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莉文集-第10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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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在他的拖腔后面紧接上一句：“你这么年轻这么漂亮这么时髦。”
　　我语塞。人们并不认为我漂亮，领导却敢当众肯定我，这不能不使我感激。我嘴唇动了动，什么也没说出来，只由舌尖推出一个透明的水泡；我轻轻用力，水泡飞了出去，飘落在会议桌上，破了。群众明显失望。
　　群众主动说话了。一个说：眉红可能不太像党的领导，至于所长，我看还是蛮像的。”
　　一个说：“眉红年轻什么？三十郎当了。胡锦涛四十多岁，都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了。”这人说了又心虚，连忙问旁边的人：“我说得对不对？是不是常委？”
　　旁人说：“怎么不是？当然是！电视里看，一头乌发，多年轻。我们国家上头改革开放搞得好，下头搞得不好。”
　　近些年来，我们所干群关系变化很大，群众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即便话中带刺，领导一般也装作听不出来。但我们领导也积累了经验：任你说什么我就是不放权。群众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
　　我们领导对群众微笑，将话题固定在“北京”上。
　　领导说：“给大家说句真心话吧。北京有什么好玩的？
　　没有嘛。长城，砖头砌的；故宫，砖头砌的：亚运村，还是砖头砌的。大街，水泥铺的；街上的人，人肉做的。五官加四肢，吃喝拉撒；和全国人民没什么两样。你们看我们这黄鹤楼。我住在阅马场，抬脚就上了黄鹤楼，但我就是没去过。大几块钱一张门票，说句老百姓的话——还不如喝几瓶小黄。”（小瓶包装的黄鹤楼酒）
　　群众也与领导随便起来。说：“头，你这叫做饱汉不知饿汉饥。任你把北京说得寡淡寡淡，北京人家还是首都，身份在那儿摆着，没去玩过的总是想去好好玩玩。”
　　大家互相挤眉弄眼。
　　有人就更放肆了。说：“比如现在街上的那些鸡（妓），都讲她们肮脏下流，有艾滋病，可没有见识过的人总是心向往之。”
　　领导顿时寒了脸，在桌上顿了顿茶杯。说：“太离谱了吧？大不像话了吧？”
　　群众便讪皮讪脸吊儿郎当地离开了会议室。
　　我呆在原地没动。我在一只旧式的高背办公椅上搁着下巴。望着椭圆形会议桌上零散的报纸，心里很难平静。报纸上三天两头揭露公款出国公款旅游公款吃喝的腐败现象。在我这种普通工作人员眼里，揭露无异于炫耀。它激起了我的许多奢望。其实我从小是个好孩子好学生，红旗下生，红旗下长，曾把雷锋作为人生的榜样。我一直坚信自己是优秀的，是社会的动力，国家的栋梁，是单位的拔尖人物。可是现在却为了公款去北京旅游和领导抬杠。
　　我透过三月的新绿，懊恼地死盯着窗外乌烟瘴气的春天，想：我为什么不能保持自己的一点什么呢？
　　我如果保持自己的一点什么，就会不断地被派往农村出苦差。一入夏就下乡收购棉花，一个县城一个县城地跑，晒得一层又一层脱皮，回到武汉都是“十一”国庆节了。然而同样在一个所工作，干同样的专业，有人却从不下乡，出公差尽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最近出到新加坡去了。公理何在？我干吗置公理而不顾思考保持什么的问题？我要保持的是什么？我自己都答不上来。
　　领导忘了一份文件在会议室。
　　领导进来从会议桌上拿了文件就走。好像我是只椅子而不是一个有情绪有要求的国家职工。在这一刹那间，我恶念陡生，兀自大声说道：“今年夏季我要病的。我不能下乡。”
　　领导在门口停住了脚。领导折回来，对我说：“我这个人最尊重知识分子。我认为你在沉思，不想惊动你。”
　　我冷笑，说：“我今年夏季肯定会病的。您趁早心中有数，安排其他人下乡。”
　　领导说：“说这话就不像个知识分子了嘛。”
　　我说：“您以为现在的人读个大学就是知识分子？”
　　“当然，读了大学还不是知识分子那什么是知识分子？”
　　领导想把谈话引向无谓的争论，我可不上当。
　　我说：“好。那我就承认是知识分子。”
　　领导说：“对了。不要把自己混同于小市民。不要受社会上腐败现象的影响。要保持自己的气节。”
　　我的眼皮往下一耷拉，吁出长长一口气。和我论起知
　　识分子小市民来了！现在的知识分子就是小市民。旧社会的分类标准不能用在新社会。所谓读过了大学的这一群人我大了解他们了。他们天天都操心柴米油盐酱醋茶，个个买菜都讨价还价，公款旅游求之不得。他们都活得像暴风雨来临之前的蚂蚁，忙忙碌碌，焦躁不安。生怕天上刮风下雨。不提高他们的物质待遇，他们就是小市民。气节与精神岂能悬空而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领导不知道我胸中波涛汹涌，以为我思想通了。
　　“好。”领导说，“你今年少包一个棉区，你是太累了。再说今年上头保证不打白条，工作肯定会结束得早一些。”
　　我气愤之极。
　　我说：“我说了我有病。是真话，到时候会送医院证明来的。”
　　领导再次从门口折回来，看看我。
　　领导说：“一定要去北京？”
　　我当然不是一定要去北京。我又不是真的没去过北京。不过既然已经拿了北京当杠抬，只好一杠抬到底了。
　　我还是搁着下巴，望着半空中，表示默认。
　　领导半天不说话，过了半天说话了。
　　“今年夏季的补休我现在就给你。三个月十二天。我再奖你八天休息。一共二十天。二十天工资奖金误餐书报费一律照发。去北京玩吧。”
　　我说：“路费呢？”
　　“当然自费。”
　　我委屈极了，说：“自费？”
　　领导比我更委屈。他说：“咦——”领导挪开一只椅子沉重地坐下，将文件摆在自己面前，将茶杯摆在文件右上角，他一手揉搓太阳穴，一手示意我也坐下。
　　我带着下巴颊上的一道深沟坐在我们领导对面。由于我们光坐着不说话，时间嗒嗒嗒地飞快后闪。十年前我大学毕业第一天上班，领导找我谈话，我们就在这间会议室这么坐来着。那天我穿着当时最时兴的直筒裤，裤缝熨得刀锋一般挺刮。我剪着学生头，眼睛清澈见底，一点没沾染这十年的岁月风尘。我在递上成绩册的同时还羞怯地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十年前的眉红令我们领导眉开眼笑。
　　我扯过一张报纸，认真看报，讷讷念出声以阻断历史的浮现。怀旧永远是一种有毒的情绪。它除了让人逃避现实没别的好处。美好已经属于过去。现在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领导不无遗憾地“咳”了一声。作为一个生活阅历丰富的长者，他伤心地感觉到眉红这女同志把纯朴遗失在她长大的路上了，找不回来了。
　　忽然远处一阵“刺刺”的油锅炒菜的声音，接着辣椒炒肉的香味潮水般漫进了我们所的窗户。这种香味立刻调动了我们的联想：一只冒青烟的油汪汪的锅，里边爆炒着河南产的那种又尖又红的干辣椒。深红色的酱，绿色的葱段和黄色的生姜，又倒进了粉红的嫩肉丝和黑色的胡椒粉。在辛辣的香气和五彩缤纷联想的突然袭击下，我打了一个喷嚏。我们领导也打了一个喷嚏。走廊上和别的办公室纷纷有人打。有人高声打了还快活地骂一句武汉粗话以表达心情。我和领导不约而同看了看墙壁上挂的石英钟。十一点半了。一个上午过去了。随着又一阵“刺刺”声，蒜味冲鼻。这次肯定是在炒蒜苗，时鲜菜。我们领导又要打喷嚏，张口结舌了一番终于没打出来。我不忍观看领导失去自制力的模样但忍不住笑。领导冲着香气十分恼火地冒出一句：“个婊！”
　　我大笑。
　　我们所楼下原本是一道绿茸茸的草坪。去年，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不久，草坪一夜之间被铺上煤渣，做成了一排简易门面，租给个体户开小餐馆。从此，小餐馆的油烟伴着菜香靡靡之音一样腐蚀着我们办公楼。大家经常此起彼伏地打喷嚏，议论吃喝玩乐，经常拿餐馆老板的收入来取笑我所的一级工程师。我们领导为小餐馆之事拜访过许多有关部门，我们领导对别的领导说：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深入改革开放决不是要全民经商。在一个科研单位楼下遍开餐馆的做法是欠妥的。中国人干什么都喜欢一哄而起。一哄而起不好。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可是，没有人听我们领导的肺腑之言。由此我们领导格外厌恶小餐馆的气味，居然也会来句武汉粗话。
　　这种形势之下，领导和我都不可能绷脸了。
　　领导拧开茶杯，一口气喝下了茶水，呸呸吐着茶叶渣，说：“话又说回来，比起现在社会上的一些现象，你的要求也不算太过分。劳动模范还兴国家出钱去疗养呢。”
　　我坦然地看着领导。
　　领导说：“这样眉红，你准备一下最近出趟北京的差。”
　　我突然觉得怪难为情的。
　　“眉红你今年夏季可不能病罗。”
　　我忙说：“当然当然。”
　　领导的眼睛像拉了开关的电灯一下子熄灭了。他满脸疲惫之色，端起茶杯拿着文件往外走，边走边说：“就这样吧。”
　　我们领导后脑勺都长满白发了。我记得十年前他有着乌黑油亮的大背头。
　　一个星期过去了。没有动静。又一个星期过去了。还是没有动静。在走廊上院子里与领导相遇，领导用他那公共场合通用的笑容和我点点头，好像我们之间从无契约。
　　我认为超过半个月，一般就不属于最近了。
　　我正暗暗生着气，忽听领导在全所的政治学习大会上轻描淡写地宣布了一项关于我的决定。我所青年女工程师眉红将借给本系统某企业工作一个月，某企业按眉红工资的百分之两百付我所劳务费。
　　我莫名其妙，脑袋左转右转。说：“也不事先找人谈个话。”
　　群众又乐了。伸手摸我的头。说：“小可怜，小老实，被卖钱了还不知道。”
　　散会后我被办公室郭主任径直带到楼下车库里，上了我所新买的一辆桑塔纳。
　　我又一次大声质问：“怎么回事？”
　　郭主任宽容地微笑。等小车发动后他才说：“很简单。你被借走了。这家企业将派你去北京出公差，鉴定一批进口棉花的等级。工作时间最多一周，但你可以在京呆到半个月左右。”
　　我明白了。但还是不相信地说：“住宿交通差旅费都由他们负担？”
　　郭主任声色不动地点头。
　　我说：“怎么回事？我不相信天下有这么傻的企业。”
　　郭主任仿佛不认识地看了我两眼。郭主任敲了敲司机的肩，让他放音乐。我们所的人都了解郭主任早年毕业于音乐学院。司机放的是克莱德曼的钢琴曲。据说有个别调皮司机偏放流行歌曲，结果新车来了，郭主任没把新车派给个别司机。
　　在叮叮当当的钢琴声中，郭主任小声地在我脑袋侧畔说话。“什么企业傻？他们挂靠我们。以我们的名义给他们办执照做生意，为他们提供了多少优惠政策？我们有个把人想在北京住几天，他们还能不帮忙？”
　　我说：“让他们划一笔赞助费过来不就行了？还把我真的送出去。”
　　郭主任说：“你这个人怎么真有点不清楚！领导要考虑方方面面嘛。记住，你从北京回来可要管住嘴巴，你是出公差，去工作的。记住了吗？”
　　我说：“记住了。”
　　在我们嘀嘀咕咕的过程中，法国钢琴家克莱德曼先生始终热情洋溢地演奏着。他竭力要表现的是一种光明磊落的美，童真无邪的美。自由飞翔的美和浪漫朴实的美。我们在一辆搞阴谋诡计的小车里听克莱德曼，反差如此之强烈使我对这几支钢琴曲永生难忘。
　　桑塔纳在汉口小巷里转了几个高难度的急弯，停在一栋从前俄租界的老楼房台阶前。台阶上等候着一位手提大哥大的男子。这男子体态发福，领带鲜艳，发型做得像一朵盛开的蘑菇。郭主任用一种不屑的神态告诉我此人就是该企业金经理。
　　金经理十分敏捷地下台阶，亲自为我们开了车门。车门一开他就说：“啊欢迎欢迎！”
　　我钻出车来，透了一口气。
　　郭主任说：“这就是眉红工程师。我给您送来了。”
　　金经理热情地向我伸手，说：“谢谢眉小姐来指导我们工作！”
　　我说：“谈不上指导。”
　　郭主任抽着金经理递上的香烟，对我说：“眉红有什么事随时和家里保持联系。”
　　金经理说：“哎呀郭主任您放一百二十个心。这次我特意让王师傅陪她去怎么样？”
　　郭主任笑了。拍了金经理一巴掌，说：“那就先谢了。”
　　一粉妆浓抹的小姐从楼里出来，说：“午饭已经订好了，在国际俱乐部。”
　　郭主任看了看腕上的表。说：“不吃饭了。还有事。”
　　金经理挡住车门，说：“天大的事也得吃中午饭！”
　　我和司机背对着他们，相视一笑。瞧如今这把戏。
　　按照门牌的指引，我进了公关部，看见里头堆满美容健身仪器，我赶紧退出来核实门牌，是公关部。
　　公关部没有公关小姐，只有一个老头，趴在办公桌的一叠表格前忙碌。他双鬓斑白，戴一副老花镜，胳膊口套着花布袖套。我问：“王师傅吗？”
　　老头说：“王师傅。你坐。稍等片刻。”
　　我坐在低矮的露了海绵的沙发上，看见王师傅的双腿从办公桌下伸出，两脚交叉着。裤子因布料陈旧而没有明确的颜色。裤边处肮脏且破烂翻卷。脚上是一双裂了帮的人造革鞋。花尼龙袜的海蓝色醒目耀眼。这王师傅肯定像郭主任他们说的那样正派，传统，忠诚，朴实。可怎么被金经理任命为公关部部长呢。这里头不是我听错了就是郭主任说错了。
　　等了片刻，王师傅抬起了头。说：“我是公关部负责人王师傅。小姐您有什么事？”
　　一切都没有错。我被逗笑了。笑着说：“我叫眉红。”
　　“欢迎。”王师傅摘下眼镜，说，“欢迎眉小姐来指导工作。”
　　我说：“谈不上指导。”
　　王师傅说：“我明天和你一道出差。”
　　他从怀里掏出两张火车卧铺票，举在眼前看了一看，递给我其中一张。“明天你自己打的去火车站。的票留好给我报销。眉小姐，明天火车上见。”
　　我端详着硬卧票，是下铺。这么说将有一双又花又臭的尼龙袜在我头顶上晃动。什么时代了，还穿花尼龙袜！
　　我说：“王师傅，我年轻我要上铺好了。”
　　他说：“我们男同志应该照顾女同志睡下铺。”
　　“我喜欢睡上铺。”
　　“是这样。”
　　王师傅接过我的票，戴上眼镜仔细对照了一下两张票的票面。说：“都是下铺。”
　　我说：“非常遗憾。”
　　这下更糟糕。我将和这位公关部长并排躺着，中间只隔着小走廊。临走前我实在忍不住向他提了一个小小的建议。
　　“你怎么不买一双棉纱袜？纯白或者纯黑的。”
　　王师傅说：“可我想要棕色的。”
　　“棕色也不错。”我说。这个王师傅没给我任何印象，只是事情有点滑稽。
　　一进候车室我就满世界搜寻王师傅。我找他是为了躲开他。我要抢在他前头上车，与别人换张上铺票。我决不能忍受和一个烂糟糟臭烘烘的老头子并肩而卧。火车上为什么不分个男卧女卧？
　　我不太好意思老看人们的脸，便低头看脚。我从一排排脚跟前走过来走过去，就是没找到那双蓝花尼龙袜。人家王师傅不会换袜？完全可能换袜。但最多也是换一双别种花色的尼龙袜。
　　没见到我的旅伴。
　　我急急忙忙冲上车。放好包。靠在一边期待上铺的乘客早些到来。
　　一位西装革履的先生经过我面前。我收腹挺胸让他的大旅行箱挤过去，他朝我彬彬有礼欠了欠身。一会儿，他放好了行李又挤过来，又朝我欠身。我仍然注视着鱼贯而入的新乘客。漫不在意地对那位一再鞠躬的先生挥了挥手。说：“别客气。别搞得像日本人一样。”
　　他说：“眉小姐说话很逗嘛。”
　　我猛地回头。“您是谁？”
　　身板挺直、风度翩翩的先生慢慢摘下了他墨绿的变色眼镜。我大惊，叫道：“王师傅！”
　　他纠正说：“王先生。其实到我们公关部来办事的人都叫我王先生。”
　　他是配做王先生了。他的头发染黑了，吹烫了。他一身全毛质地的豆沙色西服，棕色领带和与棕色领带遥相呼应的棕色棉纱袜，意大利老人头皮鞋。他包装一新，居然脱胎换骨了。比他更换行头更令我吃惊的是他的神情举止，有些类似于风度气质的东西决非摇身可变的。我想他很可能是过去的资本家少爷或者洋行高级华人职员的公子。
　　我恶毒地问：“我可以问一个您的个人问题吗？”
　　王先生说：“为什么不？”
　　为什么不？国外译制片里头的语言。语言在随服装的变化而变化。
　　“您的家庭成分？”
　　“问这个干什么？”
　　“不干什么，突然冒出的怪念头。”
　　王先生稍带挑衅意味地说：“资本家。”
　　我拍了下巴掌，我猜对了。
　　我说：“您昨天看上去六十岁，今天看上去四十岁，您到底多大年纪？”
　　“五十。”
　　我又拍了一掌。计算一下时间，恰好是旧社会的少爷。
　　王先生饶有兴趣地等待着我再发问，我不想问了。我望望身后的窗外，窗外是田野。我站在田野前，面对王先生。他穿着华丽，我衣裳简陋。他举止高雅，我张皇冒失。我们当年以农村包围城市，农民进了城，赶走了资本家，其实资本家没走。他们可以用粗布袖套、花尼龙袜子伪装自己。现在又出头了。时间模糊了历史，敷平了创伤，化解了仇恨。今天一个贫民的女儿和从前资本家的崽子一块坐火车去北京出公差。多少仗白打了！多少生命白死了！由此我给自己平庸的蚂蚁般的一生又增添了一条更平庸的信条：我决不参与战争、政治和阶级斗争。除了时间，没有永恒的东西。而时间它又不在我们手中，我们谁也抓不住它。它躲在宇宙怀里像个富人一样玩弄着地球。也许我们正在奋斗想尝点锦衣美食的滋味，时间却“叭”地一下将地球捏破了。
　　周围有许多乘客，我抑制着眼泪。眼泪不敢从眼睛里流出来，却从鼻子里淌了下来。我呆呆站着，使劲抽动鼻子。一条伸到我鼻尖的香中纸吓我一跳。王先生送来香中纸，说：“好好说着话，你怎么啦？”
　　我从怔忡状态苏醒，发现人们异样地打量我。我接过香巾纸撬鼻涕，一边擤一边告诉王先生：“我突然陷入沉思了。”人们哑然失笑。王先生用大人不计小人过的神情对我点头。我恼火地发现真话就是没有人相信。
　　我只好去上趟厕所。幸亏厕所供不应求，我可以靠在一边呆很长时间。很长一段时间过去，我回到铺位上，人们已经在打扑克。已经不注意我了。时间真是一剂良药，一剂从宇宙进口的广谱抗菌素。
　　只有王先生一个人还对我保持着警惕，我从厕所走回来，他偷偷观察我。我在毛巾上擦手，从包里取出苹果，坐
　　下，专心专意削苹果，王先生在这时流露出他的工人师傅本性，利用看报来监视我。我刚才一定吓坏了他。当一个人沉思时肯定超凡脱俗得像个精神病患者。我也是见鬼了。平日极少搞什么沉思，偶尔心有所得却偏是在火车上。
　　我削好一个苹果递给王先生。我决定哄哄他，不然他会在整个北京之行中拿我当病人对待。
　　“王先生，刚才不好意思。我在炒点小股票，被套住了一万多块钱，想起来人就急。”
　　王先生恍然大悟。“可以理解。完全理解。”
　　王先生丢开报纸，接过苹果吃起来。他说：“激谢。”他兴趣盎然地说：“炒股你还太嫩了。我们家从前是裕华纱厂的股东，你买的什么股？我来帮你分析分析。”
　　我伤心地说：“别提股票了。”
　　“好好，你难过就不提吧。”
　　王先生又去看报。
　　我满意地吃苹果。苹果汁淌在手里，我就拍在脸上，广告已经浸透我的潜意识，我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保护皮肤。
　　吃完苹果。我找王先生说话。我和王先生来自不同的单位，昨天都还不认识，今天彼此也还没个了解，可我发现王先生似乎没兴趣和我说话。他给我买盒饭，倒开水，送我香中纸，但不问我的过去现在，也不谈我们到北京将怎么安排。他太正派了。我想，和一个太正派的人出门旅行是多么枯燥无味。
　　车厢里的大灯一熄灭。王先生就睡觉了。我觉得九点半睡觉太早。坐了一会儿又觉得怪没趣。也去躺下。我一躺下，王先生就转身侧睡，让背脊对着我。我望着王先生的背脊愤怒起来。他准是恨我。恨我用他们的钱。他和金经理恨我们领导和我。这种恨多么像阶级斗争。我几小时前还发誓不搞阶级斗争。此刻就身不由己了。
　　“王先生。”
　　王先生转过身来。“什么事？”
　　“您知道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