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莉文集-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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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雅丽说。
　　“没。”印家厚想起了肖晓芬。想起了那份心底的优伤。他明白了自己的心是永远属于那失去了的姑娘的，只有她才能真正激动他。除她之外，所有女人他都能镇静地理智对待。他说：“雅丽，我说了我的真实想法后你会理解的。你聪明，有教养，年轻活泼又漂亮，我是十分愿意和你一道工作的。甚至加班——”
　　“我不要你告诉我这些！”雅丽打断了他，倔强地说，“这是你的想法，也许是。可不是我的！”
　　雅丽走了。昂着头，神情悲凉。
　　印家厚不敢随后进车间，他怕遭人猜测。
　　江南下，这是一个矮小的，目光闪闪的腼腆寡言的男孩。他被招工到哪儿了？不记得了。江南下的信写道：
　　“我路过武汉，逗留了一天，偶尔听人说起你，很激动。想去看看，又来不及了。
　　“家厚，你还记得那块土地吗？我们第一夜睡在禾场上的队屋里，屋里堆满了地里摘回的棉花，花上爬着许多肉乎乎的粉红的棉铃虫。贫下中农给我们一只夜壶，要我们夜里用这个，千万别往棉花上尿。我们都争着试用，你说夜壶口割破了你的皮，大家都发疯地笑，吵着闹着摔破了那玩艺。
　　“你还记得下雨天吗？那个狂风暴雨的中午，我们在屋里吹拉弹唱。六队的女知青来了，我们把菜全拿出来款待她们，结果后来许多天我们没菜吃，吃盐水泡饭。
　　“聂玲多漂亮，那眉眼美绝了，你和她好，我们都气得要命。可后来你们为什么分手了？这个我至今也不明白。
　　“那个小黄猫总跟着我们在自留地里，每天收工时就在巷子口接我们，它怀了孕，我们想看它生小猫，它就跑了。唉，真是！
　　“我老婆没当过知青，她说她运气好，可我认为她运气不好。女知青有种特别的味儿，那味儿可以使一个女人更美好一些。你老婆是知青吗？我想我们都会喜欢那味儿，那是我们时代的秘密。
　　“家厚，我们都三十好几的人了。我已经开始谢顶，有一个七岁的女孩，经济条件还可以。但是，生活中烦恼重重，老婆也就那么回事，我觉得我给毁了。
　　“现在我已是正科级干部，入了党，有了大学文凭，按说我该知足，该高兴，可我怎么也不能像在农村时那样开怀地笑。我老婆挑出了我几百个毛病，正在和我办离婚。
　　“你一切都好吧？你当年英俊年少，能歌善舞，性情宽厚，你一定比我过得好。
　　“另外，去年我在北京遇上聂玲了。她仍然不肯说出你们分手的原因。她的孩子也有几岁了，却还显得十分年轻……”
　　印家厚把信读了两遍，一遍匆匆浏览，一遍仔细阅读，读后将信纸捏入了掌心。他靠着一棵树坐下，面朝太阳，合上眼睛；透过眼皮，他看见了五彩斑斓的光和树叶。后面是庞然大物的灰色厂房，前面是柏油马路，远处是田野，这里是一片树林，印家厚歪在草丛中，让万千思绪飘来飘去。聂玲聂玲，这个他从不敢随便提及的名字，江南下毫不在乎地叫来叫去。于是一切都从最底层浮了起来……五月的风里饱含着酸甜苦辣，从印家厚耳边呼呼吹过，他脸上肌肉细微地抽动，有时像哭有时像笑。
　　空中一絮白云停住了，日影正好投在印家厚额前。他感觉了阴暗，又以为是人站在了面前，便忙睁开眼睛。在明丽的蓝天白云绿叶之间，他把他最深的遗憾和痛苦又埋入了心底。接着，记忆就变得明朗有节奏起来。
　　他进了钢铁公司，去北京学习，和日本人一块干活，为了不被筛选掉拼命啃日语。找对象，谈恋爱，结婚。父母生病住院，天天去医院护理。兄妹吵架扯皮，开家庭会议搞平衡。物价上涨，工资调级，黑白电视换彩色的，洗衣机淘汰单缸时兴双缸——所有这一切，他一一碰上了，他必须去解决。解决了，也没有什么乐趣；没解决就更烦人。例如至今他没去解决电视更新换代问题，儿子就有些瞧不起他了，一开口就说谁谁的爸爸给谁谁谁买了一台彩电，带电脑的。为了让儿子第一个想到自己的爸爸印家厚正在加紧筹款。
　　少年的梦总是有着浓厚的理想色彩，一进入成年便无形中被瓦解了。印家厚随着整个社会流动，追求，关心。关心中国足球队是否能进军墨西哥；关心中越边境战况；关心生物导弹治疗癌症的效果；关心火柴几分钱一盒了？他几乎从来没有想是否该为少年的梦感叹。他只是十分明智地知道自己是个普通的男人，靠劳动拿工资而生活。哪有工夫去想入非非呢？日子总是那么快，一星期一星期地闪过去。老婆怀孕后，他连尿布都没有准备充分，婴儿就出世了。
　　老婆就是老婆。人不可能十全十美。记忆归记忆。痛苦该咬着牙吞下去。印家厚真想回一封信，谈谈自己的观点，宽宽那个正遭受着离婚危机的知青伙伴的心，可他不知道写了信该往哪儿寄？
　　江南下，向你致敬！冲着你不忘故人；冲着你把朋友从三等奖的恶劣情绪中解脱出来。
　　印家厚一弹腿跳了起来，做了一个深呼吸动作，朝车间走去。
　　相比之下，他感到自己生活正常，家庭稳定，精力充沛，情绪良好，能够面对现实。他的自信心又陡然增强了好多倍。
　　＊＊＊
　　下午不错。主要是下午的开端不错。
　　来了一拨参观的人。谁也不知道这些人是哪个地方哪个部门来的，谁也不想知道，谁都若无其事地干活。这些见得太多了。
　　倒是参观的人不时从冷处瞟操作的工人们，恐怕是纳闷这些人怎么不好奇。
　　车间主任骑一辆铮蓝的轻便小跑车从车间深处溜过来，默默扫视了一圈。将本来就撂在踏板上的脚用力一踩掉头去了。他事先通知印家厚要亲自操作，让雅丽给参观团当讲解员。印家厚正是这么做的。车间主任准认为三等奖委屈了印家厚，否则他不会来检查。以为印家厚会因为五元钱赌气不上操作台，错了！
　　印家厚的目光抓住了车间主任的目光，无声却又明确地告诉他：你错了。
　　有一个人明白了他的心，尤其是车间里关键人物，印家厚就满足了。受了委屈不要紧，要紧的是在于有没有人知道你受了委屈。
　　参观团转悠了一个多小时，印家厚硬是直着腿挺挺地站了过来。一个多小时没人打扰他，挺美的。班组的同事今天全都欠他的情，全都看他的眼色行事以期补偿。
　　雅丽上来接替印家厚。两人都没说话，配合得非常默契。只有印家厚识别得出雅丽心上的黯淡，但他决定不闻不问。
　　“好！堵住你了，小印。”工会组长哈大妈往门口一靠，封死了整扇门。她手里挥动着几张揉皱的材料纸，说：“臭小子，就缺你一个人了。来，出一份钱：两块。签个名。”
　　印家厚交了两块钱，在材料纸上划拉上自己的名字。
　　哈大妈急煎煎走了。转身的工夫，又急煎煎回来了。依旧靠在门框上。“人老了。”　她说，“可不是该改革了。小印，忘了告诉你这钱的用途，我们车间的老大难苏新结婚了！大伙向他表示一份心意。”
　　“知道了。”印家厚说。其实他根本没听过这个名字。他问旁的人：“苏新是谁？”
　　“听说刚刚调来。”
　　“刚来就老大难？”
　　“哈哈……”旁的人干笑。
　　哈大妈的大嗓门又来了。“小印，好像我还有事要告诉你。”
　　“您说吧。”印家厚渴得要命同时又要上厕所了。
　　“我忘记了。”哈大妈迷迷怔怔望着印家厚。
　　“那就算了。”
　　“不行，好像还是件挺重要的事。”哈大妈用劲绞了半天手指，泄了气，摊开两手说：“想不起来了。这怪不得我，人老了。臭小子们，这就怪不得我了，到时候大伙给我作个证。”
　　哈大妈带着一丝狡黠的微笑走了。接着二班长进门拉住了印家厚。二班长告诉印家厚他们报考电视大学的事是厂里作梗。公司根本没下文件不准他们报考。完完全全是厂里不愿意让他们这批人（日本专家培训出的人）流走。
　　“我们去找找厂里吧，你和小白好，先问问他。”二班长使劲怂恿印家厚。
　　印家厚说：“我不去。”
　　“那我们给公司纪委写信告厂里一状。”
　　“我不会写。”
　　“我写，你签名。”
　　“不签。”
　　“难迈你想当一辈子工人？”
　　“对！”
　　现在有许多婊子养的太爱写信了——这是二班长上午说的，应不应该提醒他一句？算了。
　　二班长极不甘心地离开了。印家厚的脚还没迈出门槛，电话铃响了。有人说：“等等，你的电话。”
　　印家厚抓起话筒就说：“喂，快讲！”他实在该上厕所了。
　　是厂长。从厂办公室打来的。印家厚倒抽一口凉气，刚才也太不恭敬了。这是改革声中新上任的知识分子厂长，知识分子是特别敏感的，应该给他一个好印象。
　　印家厚立即借了一辆自行车，朝办公室飞驰而去。
　　印家厚在进厂长办公室时，正碰上小白从里面出来，小白神色严峻，给他一句耳语：　“坚强些！”
　　他被这地下工作式的神秘弄得晕乎乎的，心里七上八下。
　　厂长要印家厚谈谈对日本人的看法。
　　对……日本人……看法？他一时间脑子里一片空白。日本专家撤回去七年了，七年里他的脑袋里没留下日本人的印象。“坚强些！”又是指什么？他竭力搜索七年前对小一郎的看法。小一郎是他的师傅。
　　“日本人……有苦干精神，能吃苦耐劳……——一不怕苦，二不怕——”他差点失口说出毛主席语录。他小心谨慎，字斟句酌，“他们能严格按科学规律工作，干活一丝不苟，有不到黄河不死心的——”他意识到日本与黄河没关系，但他还是坚持说完了自己的话，“……的钻研精神。”
　　厂长说：“这么说你对日本人印象不错？”
　　“不是全体日本人，也不是全面……是干活方面。”
　　“日本侵华战争该知道吧？”
　　“当然。日本鬼子——”印家厚打住了。厂长到底要干什么？即便是厂长，他也不愿意被他耍弄。他干嘛要急匆匆离开车间跑到这儿踩薄冰？七年前厂里有个工人对日本专家搞恐怖活动受到了制裁；前些时候某个部级干部去了日本靖国神社给撤了职，这是国际问题，民族问题，他岂能涉嫌！
　　他一把推开椅子，说：“厂长，有事就请开门见山，没事我得回去干活了。”
　　厂长说：“小印，别着急嘛。事情十分明确。你认为现在我们引进日本先进设备，和他们友好交往是接受第二次侵略吗？”
　　“当然不是。”
　　“既然不是，那为什么迟迟不组织参加联欢的人员？下星期三日本青年友好访华团准时到我们厂。接待任务由工会布置下去已经两周了，你不仅不动，反而还在年轻人中说什么‘不做联欢模特儿’，‘进行第二次抗日战争’，‘旗袍比西服美一千倍’，这是为什么？”
　　印家厚终于从鼓里钻出来了。有人栽了他的赃，栽得这么成功，竟使精明的厂长深信不疑。
　　“胡扯！他妈的一派谎言！”他今天的忍让到此为止！顾不上留什么好印象了，他要他的清白和正直。这些狗娘养的！——他骂开了。他根本就没得到工会的任何通知。两周前他姥姥去世了，他去办了两天丧事。回厂没上几天班，他妈因伤心过度，高血压发了，他又用了两个休息日送她老人家去住院。看小白那鬼鬼祟祟的模样，不定就是他捣的鬼，他和几所大学的学生勾勾搭搭，早就在宣扬“抵制日货”的观点。要么是哈大妈，对了！她方才还假做忘了什么事是因为她老了。她丈夫是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她从来对日本人是横眉冷对的。要么他们串通一气坑了他。但他并不是一味敌视日本人，他至今还和小一郎通信来往，逢年过节寄张明信片什么的。
　　厂长倒笑了。他相信了印家厚并宽宏大量地向他道了歉。
　　“既然是这么回事那就赶快动手把工作抓起来！厂长不容印家厚分辩，当即叫来了厂工会主席，面对面把印家厚交给了工会。
　　“不要搞什么各车间分头行动了。让小印暂调到厂工会来，全面下手抓。到时候出了差错就找你们俩。”
　　工会主席是转业军人，领命之后把印家厚拽到工会办公室，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布置开了。印家厚连连咕噜了几声：“不行不行，”工会主席绝不理睬，布置中还夹叙了一通意义深远之类的活，大有军令如山倒的气势。
　　这就是说，印家厚从今天起，在一个星期内要组织起一个四十位男女青年的联欢团体，男青年身高要一米七十至一米八十公分；女青年身高要一米六十五公分左右；一律不胖不瘦，五官端正，漂亮一点的更好；要为他们每人订做一套毛料西装；教会他们日常应用的日语，能问候和简单对话；还要让他们熟悉一般的日本礼节；跳舞则必须人人都会。
　　印家厚头皮都麻了，说：“主席，你听清楚：我干不了！”
　　“干得了。你是日本专家。”工会主席三把两把给他腾出了一张办公桌，将一叠贴有像片的职工表格放在他面前，说：“小印，要理解组织的信任。现在，我们只有背水一战了。对任何人一律用行政命令。来，我们开始吧！”
　　下班时印家厚遇上了小白。小白说：“我听说了。真他妈替你抱屈。好像考他妈驻日本的外交官。奴颜婢膝。”
　　印家厚狠狠白了他一眼，嘿嘿一个冷笑。小白马上跳起来，“老兄，你怎么以为是我……我！观点不同是另一回事。我若是那种背后插刀的小人，还搞他妈什么文学创作！”
　　这是真委屈。到目前为止，在小白的认识上，作品和人品是完全一致的。印家厚虽不搞创作却已超越了这种认识上的局限。他谅解地给了小白一巴掌，说：“对不起了！”
　　几个身材苗条挺拔的姑娘挎着各式背包走过来，朝小白亲切地招呼，可是对印家厚却脸一变冲着他叫道：“汉奸！”
　　“我们绝不做联欢模特儿！”
　　“我们要抗日！”
　　印家厚绷紧脸，一声不哼。姑娘们过去之后，印家厚回头数了数，差不多十五六个，几乎全是合乎标准的。他这才真正意识到这事太难了。
　　这一下午真累。在岗位上站了一个多小时；和厂长动了肝火；让工会拉了差。召集各车间工会组长紧急会议；找集训办公室；去商店选购衣料；和服装厂联系；向财务要活动资金；楼上楼下找厂长——当你需要他签字的时候，他不知上哪儿去了。
　　报考电大的要求根本没机会提出来；忍气吞声领了三等奖的五元钱。
　　刚调来的老大难结婚“表示”了两块钱；拯救非洲饥民捐款一元；“救救熊猫”募捐小组募到他的面前，他略一思忖，便往贴着熊猫流泪图案的小纸箱里塞了两元。募捐的共青团员们欢声雀跃，赞扬印家厚是全厂第一！第一心疼国宝！就是厂长也只捐了五毛钱。
　　五块钱像一股回旋的流水，经过印家厚的手又流走了。全派了大用场，抵消了三等奖的耻辱。雅丽的确知他的心，说：“印师傅，你做得真俏皮！”印家厚不能不遗憾地想，如此理解他的人如果是他老婆就好了。不能否认，哪怕是最细微的一点相通也是有意义的。然而，他不敢想象他老婆的看法，他不由朝雅丽看了一眼，然后随即便又后悔了，因为雅丽读懂了他的眼神。
　　印家厚接儿子的时候，生怕儿子怪他来晚了；生怕又单独碰上肖晓芬。结果，儿子没有质问，肖晓芬也正混在一群阿姨里。什么事也没有。他为自己中午在肖晓芬面前的失态深感不安，便低着眼睛带走了儿子。
　　马路上车如流水，人如潮，雷雷窜上去猛跑。印家厚在后边厉声叫着，提心吊胆，笨拙地追上儿子。他的儿子，和他长得如同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这就是他生命的延续。他不能让他乱跑，小心撞上车了；他又不能让他走太久的路，可别把小腿累坏了。印家厚丝毫没有下了班的感觉，他依然紧张着，只不过是换了专业罢了。
　　父子俩又汇入了下班的人流中。父亲背着包，儿子挎着冲锋枪。早晨满满一包出征，晚归时一副空囊。父亲灰尘满面，胡茬又深了许多。儿子的海军衫上滴了醒目的菜汁，绷带丝丝缕缕披挂，从头到脚肮脏之极。
　　公共汽车永远是拥挤的。当印家厚抱着儿子挤上车之后，肚子里一通咕咕乱叫，他感到了深深的饿。
　　车上有个小女孩和她妈妈坐着，她把雷雷指给她妈妈看：“妈，他是我们班新来的小朋友，叫印雷。”小女孩可着嗓子喊：“印雷！印雷！”
　　雷雷喜出望外，骄傲地对父亲说：“那是欣欣！”
　　两个孩子在挤满大人们的公共汽车里相遇，分外高兴，呱呱地叫唤着，充分表达他们的喜悦。印家厚和小女孩的妈妈点了点头，笑了。
　　小女孩的妈站了起来，让雷雷和自己的女儿坐在一个座位上，自己挤在印家厚旁边。
　　“我们欣欣可顽皮，简直和男孩子一样！”
　　“我儿子更不得了。”
　　“养个孩子可真不容易啊！”
　　“就是。太难了！”
　　有了孩子这个话题，大人们一见如故地攀谈起来了，可在前一刻他们还素不相识呢。谈孩子的可爱和为孩子的操劳，叹世世代代如流水；谈幼儿园的不健全，跑月票的辛酸苦辣，气时时事事都艰难。当小女孩的妈听印家厚说他家住在汉口，还必须过江，过了江还得坐车时，她“咝”了一下，说：“简直是到另一个国家去了，可怕！”
　　印家厚说：“好在跑习惯了。”
　　“我家就在这趟车的终点站旁边。往后有什么不方便的时候，就把印雷接到我家吧。”
　　“那太谢谢了！”
　　“千万别客气！只要不让孩子受罪就行。”
　　“好的。”
　　印家厚发现自己变得婆婆妈妈了，变得容易感恩戴德，变得喜欢别人的同情了。本来是又累又饿，被挤得满腹牢骚的，有人一同情，聊一聊，心里就熨帖多了，不知不觉就到了终点。从前的他哪是这个样子？从前的他是个从里到外，血气方刚，衣着整齐，自我感觉良好的小伙子。从不轻易与女人搭话，不轻易同情别人或接受别人同情。印家厚清清楚楚地看出了自己的变化，他却弄不清这变化好还是不好。
　　在爬江堤时，他望见紫褐色的暮云仿佛就压在头顶上。心里闷闷的，不由长长叹了一口气。
　　轮渡逆水而上。
　　逆水比顺水慢一倍多，这是漫长而难熬的时间。
　　夕阳西下，光线一分钟比一分钟暗淡。长江的风一阵比一阵凉。不知是什么缘故，上班时熟识的人不约而同在一条船上相遇，下班的船上却绝大多数是陌生面孔。而且面容都是恹恹的，呆呆的，疲惫不堪的。上船照例也抢，椅子上闪电般地坐满了人，然后甲板上也成片成片地坐上了人。
　　印家厚照例不抢船，因为船比车更可怕，那铁栅栏门“哗啦”一开，人们排山倒海压上船来，万一有人被裹挟在里面摔倒了，那他就再也不可能站起来。
　　印家厚和儿子坐在船头一侧的甲板上，还不错，是避风的一侧。印家厚屁股底下垫着挎包。儿子坐在他叉开的两腿之间，小屁股下垫了牛皮纸，手绢和帆布工作服，垫得厚厚的。冲锋枪挂在头顶上方的一个小铁钩上，随着轮船的震动有节奏地晃荡。印家厚摸出了梁羽生的《风雷震九州》，他想总该可以看看书了。他刚翻开书，儿子说：“爸，我呢？”
　　他给儿子一本《狐狸的故事》，说：“自己看，这本书都给你讲过几百遍了。”
　　他看了不到一页，儿子忽然跟着船上叫卖的姑娘叫起来：“瓜子——瓜子，五香瓜子——”声音响亮引起周围打瞌睡人的不满。
　　“你干什么呢？”
　　儿子说：“我口渴。”
　　“口渴到家再说。”
　　“吃冰淇淋也可以的。”
　　印家厚明白了，给儿子买了支巧克力三色冰淇淋，然后又低头看书。结果儿子只吃了奶油的一截，巧克力的那截被他抠下来涂在了一个小男孩的鼻子上，这小男孩正站在他跟前出神地盯着冰淇淋。于是小男孩哭着找妈妈去了。唉，孩子好烦人，一刻也不让他安宁。孩子并不总是可爱，并不呵！印家厚愣愣地，瞅着儿子。
　　一个嗓门粗哑的妇女扯着小男孩从人堆里挤过来，劈头冲印家厚吼道：“小孩撤野，他老子不管，他老子死了！”
　　印家厚本来是要道歉的，顿时歉意全消。他一把搂过儿子，闭上眼睛前后摇晃。
　　“呸！胚子货！”
　　静了一刻，妇女又说：“胚子货！”又静了一刻，妇女骂骂咧咧走了。雷雷从父亲怀里伸出头来，问：“胚子货是骂人话吗？爸。”
　　“是的。往后不许对人说这种话。”
　　“胚子货是什么意思？”
　　“骂人的意思。”
　　“骂人的什么？”
　　这是个爱探本求源的孩子，应该尽量满足他。可印家厚想来想去都觉得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