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文集-第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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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之则调中层组织，如重订税制，颁行新法律。只是英国17世纪有如中国之20世纪，上层结构（国王、议会和英格兰教会以及军事外交等机构）与下层结构（土地占有、农业生产与分配、商人之权利义务等）同时与时代脱节，中层的社会、宗教、经济、法律各种因素都要重新改组。内战只是这长期改造中颠簸得最厉害的一个阶段。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重新考虑以上曾提出的一个问题：什么是清教徒？

　　中文“清”字，很容易产生误解。英文的purify，实为纯洁化。清教徒有一种将教会洗刷干净的宏愿，他们的运动是一种带着战斗性的群众运动。所以当初因宗教信仰被迫害的清教徒，宁可离开家乡，在北美洲披荆斩棘，另开天地，表现一种双手万能的气概。因之这清教运动必然是一种以“成功”为宗旨的道门（cultofsucomess），也有一种独立的性格。尤其坚信加尔文命定论的人士，他们既划分世人为预先被选得获拯救和被遗弃而遭谴罚的两类，逻辑上他们只能相信自己属于前者，而与他们作对的属于后者。只要他们自己在神前忏悔接受神的慈悲，即为已被选获救的象征。他们自己身后之事既已无庸顾虑，可以专心一致的去证实自己确已获救。严格的来讲，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另外一种更高尚的目的。清教徒既有了如此心理上的准备，作战时必一鼓作气，做生意也必表彰其赤手致富的精神。离开基督教神学的立场，我们也可以说，在需要强化民族国家，开拓殖民地，成立资本主义社会的17世纪，清教运动适时而生。清教徒摆脱了中古以来一般人在养生送死的程序中，没有选择性的成为教徒的习惯，而在这有机转性的时期中各人经过一段宗教上的灵感和经验，容易将他们的一股信心主动的放在正在他们眼前展开的新世界潮流之中，将各人的冒险性格和独立精神发扬无遗。他们所要求的自由，大致也就是这主动权。

　　英国内战，不能用阶级斗争的笼统观念概述。照理推论，有家世声望的贵族大地主必较趋向保皇党，新兴的绅士阶级，尤其中级地主和商人，则有倾向于议会派的理由。可是实际的发展不尽如是，长期议会会员站在两方的，并不显示就带着以上不同的社会色彩。有些家庭的成员甚至参与敌对的阵容。虽说英国东南沿海一带，尤其接近伦敦的地区，以同情议会派者居多，西北与新型商业接触少的地方则大致同情国王，这样的对立仍只是一般印象，内中还有无数例外的情事。即是在其中某一方面控制的地区，内中也有不少敌对的人士。所以以后野战和攻城战同时展开。长期议会集会初时一般反抗国王的情绪高涨，可是后来过激派做得太过分，引起反感，也激得不少初时同情议会派的人反而支持国王。所以其取舍并不全由经济利害。

　　战事初起时双方都无常备军，彼此都以“召列状”（Com…missionsofArray）召募军队。一般的情形是地主将他们邻舍佃农武装，给养与马匹也由召集人捐助，议会军则另有统筹的津贴。双方都不缺乏军官，因为很多人曾在大陆参与战事。勤王军最大的损失则是海军不发一矢，全部投效议会军。国王靠外界接济的机缘本来已很渺茫，失去海军之后更为无望。勤王军受英国地主生活影响，善于驰骋狩猎，因此在骑兵战术上占优势。但是他们的资源不充分。战事持久，议会军又逐渐占上风。

　　战事展开两年仍胜败不分，双方开始寻觅外援。查理一世从爱尔兰人获得的援助至为有限，而且他与天主教人士周旋，引起国内英格兰人的反感。议会则和苏格兰接洽，苏格兰的条件是议会派的人士签字于誓约，承认长老会的宗教组织。协议成功后苏军入境，使北部的勤王军两面受敌，极收牵制之效。但是南部的勤王军仍能采取攻势，也曾数次击败敌军。兵饷没有着落、部队缺乏纪律是两方的通病。很多部队只愿保护家乡，不愿远征，还有很多为部队长一手招募经营，一旦部队长战死，部队即瓦解。

　　直到1644年冬尽，议会才组织新模范军（NewModelArmy）。以后，兵饷的发给比较正规化。后勤部队也渐有头绪。普通的士兵都穿制服，严禁向民间劫掠。议会的会员不得兼军职。克伦威尔时则例外。他以中将统率新模范军的骑兵，部下大率由剑桥一带称为“东镇集团”（EasternAssociation）之地区募来，将士历经征战，宗教上的信仰则属独立派。因此，他们日后尚要在英国历史上留名。此时则因他们以清教徒的精神施用于战场，获得成果。1645年纳士比（Naseby）一役，他们将查理一世亲自指挥的主力击溃，战后又追奔逐北十多英里，以至对方全部辎重以及国王之书信文件均被俘获。勤王军自此解体。新模范军之出现，显示军队已非私人构成之组织。英国高层机构已有蜕变之势，只是内中仍有问题。

　　纳士比之后，议会军只从事肃清勤王军残存的城市和碉堡，但是战事仍延至1646年夏天。5月，大势已去，查理化装出走。先南向伦敦行，半途又折向东北，至此他还想觅船航海，未果，最后北行，自投于参加内战的苏格兰军。这时他还以为苏格兰人对他的处置会比较契合。但是苏人留他半年，因为谈判不得要领，将他交给英国议会以换取40万镑之欠饷，然后撤退回国。

　　国王成为俘虏之后，和他敌对的苏格兰人、英格兰议会和新模范军也开始彼此之间的斗争，前二者在宗教上为长老会所左右；后者则为独立派之中坚。这时候绝大多数英国人仍相信国王是不可或缺的，问题只是立宪君主制的详细内容。查理曾说：“平时治理国家不在刀剑，而在讲道坛。”可见得他深信当日宗教在政治上的重要。他的书牍和行动，也显示他一直没有放弃以主教治国的希望，唯迫于环境，不得不与对方周旋。一到时机好转，他仍准备以主教团支持他的君权神授说。议会里的多数派属于长老会。他们既签有誓约，也觉得虽不用主教，到底也要有一个全国性的宗教组织，如此英格兰与苏格兰教会的事才有彼此交融的可能。

　　在独立派看来，实行誓约，采取长老会的制度，对他们一样不利。要是因此禁锢他们的教坛和活动，或让他们在全国体制之外自行瞻拜，都是难以接受的。此时全国仍有供奉教会的什一捐。独立派被迫以1／10的收入供全国教会，还要另外自费组织教会，另外出钱请牧师。既有全国教会，则有教区，因此人民之行动也仍受其管制。英国议会虽有一部分由于信仰自由而对国王作战，此时仍下令不许普通人讲解圣经；怀疑基督神性的人，仍会被判死刑。听以宗教的独立派对长老会的多数派也是心存戒惧，也相信他们是想干预人与神之关系。

　　当这些纠纷尚未解决时，议会提出裁军。各部队开始集中悉听遣散，但对欠饷并没有适当的处置，应募前往爱尔兰服役的士兵少，以独立派为主的军中将士决定自行其是。1647年5月他们派兵强行接收国王查理一世。其次，他们组织军人参政会（CounciloftheArmy），以将级军官及每团其他军官二人士兵二人组成。他们声称除了出入锋镝，既为自由的公民，最低也有对国事说话的权力。于是推克伦威尔为领袖。他们既和议会做到两不相容的地步，回头想与国王交涉可能较为容易。查理则认为陆军与议会意见分歧正是他得利的机缘，果然为其料中，所谓第二次内战于1648年展开。

　　但是在1647年年终之前，国王查理一世又做了两件失却民心之事。11月间，他从被扣押的地方逃出，出奔威特岛（IsleofWight），他满以为岛上总督会听其摆布，不料后者仍将之拘禁。12月，他又与苏格兰人签定密约，同意全国实行长老会制3年，且积极压制独立派的信仰。在签订此约之前，他曾致书议会，要他们考虑陆军提出的方案。他不仅出尔反尔，而且暗中央结苏格兰人进兵，对和他交涉的人讲，则是阳用缓兵之计，阴图克害。所以查理日后之被弑，既有历史家誉之为烈士，也有的说他是自食苦果。

　　然则查理在历史上的地位还算固定。他的一生以君权神授始终。从这出发点，他以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的方式（详第五章）和人身关系（personal）的方式维护一种非人身关系的制度（impersonalinstitution），因之他既为烈士，也系自招其咎。最难的还是阐释克伦威尔的历史地位。他和圆头党以及宗教上的独立派提倡良心自由，在历史上成为一种过渡时期的产物。从长期历史上讲，信教自由开启政治自由之门，而政治上的自由也开经济上放任政策之门，因后者才能实现资本主义，可是这连串的关系，却只能理解，而无法在一人一时一事上找着痕迹。个人的经历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克伦威尔本人行事，有时候尚在前述关系之中表现矛盾状态。

　　所以克伦威尔对西方物质文明的贡献，还是以间接的在精神方面发生启发作用为主。他的共和（Commonweaith）和护国（Protectorate）都是由环境造成，也不能在历史上长久立足。但是他以自由（liberty）的名义参战，战胜论功，总是归于神之光荣。圆头党军队在战场上唱赞美诗。此中即包涵了一个宗旨：只要各人认为良心无亏，任何应做的事都可以做。但是克伦威尔又不像当日的均平主义者（Levellers）那样完全以理想支配现实。17世纪人文因素尚属简单，在中世纪凡事一成不变的习惯尚未革除之际，他的断然处置和大刀阔斧的胸襟打破了历史上的一个死结。经过他的试验，英国决不能再回复都铎王朝的旧局面了。

　　如果这种说法过于抽象和空洞，我们不妨在相反方向找出一两个例子，作为较实际的证据。劳德任大主教时，约克大主教曾写信给他：“我发现各处的牧师都在砍伐、更变、修正、节略和增添。”有些荷兰员工受雇在剑桥以北的沼泽地（thefens）做排水的工作。大主教看到这些工人用他们习用的仪式做礼拜，立刻命令他们参加附近的英格兰教会。在这新旧交替之际所谓宗教仪式，代表着不同的社会习惯，也代表着不同的人生观。英格兰教会更怕变更，自己也拒绝对新时代作调整。又根据可靠的来源，克伦威尔于1647年和查理谈判的时候，他曾说出要是荷兰的政治体系能移植于英国，英国人民必蒙其惠。这种话里表示他念念不忘良心自由，而非关怀一种抽象和空洞的观念。尤其与英格兰教会大主教之态度相比，克伦威尔的信仰是他思想的主宰。它既可渗透到政治里，也可以贯穿到商业政策和经济生活中。他和其他的清教徒一样，都以为自己的积极性格概系神赐。在同时代一切都在转变之际，这种信仰也可以发挥于其他的地方。韦伯（MaxWeber）说出清教徒之成为资本家，他们不复以赚钱为坏事，而认为是好事。积蓄财富不复受传统道德观念束缚，也不按现今的生活程度适可而止，因为赚钱已成为目的，而不是达到其他目的的一种手段。如此看来，克伦威尔虽没有出面推行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却在他的领导下发育成长，而不在国王及劳德大主教领导下一成不变的环境里发育成长。

　　现在再追叙1648年的事迹。第二次内战较前次单纯得多。当时国王还被拘禁，虽说议会派、苏格兰人和过去的保皇党联合与圆头党对敌，但他们没有统一的军队，起事时也只像没有协定的反叛，此触彼发。新模范军不费气力就将他们一一削平。只有苏格兰军队，曾与敌军进行战斗。可是苏军的行军状态，队伍前后缺乏联系，就给克伦威尔打得落花流水，整个二次内战前后未逾半年，圆头党战无不胜。战局一结束，克伦威尔等人即以“流不应流之血”的罪名，清算国王和议会。

　　整肃议会很容易执行。长期议会的下议院此时大概还有200名议员。圆头党军人派兵站驻门口，属于长老会的议员约140人不许入内，只剩下50到60个议员，史称“尾间议会”（RumpParliament）。他们任命了一个150人的特别法庭审问查理一世。国王不承认他们有此权力，并且认为自己所代表的不仅是本身，也是全国臣民和他们的自由。但是法庭由过激派为首，仍判他死刑。直到最后仍有很多陪审官不愿在“死刑执行书”（deathwarrant）上签名，克伦威尔威胁之后，才有59人在行刑书上签名。将国王处死是极不得民心的行动，只是这时以武力为主，反对克伦威尔的力量又都被镇压，英国的公民国家，自此开始。但是昙花一现，1660年查理二世复辟之后（称当年为查理二世之第11年）克伦威尔被剖棺割尸示众，斯图亚特王朝否定公民国家和护国的合法性。

　　内战前后，英国完成了无数政治文献，有的由议会提出，有些由新模范军的军人提出，有的似临时约法，有时又像议和的条件，内中有限制主教的权力、国王颁布重要任免时议会的同意权。有些文件还提及王室子弟的教育问题。总而言之，都有成文宪法的意义。为什么当中没有一件为众所公信？为什么当中没有一件行得通？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以英国人的公平守法，竟没有人能提出一个周详的折衷方案，为众人遵循？

　　这问题似乎可在中国民国初年的无政府形态中找到一个类似的解答：中国军阀时代，也有很多人发出无数通电和宣言，也前后写过不少约法和宪法，而这中间最大的问题，则是撰写者以一种理想的境界为标准，没有认清自己的立场，也就忽略了这时候政府本身是一个社会上的游体（foreignbody）。所以问题的症结不在权力如何分配或执权者应受何种监视，而是在上层的理念如何有效的传达于下层。此时除非社会整个改组，否则财政与税收无法合理化，表面上的公平守信并没有实际上的意义。英国之在17世纪，也和中国在20世纪一样，正由一个旧式农业体制转入一个新式的商业体制。除非农村里最基层的结构也能适应商业管理之法制，否则实在无法可遵循，也非单指责执法人员不守法就能解决问题。

　　克伦威尔在1658年9月去世之前，担任英国之独裁者达9年余，最后5年称“护国公”（LordProtector）。拥戴他的军人也让他自立继承人，他以自己的儿子理察（Richard）为第二个亦即最后一个护国公。英国有史以来为共和国的时间一共只有11年。其中为护国之5年，实际为变相之君主制。

　　克伦威尔取得政权之后，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宪法基础。“尾间议会”不合作，他亲自率兵去解散议会，他自己召集的议会，也发生查理一世同样的困难。他取消上议院，后来又重新组织了一个上院。克伦威尔也重颁爵禄，很多受封荣衔的人是他的亲戚家人，部曲徒从。护国实质上是军事统治。全国划为11个军区，每个军区派一位少将监理，综揽境内治安收税以及监督民间日常生活之事。均平主义者为提倡全民平等，到处散发传单，克伦威尔将他们逮捕入狱。克伦威尔是有为人诟病处。他的儿子理察未曾建军功，更缺乏威望和驾驭将领的能力，继任为护国公后才8个月就被迫辞职。护国群龙无首，给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机会。查理一世的长子查理二世流亡海外多年，终被央请回国，恢复大统。

　　可是如前所叙，强调个人之贤愚不肖，很难将这段历史解释得合理。骤看起来，英国之共和和护国在历史上都没有存在的必要。克伦威尔之良心自由，普及于教友会和犹太人，却不及于英格兰教会及天主教徒，看来也是不合理。可是历史家平心静气的考虑，则又觉得后者之没有列入一视同仁之内，只因为在独立派看来他们自己坚持为国教或唯一之真理，蔑视其他人为邪教，自己起先就不赞成一视同仁。有了克伦威尔的宗教政策，再加上他的军事统制，17世纪的英国才能自一个中世纪的国家，凡事概以抽象的教条主义统治之方式，进入对真人实事负责之形态。历史家无法替护国公或篡位者克伦威尔一一解说，况且他之所行，不一定是他之所知（所以他动称天命）。只是在研究资本主义在17世纪英国展开的程序上讲，以陆军少将代替主教和大主教，唯物主义的气氛浓厚，即算军事统治不符人望，也没有产生反动的效果，仍不失为一种大胆的尝试。克伦威尔专政时期，有将一个新兴现代国家的侵略性格向外发扬到极端的形势。这9年之间，英国几乎无时不在征战之中。克伦威尔自己带兵讨伐爱尔兰和苏格兰。海军则因搜查荷兰的船只与荷兰交战，又攻占西班牙在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另外复与瑞典、法国和葡萄牙作战，每次都以签订有利之条约才作罢。1651年的航海法案（NavigationAct）规定英国的对外贸易货物必用英国或对方的船舶载运之原则，不许第三国之商船从中谋利，也是与荷兰交战的原因之一。在共和与护国将英国海军的地位推到极峰。

　　读者必须注意马克思、恩格斯、宋巴特和陶尼都视远洋贸易为推进资本主义的条件之一（马、恩称“资本家时代”＇capi…talistera＇）。在初期聚集资本的时候，商业资本必较工业资本为优先。而迄至克伦威尔时代，英国仍是一个农重于商的国家，这些条件奠定了克伦威尔在划时代的转变中创造突破环境（breakthrough）的功绩，也使日后英国的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结合在一起。克伦威尔与荷兰作战时，他仍以上帝之使命作他行动和思想的根据，而有意将两国合并为一。

　　从表面上看，1660年查理二世之复辟，是对清教徒革命的一种反动。斯图亚特王朝既恢复它的政治威权，英格兰教会也重新掌握了宗教上的独一地位。可是实际上的发展并未如此顺利。查理二世恢复的不是伊莉莎白式的王位，而是立宪君主制的王位，并且对教会也“不能完全革除清教运动的潜在意识”。查理二世在位的25年，也可以视作一段“司法改革”的时期。

　　查理尚在荷兰等待回国之际，即发布所谓“白雷达宣言”（DeclarationofBreda），说明他登基之后人民仍将享有良心上之自由。他也表示将不念旧恶，除了议会提出内战弑君的罪犯之外，他准备一切赦免。后来约50人被检举，只有13人判死刑。地产在动乱期间易手的复原办法，也由议会制定。原则上前保皇党之地产由原有人申诉取回。但是因筹备罚款不及，仓皇出卖的，则其成交依然算数。所以查理实际上仍承袭不少克伦威尔时期的作为。

　　查理二世热衷娱乐与竞技，尤其喜爱赛马，曾自任骑师参与竞赛，也拥有不少情妇，以风流出名，称“快活国王”（merrymonarch）。宗教上他属于自然神派（deism），相信上帝创造宇宙之后即不再过问世事。但他从未表明这种态度，世人也无从了解。只因他饱经忧患，养成若干玩世不恭的态度，也能守口如瓶，因此除了一个花花公子之外表，历史家还无法确断他的真性格。他对信教自由的承诺并未兑现。议会仍通过法案，惩罚不照英格兰教会的方式做礼拜的教徒。以后又禁止不奉国教的人士就任各种公私职务，牧师的行止也受检束。又规定伦敦、牛津与剑桥三处之外，不能印刷书籍文件。

　　国王与议会之融合，只维持了短时间，以后即因对教会的事宜、外交政策和财政问题发生冲突。国王也屡次解散议会。可是查理二世遭遇与查理一世遭遇的困难表面相似，内中有实质上的差别。例如，国王不同意英格兰教会歧视其他宗派。颁发“信教自由令”（indulgence），赦免不奉国教的教徒，包括天主教徒。议会则于国王对外作战而需要征税筹饷之际，强迫国王收回前令，还通过“宣誓法案”（TestAct），强迫文武官员宣誓信奉英格兰教会及其崇拜仪式，不遵行的即行革职。

　　查理在位期间与荷兰作战两次（史称第二次及第三次英荷战役，以区别于克伦威尔之第一次英荷战役）。这些战事愈发显现欧洲近代国家的真性格。第二次英荷战役发生于1664年底，持续两年半。英国派出战船160艘，装炮5000尊，海军23000人。交战时双方死伤损失严重。英国议会批准战费250万镑，是前所未闻的大数目，原拟作三年开销，而实际上一年即已用罄。再加以作战期间英国瘟疫流行，1666年9月伦敦又发生大火，延烧五日。在这种情形之下，商业萎缩，而截获荷兰船货的目的也未能如愿，人民之失望可知。战后荷兰割其在北美洲据有的新尼德兰（NewNetherlands）给英国，包括今日之纽约市及纽约州，当时的观察者很难预料此举在以后历史上的重大影响。经过这番战役，两方在国际上的地位从此固定。第三次英荷战役虽也有剧烈战斗，却无第二次战役的深远历史意义。

　　查理二世认为外交纯系国王之特权。而实际上，议会代表的意见五花八门，也无从采择众议。这时候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