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文集-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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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传统的作风。他之准备封皇太孙，既无前例，他就称“自我作古”，也就是说让我来创造这段历史成例。李治又曾说“炀帝拒谏而亡，朕常以为戒”。通常历史家以武后之殿试是中国考试制之里程碑，其实公元６５９年高宗李治“亲策试举人凡九百人”。有了这么多的事迹，可见得他纵听任武则天，让她专擅，不能就算庸碌。而且高宗在位３４年，已经一再在臣下面前标榜他的皇后就是他的分身，他们两人自称“天皇天后”，时人谓之“二圣”。所以他生前已经替武则天留下了一个合法的地位。他一去世，遗诏所称，太子即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已经有了皇帝一般敕旨的力量。所以有些高宗朝官，如大理丞（最高法院法官）狄仁杰以后就仕武则天好几十年，并未被视作为变节。

　　可是这种安排，到底不是举朝上下所能称心如意的接受。况且过去高宗自己被立为太宗李世民之嗣，就曾费过番周折。只因长孙无忌的竭力支持才能在困难中通过。长孙无忌是太宗文德皇后之兄，高宗之舅。唐朝初年曾策动玄武门之变，帮助李世民夺取皇位，再度支持高宗嗣位后已是三代功臣，两朝元老，为宰相３０年，又兼太尉，也俨然有汉朝外戚之任大司马大将军的声望。只是他反对立武则天为后，被高宗臣下诬构，流窜黔州，后来又被逼自杀。有了诸如此类的事情作背影，武则天也知道自己过去几十年的擅权，“黑陟杀生，决于其口”，现在要只身对付满朝的明争暗斗，不能不采取主动的地位。

　　高宗去世之后不久，首先发生问题的，为儿子李显。他虽被立为皇帝，未有实权。在这时候他封皇后（即后来生事的韦后）之父韦玄贞为侍中（侍从室主任）。但管重要任免的中书令不肯与。这不仅是官衔禄位问题，而是因为侍中是举足轻重的官职，又派与于另外一位皇后的父亲，势必与太后冲突。这也基于中国传统政治，真理由上而下，皇权既无法合理化，也不便分割之故。这事也确引起武则天对李显不满，而成为谪废他为卢陵王的主因。不久即有徐敬业在扬州以兵反。敬业是攻高丽宿将徐茂功之孙，他这时被谪降，意态怏怏，也纠合一群对朝政不满意的人在东部举事，看样子他没有真正“勤王”的诚意，他的叛变不出三月而平。但是他的讨武则天檄，为骆宾王所作，是骈文中的名著，经过广泛的传诵。内中提及“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已经把正反顺逆的李唐和“伪武”之阵容划分得清楚，很有宣传的功效。文中又激劝唐朝旧臣用对主宗李治的君臣父子之情，去清算武则天。文称：“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pou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更有煽动性。如此就更使武则天只有更走极端。

　　她的政权，既为她本人及她亲信的安全的唯一保障，亲生儿子也是敌方争取的对象，则她也只有一步逼一步。李显与韦后既被流放而受拘禁，一有来使出自武后，则很惶恐的以为是母后要赐他自尽。另一个儿子所谓章怀太子贤的，可能被她亲信所杀，出自武则天的旨意与否无从查证。还有一个儿子早死，剩下一个儿子李旦，纵要他做皇帝他也不敢出面了。以后她之清算唐朝宗室，越做越紧，也逼得很多李家亲王造反，因之才将他们诛杀殆尽，只有一些年轻的孩子流窜岭南才被幸免。这类事情固然可以表示她的凶狠性格，另方面却也是很多复杂因素一时猥集之所致。她的特务政治恐怖政治也是此时的产物，其目的也是要让朝中人物于逆顺之间分别去留，甚至对她尽忠为国的狄仁杰也一度被判死刑。如此的发展，很难在她武则天和唐朝的“顺圣皇后”的人身经验中找到前后一致的逻辑，而只能在这政治环境里看出为一种超过人身经验的运动，有其来龙去脉。

　　所以武则天也要去制造她的逻辑。她发觉自己之为唐朝的皇太后已经不能控制眼下局面，即令儿子作傀儡皇帝也仍不能解决问题，只有一身挺当，“革唐命”，自称武家源出于周文王，本身为“圣神皇帝”。好在《周礼》这样一部有假历史的经典，充分的表扬着中国传统里国家之为王者禀承自然法规一手创制的乌托邦等等思想可以全部利用（例如吏部与天对，户部与地齐，礼为春，兵为夏，刑为秋，工为冬等等间架性的设计和一种美术化的趋向）。而被她推崇的佛教，又无形中倡导众生平等，男女也没有基本的区别（但是她仍提倡孝顺父母，在高宗时已经禁止父母向僧侣行礼，龙门石窟的佛像了是替她父母祈福）。既有《大云经》，则可见得大周皇帝虽为女身仍可能为弥勒复生。

　　武则天引起历史家好奇心的地方，在于虽出于很不利的条件之下，但她的作为仍能成功。她做皇后２８年，皇太后７后，兹后又以本人名义做皇帝１５年，除了因她自己而产生的问题之外，国家也未遭受过重大的变故。她在６９７年诛来俊臣之后，统治已比较和缓。中宗的复辟，仅有极少量的流血。所称“社稷宗庙陵寝郊祀行军旗帜服色天地日月寺宇台阁官名并依永淳以前（公元６８２年）故事”，就轻而易举，可见这些名义和外表上的事物，只是武则天作大独裁者的工具，并不是她施政的真髓。

　　武则天是否丽质天生，今日已无法分辨，一个简捷的说法，则是她的才貌识见都不能为中庸。她即有“掩袖工谗，狐媚惑主”的能力，那也只能算是当初夺取权位的一种手段，其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早被她以后的作为所压倒。我们要确定她在历史上的地位，还是要考虑到她的时代和环境。而她的长寿，则比她的相貌及胆识还要重要。

　　公元７世纪的下半期，可以视作以隋唐宋为门面的“第二帝国”的一段调整与重新配备的时期。第二帝国由拓跋民族强迫的将一些游牧民族的部落改造为农业社会，先组成一个北魏政权的核心，由山西扩大至河南，更贯穿至陕西。其前身经过北魏北齐北周各阶段，都离不开胡人汉人的政权，采取“周礼式”的书面设计控制着极大数量的小自耕农的姿态。所以三长制、均田制、租庸调制及府兵制的着眼，都不外以一种极简单的数学公式管制经理成千万的人口。第二帝国之隋唐，承袭了这体制。它们遇到了最大的问题，一是因为国土扩张，需要将这种原始组织由黄土区域及华北平原，推而用之于地形复杂，土地所有错乱，物产和交通迥异的地区，其行政原则过于简单，而其企图操纵的对象则过于繁复。

　　其二则是少数民族之酋领与有富士康小说网的汉人联婚，经过北朝各阶段，成为一种新型贵族，也有垄断朝政的趋向。旁的人不说，李唐王朝本身，即受这遗传因素的影响。如太宗李世民之文德皇后长孙氏，及高宗之母。她的祖先即是北魏献文帝拓跋弘之兄。他家人历经西魏北周公大人的身分，才改姓为长孙。高宗未立之前，李世民之另一位太子李承乾，也是长孙皇后所生。他就喜欢作突厥语，用突厥服服饰，行突厥风俗。武则天自己的母亲杨氏，也与隋杨为一家。隋炀帝尚有一个女儿为李世民之妃。而隋炀帝即出自独孤氏，也是鲜卑大姓。当时朝中人物类此极多。高宗之舅长孙无忌已如上述。这种新型贵族不仅与下面以文官组织编制大量小自耕农的体制格格不入，而且牵涉少数民族因素，更有分化的力量，长孙无忌未倒之前即有人说他是“王莽司马懿之流也”，其原因已非只一端。

　　又魏晋南北朝以来汉人之世族，“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在各地区造成一种超过政治威权的社会力量，至唐初仍未收声敛迹。太宗令人作《世族志》就希望以他所授官爵压倒“其子孙才行衰薄，官爵陵替，而犹昂然以富士康小说网自负”的世族。但是他自己手下的大官如魏征、房玄龄和徐茂功仍与这些世族联姻，因之他们“旧望不减”。因之高宗又于６５９年降诏不许１１个世族子弟自为婚姻。

　　这些条件，概括武则天登场前后的背景，所以她执政５０年，也包括为高宗之后的一段，实在是亟需调整与重新配备的第二帝国相始终。

　　如此看来，我们更要体味到DenisTwitchett在《剑桥中国史》里所说，太宗李世民的经营实系人身政治，而非体制型的政治。李治与武则天，自称“天皇天后”，才将一个暂时体制，改变而为永久体制。高宗在立武后前已颁布《五经正义》，又于公元６５１年颁布新订的律令格式（根据太宗遗诏，以永徽代贞观律），他和武后又以洛阳为东都，已经有与民更始的姿态。以后更次曲阜，幸孔子庙，诏各州县修建孔子庙，又同时继续南北朝以来的趋势，大规模而有系统的提倡佛教，崇奉老子，造成“三教归一”的体制，在当日算是创造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只是时日久远，我们现在已不容易想象其深切的影响（此点与近代中国受西洋文化影响相似，所注入的新见解，也使一般人士扩大其视界）。

　　唐朝政治与以前不同之处，则为地方政府亦由中央督导组织，除黔中岭南闽中之外，州县官亦由吏部补授。钱穆提及东汉士人，则说他们道德观念窄狭，讲到唐朝则说“政权之无限止的解放”。虽然一是思想，一是官制，而两者之间不能没有共通的关系，否则就不会在前后之间产生这样一个大的差别。佛教已为少数民族所崇奉，而且既能以智度禅定迎合知识分子，也能以净土往生引导俗众，就容易在“官倍于古，士少于官”的条件下，发生上下混同的功效。道教的虚寂自然，也有大而化之的用意。这许多思想信仰上的因素，都为政府宣扬而普及化才能在雕版印书、教育比较普遍、水上交通展开、士绅阶层活跃的时代内，作为新社会的一种精神上的支持。我们无从“证明”如果没有唐高宗李治与武后的一番安排，唐朝不能继续遣派下级官僚到广泛的地区去上任。只是反过来说，要是这些官僚又都像东汉名士一样，个个以窄狭的道德观念当作社会秩序的根本，并且以私人的意气当作法律执行，则整个组织也就会老早垮台了。

　　高宗之清处“某反”株留到自己亲属，又继以武后大批残杀帝裔及大臣，即不论公平与否，也不论与他们当时行事的动机是否相关，因而产生的一段结果则是给朝廷贵族阶级一个大打击。有如RichardGuisso所述涉及的有好几百家，官僚中则一般都是京官五品以上，并且子孙又不许参加考试，则在武后主持国政的５０年，中国的上层社会必有一个剧烈的变化。

　　设铜轨告密，不是我们今日所能称羡的事。只是当日一般官僚，确也是需要整肃。譬如高宗时，刘仁轨言，州县每发百姓为兵，富者行钱则免，贫者则征至老弱，有些就逃亡自残（也可以见得府兵制只有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一度有效）。武后初立时广州都督路元睿为南洋来的外商所杀，中国的纪录也都说是因为路的僚属侵渔番舶，向官厅告状的番商反被枷系。又经过武后的一段严厉的惩治，到她末年，还有文昌左丞（内阁总理）宗楚客兄弟犯赃。他们住宅的崇丽使武后的女儿太平公主都叹说：“吾辈乃虚生耳。”而最令人发指的则是河北官军不能抵抗契丹保护人民，一到寇退官厅又抓着百姓以通敌论，动加杀戮，只有狄仁杰才能将这些事情报达武后。所以从各种事迹看来，唐初大规模的组织一种官僚制度，遇到无数技术上的困难，其症结则是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更需要纪律。环境和事实都企盼一个大独裁者出现，武则适逢其会。

　　武则天虽不是首创殿试的人，但是她首先自己出面经常策士，不较富士康小说网。她精力又强，很多官僚既被诛杀流放，则必要人补抵，通常也由她自己作主。有人说她在位时代，“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可见得新进人员之多。即以高宗时代的情形而论，官员之入流者１３４００多人，每年吸收新进人员约十分之一。如此给她操纵经营好几十年。则单只人事安排一项，也可见得她力量之大影响之深。

　　武则天是传统政治非常时期的一个特别人物。我们很容易从她的事迹中看到当日中国之形貌，却不容易在同样情形之下窥测到她的真性格。譬如我们从现存资料就不容易断言她的性生活（与之相反，凯撒琳的性生活则非止传闻，有医生的证据见诸书端）。武之引用张家兄弟，给他们的名义为“控鹤监”和“奉宸令”，有将唐朝典闱女史的官职翻一个面的形势。她甚至可能以为自己以女身为皇帝，又何不置男妾？然则这类事只能由我们揣想。她对朱敬则奉的反应，也有一种倔强的神气，好像说对这些批评，她早已全不在乎。只是她和男性侍从一起时，“嘲笑公卿以为笑乐”，则看出她应付官僚人物半个世纪，已把他们的弱点完全看穿。

　　武则天制造了一个新的官僚集团。她在成功半由于在高宗时做天后所集下的威势，但是也归功于她实际了解到官僚机构的真正性格。皇帝是文官集团的主席，他（或她）以理想上的至美至善造成神话的传说，用为操纵大权的根据。既为神话则没有人能对之十分认真追究。只是百官都以假为真，或在半假半真之间捧承这出发点，即给绝对皇权以公通的支持，则已使之无可疵求，不能侵犯。在这条件之下，甚至以后为帝以唐为周亦无不可。她以“河图洛书”的神秘安排，“万岁通天”等响亮的年号，再加以“齿落复生”等不会老的奇迹，去培养前述神话。另一方面她也坦白承认归根到底传统政治的真面目，则不外实力。她对吉项说出制马有三物：一铁鞭、二铁过、三匕首。鞭之不服则过其首，过之不服则断其喉。就此她也承认她自己对付不易掌握的臣下也仍不出这套蛮办法。不过那时她已快八十岁。一方面她已感觉地位安全，可以慷慨直言。另一方面也是她经营的新文官集团已经奠定了相当坚固的根基，只要常用铁鞭，间用铁过，不必再多用匕首了。　
　
　



　　　　　


　

20、渔阳鼙鼓动地来　
　　公元７５５年安禄山叛唐，自渔阳（今日蓟县附近）以十五万之众南下攻占洛阳，继之于次年取长安，迫得玄宗李隆基（即唐明皇）奔蜀，是唐朝由盛而衰的一段分水岭。有些历史家以为这事去６１８年唐之代隋为１３５年，距唐祚之终（公元９０６年）则为１５１年。这一盛一衰的阶段，其长度也大致相等。

　　小时候上学，还没读到安禄山的身世和他的反叛事迹，却先听到杨贵妃的故事。主要的原因是国文课本中选了白居易的《长恨歌》。当老师吟诵“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时，抑扬宛转，纵使是铁石心肠，怕也会之同情落泪。再加上历来文人的渲染，如与白诗并行的《长恨歌传》即称“天宝十载（７５１年），避暑骊山宫，秋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夜始半，妃独侍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愿世世为夫妇，言毕，执手各呜咽”，情节哀艳离奇。又再有五年之后，“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娥眉马前死”的惨剧，更增加故事的情感分量，怪不得其人其事传诵千古。甚至在抗战期间的重庆，也有１９４２年国立音乐院排演黄自所作《长恨歌》一事。作者也就是《焦土抗战》的作者－－这时完全置敌机轰炸战火蔓延的情形于度外了。在两小时内台上音乐院的师生和台下的听众重新体会一千两百年前一个“英断多艺，尤知音律”的君主和他“姿质丰艳，善歌舞”的妃子当初恩爱与以后生离死别忧恨缠绵的情节。毕竟任何的金科玉律，也要容许一二例外吧！这次演唱，倒也没有被人攻击说是逃避大敌当前国运如丝的现实，放弃各人战时的岗位，而去同情一个只顾本身安乐不计生灵涂炭的独夫和一个颠倒社稷的国家妖孽。

　　其实“人本主义”是人类一种共通的性格，白居易的诗既具有这性格，则不论其所叙故事与目前政策有无依违，总之不能禁断。纵有传统中国专制政府的庄严与道学家之刻板，《长恨歌》仍是千古传诵，也能通过抗战而流传至今。

　　然则白居易到底不是严肃的历史家。即陈鸿的《长恨歌传》也承认白“诗多于情”逡诗的目的就是要让这故事经过他笔下“润色”而不至于“与时消灭”。所以《长恨歌》只能作国文教材，不当引入历史课目。虽说白诗作于８０６年，去“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才五十年，与所叙事相去并不远。

　　白居易没有提及当马嵬坡悲剧发生时，唐玄宗已将近七十一岁（中国传统或称七十二岁），杨贵妃也三十八岁。在今日驻颜有术的条件下，一个女人三十八岁不能算是年龄太大，但是在中世纪就很难能有“芙蓉如面柳如眉”的吸引力量了，可见得白诗听任感情奔放有浪漫主义色彩。至于诗中人两方年龄有这样大的差别，则是她于７４５年为封贵妃之前为“太真妃”，更前则为“寿王妃”。原来寿王李瑁，不仅是玄宗的亲生子，而是他所宠爱的武惠妃所生，曾一度被提出有被立为太了作玄宗的继承人之可能。所以杨玉环被玄宗李隆基宠爱之前确是他自己名正言顺的儿媳妇。《旧唐书》没有提到这重关系。只说：“二十四年（公元７３６年）惠妃薨，帝悼惜久之，后庭数千，无可意者，或奏玄琰女姿色冠代，宜蒙召见，时妃衣道士服，号曰太真。既进见，玄宗大悦，不期岁，礼遇如惠妃。”直到宋朝欧阳修等作《新唐书》才提出“始为寿王妃”。《资治通鉴》则记入开元二十三年（７３５至７３６年间）“十二月乙亥故蜀州司户杨玄琰女为寿王妃”。据算当时她十七岁左右，与李瑁为夫妇后至少已一年才被玄宗召见（因为武惠妃也是在年底去世）。《长恨歌传》则称“诏高力士（宦官）潜搜外宫，得杨玄琰女于寿邸”。如果此事发生于武妃去世后不久，则杨玉环可能以“女道士”的身分和“太真妃”的名义与玄宗保持暧昧关系至少达七、八年之久。因为直到天宝四载（７４５年）官方纪录才称“册太真妃杨氏为贵妃”。

　　可是玄宗之“乱伦”始终不是问题的焦点，寿王李瑁以后也未再产生任何周折。龙武军（侍驾的御林军）在马嵬坡逼着皇帝将他的爱妃交高力士缢死，一是因她之故，玄宗生活糜烂，到流连荒亡的地步。二则朝廷又因她用其从兄杨国忠为相，安禄山的问题，大部由他激成，以后不可收拾，自应由他负责。关于后者，牵涉唐代国防，因素较多，容下一节“九重城阙烟尘生”再谈，现在说宫廷生活。

　　《新唐书》说：“天宝（玄宗的第二个年号，始自７４２年，以前则为“开元”）外奉军兴，内蛊艳妃，所费愈不赀。”因为《新唐书》成于北宋，作者的道德立场又较作《旧唐书》者为坚强，对杨贵妃一家更是指责不遗余力。书内说及天子每年十月赴华清宫过冬时，妃之从兄及诸姊幸从，“遗钿堕舄，瑟瑟玑排，狼藉于道，香闻数十里”。也就是珠玉首饰鞋袜一路乱丢乱甩，不可收拾，显然是夸大其辞。

　　这种指责也牵涉到中国历史上经常发生的一种问题：真的皇室生活奢侈，就是“腐化”的征象，而必至国破家亡？我们知道八世纪的长安，确是有一种升平气象，高级仕女，穿着印花的绸衣，头发挽髻，眼眶之外则施以各种色彩，有如今日之eye…shadow，即女性亦打马球（polo），吹奏小型乐曲，一到各种季节，宫女之作拔河戏者一次总有好几千人，较之明清已现代化得多。难道这些人文的因素统是不该有，一定要退步到茅茨土阶，天子穿浣衣，食不兼味，后妃也衣不曳地，甚至上下都穷才人心舒畅？要是今日我们讲历史也仍因袭传统的立场，如何能迎合时下的现代化？又如何能使中国史与世界史衔接？

　　可见得这中间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环节未被提出：前人以为一切都是道德问题，而玄宗唐明皇节隆基一朝，则已产生了一个极为严重的技术问题。

　　公元７５４年，也就是安禄山反叛之前一年，户部统计全国共９６０多万户。这和初唐的三百多万比较，当然有了显著的进步，其原因也不是人口突然增了三倍。而是七世纪初期，开始均田制，原则上加入版册上的户口，就国授田。不管是采登记的户口原来已经领有的田土来算数也好，或者真是政府重新分配而授与的田土也好，下级政府向人民抽税时就要保障他们有田，所以除了最初登记的三百多万户之外，以后的增加，就非常的吃力。例如高宗朝６５２年，在安禄山叛变前约一百年，全年只增加户十五万，约占当时登记户数百分之四。另一方面讲，则均田制、租庸调制和府兵制纵有很多的缺陷，仍维持了一个相当容易掌握的下层机构。我们也可以想象从武后到玄宗初年，第二帝国倚赖着以这简单数学公式作主的间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