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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文集-第8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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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思想之成熟
经过洛克，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已告成熟。从这一章简短的叙述，也可以看到马基雅弗利首倡唯物论，人民所依赖于政府者为安全保障，而不是所谓天堂获救。世间只有能生存的才算数，否则纵使道德高尚，仍是镜花水月。霍布斯的《巨灵》初看奇特，又好像不近人情，实际却勾画出一个新时代全能政府的轮廓。哈灵顿则指出政府的威权出自经济力量。英国的土地既已为乡绅及中级地主所得，这个政府也要由他们作主。洛克则将霍布斯的立论翻了一个面。政府首要的任务固为保护人民的财产，但是这社会契约可以“文”成，而用不着“武”闯。他也指出人类经济上的道德可以分为两大阶段。他虽没有明言，然其衍化符合欧洲从封建社会进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之层次。前者不用货币，所以每人财物都受限制。后者用货币，则土地之占有及金钱之持有都不平等。但是资本家所操者重；其积蓄资本，开发资源，对社会有实质的贡献。他主张政府的首要任务在于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就是在实质上接受了哈灵顿的建议。这思想体系之构成与光荣革命同时。可见得资本主义已于1689年前后在英国立足。这种情形也证实资本主义成为一种体制，必与国家和政府互为表里。否则所谓“资本主义的萌芽”即出于无结构之冲动；或者资本主义的理想没有行动支持，都属于泛言，既难能捉摸，也无法论断。
以上除了哈灵顿比较含蓄之外，他们的学说都注重自我心理学（egopsychology），也都着重个人主义，这些成分也与资本主义结不解缘。
从《君王论》之问世至《政府论二讲下编》之印行，中间经过158年，资本主义成为一种有效的社会力量，而且奠立基础，必先提升一个国家的下层机构，虽费日持久，事势必然。陶尼所著书，大致与这段时间符合，其标题为宗教，可是他已说明，中世纪社会上的一切价值按层次摆成一个金字塔，而以宗教为首。所以提到宗教，也牵涉到全国各种事物。他也说，在这时期内，中世纪的社会理论被商业文化之狂澜冲击得不能立足，“传统的界标，一个继一个的都被淹没了”。海蒲洛纳（RobertL．Heil－broner）论资本主义之逻辑，也说资本主义一行，全国人都要采取“求最大的行为”（maximizingbehavior），上自资本家，下至劳工，都要体认同业和同等地位的人之强迫性的竞争，无人得以置身事外。彼此都表示随着资本主义之来临，整个社会从上至下都要经过一番洗刷，非如此，其最下层之人员与物资无法公平而自动地互相交换，亦即无从构成一种商业体制。这种准备牵涉广泛，不能突然产生，迅速结束。
洛克的社会契约理论属于非历史性（unhistorical）。譬如说在什么时候、什么国家，其人民曾订立如此一个契约（只有威尼斯的全民大会与之近似，详第二章），全无交代。说及货币开始流通，各人土地之占有因此不受限制，也仍是一种理想观念，并无事实之例证。他没有提及征服者威廉区分英国土地的情形、都铎王朝没收寺产的经过，以及最近若干地主以各种不同的办法将残余的封建领有方式强迫改为现代的租赁方式。甚至内战期间地产易手的纠葛也撇开不谈。先树立一个原始社会的状态，半据圣经，半由想象，次将之牵扯到17世纪后期的英国。又以自然法，各人“默认”的程序，将现下的土地占有讲得合理合法。他又动辄提及美洲拓荒的情形，有似寓言。
纵使其方法非历史性，大半采用自我心理学，洛克已创造了历史。《政府论二讲下编》虽非衙门公告，没有法律的力量，但是它在光荣革命前后产生了有似官方宣言的作用。洛克不是深入透彻的思想家，他的理论根基也半由霍布斯造成，但洛克是广博的思想家。他论说没有霍布斯之唐突，也符合时下绅商及新兴地主之胃口。他更以哲学家、心理学家、政治家的地位提倡宗教上的容忍异端，注重儿童教育之德智体兼长，又讲究修辞学。总之，他以社会科学的方法，重新将当日的各种人文因素拿出来检讨。他因不紧随历史车轮的痕迹，而更有将人文因素中不合时的事物一扫而光的气概。因此他的言论带着革命性格。他的社会契约观念大大影响未来的美国和法国。
事既如此，为什么今日一般人论及资本主义之思想体系，多首先提到18世纪的亚当·斯密，而很少人会追溯到17世纪的洛克？
这当中原因很多，最重要的乃因“资本主义”这一名词是后人创拟的字语，初在19世纪间常的使用，在本世纪才普遍使用（详第一章）。也可以说，这一名词刚才提出，资本主义之为刻下的一种社会组织，即已被批判攻击。很多作家将其后端拿出与社会主义相比较。因之这些作家的立场通常带有资本主义的病理家之色彩。本书站在技术的立场，主张以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来看历史，提到历史上之资本主义，因其为中国之所无，不论在其组织程序上或思想结构上，都要把历史倒推回去，追究其前端在西欧封建社会崩溃之后出现的情形。因此我们不能因为马克思（他也没有引用资本主义这一名词，详第一章）经常批驳与他时间上更为接近的斯密而不论及更前之洛克，而仿效他的办法。也不能因为洛克既是倡导民权之圣贤人物，而必须否定他之为资本主义发言人之地位。
况且霍布斯及洛克之劳力价值论经由亚当·斯密承受，马克思一方面修正，也在一方面继承，早经历史家指出。而我们根据历史，更要说明凡在17、18世纪之间提倡民权，都有支持中产以上阶级之趋向，亦即都有推动资本主义之可能性。
人世间常有很多重大情事，好像由领导人物下决心作主，实际上则有其背景存在，成与不成，不能由各个人单方定夺。也有不少发展非当事人良心之向背所能取舍。例如洛克接受当日一般观念，认为奴隶出自战俘，此等人既由战胜者贷之以不死，则供奉无代价工作，也不算过分。可是他呼吁这种处置只应加诸其本人之一身，其子女则应为良民。此种奴隶及于一身说在中国旧社会里行得通，反在欧美近世纪内行不通，因为西方将奴隶投入生产事业，牵涉过大，除非社会下决心彻底废止奴隶制度，否则无改革之可能。洛克这一建议有如废纸。反言之，他的其他建议打动人心，被社会人士奉为经典，并非由于他玲珑心巧，异想天开，而是有客观的社会条件支持。
英国17世纪之人口，一般估计由400万增加至600万，但是失业严重时，通常有100万人需要全面的或短时间的接济，一般已觉得人口过剩。而自伊莉莎白以来的法律，各教区有负责救济本地穷困人口的义务。因之加强生产效率，增进出口，在当日情况之下只能由私人企业家主持，法制上也只好加强私人财产权。凡此有系统的做法，其成果迟早与资本主义契合。洛克在此时倡导天赋人权，如果他不顾及刻下这种需要，或者甚至违反这时代的潮流，则他先已辜负了权力的用处。我们也决无在300年后传颂他的书刊的可能。
事实上洛克被称为“辉格党之亚里斯多德”（WhigAristo－tle）。辉格党起源于谢夫兹伯里伯爵（详上“古柏”）之反对詹姆士二世嗣继王位，以后也在光荣革命中产生了领导力量，又为英伦银行成立时之主持者，在17世纪末年及18世纪代表贵族地主及商界利益，在宗教上则主张不干涉各人之自由。1714年汉诺威（Hanover）王朝入主英国，也就是1701年继承法案所推选的斯图亚特王朝支裔。最初两个国王乔治一世及二世在位46年，时称“辉格臻荣时代”（WhigSupremacy）。乔治一世不谙英语，乔治二世乐于亲自带兵在大陆作战，都不干预政治。政党政治和内阁制度至此都有发展的机会。一位叙述这时代的专家写出：“用不着夸大地说，洛克的政治思想无争论的控制着政治圈，是当时团结力量最明显的线索。”同时，付费公路的修筑正广泛展开，商业信用的发展则扩充到地方银行及小规模的商业银行，显然英国的农村经济已开始与对外贸易并结为一元，全国可以有如一个城市国家样的以数目字管理，因为其一切因素均由市场力量支配，其状况符合本章开始说及资本主义体制下必有之条件。
如果再有任何疑问的话，我们也可以从英国在海外的发展，看出其十足资本主义的性格。也在这所谓辉格臻荣时代，英国与法国展开了海外争夺战。17世纪后期以来，英国看待海外殖民地的眼光，大致以其主要商品决定其重要性。其一为西印度群岛，所产为蔗糖。二为纽芬兰，所产为鱼类。三为印度，所产为靛青及印花布。四为北美洲，所产为加拿大之木材皮毛及南方之烟草。五为非洲海岸，所贩卖者为人口。向海外进出的时候，英国避免了西、葡等国家所创设的中央机构，而批准组织了很多公司，授予他们在各地区的专利权，而以军事外交的力量为后盾。这些公司在海外建立堆栈，创设炮台。1756年开始的七年战争之中，战费即由伦敦商人垫借，和约则依商人之意向而转移，而东印度公司更组织军队，与印度的王子订立攻守条约，参与征伐。
亚当·斯密：私利可以融合
亚当·斯密之专著《原富》（AnInquiryintotheNatureandCausesoftheWealthofNations）在1776年出版，去光荣革命，亦即本书称为资本主义已在英国法制上奠立根基之日，将近百年，去上述七年战争爆发之日，也已整20年。亚当·斯密之被尊奉为资本主义发言人，大概由于一般传闻他是“私利观之使徒”（Apostleofself…interest）（《大英百科全书》作如是说法）。其实亚当·斯密和以上所叙述的人士不同，他不是哲学家，也无意创造一种“坚白同异”的理论，推根究源的对各种事物赋予定义。他倒是决心从现局里，站在技术的立场上，推敲各种问题的由来，而考究不同对策之利害。
而且他重视的私利观也是开明的私利观。大概重商主义推行时，政府采取保护政策，商人获得专利。他认为这种种人为的与做作的办法害多利少，不如全面开放，令其自然，则各个人凭己意卖出买进之间，公平的竞争之际，商业才能合理地进展，全国受其裨益。他也认为金钱只是一种交换的工具，不是囤集的对象或是商业之目的。在这些方面，他保持着自由主义和放任政策的态度。此外他对狭义的私利观不仅不维护，而且攻击不遗余力。例如，他对当日英国处置殖民地的办法，有很严厉的批评。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种植鸦片，与荷兰人在香料群岛之政策，同属于“毁灭”的性格。英国不许北美洲人民在殖民地内炼钢，“明显地侵犯了人类最神圣的权利”。这时候，议会通过最高工资的法律，亚当·斯密指斥其为不公平，这样将“最能干及最勤奋的工人，与平庸的工人一般看待”。他也抗议法庭对工人集会决议不接受最低工资时科以严格的惩罚，而让雇主集议讨论最高工资，显然是对同一事类采取双重标准。
当日资本主义这一名词尚未发明，英国社会却已成为一个实质的资本主义社会。亚当·斯密在他的书中反复检讨这社会的合理性，并提出建议，则他已不期而然地成了一个实质的资本主义发言人。
《原富》在很多地方用比较的方法来写作。他常说荷兰比英国强，英国又比法国强，所有欧洲国家又都比中国强。此中所谓富强和贫弱，有似于我们今日所谓已开发国家及开发中国家之别。从作者的叙述看来，前者所有的各种经济因素都已组织妥当，高速的和广泛的互相交换，后者则无此情景。
亚当·斯密接受了霍布斯及洛克的自然法则和劳力价值论（《原富》书中多次提到霍布斯），认为劳力决定了商品的交换价值，也承认了劳力可以当作商品交换。劳工必须牺牲生活中一部分的“安适、自由和快乐”（ease，liberty，happiness）去换取“生活中之必需品和方便处”。亚当·斯密也相信，在原始状态，劳工控制他自己全部的制成品。以后土地既为地主占有，可以作为工资，先期垫借的制成品又在资本家（他书中称“主人”＇master＇）手中，所以商品的价格由三个因素组成，此即地租、利润和工资。以后提到制造，作者不再提及地租，而代之以利息。
这决定物价的三个或四个因素，与其他的几个因素如分工之程度、货币数量及流通状态、法制（决定国家的经济系前进、后退或滞留）、人口、国民的总收入（revenue）及全部存货（Stock）等条件互为循环。譬如说劳工希望增加工资，资本家则希望压低工资争取利润。但是总收入充裕、存货增集时，也是做生意最好之时，资本家增加制造，人手供不应求，工资随之增高，劳工既有额外之收入，即生儿育女，引起人口增加，有北美洲的情形作例证。人口过剩时，则失业者增多，这时候社会上的高级人士也屈尊降贵的与劳动阶级争饭碗，只有把工资减低，最后终必引起天灾人祸灭杀人口，一到死亡相继时，人口终必返归于其国富所仅能支持的程度，有印度之孟加拉省的情形为例。
写到这里，亚当·斯密将工资与人口的消长树立而为一种定理，指出工资必与维持生活之最低标准接近，不能更低，也不应过高。否则人口的激增与剧阵又把局势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可是这样又把国家经济说成一个滞留的状态（这也是中国几百年内的实情），也与《原富》的一个观念相反。亚当·斯密没有朝这方向发挥。他提到18世纪之英国迄至他的时代，工资只有继续上升，如言实际工资（realrecompenseoflabor），亦即货币工资（例如每年30镑，或每日1先令）所能购买之“生活之必需品及方便处”只有较前更多。也就是说，以今较昔，英国一般之生活程度有显然的进步，而且惠及于一般民众，作者深以为幸。
英国凭什么打开这局面？作者支吾其辞。他在下文说及英国工资因季节而异，也因地区而异，所以工资不必与食粮之价格结成一体。然则这仍没有答覆上面的问题。《原富》也再三说到分工合作的重要。分工愈精，生产愈有效率。分工又与市场之大小有关。他指出苏格兰之高地，每个农夫都是屠夫、烤饼夫兼酿酒夫。大凡市场扩大，分工的程度精密，固然可以增加生产效率，但终必待到一个较大的资本为之出面主持，为什么这时候英国能聚集资本，而其他国家不能？
18世纪英国之整饬军备，开发殖民地，不能与资本主义无关。《原富》列举17世纪后期以来，伦敦经过大火与瘟疫，英国又有两次对荷战争、光荣革命的骚乱、对爱尔兰的战争，又有1688、1702、1742及1756年四次对法战争（最后一次即七年战争），又有1715及1745年的叛变（詹姆士二世之后人企图复辟），国家发行的公债多至145000000镑（17世纪国家之收支出入仅以百万计，未有及千万者），再加上各时期非常的费用，耗于以上事故的必逾2亿。亚当·斯密是和平主义者、反战派，他不能出面讲战争对积集资本之贡献。相反的，他伤叹着这样一笔国家之大财富用于不事生产的事业、豢养不事生产的人手，要是全部投资于建设，其裨益何堪计料。
但是像亚当·斯密这样一个精明又见闻广博的作家当然知道，英国除接受荷兰之投资外，以上债务大部在国内招募。战事多在海外举行，英国又屡次获胜。克拉克根据当日一般情形说：“战争成为国家的一种产业。”当初对经济的刺激起于战争，其效果则见于平时，以后维持一种新型的海陆军，举凡被服粮秣之供应、船舰之配备、军火之制造，无不对国民经济有积极的效用。即大火后之伦敦，其兴建情形亦是如此。国家既要付公债之利息，只有扩大税收，于是增加生产，又将付税人收入之一部转交于政府债权人手中。财富分配不公平，资金之大规模积聚则有目共睹。一位现代经济史学家针对当日情形写出：“庞大安全而新型的投资门径，支持了城市中多拥地产而生活裕如的中产阶级。”亚当·斯密自己缕列以上的动乱，也接着说，他的时代与复辟及光荣革命时相比，英国用于继续开发土地支持劳工之资本必已大为增加。他说：“在政府榨取的过程中，很多个人以私人节俭和优良的行为挣聚。他们普遍的、继续而无间断的增进自己的地位，使这聚积资本成为可能。”
亚当·斯密是否有意替当日的资本家关说，置投机及战时发财的种种门径于一边而只说其节俭之美德，值得注意。经过他的圆通，英国自光荣革命以来之积存资金成为既成事实，作者已经将当日之英国经济体制（我们之称为资本主义者），从以上所说之循环式改而说成一种螺旋式。亦即工资不复与人口纠结，永远的在“吃不饱又饿不死”的程度上下兜圈子，而是环境能打破，资金能聚积，工资能增高，一般生活程度也能改进——只要让私人资本为主宰。
印度孟加拉的经济与中国的国民经济之成为滞留状态者，也是因为缺乏新生的购买力，其整个社会的雇佣（employ－ment）有限制。一方面固然缺乏资本来增加生产或提高生产，一方面也缺乏市场。英国既有政府及出口商购买各种物资，也因为经济繁荣，增加了社会内部的购买力。亚当·斯密写着：“不到多少时间，富人的房屋、家具和衣饰，低层及中等阶级也派上用场。当高级人士对这套东西发生厌倦的时候，他们就买得起。当有钱的人全部在如此花费的心情状态之中时，迁就全民的办法就有了增进。”亚当·斯密一生提倡节俭，在这一段却特别提出支持生产的消费与自私卑劣的浪费不同。
生活程度增进的时候，工资之增高最为显著，在荷兰如此，在英国也如此。亚当·斯密写道：“仆人、劳工（包括农夫）和工人占着任何庞大政治社会之最大部分。对这大部分的境遇作任何增进，不可能对全体反为不便。没有一个社会可能繁荣而快乐，要是其中最大部分的人尚凄惨贫困。”在这些方面亚当·斯密可视为资本主义之生理家。这需要大部分人得到最大快乐之说旨，也是不久之后边沁（JeremyBentham）学说的要义。
当国富增高，即国民总收入及存货增多的时候，利息必降低。英国从亨利八世到17世纪初年，利息由超过10％降至5％。荷兰的政府能以2％的利息举债，高级人士信用卓著的付3％的利息。法国企图以政府的命令强迫将利息降低，并无功效，只有使金融市场更混乱。中国则一般利息为12％。利润经常与利息同进退。但是富强的国家，工资高而利润低仍能与落后的国家竞争。只要本钱大，利润虽低，仍能与本钱小而利润高的竞争，并且其成长也较快。勤奋之个人如此，国家亦复如此。
斯氏没有直接讲明此中原因，但是说到资本使用的展开时，其中列有四个步骤，此即掌握原料、制造、交通和零售业。这样看来，经济之扩张不仅在上端活跃，也要透入下端。因之利息与利润俱低，并不是迟滞于一个本小利微的局面，而是以前不能做的生意现在都能做，如此全国的经济因素构成一个大单元。
亚当·斯密的《原富》集25年教学及研究工作写成，当中涉及各国社会政治经济情形，千头万绪极不容易概述。有些学者因他旅行法国，与所谓“重农主义者”（physiocrats）接近，称他受后者影响。重农主义者认为经济之发展有其自然之法则，不应牵强干涉，而只有农业才能产生富裕。亚当·斯密虽大致有这样的趋向，但是他没有倾倒于任何一方面的表现。他说明某一个国家根据“自然的程序”，总是先将资本用在农业，次以用在制造，再次之用在对外贸易。可是，他亦说到在现代欧洲有些国家已将这程序完全改变。海外贸易引进了优良的制造，因为工商业的发展，农业也随着增进。他又说，每一个国家可以用“农业的系统”或“商业的系统”去增进人民财富，后者为现代化的系统。
亚当·斯密根据洛克的说法，认为地租之由来，无非地主已投资增进土地之生产力，所以他在投资成果上收利息。这样他已经替李嘉图（DavidRicardo）之地租说奠定了基础。可是他也说付地租是对一种“专利权”所付的使用价格。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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