有“旱稻笆”，所以地形很熟悉。如果警备队长需要向导员，他愿意效劳。那个警备队长正为找不到向导发愁，于是就请吴在新带路去昔加里山区，去搜寻可疑分子。
吴在新带着日军警备队人马，在昔加里山区里一片距离戴维斯营地相当远的丛林里进行搜索。吴在新事先知道这里是山林保护区，有一些海南人在这里偷伐过木头，会留下一些痕迹。这些伐木人的痕迹被日军警备队搜查到了，知道原来这里活动的只是一些非法伐木的毛贼，于是就收队回去。这一次的事件让营地里的成员非常紧张。因为昔加里是靠近海滩的一片矮山丛林，平时没有人迹，如果这次由日军警备队任意采取梳子战术四处搜寻，一旦看到人的脚印，就可能会导引到突击队员的营地来，后果则不堪设想了。因此，营地里的人都企盼着陈平，希望他快点到来，带他们迁徙到安全的地方。
1943年8月19日，陈平以马共霹雳州地委和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代表的身份，首次从士林河游击队第五军团大本营来到昔加里营地与戴维斯相晤。戴维斯早闻陈平大名。戴维斯在日本人入侵之前原本是英国殖民当局警察部专管华人事物的高级警官，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对付马来亚的**（日军入侵之前马共被英国当局视为非法，在地下活动）。那个时候他就掌握了陈平的资料，曾经让霹雳州的警察局多次去抓捕他可没有成功，想不到现在却成了合作的伙伴。当陈平带了两个警卫员来到了昔加里山营地时，戴维斯很惊讶陈平原来是个长着娃娃脸的小青年，虚岁才21岁（按英国人的实足年龄算法陈平是19岁）。然而在开始交谈之后，戴维斯才知道这个年轻的华人游击队指挥员已经是个非常老练、饱经世故的对手。戴维斯介绍了136部队的背景，说他们这批登陆的还只是先头部队，美国、英国和中国国民政府联手在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中国内地培训了一千多名136特工人员，准备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分别乘坐潜艇和飞机进入马来亚半岛，和本地的抗日游击队组成联合阵线，开展敌后抵抗运动。对于戴维斯介绍的宏伟前景陈平似乎并不是很受鼓舞，相反，他倒是对于戴维斯等人在昔加里的营地安全表示了相当的忧虑。他觉得昔加里靠着城镇和海边，周边有很多日本的军队和机关，十分容易被发现和受到攻击。陈平说马来亚的抵抗运动中心应该是在怡保一带的山区丛林里，那里有无尽的丛林和大山，横贯南北的中央山脉一直可通往泰国。如果戴维斯的人马要在马来亚扎下基础，那最好还是迁移到内陆的米罗山那边去，只有那里的丛林才是可以隐藏大批人马的地方。戴维斯对马来亚的地理是了解的，觉得陈平的看法很正确，于是就同意了他的意见。他们开始详细商谈迁移到米罗山区的行经路线。因为迁移的人马中有英国人，还要搬运大量的武器弹药和后勤装备，抗日游击队要派数十人来帮助运送和护卫。这一路上不仅要避开日本人的检查点，还要尽可能避免给沿途居民看到，因此行动时间要采取夜间行军为主，白天则隐藏休息。陈平和戴维斯制定了初步方案，确定了迁移的路线。这个方案陈平还要带回去做精心的安排，包括安排沿途每一站的安全和保密、各站间的当地向导衔接、如何通过桥梁关卡等等。陈平答应回去安排妥当后，再亲自来回复戴维斯。
登陆的136特工人员都已各就其位，准备从昔加里长途跋涉到米罗山新的大本营，那里将是他们未来的前线指挥部。除了吴在新、李汉光、龙朝英几个已在城镇开展工作的成员，其他的都将踏上行程。到了这个时候，向米罗山区进军已势在必行。
第五章向日本横滨正金银行贷款 一
为了全面了解日本人占据马来亚时期对华侨的政策，有必要做一些查证资料的功课。在这本书里我尽量避免学术式的讨论，但适当地带读者研究一下历史档案还是必要的。
1942年1月15日，日本军队开进了新加坡，横扫了马来亚半岛，英国殖民统治宣告结束。马来人和印度人虽然受到惊吓，但却表现出了某种惊喜。因为那时马来亚只是英国的殖民地，不是一个国家，英国人走了日本人来了对于他们没什么变化。而且日本是亚洲国家，相对来说对他们更加亲近一点。所以山下奉文的军队进城时，部分马来人和印度人表示了欢迎。然而对于绝大多数的华侨来说，一种不祥的空气却沉重地压在他们的头上，原因是过去许多年中他们曾经自动或被动地参加过抗日运动，比如抵制日货、鼓动日本企业工人罢工、为中国内地的抗日战争募捐等，而且部分华人在英军策划下组成义勇军在新加坡和日军展开最后一战。因此在日军全面进入马来亚之后，华侨社会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早在日军进犯马来亚之前，日军方最高策划者把华侨问题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是马来亚华侨在经济上掌握了命脉，他们拥有从事商业活动的巨额资金和管理才干；第二是日本军方要重建马来亚经济，为庞大的战争开支输血，绝对需要诱使华侨经济合作，否则不但难以从马来亚获得利益，反而成了经济包袱；第三是华侨掌握了“中国问题”的钥匙，因为海外的华侨是中国国内的抗战资金来源的重要渠道，而“中国问题”已把日本的军力消耗殆尽。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在1941年10月，一份高度机密文件中明确写道：“劝导和邀请华侨把资金投入到主要的工业，利用华侨的设备，收集及分发零售货物，同时引导华侨的银行同日本的金融和经济政策实行合作。”在这份战前的政策中所隐含的一点是，日军准备至少在军政时期的最初阶段里给予华侨某种优待。他们寄希望于一种观点，认为南洋华侨可能对赚钱比对政治更有兴趣。
F机关（F。kikan）是南方派遣军的间谍机关，其主要任务是平衡和马来亚华侨的关系，首脑是藤原岩市少校。这里有个例子，日军占领阿罗士打Alorsstar时，大部分华侨逃离了市镇，他们的店铺遭到马来人和印度人的抢掠，结果整个地区的经济陷于瘫痪。第二十五军副总参谋长马奈木敬信少将为了改变局面，向藤原要求对策，藤原提议实行两项政策：一是不把华侨当成敌国国民看待，保障他们的生命、财产和自由；二是准许华人和印度人升扬本国国旗，只是中国的国旗须附上一布条，上书“和平建国”，以表示他们支持汪精卫政府。1941年12月25日日本攻下太平城时，马奈木敬信实行这个政策，藤原也高兴地看到华侨的门口真的都挂起了中国国旗。
但是这件事却引起了山下奉文司令部一些强硬派参谋的愤怒。他们认为让华侨展现他们的国旗简直是可笑，必须强迫他们展示日本国旗，以表示他们臣服于日本国。于是藤原的这条政策就撤销了。温和派的藤原甚感失望，从此后“F机关”不再涉足华侨的事务。
日军起初想诱使华人合作的如意算盘在开始进攻马来亚之后遇到了挑战。事实上，日本人很快发现马来亚的华人开始变得可怕起来。日军在大举攻入马来亚半岛横扫英军时没有受到英军太大的抵抗，倒是一路上华侨游击队的阻挠给他们造成很大的麻烦。山下奉文师团的士兵大部分在中国本土作战过，在那里也受过非正规的游击队骚扰，因此他们对华侨的态度愈加严厉。在新加坡受到了用双筒猎枪武装起来的华人义勇军三天强有力的抵抗之后，日军的暴行心理发展到了最高峰（日本士兵实施暴行的心理状态，是在战场上养成的），开始了恶迹昭著的“大检证”，像是攻下南京城之后一样开始了大屠杀，一下子杀了数万华人，新加坡港口被集体屠杀的尸体塞满了。
真正负责马来亚新加坡华侨事务的是军政部副部长渡边（Watanabe），副手是高濑。渡边对于华人并不生疏，他曾以特务机关人员身份在华北和满洲渡过了十年的光阴。渡边很快就了解到了马来亚华人的潜在力量，对于他们的内聚力、独立性和生存意志印象深刻，这种强烈的感觉中混淆着赞赏和恐惧。另一方面，渡边也坚信马来亚的华人和大陆的华人一样不可信赖，这大概是由于华人的间谍和游击队活动引起的。他对华侨的反叛满怀戒心。他在大陆和马来亚两地的经验告诉他：应该以坚决的压制措施对待华侨。渡边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解释他的思想脉络：“为了赢得民心而同情华侨是会损害我们的利益的。他们必须对过去的罪行负责。本人的政策是要使他们改过自新，我们将准许他们生活下去，并将交还他们的财产，但得先看他们的悔悟程度而定。挽救一个死囚的生命将是最受赏激之举。这就是我所说的‘必要时作最低程度的绥靖’一语的意思。由于这个缘故，本人策划向华侨征税，强迫他们捐输，切断他们和中国的联系，拒绝委派他们担任行政职务，不给予他们平等的地位。”
渡边所持的看法获得越来越多高层官员认同，中央最高司令部在新加坡陷落前一天，终于对华侨的立场作了最终的决定，主张军方切断华侨同中国国民党政府的联系，有必要时不惜加以镇压。于是军方主张对华侨采取强硬手段的人便可以一意孤行了。
英军投降之后，日本人把新加坡改名为昭南。第二野战宪兵队在大石正行的指挥下，立刻进城确立治安，肃清敌对的华侨。在往后的几天里，有数万华侨包括妇孺被杀害，原因仅仅因为他们是华人。山下奉文下令搜捕敌对华侨起先是基于军事行动而非出乎憎恨。两个月的马来亚战役，加上他的部分部队被调到缅甸、苏门答腊作战，使得二十五军的实力削弱不少，所以山下很担忧他麾下实力不够的军队是否有能力维持昭南和马来亚的局势。此时在马来亚的丛林里，许多抗日分子继续活动妨碍日军的行动。山下曾经在中国看到抗日游击队怎样歼灭小支的日本驻防军。在山下的心灵深处，这种梦魇般的想法一定让他很烦恼。华人接连不断的间谍活动、义勇军在新加坡最后守卫战中给日军造成的伤亡引起了山下奉文部下官兵的愤怒，何况山下奉文的士兵前来马来亚之前在中国有过同样的经验。于是，这种郁积在内心的情绪在战争的压力下变得更加严重。一旦征服成功，便一发不可收拾了。
山下奉文的参谋长铃木宗作中将向昭南警备军司令河村三郎少将传达了“严厉惩治敌对的华侨”的命令。河村把命令转达给大石上校，并训令他根据军令的文字和精神去执行。“严厉惩治”一词可作不同的解释，许多憎恨华侨的士兵解释为可以就地处决华侨，因而滥行该令干下许多暴行。
在河村和大石的指挥下，一项有系统的肃清行动于1942年2月21日开始，宪兵队把以下各种人士解释为不良分子。
第五章向日本横滨正金银行贷款 完
曾经在南洋华侨筹赈会中积极活动之人士。
曾经慷慨地捐输给筹赈会之富裕人士。
南洋华侨救国运动领袖陈嘉庚之追随者，以及校长、律师。
海南人，根据日本人的看法，所有的海南人均属共产分子。
凡在中日战争以后来到马来亚之中国出生华人。
凡是文身之男性（依照日本人之看法，文身之男子皆为私会党徒）。
凡是以义勇军之身份，替英军抵抗日军之人士。
公务员以及可能亲英人士，诸如太平局绅、立法议员等。
凡是携有武器，并尝试扰乱治安之人士。
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宪兵队继续逮捕华侨并加以“严厉惩治”。没有人晓得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昭南和马来亚有多少华侨遭杀害，原因是昭南宪兵队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处死华侨的。战后报章根据调查发布这个数字达数万人，1947年的3月提审日本战犯的记录，也基本承认了这个数字。有关大肃清而引起的大屠杀惨案，已有大量的报章书籍予以书写，这里就不再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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