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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文集-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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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或道学将伦理与物理之理、心理之理混为一体，在１２００年前后仍与欧洲思想界不分轩轾。可是欧洲在１６００年前后已将有关于伦理之理与物理之理划分清楚（此亦即JosephNeedham所谓naturallaw与lawofnature不同），而在中国则二者依然混同。以朱熹作总代表的理学或道学不承认宇宙间各种事物有他们力所不能及，无从解释的地方。冯友兰之《中国哲学史》内１１至１３章，摘录以上诸人语录１９８则，每则都出于肯定的口气，似乎人类应有的知识，都在他们确切掌握之中。这种态度无疑的已受当日皇权万能的影响（参阅“何以改革者又是书呆子”一章），即此一点已与科学精神背驰。如是理学家或道学家所谈及的很多事物（抽象之事与具体之物混为一谈），只能美术化的彼此印证，不能用数目字证明。其结果则有如Needham之所说，朱熹在没有产生一个牛顿型的宇宙观之前，先已产生了一个爱因斯坦型的宇宙观。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推广FrancisBacon所说认为现代科学实为不断的怀疑persis…tentdisbelif之成果。）
而本书曾指出中国的第二帝国（隋唐宋）表现一种开放性格，第三帝国（明清）表现一种收敛性，同时文化的风尚，已开始内向，其实后者思想上的根据，已在理学或道学肇始。
周敦颐曾在北宋神宗时代作中下级地方官，与吕公著、赵汴接近，又受他们推荐。二程兄弟都曾任朝列，程颢与王安石口头冲突而被逐。程颐与苏轼不合而被流窜，死后被夺官。张载也先得罪王安石，后又与有司议礼不合以疾归。朱熹之不见容于南宋朝廷，已如上述。即与他同时的陆九渊（时人不以他是道学家，在《宋史》里他的传记独载于“儒林传”），也因事被给事中所劾。骤看起来，他们的思想应当在政治上代表一种在野派的倾向，可能掀动一段新思潮。可是实际正因为赵宋在政治经济与法制之间找不到一个具体的方案，打开出路，这些思想界的领导人物才反而求诸己，希望增强道德。如他们之所谓主静、主敬、慎独，以及上述“一念之顷，必谨而察之”，都不外传统“克己复礼”之方式，首先则内向，次之则以他们注释的经典为万能，于是造成一种正统的风气。即是朱子之道学问，仍不外以外界的事物，“证明”他自己过去诵习诗书的信念并无追求真理之决心，与陆九渊所谓“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并无实质上的区别。他们虽崇奉孔孟，但是孔孟，尤其是孔子注重身体力行，并没有将他们的言行造成一种思想上的系统，认为这是一切真理的渊薮等情事。
周程朱张的学术思想，长于纪律，短于创造性。因其目的则是韩愈所提倡的“卫道”，所以不能不取防势。张载所说：“吾道自足，何作旁求”已经表示其保守性格，程颢所害怕的也是“正路之榛芜，圣明之蔽塞”，仍表示其不能采取主动。所以他们虽构成思想上的一大罗网，其中却缺乏新门径和新线索，可以供人发扬。朱熹集诸家之大成，他将人欲构成与天理相对的一个负因素，最值得注意。严格言之，则是人类的欲求与自然法规是对立的（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有毛病，所以他对“食色性也”一段添注：“甘食悦色固非性，而其‘天则’，则食色固天理之自然，此说亦是。告子却不知有所谓‘天则’，但见其甘食悦色，即谓之性也。”这种解释牵强犹疑，已与他以上作说对立的观念相冲突）。我们姑不论其正确与否，将人欲与天理对立，即表示意识型态之粗线条，也还是揭橥著至善与极恶、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如此也难怪当日法制不能展开。朱熹作地方官，就执行“人子不蓄私财”的原则，这也难怪程颐于１０８６年差判登闻鼓院，辞不就。他的理由是：“入谈道德出领诉讼，非用人之礼。”于此已不经意的表示任司法较讲学的为卑下，而两者也有互相冲突的可能。
我们不能认为周程朱张应对宋朝的覆亡负责，他们的思想狭义的强调君子与小人之分，抹杀个人的私利观，却替以后专制皇权加强编制的基础，其影响所及，达几百年。今日中国之民法未尽展开，仍有以道德观念代替法律的趋向，也不能与宋儒无关。
31、成吉思汗和忽必烈
我们教学历史的人想给初学者若干指点，使他们能看清今日中国的兴衰与过去两千年来特出的人物与事迹，有前后贯穿的关系，可是一提起元朝就不容易着手。刚说原始资料，则《元史》《元典章》和《元史类编》等等，已经给我们志不在作元史专家的透不过气来。此外蒙古的《黄金史》（已有汉译）也要与中国方面的资料对看。而现代学者的专题研究，尚不尽见于中英文，多数物仍为俄法德日文，也不是专家以外如我等敢于随意涉猎的域境。
过去历史教学的办法，或是强调元朝之缺乏文治；或者着重成吉思汗的武功。例如提到前说，我们常听见蒙古人以马上得天下马上治之的论调。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即有蒙古皇帝不识汉文，他们自己也由权臣推戴各条。况且他们又分全民为四等，一为蒙古，二为色目（即各色诸目，以中亚腹地突厥回纥党项各种为主），三为汉人（北方人，包括女真人高丽），四为南人。还有按职业分，僧道高于官吏，儒生低于娼妓的说法。而番僧则尊为国师，理财者则又都为聚敛之臣。这样的说法不是完全不对，但是过于简化历史，过于倾向笔记资料，容易由事实而遍近传闻，终至于失诸谩骂。元朝人之种族观念，事诚有之。可是刘秉忠、姚枢、许衡以文学侍从之臣替世祖忽必烈创设典章制度，史天泽、董文炳为元朝开国打江山前后数十年，范文虎以宋朝降将征日本又失败之后仍以中书右丞商议枢密院事（行政院秘书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可见得汉人并未完全被歧视。即到后期汉人难于在朝中执掌大权，可是在御史台以监察官的身分纠举蒙古色目大臣，仍毫不假借，也有实效。而贺惟一做到御史大夫和左丞相也算是位极人臣（他末年不得善终是元朝朝廷的政治问题，与种族无关）。
如提到蒙古人之武功，诚然也有脍灸人口的故事。成吉思汗和他子孙征服的地区横跨欧亚，世界历史里还没有第二个如此的帝国足以望其项背。这方面固然是由于１３世纪欧亚之间没有一个有力量的军事政治组织，足以号召抵御蒙古人从草原地带发动的大规模攻势；一方面也由于他铁木真的组织天才。当时蒙古人人口，不到两百万，但是分成无数的部落，动辄自相厮杀。铁木真以联婚拜盟袭击征服的不同方法将他们归并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型的庞大军事机构，于１２０６年得到各酋领的公认，被加上一个成吉思汗的头衔，较之希特勒之为日耳曼民族的“领袖”，要早七百多年。
成吉思汗领导之下蒙古全国皆兵。他的兵制，以十为单位成百成千组成，无薪给。各部队领导官只要有能力，升迁极快，不按年资。兵士极能刻苦耐劳，马可波罗说：“他们之能接受艰苦，世间无匹。他们能够一而再的几个月没有食物全靠牝马的乳汁和弓箭所猎取的禽兽为生。”又说：“如果在特殊环境之下，他们可以一次驰骋十天不食人间烟火。”如果我们觉得这段文字夸大的话，则《元史》“太祖本纪”里记另一酋长的故事，也有“中道粮绝，捋羊乳为饮，刺橐驼血为食”的叙述。通常情形之下蒙古部队无大小行李，兵士只带皮囊盛水，也利用之为渡河的浮囊。他们能在马背上假眠，必要时昼夜行军，环境许可就换马继续前进。
这样的兵员组成的部队，骑术又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再加以严格的军事纪律，更因为当日科技尚没有产生应付骑兵以密集队形冲锋陷阵的对策，也就难怪成吉思汗兵威所至，锐不可当了。他们惯用高速度进军，以数纵队协调的战术将敌方包围。如果敌方坚强抵抗则开始佯退，而乘敌方行动警戒疏忽的时候反攻。成吉思汗不盲目的施行残暴政策，但是他在攻城战之后不惜烧杀以为兹后藉着城垣抵抗的敌人作鉴戒，有时极度的残忍。他也利用“第五纵队”在敌后散放谣言，并且驱送难民于敌境，使他们先造成恐怖的空气。但是一到常态恢复，所有残暴手段立时停止，士兵有犯者处以死刑。
这个１３世纪的征服者不着眼于奢侈品物，不留恋于豪华的生活，所以他能够终其生以征伐为能事。成吉思汗的动机使后人不易猜测。西方的书籍一致传说他曾对人称：“人生最大的快慰在于战胜，在克服敌人，在追逐他们，在夺取他们的财产，使他们所爱者哭泣，骑他们的马，搂抱他们的妻女。”可是这种恣意的态度与他严格的纪律能放能收的御下办法很难并存，也和他建立４个汗国的宗旨相违，中国方面的资料无此种记载。
成吉思汗首征西夏次攻占燕京之后，移麾西向灭西辽，再进兵陷花刺子模（一个突厥人种的王国，在今日苏联属下的中亚），他自己曾到印度河上游。他的王子及将领进出于里海及高加索山以北，已经将战事带到欧洲。可是成吉思汗席卷河北、山东及山西北部，并没有消灭迁都于汴京（开封）之金。《元史》说他临死时遗言假道于宋以伐金。他在１２２７年再度攻西夏时身故。
他去世之后他的子孙灭金，进兵于伏耳加河，毁莫斯科城，占领基辅（乌克兰首都），侵入波兰、德国东部、匈牙利。正要向西欧发展的时候，１２４１年年终大可汗窝阔台在蒙古去世，根据成吉思汗的家法，他的了孙都要东返选举继任的大可汗。西欧于是才松一口气。而蒙古人之西侵也在１２４１年达到最高潮，以后再未卷土重来，当时认为奇迹。现在从各种迹象看来，则是蒙古人发展过快，占地过广，成吉思汗的子孙繁衍过盛，他们的大帝国无法固定的统一，各汗国也受本地风俗习惯政治经济力量的影响。各王子与军官已经失去无目的的不断征伐之兴趣。
可是我们讲到这里，也会遇到技术上不少的困难。以上到底是中国史还是世界史？抑还是中国史与世界史上相衔接的一部分？成吉思汗虽然采用辽裔金臣耶律楚材的劝阻，没有将华北“悉空其人以为牧地”，他到底没有对中原的文物感到兴趣，燕京则被他破坏。即算今日我们应当尊重少数民族对历史的贡献，也到底有限度。我们是否能把这样一个草莽间的人物以征伐为能事，又曾未履中土，当作民族英雄看待？
铁木真或成吉思汗之为元太祖，只因为他孙子忽必烈在中国开创了一个元朝，是为日后的世祖。他也尊奉祖父为“圣武皇帝”，又直到建立太庙之后，才援例称成吉思汗为太祖。可是《元史》的作者，就索性把他写成一个中国史创业之主。以“夜梦白光自天窗中入”形容他母系祖先之怀妊，也用“功德日盛”、“有人君之度”的形容辞，修正他的个人性格。此外成吉思汗所立家法，称为yasa也音译为jasagh。波斯的史官曾说这法律“涉及任何情况，在每一种情形之下，都有处置的条例”。《元史》虽提及“扎撒”，始终没有解释是何物，倒又盛称“至元新格”和“风宪宏纲”等中国式的法律。成吉思汗又制定大可汗不仅是东方之主，也是西方３个汗国（即在中亚之察克台汗国，波斯之伊尔汗国，和俄罗斯之金帐汗）的元首，其产生由皇室会议之称“忽烈而台”者选举，《元史》也未说及。１２６０年忽必烈在开平即帝位，显系违反家法，因为当日皇室会议已公推他的胞弟阿里不哥为大可汗，兹后兄弟还用兵４年之久，而《元史》里面的“世祖本纪”只描画上一段“诸王与大臣劝进，帝三让，诸大臣固请”的传统公式。可见得明朝人之修“元史”，崇奉忽必烈为世祖，成吉思汗为太祖，其目的仍在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完整性，甚至抹杀史实，削足就履，硬把蒙古人写为中原的汉人。
而且今日提到成吉思汗还可产生一个现实的国际问题：蒙古人不仅分居于内外蒙古，也仍在苏联境内保持了Buryat和Kalmyk两个自治共和国。一般说来，这四个地区的人民都奉成吉思汗为民族英雄。苏联一方面好像在替外蒙撑腰，一方面却又不准许外蒙颂扬成吉思汗。美国作家HarrisonSalisbury说：“爱国的俄国人恨着成吉思汗，好像他的入侵，还是昨日情事。”还有一些苏联人骂起１３世纪的蒙古人来，索性把２０世纪的中国骂在一起，还憧憬着一个“黄祸”的面貌，在欧美各处宣传。其原因则是成吉思汗所建四个汗国两个在今日苏联境内，而尤以金账汗国辖莫斯科及基辅，盘踞了这个地区近两上半世纪（１２４０－１４８０），很多苏联人不仅以为羞辱，而且因此历史的发展阻碍了俄罗斯向西方的接触，成为日后文化上落伍的一大主因。
可是本书站在今日中国局势业已明朗，在一种雨过天青的情形下讲解历史（见“开场白”及“澶渊之盟”的首段），则用不着窜改史实，也无须回避。成吉思汗的故事可以列入世界史，也可以列入中国史。如列入世界史，我们可以揣想虽在１３世纪大戈壁沙漠的四周干旱的地区就已达到了当日生活方式所能供应人口的限度，因之产生内外的不平衡，才鼓励蒙古人以他们原始而粗蛮的谋生方式向外发展。只是成吉思汗一经发动这种运动，则不知如何住手。如果这题材列入中国史，则成吉思潮上的故事只是元朝登场的背景，不是其实质。
至于我们想确定元朝在中国历史里的地位，则我们所知道的粗浅知识，也能供我们钩画一个大轮廓（历史是继续不断的，专家的准备工作也永无止期，我们也不能等候材料之全备）。
从本书以上各节看来，隋唐宋组成的第二帝国带开放性（财政税收与军备越做越大，经济也随着扩充），相对之下，明清组成的第三帝国则带收敛性。元朝是一个短朝代，处于二者之间，只能在历史上完成一种过渡期间的任务。所以在很多地方，元朝表现其双重性格。另方面它也能继续引用技术上的长处，维持造船业，提倡海运，促进国际贸易，修筑经过山东高地的运河，使用火器，以互相交换的方式利用中国和波斯的工程师去设计炮弩，以驿马传递消息，加强东西文化的交流，用郭守敬和贾鲁讲求水利、测验日食、改订新历；一方面已开始显示其保守性，有如开始第三帝国之重农政策，禁蒙古人航海经商，在华北组织管理人民之“社”，将人民区分为“军户”与“民户”，注重职业之遗传，提倡道学（详本书“道学家”一章），文官考试时以“朱注”为主（朱熹所注解的经典，只有《春秋》得用左传等解释，《礼记》得用古疏注），如此都替朱明王朝的保守性奠立了基础。
要追究这双重性格的由来，我们仍要从忽必烈说起，他是元朝真正的创业之主。
成吉思汗逝世之后，大可汗为忽必烈之伯父窝阔台。窝阔台在位１３年，继位的大可汗为他的儿子贵由。贵由在位３年，后继之大可汗为忽必烈之长兄蒙哥。以上均经过“忽烈而台”的选举程序，前两次在蒙古国都卡拉科伦（汉名和林）举行。最后一次虽在金账汗国的区域举行，事后各王子贵族仍在卡拉科伦聚集，以表示其选举之合法。忽必烈不仅不依此程序，而且卡拉科伦被他永久的放弃，他日后称开平（今日内蒙古之多伦）为上都，燕京经他重建之后则为大都。皇帝每年春夏在上都，秋冬在大都，其他元朝的皇帝也都如此，为成吉思汗制度内之所无。
原来蒙哥为大可汗时，即有将南方领域整个支解的企图。１２５７年蒙哥自领军入川攻重庆，皇帝忽必烈则攻鄂州（武昌），另一支军起先也由忽必烈出名统帅，实际率领者则为兀良合带，他曾于１２５３年由甘肃经西康入云南，当日则为南诏。忽必烈北返之后，这支军队留置南方，由兀指挥，此时也可以弟支应。如此可以将南宋西部截成数段。不料１２５９年军中疫疾流行，蒙哥死于合州（四川合江）城下，蒙古军将整个攻势放弃，宋朝才延长寿命十多年。
原来蒙哥的布置，以幼弟阿里不哥在国都镇摄。此人与皇室诸王权臣接近，也有西部汗国的支持。忽必烈则多年在华北主持民政，信用中国儒臣，与蒙古主流相去至远，不算能得人心。所以“忽烈而台”推阿里不哥为大可汗，忽必烈尚在开平，他就自立为帝。所称“俯徇舆情，勉登大宝”，并且以阿里不哥“反”，诏谕天下，只有在中国方面有宣传的功效，不能得到蒙古人的同情。而且蒙哥的遗孀－－忽必烈的长嫂，尚站在阿里不哥的一边。
忽必烈的政策是南守北攻。他一面派人与南宋的贾似道接触，企图讲和，一面送高丽世子王典回国立他为高丽王以加强侧翼，对蒙古的贵族与军人则竭力拉拢，以金帛相遗。《元史》里有赐各王及先朝皇后的文绮银两的数目，并称“自是岁以为常”。因之当日的措施，也成为日后的永久政策。
忽必烈的贬抑汉人，让蒙古色目抬头，可以说都在此时不久肇始，禁人民携带兵器，则在即帝位后宣布，他的财政税收政策尤受这北方牵制的影响。这种个人种族与国策穿拖一起的关系，迄忽必烈之余生，从未终断。阿里不哥于１２６４年兵败被擒，忽必烈免幼弟一死，西部汗国有些从弟侄辈也向他表示名义上的归顺，但是侄子海都始终不承认忽必烈的地位，他在中亚纠集蒙古王子五十余人，与元军作战前后几四十年。１２８７年还有一个成吉思汗兄弟这四世孙中做乃颜的，也与他结合，在今日中国之东北向上都东西夹攻，一时情势严重。忽必烈已年七十四，仍御驾亲征，有些将士尚从南方调来。１２８９年海都又犯边，皇帝又亲征。所以我们议论元世祖及元朝的创立，也要把这因素一并加入计算。
32、忽必烈留下的传统
蒙古人以少数民族统一中国，非多数民族之福。只是如果他们真能以“无本身利害”及“不无端干预”的立场，扫除辽金南宋以来的积弊与苛政，却也不失为在中国历史上的一种贡献。我们仔细读忽必烈的传记，无法断言他没有这样的心肠。他作的《下江南檄》就指责南宋的通货膨胀为苛政，他也曾下令，禁止买卖滥估价格，也曾将赋税降低。他之禁止军队滥杀戮，废止辽金以来的酷型，革除了宋朝黥面的粗蛮办法，都具有改革者的作风。而且南宋以来有些地主收流民为客户，既把他们当作佃农，也把他们视为农奴买卖，忽必烈也下令禁止。马可波罗亲眼所及，也盛称元世祖注重农事体恤贫民储备饥荒等等善政。我们再看在他手下任要职的一批汉人的经历，也可以看出他们都有扶助明主的抱负。明太祖朱元璋对蒙古人无好感，他手制《大诰》就道德指斥“胡元制主”的不当，但是他的帝王庙，仍以元世祖的神位与他选定的其他４个帝王，即汉高祖、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一起享配，他自己也到他们灵前行礼（他之崇拜这些人，并不是盲目的。他以前也享祀隋文帝，后来却又将其灵位撤去）。
但是忽必烈的志趣，不一定是他的成就；他的作为，也不一定是他留下的传统。
忽必烈登皇位后对于军事上的指挥已有重要的改变。他以军事行动为政治上的手段，不像成吉思汗一样，以为征伐的本身就是一种目的。元世祖起先南守北攻，亲自率兵包围卡拉科伦。然则即使在阿里不哥这问题解决之后，他就未曾再亲临南方前线。攻宋以水军为主，军事也大多用汉人，船只则大部造于汴梁。他原来拟用史天泽为统帅，但是史以年老辞，改用伯颜，是因为伯颜不嗜杀人。蒙哥所用战法，至此都已放弃。忽必烈不冒险攻坚，不轻举急进，不专事破坏。他之围困襄樊，费时四年半（１２６８年夏迄１２７３年初），不到这汉水之上的重镇攻陷，他不以大部队冒险深入。在这些地方，忽必烈总表示他筹谋全局时以南方的办法对付南方；北方的办法对付北方。因之他自己也成为了一座挡箭牌，防制了蒙古人对南方的荼毒。他对能知政事高达的诏谕里明指出：“使百姓安业力农，蒙古人未之知也。”即此已经很明显的表示了他自己的立场。不过他自己为蒙古人，又要保持蒙古的语言，提倡蒙古新字，不愿像拓跋宏那样的汉化（详本书“北魏拓跋氏”一章），在军事方面蒙古人的服务又不可或缺，而他在维持大可汗的地位（最少要防制一个竞争者使用如此的名号），更不得不拉拢蒙古人。他所赐“先朝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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