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文集-第9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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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这时候国民会议欲藉着内外军事政治的危机来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经济体系，其中牵涉到千缕百条人与人的关系，于是只好以暴力和威胁通成。1793年9月5日，国民会议提出“当今的程序（orderoftheday）为恐怖”，只不过公开承认业已展开的一种运动，增加其强度，加快其速率而已。

　　但在最黯淡的时候，新的组织业已开始。丹东发起组织的公众安全委员会（CommitteeofPublicSefety）集司法行政大权于一身，又通过国民会议，也操纵了立法权。它既像战时内阁有任免将官、总揽军事外交的能力，也藉着特务人员，监视社会人士，指挥革命法庭。它之诞生，证明非常时期实施三权分立之不合实际，也证实了柏克（EdmundBurke）所预言，法国过激运动必导引一种军事独裁。经过公众安全委员会掌握的权力，由丹东而至罗伯斯比尔，又更通过巴拉（Barras）和赛亚司而至拿破仑，无疑是新法国高层结构之根源。

　　革命者此时还有一个有利之条件，是全国各行政区域的组织也大致仿效巴黎体制。1789年旧体制瓦解之后，各城市也组织了他们的公社，也有地方性的雅各宾俱乐部，大都会里也有无裤党，他们从城市里将力量延伸到附近村镇里去。革命后期，各城市也以不同的名义组织，有似于公众安全委员会的机构，总揽动员治安事宜。当各地呈现分化趋势之时候，国民会议决定派它自己的代表到各地去督导。反对山岳党的吉伦德派，认为这是分化政敌的好机会，于是推举山岳党的代表出任。殊不知这些督导员到任之后大权在握，积极增加各个人的声望，当中半打左右的强人，日后成为“热月反动”之后法国的台柱。此时，他们整肃各地方组织、加强恐怖政治、执行物价管制、征集人员物资、组织工厂、设立济贫所、将税额配于富人，无裤党则承命协助他们按户搜索。用不着说，当中必有无数违规犯法之情事，但是这种种作为，加强了中央管制，也就是将新高层结构的权力施展到低层结构里去。因此产生的行动，合乎“山岳党的风格”。也有历史家谓这些中央派出之督导员，有黎希流和柯贝特（详上）所遣派的省长之才干，其中有些日后成为拿破仑官僚机构里的能臣。

　　新体制的低层结构，可谓全民平等。大革命后期既已废除“现役公民”和“非现役公民”的区别（但是1795年的宪法规定选举权仍受资产限制），又革除了贵族与平民的差异，更取消了封建特权、什一捐、买官的办法，和以前只派予平民的赋税和国内内地的关卡，新体制开始脱胎换骨，形成一个庞大的扁平体。但这种平等乃是法律前之平等，诚可谓之为理想之机会均等，而不是均分财产或中国“均田”式的平等。劫富济贫式的平等，曾经圣约斯特提及，可是未能付诸实施。总而言之，大革命只创造了一个低层机构里各种经济因素都能公平而自由交换的原则，奠定了日后以数目字管理的基础。即山岳党人物，有时抱有社会主义之趋向，也无从将这种思想构成一种系统。共产主义只有一次被提出，但是随即被制压。历史家也承认以当日法国生产组织之程度，谈不上废除私人资本。

　　这样一来，法国只有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热月反动”之后，“五人执政”（Directory）期间，“一个新国家经济慢慢登场，经济放任政策，＇只＇受国家缓和节制”。这时候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结为一元，批发事业开始统辖零售生意，专制政府虽策定大纲，从旁监视，其中各处接头的情形仍待私人展开。新组织和运动既脱离封建特权的束缚，又不因宗教的禁忌而支吾，还靠什么作其掌握之南针？那么也只有机会均等的竞争，一切以金钱为标准了。并且它所造成的结构也只有越做越大。广泛地展开信用，不受人身关系束缚地雇用经理，和通盘活用的服务——即是我们所认为资本主义的技术上之条件——都因之而日益显著。设立工厂、集中生产，使独立工匠经营的小店铺关门，扩大了城市中的无产阶级，也只是迟早之事。以上所述可以经过几十年和几百年的进程，而私人资本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力量之比重越来越大。我们从大历史的眼光看来，以上事情可以用1799年7月（即热月反动之日）算作法兰西的出发点。以同样的眼光看来，事到当日，丹东、马拉和罗伯斯比尔都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任务。他们是好人或坏人，与后人的关系不深，即算他们都不具备做独裁者的条件，他们所创造的一种高层机构却是以后组织与制度的基始。

　　这样的说法，好像近乎宿命论（fatalist）；也好像是说，将要发生的事情都会发生，与各人的存心没有关系，甚至与人力无涉。其实也并不尽然。虽说18世纪末的法国人无从确悉今日我们所谓资本主义者所包括的了解（所以资本主义者这名称产生于19世纪而不产生于18世纪），他们对近身之事，也并不是完全盲目地全以冲动处置。例如罗伯斯比尔倒台之前，巴黎的无裤党已先失势。起先山岳党限制最高工资对无裤党一部分人有利，对其他人不利，已经产生了分化作用。以后这种工资与物价的管制又没有着实地维持到底，则起先受惠的也日渐不满。罗伯斯比尔在清算丹东之前抑制左派，更使一部分无裤党的领袖失去凭藉，其他的则藉着机会在政府里做官，由革命者摇身一变而为职业性的官僚。所以“热月反动”固然是由于恐怖政治做得太过头，人心思变，一方面也是革命的力量本身已在分化，事实上各人都在计算本人切身的利害。我们所谓非人身因素和集体责任，也不是说世事之演化全由冥冥之中神秘的力量作主宰，只是事涉群众运动和群众心理，我们无法从各个人留下的记录挂一漏万地勘判，只好看清全盘局势，以逻辑上之推论，补文献之不足。

　　同时这样看来，卢梭之所谓“高贵野人”，仍系理想上的一种极端。事实上，革命分子亦要穿衣吃饭，无法完全放弃个人之私利观。一到对外战争转败为胜，内外的军事威胁消除，恐怖政治已无必要时，所标榜的革命道德也是多余，而且天主教会既已放弃它的地产和政治力量，人民信仰天主教也不足为虚。这些条件就已在邀请“热月反动”出现，五年之后拿破仑因时就势，只将既成事实确定。总而言之，世间既有经济则有组织。法国既已否定巴贝夫（Babeuf）所提倡的共产社会，则新组织只能从现状内个人的获得与占有参差不齐的条件下展开，其基本原则为各个人自识指归，则就不期而然地造成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了。

　　可是在短时间内急遽改造，法兰西付出的代价不算不高。恐怖期间据说牺牲了17000人性命，而且这数字只是革命法庭正式判死刑的案件，其他不经审判，草率推上断头台的，又何止此数。里昂在清算反革命之日，将囚徒200人一批，排放在壕沟之间，予以炮轰，南特（Nantes）之牢狱被传染病侵患，也无法给被监禁者食物，实为人间地狱，于是将逾2000囚犯，置在漏水之船上让他们在罗尔（Loire）河中淹沉。专家估计在1793年9月到1794年7月间，因之丧生人数达35000至40000之间，而间接受害者尚不计，所拘禁之嫌疑犯则可能为30万。因革命而引起的对外及以后长期的拿破仑战争，死伤更多。勒费弗提到革命期间陆军的死亡失踪人数达60万，而另一估计又提及1800年到1815年间战死及因创伤而死的也近4O万，在一个人口不到3000万的国家，实为一个极大的数目。

　　然则全面动员，驱使法兰西7％的人口执干戈以卫社稷，其力量不可谓不雄伟，也不可能全为浪费。团结士气人心的成效不说，经济动员也是组织新国家的一种步骤。庞大的军队极需食粮、被服、兵器、马匹和交通工具，更需要民间组织的第二线和第三线的支持。国民会议期间（1792年至1795年）经济政策着重出卖没收的地产，管制物价与工资，一部分兵工事业由国家直接经营。但是大体上国民经济仍保持商业性格，直接向民间争取物资，限于事势上的需要，着重将剩余的粮食输至前线，若干村镇亦有地方政府配给食物之情事。总之除非无法避免，政府不愿自己动手主持，当中一个主因即是当日经济消息尚不灵通，局势难于掌握。因此政府仍对商人作各种让步，即对外贸易算是国营，政府也仍给商人各种回扣及暗盘，即限制物价时，原则上也将批发商及零售商之正当利润计入。

　　“五人执政”期间（1795年至1799年），政府放弃物价与工资的管制，曾引起物价陡涨，造成通货膨胀，各级官僚在混乱期间贪污自肥。1797至1798间一年和大陆各国大致保持和平（只与英国仍在战时状态），加以收成良好，物价回跌。执政政府曾致力制定经济对策，例如加强税收效率、削减预算、增加关税、继续征用军事物资。1796年的币制改革，以纸币换纸币没有功效，翌年改用硬币，从荷兰、德国和意大利搜括的金银，与对外贸易的入超，解决了货币来源的问题，并且趁此机会收回公债。法国大革命期间的一段奇遇则是政权叠次易手，政府始终没有正式赖债。只有1797年宣布公债之2／3不付息，这2／3的兑换券在市场上无人问，等于被宣布作废。另1／3也随着跌价，从此政府对利息之负担大为减轻。虽说收支仍不平衡，情形大有改进。只是对外不能保持和平，1798年后战事又再失利，才有拿破仑的登场。

　　拿破仑加强对占领各国的榨取，将国内的税收归并在中央政府收入中，拒绝采取动摇人心的短视政策，又向国外借款及于热那亚和汉堡，在1802年使收支平衡。巴黎的通利银行（CaissedesComptesCourants）有了波拿巴一家人及其他政府显要为股东，虽为私营，也替政府担任出纳，又为公债付息，法兰西的资本主义体制至此更浓厚了。于是索波尔在叙述大革命的结论时写出：

　　中小规模之制造分工日详；农人与都市技工之区别日益明显，资产阶级之重心因而转移。商人及企业家取得过去遗传之财富，领有重要地位。投机生意及供应军需和搜括军事占领的土地，给他们以更大的利润机会。经济的自由，展开了企业集中的道路。此后这些人以他们敢冒风险和采取主动的精神投资于制造，放弃了投机生意，于是对资本主义之工业化有贡献。

　　叙述到这里，本书的作者也和不少的读者一样感到惑然。国王王后及贵族政治家、虔诚的传教士和带煽动性的革命者，当中固然不乏投机分子，可是也有不少忠臣烈士同样地在断头台抛头颅洒鲜血，玉石俱焚，其最后目的无非让资本家赚钱？难道所谓社会契约真的不过是做生意的一种契约，有如柏克所指斥，有如“买卖咖啡与胡椒、印花布和烟草”？虽说本书在以上章节中一再主张不要因为道德问题而阻碍技术之讨论，可是也并不是说道德只是做事时之赘尤，可以完全不理。一到技术之研讨告一段落，仍有将整个问题提出再检讨之必要。

　　我们所谓资本主义，只是新社会这个多面体之一面，法国大革命扫清了内部各种障壁，在新体制之下，行政系统的功能有了一种看来似是而非的矛盾性格，一方面政府变成一个全能性的政府，有如勒费弗所说：“自今之后，除了长距离和通讯技术上的困难以外，国家的意志力不再遇到任何障碍。”但是他接着又说：“资产阶级宣扬人权，以自由为始他们在维护这些条件时防止国家（的克制），所以他们将国家改造，以群众的最高主权人代替威权皇子，他们于是肃清了人身的权力。”

　　在了解这矛盾的时候，我们只能佩服霍布斯（第五章）的远见，他所谓“巨灵，虚构之人”，实在是一个全能性的政府，它本身即是一切生命财产之集团，于理也不能侵害本身之生命财产。同时这种情况也有如孙文所说政府有能，人民有权。如果人民能控制政府，则不怕政府的能力强、效率高。把以上一切说成一个绝对的形式，仍是一个理想。拿破仑的政权既称“开明专制”，可见得只是心朝这方向走，不可能水到渠成，功德圆满。可是在拿破仑兵变之前，“热月事变”之后，社会已开始变化，有如两位法国史学家之研究说：“即‘五人执政’期间，只要恐怖期间的大量流血成为往事，法兰西开始呈现着大革命带来的深远改革，这些改革基本上给社会一个现代性格。”

　　他们接着又解释这现代性格首先表示于人口生殖率之降低。虽说当日还不能立即体会，当生活程度提高的时候，人们开始注重他们生活之质量，于是节制生育。社会里学术家和军人抬头，启蒙运动的哲学家受重视。金钱成为首要，享乐主义少受检束，漂亮的女人不仅“以人身标示着奢侈与享乐，也表现着金钱与成功”。

　　当社会上产生一种长期间大规模运动的时候，其因果常可以前后倒置。对法国而言，资本主义可以说是创造这社会之因，也同时是这社会所赐予之果。首先即因消除了旧体制的各种拘束和障碍，人身财产权被固定及标准化，于是所有权和雇佣在民间先构成一个大罗网。严格说来，国家与社会不过是这种结构的一种外部，有如布罗代尔所说：“资本主义之成功，端在它与国家互为一体，它本身即成为国家。”（详第一章）

　　反过来说：这种体制也给新社会各种鼓励和保障，更促进资本主义。如拿破仑在1804年公布拿破仑法典，兹后他将这法典及其精神推行到他占领军所及的其他国家里去，亦有促成其他国家现代化的力量，而使资本主义更为抬头。为什么与旧社会比较，一般人会感觉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较前自由？人类的社会生活不能没有管制与约束。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一般人感到警察的监视较少，因为人民已受一种流动性的经济力量所把持，这种接受金钱管制，有如洛克所说“含默的认可”（tacitcon…sent），出于自愿。这样说来，“国计”不能不与“民生”共为一体，所以法国人也不能因为其社会基层的组织与“买卖咖啡与胡椒、印花布和烟草”的原则相似为可耻，只有在这种商业组织的条件下，国民经济才能高速展开，因为生活程度提高，一种高度的现代文化才能因之而产生。柏克早应知道，文化即是生活。

　　在这种社会体制里，当然只有资产阶级占优势。全民平等之不可能，已为当时人公开提出，因此以上的发展也是自然趋势。法国大革命之后的资产阶级并非革命以前的资产阶级。以前的资产阶级不少已在这大洪流中牺牲，有些持有公债，却因政府赖债而破产，另外，不少农民及下层社会人士因投机买得政府急于脱手的产业而致富，其他趁着税收还没有规律，军需工业极需供应者的时候起家。革命期间诚有不少阴谋，但是整个革命的过程错综复杂，其牵涉范围之大，更早超过阴谋者所预期。

　　而且，法国大革命展开，随着有民族主义抬头。路易十六的法国还只能算做一个朝代国家，拿破仑治下的法国才是一个道地的民族国家。很多法国人跟随着波拿巴，因为他们每个人都自认是组织中之一部分，生命荣辱与共。大革命口号“自由、平等、博爱”所产生的道德精神，“与佛菩萨、基督和苏格拉底的，没有重要的区别”。即算劫富济贫的观念无法实现，而且大革命好像愚弄了一般贫民，这样的经验必定打扰着很多法国人的良心，所以现代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不开始于马克思，而始于巴贝夫。而且法兰西除经过拿破仑的战争外，以后还接着有1830、1848和1871年的革命。时至今日仍有很多过激的思想，不出于苏联，而出于法国。

　　总之，法国大革命极端戏剧性地表现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寻觅现代组织的过程，它在迫不及待的期间，表扬了人类崇高的理想，也暴露了很多人类共通的弱点。它给人类史展开了新的一页，同时也留下一个阴影。大革命将国家世俗化，从此，良心上的事，人自己作主。但是有些革命者企图以人类的理智代替宗教，始终没有成功。今日法兰西仍是一个以天主教为主的国家。本书作者于1987年经过里昂，此地曾经赤色恐怖和白色恐怖两度浩劫，可是今日这城市只表现资本主义大都会升平的景象，市中心的广场上仍有路易十六纪念碑，索恩河的大桥也仍称为波拉巴大桥，而且富菲亚（Fourviere）山顶上的教堂里仍供奉着百十盏信男信女所供奉的明烛，表示时过境迁，人类发觉他们的生活中不能没有理智，但理智不是一切世事的最后主宰。我们的知识愈提高，我们对旁人的容忍也要愈宽，我们道德上的责任也愈大。

　　俄国的十月革命

　　1969年3月，中苏的武装部队在乌苏里江珍宝岛上冲突，苏方自称死数十人，不久战事延至新疆边境。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物，有向中国使用原子武器的企图。9月16日由国家安全委员会（K．G．B．）的情报人员路易士（VictorLouis），以新闻记者的名义在《伦敦晚报》发表文章，声称苏联有向新疆使用原子武器的可能，主旨在探询各国的反应。翌年，苏方外交人员又在维也纳歌剧院递交美国外交人员一张未签名的草约，内中声称缔约国如遇第三者原爆的挑衅，可以采取报复行动，并且通知各缔约国家，互相协商。尼克松及国务卿基辛格认为这样一纸条约，等于要美国事前承认苏联有权对中国使用原子武器。基辛格认为，10亿中国人陷于无政府状态，决非世界之福。而且新疆接近苏联铁道的终点，边境去中国铁道的终点则有好几百里，如果中国欲向苏联寻衅，也绝不会找到如此一个对本身战略不利的地方。所以美国虽与中共没有外交关系，而且技术上尚处于敌对状态，仍竭力设法与之接触。

　　如果这还是一面之词，则前苏联籍联合国助理秘书斯维琴科投美，他所著书称《与莫斯科决绝》，更叙述到幕后详情。珍宝岛事件出乎苏联高级人员意料之外，一时人情惶惑。有些人恐怕中共会动员几百万入侵，所以反而真确地讨论使用原子武器。国防部长还主张使用最大氢弹。如果成为事实，不仅几百万中国人性命立成齑粉，苏联境内的安全也成问题。只有参谋总长认为不妥，因为大规模的使用原子武器，必引起世界大战，小规模的则不能解决问题。据斯维琴科的报道，最后使主战派悬崖勒马的仍是美方的警告。

　　这些发展当然与苏联于1978年与越南宣布订定攻守同盟条约有关，也引起中共于1979年初，出兵老街与谅山。经此，勃列日涅夫（Brezhnev）才转换口气要和中国改善关系，甚至以充满情绪的言词讲出：“我们还记得昔日为盟友，以同志地位互相合作的日子。”而且本书脱稿之日，正值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举行高峰会议之时，可见国际间外交局面千变万化，有识之士决不可以几十年成见，衡量今日之事端。然则将眼光现今化，则又须从历史的基点观察着手。

　　俄国之二月革命，实际发生于3月，十月革命则发生于11月。因为教皇在1582年改革历法，将当年删短10天（也就是以历日计提前10日），俄国在革命前尚未取效，迄1917年则有13天的差距。

　　这两重革命发生于1917年，也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严重后果。沙皇尼古拉二世缺乏想象力，为人软弱，皇后则为德国人，不得人缘，又刚愎自用，如此与法国大革命前夕某些情形类似。而且沙皇亲自前往前线主持军事，皇后在后宫干政，引用妖人拉斯普丁（Rasputin），近似中国宫闱的黑幕。可是这些人身上之因素，既像法国也像中国，无非专制政治常有的现象。虽然替二月革命增加了不少背景色彩，可是不能受历史家过度重视。沙皇被迫退位之日，曾令皇弟嗣位，可是大公爵麦克坚辞不就，因为局势已不可收拾。二月革命之后，又有十月革命，更加之以内战及斯大林之整肃，可见得人事问题并非一切问题之核心。

　　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动员兵力1550万，占全人口（不同的估计，低至1亿3千万，高至1亿8千万）约10％，在无数的村庄里至少已占壮丁半数。又征用民间马200万匹。三年之内死伤及被俘人数，在600万到800万之间。单是1915年加拉西（Galacia）一役，俄军就死伤141万，被俘者也近百万。这对社会是一种极大的扰动。迄至1917年，俄军在前线尚有兵员650万，当中可能有80万人以各种代表之名义经常活动于后方。

　　俄国的工业基础与交通运输不能负担这样的军事行动和负担这样的损耗，已是众所周知之事实。战时俄国驱赶徒手赤足之士兵上阵，均已数见不鲜。又因为大战刚起时西方都以为不会超过几个月至一年，一切准备都从短时期着眼。根据日俄战争的经验，野战炮一门一年只用炮弹1000发，而大战时一次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