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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生为人-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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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并未到此为止。在晓峰未出狱之前，为了安慰和照顾母亲和奶奶，晓峰的弟弟从部队复员回到太原，在拖拉机履带厂当检验工。一次试车，发动机器挂上空挡后，他钻到车下去检查，新来的工人出于好奇爬到车上一踩油门，拖拉机从晓峰弟弟的身上着实地碾过，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死于非命。我没见过晓峰的弟弟，据晓峰讲，弟弟是家里四个孩子中排行最小长得最漂亮身材最高大身体最健壮气质最帅的一个，他的身边总有姑娘追逐的身影，而他死后的遗容却惨不忍睹。被捕坐牢都没掉过一滴眼泪，从来不会哭的晓峰，甩开朋友的阻拦，扑在弟弟的尸体上痛哭失声。十几年过去了，弟弟那穿着将校靴、将校呢裤子的身影总是在他的眼前晃动。他的牢狱之灾殃及全家，母亲接连承受了长子坐牢、丈夫病故、次子惨死的不幸，心力交瘁。毫无疑问，晓峰不是不孝之子，他没做错任何事情，与大多数年轻人相比，他更加爱读书、爱思考，有更多的理想主义和使命感，但是他不可能无视铁一般的事实：父亲和弟弟的死都与他有直接的关系。面对家庭的惨剧，他无法稀释对亲人浓浓的内疚，无法化解对自己深深的自责。
不是每一个犯下错误的人都会产生内疚和歉意；不是所有内疚和歉意都是由错误而产生。
前些日子，听当年主办《中学文革报》的牟志京讲述了遇罗克之死。他说：“遇罗克被判死刑后我哭了，我非常后悔，如果不办那张报纸，《出身论》的影响不会那样大，遇罗克也不会被杀死。”牟志京当然无法证实自己的逻辑而为自责找到确实的根据，谁也没有推翻牟志京的结论的根据。其实，谁都清楚，遇罗克之死不是某个人的责任，也不是那张报纸办与不办的问题。事实是，遇罗克在劫难逃，遇罗克必死无疑！这不是遇罗克一个人的命运，而是所有离经叛道者的命运，就如同林昭和张志新。况且，遇罗克正义的声音毕竟穿过黑暗，使我们蒙羞的历史有了一点儿炫耀的资本；遇罗克淋漓的鲜血已经使众多苟且者无地自容。但是，不管遇罗克多么英勇，不管时代怎样需要英雄，谁也不会把一个活生生的人推向枪口。我想，除了冷酷的政客、投机分子、阴谋家，即使是战场上最理智的将军，目睹士兵们在他的号令下冲锋、死亡，也不会无动于衷。而牟志京当年不过是一个和遇罗克一样充满了幻想的热血青年。他绝对没有想到，当万人大会批判了“资反路线”，当周恩来对于他因反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被迫害表示同情之后，《中学文革报》却因为发表了《出身论》，而出人意料地被宣布为反动报纸，遇罗克首当其冲地被推上了断头台，牟志京怎么能够推翻他的逻辑而放过自己呢。
读杨健的散文《怀念阿南》，曾使我潸然泪下。文章讲述了作者青年时代的挚友，“文革”时在军中因无法解脱精神的苦闷而自弃的思想历程。震动我的不止是阿南的死，还有作者无法弃绝的内疚之情。杨健的内疚正在于，阿南死后的结论中明白地写着：因受杨健成名成家思想的影响……
在这样的内疚和自责中，他们怎么能够保持内心的高傲和宁静？我怎样能够保持内心的高傲和宁静？
幸存者的不幸６
也许因为在“文革”中当过政治犯的人很多，十几岁就坐牢的人不少，因此，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听说坐牢绝不会大惊小怪。倒是如今的年轻人，不管是出于对历史的关注还是好奇，常常对此表现出很大兴趣。当有的人让我讲述狱中生活时，我会告诉他们，监狱里的伙食比知青插队时的伙食好，早餐可以吃到很多家庭都买不起的北京辣菜、朝鲜辣菜和熬得稠乎乎的玉米面粥；我会告诉他们，犯人如何利用每个月发一次针的机会，巧妙地在磨薄了的竹片上捻出一个针眼，然后偷偷地在号里缝制棉裤棉背心；我还会告诉他们，同案犯能够在队长的眼皮底下利用“放茅”传递纸条“串供”。这些故事又新奇又好玩儿，使本来颇有同情心的听众的同情心着实地落了空。有时也会讲到我戴上手铐时的恐惧，讲到我在只能走五步的空间里散步时的孤独，讲到看着预审员听我讲外国小说时津津有味的样子时一个犯人的优越感，以至讲到我决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时的所谓英勇。但是，我无法讲述我的负债和我的内疚。宽厚的人会为我解脱，他们原谅我，说那不是我的责任；洒脱的人会说我活得太累，有自虐倾向；说不定还会有刻薄的人觉得这是一种无病呻吟式的虚伪和做作。
这是一个解不开的情结。只有经历过这种内心折磨的人才知道，那就像是一种除不了根的慢性病，它不影响你吃，不影响你睡，也不影响你工作。你不会疼得呻吟，也不会弱得喘息，但是它存在着，若即若离地、时隐时现地存在着，让人不得安宁。
我的困惑在于：人，究竟能在怎样的意义和程度上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我，在这一事件中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
即使想明白了，我又能做什么呢？事实上，谁也无力偿付别人付出的代价，无法分担别人所承受的不幸。我惟一能做的是：不放弃内疚和自责，像牟志京，像杨健。
对给自己造成的后果负责任是一回事，对给别人造成的后果负责任是另一回事；对与错的判断是一回事，好与坏的判断是另一回事；在社会政治的层面上对别人有所交待是一回事，在情感和心理上对自己有所交待是另一回事。那么，我们选择的依据应该是前者还是后者呢？常常是，既不能放弃前者，又无法回避后者，为此我们只能处于两难。既然这不是是非问题，不是道德问题，不是尊卑问题，甚至不是素质或水平问题，那么如果谁肯于背负、能够背负的话，一定不会是荣辱与得失，剩下的仅仅只是一份心愿而已。
二十年过了，时至今日，我仍然没有为我的困惑寻找到答案，我仍然只能说，有这份心愿比没有这份心愿好。对于你所为之内疚为之自责为之追悔的人们，一份心愿固然没有特别的意义，但是对于当事者来说，其意义就要重要许多。至少，它可以叫你记住：一个人，并不能因为承受了足够多的苦难，就可以无视、藐视别人的苦难；至少，它还可以让你记住：你没有资格把你的所谓苦难经历当成个人的人生资本，因为付代价的决不只是你一个人，甚至不只是你的亲朋好友，还有许多完全与你无关的人。他们在这次劫难中受到的伤害有些被我了解，另一些可能我永远不会知道。但是，只要了解我们周围每一个人在其中受到的创伤，以及这创伤怎样使人在精神上一蹶不振，怎样使人在道德上自暴自弃就足够了。
我之所以坐牢，充其量只能说是受了正义的感召，因此我不可能事先想到后果。但是，我常常自问：如果再面临一次“文革”，我会不会有不同的表现？
遗憾或者幸运的是，历史不会一成不变地在同一个人身上重演。可以肯定地说，现在的我，不会再像二十年前的我那样单纯和幼稚，即使我仍没有学会圆通；但我可以肯定地说，仍然会有年轻的小姑娘、小伙子，像我当年一样单纯和幼稚，即使他们也许到了我这个年龄时会变得比我世故。总之，只要世上还存在强权、暴力、邪恶和野蛮，总会有人出于正义出于尊严站出来反抗，反抗者必然会受到迫害。不仅如此，它的复杂性在于，如同“文革”一样，不可能简单地一方是迫害者，另一方是被迫害者。当年有几个人不曾参与那场反文明的浩劫，如今又有几个人可以说自己是清白之人坦然之人呢？不要说那些落井下石者、投机钻营者，即使是像我这样被捕坐牢的被迫害者，又有几个人没有付出过违心屈从的代价，没有付出过连累亲朋好友的代价呢？那么，只要他有一双能够凝视自己内心的眼睛，有一颗能够感受良知的心灵，他就不可能保持内心的高傲和宁静。
用自己的血唤醒民众的人是英雄；试图用别人的血唤醒民众的人是伪君子；使无辜者付出血的代价的幸存者是不幸的人——我们承受着被侵害与侵害的双重不幸。这不是一个造就英雄的时代，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也许真正的英雄并不是敢于抛头颅洒热血的勇士，而是能够忏悔和敢于承担责任的罪人。
有时候我想，这也许不只是中国人的命运，人与人像链条一样连接着，上帝总是借他人之手将幸运或者厄运传播，我们每个人都无可逃避地既是施者又是受者，每个人的心灵都既是天堂又是地狱，如同耶稣基督，承受人间所有荣辱，再把所有荣辱投向人间。
也许这正是人类真正的悲哀所在。但是人并不因此就没了悔没了愧没了悲悯。尽管看透了这一切最终不过是无用的精神游戏，我们还是不厌其烦地花样翻新地重复着同一个游戏，并且把这看成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后的证明。但愿这正是人类真正的希望所在。只有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才能感觉到尊严和骄傲又回到了我的身上，我才有勇气赴这二十年前的约会。
幸存者的不幸７
事情已经过去了很多年，我们相互很少联系。当年的通信从公安局的卷宗回到了我的书柜，只有在每次搬家的时候才翻捡一遍。写信在如今似乎已成为奢侈，通讯方式从电话、传真过渡到E…mail。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职业，每个人都面对着不同的生存境遇。况且，当天真的热情消退之后，似乎恍然明白了一个浅显的道理：人生哪有不散的筵席？我因此而原谅自己的粗疏，并在这种不断的原谅下变得麻木不仁。
但是，就在这个夏季，当列车载着我驶向陌生的城市，驶向久违了的朋友，驶向我内心深藏的黑暗，我才发现，有些情感是可以随时间的推移而淡出的，而有些情感将纠缠终生。对于那些擦肩而过的人，浮光掠影的事，尚且能唤起些许温情，面对曾经与你患难与共的朋友，一个再冷酷的人也不可能真正麻木。
火车到站已是夜晚。我在昏暗的灯光下找到来接站的郭海和朱长胜。我没想到，太原市有像长安街似的笔直而宽阔的马路，只是因为前两天的洪水，路边到处可见堆积的泥沙折断的树枝。长胜一路上给我讲述想穿过马路急于回家的市民被洪水淹死的惨状，讲述洪水如何从城外废弃的小煤窑涌进市中心又因为排水堵塞而造成灾害，讲述省里如何说服中央新闻单位记者站不做灾情报道……看得出来，他仍然活跃并且入世，难怪在八十年代，便把全国第一个“刊授大学”办得有声有色。而郭海则像当年一样沉默着微笑着，我知道他只有在特定的氛围里才能够很好发挥，每讲一句话都认真得让你不忍心错过。
孩子们的成长提示着岁月的无情，长胜的儿子到了几乎和我当年认识他的父亲时的年龄。但是他们依然叫我“小妹”。郭海的儿子好奇地审视着我：“原来你就是那个小妹呀！”我不知道，他的父亲和叔叔们，以怎样的方式使一个孩子熟悉了一个未曾谋面的阿姨；我不知道，他是否了解他的出生、现在这个不完整的家庭，以及两个同母异父的哥哥，与眼前这位“小妹阿姨”有着怎样的联系；我更不知道，等他长大成熟起来，是否还能像现在一样，给我一个友好而开朗的笑。
普光在机器隆隆的车间里接我的电话，他很遗憾不能很快赶过来见我，下班后他要赶到医院，老父亲成为植物人已经多年，他和哥哥轮流着隔天要到医院去守夜。他固执地不肯花钱请外人来护理，打定了主意要对曾经为了他的问题而从局长位置上下来的父亲尽全孝。因为同样的理由，二十年来，他坚持不离开原来的工厂，只是接替了车间老主任的位置，尽管那是一个常常发不出工资的国营大企业，他说能够同甘共苦、同舟共济的人际关系对他来说比什么都重要。
不可能再有二十年前的阵容。晓峰辞职到深圳当高级白领已经多年，偶尔打来长途聊聊，知道他在商海沉浮的艰难与孤独。回太原虽然是飞机来飞机去，却少有闲暇与老朋友相聚。当年，他是这伙人中哲学、马列的书读得最多、理论功底最深的，用现在的话来说，也是最能侃的。也许正因为如此，他能在深圳那样一个精英荟萃之地，成为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角色。这么多年来，没有见过面的只有建新，只知道他去海南挂职当过县长，后来又成为老板，有宽敞的房子住，有“蓝鸟”轿车开。记忆中的建新穿着浅灰色的海军军装，我当然没有理由独独要求哪怕仅仅希望如今西装革履的建新仍然是单纯的浪漫的，我非常非常想见到他的理由，不过是想知道他是不是仍然喜欢文学，但愿建新不会认为这是一个可笑的理由。
当郭海和长胜送我踏上归程时，我意外地被深深的遗憾所困扰，似乎想说的还没来得及说，该聊的还没尽兴地聊，没有期待中的彻夜长谈，没有想象中的无边畅想……
有不少人批评我的怀旧情绪太重，有人干脆直问我：你是不是希望人都应该像二十年前一样？我也干脆地回答说：不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应该或能够割断精神与情感的历史。对于以往的经历，重要的是对于有价值的精神与情感的延续与占有。常听到不应活在过去的告诫，事实上没有人能够活在过去，就如同没有人能够重演历史一样。同样，也没有人能够哪怕一刻占有完全摒弃过去的现在。还有人和我讨论：理想主义是好还是不好？我认为，这是一个不成立的问题。人需要吃饭是好还是不好呢？饭吃得太多人会发胖，但不吃饭人会死。是的，人就是这样，在为追求理想所付出的代价而惋惜的同时，又为理想主义的失落而痛苦，这将是一个现代人永远的悖论。
我很想知道我们还能不能在一起讨论关于理想、怀旧和过去与现在，讨论英雄的忏悔与罪人的反思……我很想对他们说，如果能够，我一定重访太原，看望我的兄长，看望我多灾多难的朋友。
一九九七年
荒芜青春路１
一九七三年，我从一个朋友手中得到一本诗集，如果是一本铅印的书，可能不会引起我的兴趣，作家、诗人在我的心目中神圣得高不可攀，会因为离我太遥远反而被忽略。但那恰恰是一个手抄本，用的是当年文具店里仅有的那种六角钱一本的硬面横格本，字迹清秀，干净得没有一处涂改的痕迹。仅猜测那笔迹是出自男性还是女性之手，就足以使我好奇得一口气把它看完。记得其中第一首诗的标题是《金色的小号》，另一首六行诗《微笑·雪花·星星》我一下子就背了下来。那时，我虽已是小学教师，文化水平其实也只是小学程度，对诗的认识也停留在“文革”前在文化宫朗诵班表演的贺敬之《雷锋之歌》《三门峡——梳妆台》的水平上，手抄本中那些全新的诗句不可能不感染一个孤陋寡闻的十八岁的女孩儿。
因为这本诗集，我认识了它的持有者赵一凡。一凡与众多所谓地下文坛的青年来往，热衷于搜集民间诗文，从他那里我读到了许多手抄的诗和小说。他还以传抄传看禁书为己任，我看的《带星星的火车票》《麦田里的守望者》《新阶级》等书都来自一凡。他的家是个怪杰荟萃的大本营，像徐浩渊、王好立、章立凡等当年的活跃人物都曾在那里留下足迹。我在一篇题为《无题往事》的散文中这样表述一凡对我的影响：“我把他当作我的上帝，我相信他的每一句话，并不在乎他把我带到哪里，事实是，他带我到哪儿我都会万死不辞。”
一九七五年一月，我和一凡同时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捕入狱，两年的监狱生活使我情绪极为消沉，为此一凡介绍我认识了一些朋友，其中一个就是赵振开。现在人们都叫他北岛，而我至今仍然习惯叫他振开，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明我是一个极为守旧或者说惰性极强的人。直到那时，我才知道，振开就是我四年以前读到的手抄本诗集的作者。与此同时我也开始写诗，写完了拿给振开看，因为没能得到鼓励而终于放弃。我和一凡患难与共的友谊一直保持到一九八八年一凡去世。一凡去世时我刚刚生下儿子，虽然为自己没能在他重病期间更多地照料他而内疚，但对于失去他还没有特别的感受。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自己生活中一些重大的变故，一凡之于我的意义凸现出来，并且被逐渐放大。有许多次，夏日的雨后，秋日的黄昏，冬日的夜晚，我独自一人翻捡着留下来的书信和日记，一次又一次对自己确认他已不在人世的现实。那不是让人流泪的痛苦，那是比流泪更加深刻的痛苦。在同一篇散文中，我写道：“我愿意他活着，为我而活着，为世上有一个真正理解我、呵护我、容忍我的人而活着，尽管我很清楚世上没有谁能仅仅为谁而活或者为谁而死。”我已经不再是一个需要精神导师的女孩子，我有爱人，有知己，有忙不完的家务和工作，即使他活着，我们之间的友谊也会被琐碎的生活所淹没。但是，一凡是无法取代的——人生舞台中的每一个角色都是无法取代的。一凡的死以及六年之后我丈夫的死，使我体悟到，人与人，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很难单单用情感的、精神的或者事业的来界定，它更像是一个场，其引力和魅力是无法悉数的。除了这种极为个人化的感受，不能忽略的还有：一凡的行为对于文化的传承、一凡的人格对于精神的建构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是的，它仅仅是一个象征，因为中国像一凡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少了。我不知道，是过多的灾难泯灭了人性的光辉，还是人性的黯淡导致了众多灾难产生，如同我不知道，灾难是上帝对我们民族的惩罚，还是褒奖。
应该感到幸运的是，《今天》有了一凡。他提供了很多诗人自己都没有保存的旧作，做了许多别人不愿意做的琐碎事物。很难说清，是《今天》凝聚了不止一个像一凡这样有人格魅力的人，还是这些具有魅力的人成就了《今天》。
一九七八年底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到朝阳门前拐棒胡同去看望一凡。那时我在大学中文系读一年级，一周一次去一凡家就像是家庭作业，几乎从没落过。一凡家的胡同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它可以被看作是中国的皇家出版社，建国以来最重要的文学作品几乎被它垄断。似乎是一种机缘，在一年中天黑得最早、也是北京最冷的日子里，我在出版社门口看到几个正在张贴油印宣传品的青年，其中一个就是赵振开。天色昏暗，看不清刊物的内容，但自办刊物这种形式本身就足以使我兴奋和激动。
荒芜青春路２
此前一年的八月，第十一次党代会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同年十一月，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发表，标志着文艺界开始自我解冻。一年之后，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引起轰动，连同稍后出现的话剧《于无声处》、小说《神圣的使命》，被视为接踵而至的伤痕文学的发端。然而，这些都不过是政治框架内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涟漪。与此同时，保守与改革的争斗引发了关于“两个凡是”的讨论，北京出现了西单墙，一批民刊应运而生。
《今天》在创刊号的“致读者”中引用了马克思的话：“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惟一的色彩，每一滴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北岛在这篇发刊词中写道：“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五彩缤纷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属于大自然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开放在人们内心的花朵。”显然，《今天》所追求的是自由的人文精神，但由于当时中国独特的政治背景，它无可选择地只能和政治性极强的大字报、民刊贴在同一面墙壁上，便给了人殊途同归的感觉。她的作者们自我标榜从事纯文学创作，但这种所谓“纯文学”也只是相对于意识形态化文学而言。虽然《今天》的发起人在创意时曾经达成保持纯文学立场的共识，但事实上这是完全不可能的。由于振开和芒克的某些做法，被其他成员视为违背了不参政的初衷，导致最初七位编委中有五人退出，仅留下了他们俩。我相信，退出的绝不是因为胆怯，也许他们的本意是想在文化的沙漠中建起一座象牙塔，而不是在政治的泥潭中种一株荷花，殊不知这不过是一种幻想。走开的和留下的应该都有理由，因此，也应该受到同样的尊重。不久，黄锐又回到编辑部，并在其后成为“星星美展”的主要发起人。
在一凡家胡同口偶然相遇之后不久，我在振开家与一些朋友相识，他们都是《今天》的志愿者，其中有周郿英、王捷和李南、程玉、陈彬彬三位女性。
虽然李南的前夫当时是另一家刊物的成员，但她本人更感兴趣的是文学，这多半由于她出身艺术世家。她的母亲和姨都是中国最好的话剧团体北京人艺的演员，舅舅是中国第一代最负盛名的交响乐指挥家。李南在与振开第一次见面时，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她的父亲曾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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