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为人-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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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频繁地出游。近的到香山、颐和园，因为有的人要上班，约会时间常常在下午四五点，傍晚在昆明湖边划船边喝酒自然是很浪漫，远的到十渡、百花山、丁家滩，自行车、汽车、火车、步行，不辞辛苦不厌其烦。我怀疑在八十年代火起来的北京郊区这些旅游景点，就是被他们这帮人炒起来的。加明带来了女朋友宝贝，陆焕兴带来了妻子申丽灵，北岛带来了弟弟振先和两个表妹，芒克带来了严力，严力又带来女朋友李爽，刘羽、黄锐也是其中的一员。像滚雪球一样，这个沙龙越滚越大。圈子的外围还有一批歌手。那时人们私下里唱苏联歌曲，为此被整甚至进监狱的也大有人在，我在监狱时，就遇到两个因为唱外国歌曲而被抓进去的。但是，那时这个圈子已经开始唱邓丽君，唱披头士。我曾经奇怪，诗人们怎么各个都能唱歌？多多、北岛、芒克都亮出过说得过去的美声，原因是在那个圈子里，写诗是隐私，朗诵诗只是点缀，唱歌才是主打，像现在的娱乐圈一样，唱得好的像歌星一样受到追捧。　　　
精神流亡者的重访２　　　
在《今天》第一期上发表的《黄昏：丁家滩——赠M和B》就是北岛在一次郊游时的即兴之作，其中的M是加明，B是加明的女朋友宝贝。　
……　
是她，抱着一束白玫瑰，用睫毛掸去上面的灰尘。　
那是自由写在大地上，——殉难者圣洁的姓名。　
是他，用手指穿透，从天边滚来烟圈般的月亮。　
那是一枚定婚的金戒指，姑娘黄金般缄默的嘴唇。　
……　
当时他们正在热恋，后来宝贝成为加明的妻子，又过了几年，宝贝去了日本并且发了财，身份也由加明的妻子成为加明的前妻。　
福建的诗人蔡其矫是这个圈子中最年长的，却是最活跃的，他几十年如一日地见到漂亮女孩儿眼睛就发亮。是他介绍北岛与舒婷相识，他们开始通信并把诗互寄给对方。　
一九七七年八月二日是北岛的生日。这一天飘着小雨。北岛、芒克、俞沪琴、赵国强、严力一行五人到颐和园为北岛庆祝生日。不久，雨下大了，他们躲进石舫旁边的茶馆，你一句我一句地即兴作诗，有的是一人一句，有的是一人两句。最后这个整理任务落到了严力的头上。当晚，严力一字不落地将白天的即兴之作整理在笔记本上：1我用眼睛说：雨是绿的！　
为什么为了什么我反复捉摸以为我属于绿色！　
2到处都是泥泞，到处都是心灵，到处都染遍了黄昏的足迹，到处飘着我的声音。　
啊，留下的寂静。　
3雨水淌着八月的热情。　
我要抽烟，屋角里蹲着一只猫，还有猴子，都紧盯着待燃的烟头。　
还有火柴吗？　
潮湿的木头冒起了烟，我心中的火唱起了歌颤颤巍巍。　
4我从大雨中归来，酒在皮肤上打滑。　
我绝不喝茶，乌云正把杯子覆盖。　
我要粉碎所有的酒杯，把地平线端起放到嘴边，天上的酒我要向你呼唤，尽管老板娘已扯住了我的衣衫。　
5我领着一个孩子，他是谁？　
他是没有遗产的人，他是我！　
6裙子像一把张开的伞，在晴天的时候，她躲避着太阳，也躲避着男人，我的天……　
7他有密不透雨的头发，他有心。　
他在头发下等待着朋友，他在徘徊，他在思索理发馆门前的牌子。　
8沉默，在一口钟底下。　
你迅速地扬起手，我要拥抱惊醒！　
9没有门，可到处都是窗户，就在狭长的走廊里，只有一块地狱的路牌。　
房檐下滴落了星星，时间悄悄来临。　
我们坐在那里叼着烟斗，屁股底下坐着那块路牌直到天明。　
10她是一个有着精彩回忆的女人，她并不是神。　
她领着一只哈巴狗，要把它卖给我。　
我的口袋空空，我的床也是那样空荡，给我讲讲你的过去，并让我把门也关上。　
11我摘下一个苹果，献给谁？　
这不是旗帜，这是到来的黎明。　
我摘下一个苹果，送给没有果树的土地。　
12在你的生日，秋天已经坠入沉思。　
一颗种子，它面临着冬天。　
13在你的生日他含着一块糖，糖纸随风飘荡。　
什么是甜？　
什么是渺茫？　
她是块红头巾，系在铜像上。　
14高高地举起了双手，我想，我想托住太阳，就戴在自己的头上。　
但我并不是女皇，我是黑暗。　　　
精神流亡者的重访３　　　
诗，就这样创作并流传。诗人，就是这样在郊游与交流中成长。写作一直不是秘密的，在民间社会公开传阅，公开朗诵，只是没有机会公开发表。有不少人使用“地下文学”这个概念来表述那时的创作，我认为，与其强调其“地下”性质，不如强调其“民间”性质更加准确。　
七十年代末期，青年人最向往的是上大学。北岛是“文革”前北京四中老高一的学生，芒克也不是等闲之辈。然而，他们连想都没想过通过考大学改变境遇。杂志停刊之前，他们都是泡病假的高手，以后索性不再上班。停刊之后，北岛曾经在《新观察》杂志当过编辑，这一职业生涯是短暂的，只持续了几个月。芒克到复兴医院看大门，上班时间是晚上，一点儿都不耽误他写诗和喝酒。离经叛道的生活方式已然使他们不可能走进学院了，他们不屑于融入主流的社会生活了。他们写与别人不一样的诗，过与别人不一样的日子，来表明要做与别人不一样的人。如果说创办《今天》而不是创办一个别的杂志是偶然，如果说做一个诗人而不是做一个音乐家或画家是偶然，那么，走一条反叛的道路，则是他们作为个人的必然，尽管选择也许只在瞬间。剩下的事儿归历史，据说历史的操盘手是上帝。　
在加明的记忆中，一九七八年的夏天就这样在频繁的聚会、出游和舶来的歌声中过去了。那个夏天留下来的，有振开和猴子的个人诗集《陌生的海滩》和《心事》，还有“北岛”和“芒克”这两个笔名。这两个笔名成为专有名词，象征“今天派文学”，甚至成为中国先锋文学的符号，在八十年代的历史舞台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至于在本质上那是否属于“先锋派”，以及它与八十年代新思潮的关系，则是另外的话题。　
深秋，北岛召集了第一次关于创办文学杂志的聚会，在众多的提案中，最终确定采用了芒克提出的“今天”为杂志命名，并在不到两个月后被世人所知。加明的生活也进入另一种情境。三天三夜印完第一期《今天》，加明形容说，从遮着窗帘的房子里走出来，眼前是白色的大地，绿色的天空……我想，如果不是跳舞蹉跎了岁月，他真的是可以写诗或者画画的呀。　
历史没有开始或结束的明确界线，政治生态中这样的民间社会生活场景，构成了《今天》产生的“前历史”。它没有直接孕育诗人，但却酝酿了一个群体。　“那时候文学只是振开一个人的理想，只要是他想干的事我们一定会跟着干。”加明和焕兴都说，没有北岛就没有《今天》。我相信这是事实；另一些人说，没有《今天》就没有北岛。我认为这也是事实。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还有一个事实是，没有这样一个圈子和氛围就没有后来的一切。它是在不经意中形成的，我想，这就是所谓“历史的契机”。事实是，最初的七个编委中，只有两个人写诗，后来刊登了顾城、江河、杨炼、多多、田晓青等众诗人的作品，才增加了刊物的同仁色彩。　
青年时代五光十色的生活，在精神流亡者的回忆中得到幸存。这是流亡者的一次精神重访，为已经黯淡了的神话添上些许亮色。随后，加明在另一个舞台上大显身手。他加盟李连杰在深圳的公司，参与了中国第一支体育彩票的发行，迅速成为先富起来的人。而后他又终因商战殊死的纷争而退出江湖，从弄潮儿成为观潮者，一下子就沉了底。再婚，生子，五十岁的加明祥和而又从容。　
“如果一直跟着振开，我会走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果真存在着那种可能性吗？每个人只能走一条路，不管是一帆风顺，还是跌宕起伏。另一条路是别人的路。还有一些是从来没人走过的路。说不定哪一天，加明的儿子或者我的儿子，会不知深浅地一脚踏进去，又不知会给中国文学，或者中国文化，以至中国思想的历史，增添一道怎样的景观？　
二○○四年　　　　　
没有父亲的男孩儿　　　
面对没有父亲的男孩儿１　　　
丈夫去世时，儿子刚好六岁，那是五月。六月，我带他去小学校报名。填表时我固执地把“父亲”那一栏空着，好像不知道那是根本躲不过去的。一个大嗓门的女老师喊着儿子的名字，让我当众补上。我没想到自己会如此地脆弱，填着表，眼泪止不住地流。从那一天起，我开始面对一个没有父亲的男孩儿。　
第二年，我把儿子送进了寄宿学校。做出这个选择，在当时对我来说是极为困难的。首先，我必须拼命地工作，来支付高昂的学费；其次，我并不认为寄宿制学校会有最好的教学质量，也清楚所谓贵族学校的优越感对孩子更是绝对的负面。但是，我有更重要的理由说服自己：一个只有六七岁的孩子，怎么可能有足够的心智承受我这份欠得太多拖得太久的母爱？况且，一个没有父亲的男孩儿，只有在现实中和心理上都离母亲尽可能远一点儿，才能多一点儿独，立少一点儿逆反。当然，这是一种冒险。我不能判断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失去我的儿子；但我可以肯定，如果不这样做，一定会在更大的程度上失去他。所以我宁愿冒这个险。　
儿子小时候是一个几乎从不犯错误的孩子。丈夫住院时，有一次我带他到医院去看爸爸，路上给他和爸爸一人买了一根雪糕，坐在自行车后座上，他问：“妈妈，你自己为什么不吃？”“妈妈不喜欢吃凉东西呀。”他说：“不对！你不是不喜欢吃，是咱们家没有那么多钱，等我长大了，一定买三根雪糕，你一根，我一根，爸爸一根。”有朋友曾经说，他乖得让人心痛。　
丈夫生病的那些年，我常常把他一个人反锁在家里自己去医院。那次因为得肺炎没上幼儿园，等他午睡后我抽身走了，本想能在他醒之前回来，不记得因为什么事在医院耽搁了。已经是深秋，天开始黑得早。我风风火火地冲进楼门，一眼看见他站在黑乎乎的楼道里，穿着一件天蓝色的毛衣，印象最深的是脚下那双小兔子拖鞋，黄的，还缀着两只红眼睛。因为拖鞋是毛绒绒的，那两条穿着棉毛裤的细腿显得更加突兀。我不知道那天他为什么会跑出来找妈妈，我也不知道他把自己反锁在外面已经站了多久。他没哭，在看到妈妈之后他仍然没哭，而且没问我为什么回来得这么晚，好像他天生就知道妈妈得先去照顾爸爸。在任何时候，不管是他生病，还是临睡前正讲着图画书，我走，他从不以任何方式表示抗议，从不和爸爸争夺我。除了天性，当然更重要的是环境使然。如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一样，家里有灾难的孩子早懂事。　
往事回首才感到沉重和无奈是那样的不堪，一些原本不经意的事情浮现出来。不记得儿子为什么冒犯了我，我把他的一辆玩具小汽车摔得粉身碎骨。我说过，他几乎是个从来不犯错误的孩子，不爱哭不任性甚至不活泼。即使是我无意识地滤掉了原因，也很难想象他会惹得我如此公然粗暴。在以后的这些年里，我想象着他那惊恐的表情，体会着他的无辜和无助，这一幕反复地尖锐地刺激着我。我像祥林嫂一样给好几个朋友讲这件事，并且说：我居然欺负一个孩子！朋友安慰我，说我不必对此过于自责，每一个做父母的都可能做出这种事。但我并没有就此原谅自己。我无法回避他是一个从小缺少父爱，随后又完全失去父爱情境的孩子，我自责没有给他足够的母爱，虽然我自己也无法表述母爱的完整与缺失的边界在哪里。　
在三岁到六岁这段对孩子的性格成长最重要的时期，我跨越了时间，跨越了母亲的本能。记忆中我对儿子很少有亲近爱抚和柔声细语，甚至没有丢下过病人哪怕一天，带他去郊外去电影院去游乐场。即使晚上九点钟回到家，独自一人在家的儿子已经高烧到了快40度，我都没想到过应该对他说一声“对不起！”。我是一个过于理性的，理性得有点儿冷酷的母亲。我太清楚，自己没有痛苦悲哀诉苦抱怨的权利，也没有儿女情长婆婆妈妈的权利。我只能在心里对儿子说：妈妈欠你的时间，欠你的爱抚，就算是你为妈妈出了一份力，为爸爸尽了一份孝心吧。　
丈夫去世后我第一次带他去樱桃沟玩儿，前一天晚上说好的，第二天一早我发起了高烧，但我以近乎自虐的心态坚持和他一起爬山趟水。直到坚持不了躺倒在公园的长椅上。我不知道，除此我可以用什么方式偿还对他的亏欠。他寄宿的最初两年，每个周末去接他时，我都会习惯性地问他想不想妈妈，他会非常有节制地说，有一点点儿想。我会接着问，一点点儿是多少？他用两只手比画着，有时大，有时小，我的心就会随着他小手开合的大小或者多一分欣慰或者多一分失落。最痛苦的是期末考试后的周末，不管我怎样事先告诫自己一定要从容地面对他的成绩，可到头来总是紧张得不可理喻。考得多好才应该表扬和奖励，考得多差就应该批评甚至惩罚？智商和自信在这种时候仿佛降到了最低点，对于如何与孩子相处简直完全没有把握。经过最初两三年的自我折磨，我得出结论：时间是不可逆的，体验是不可重复的。一个孩子在三岁时应该得到他三岁该得的，六岁时应该得到他六岁该得的，失去的不能复得。因而补偿的心愿无法实现越加使我感到沉重。　　　
面对没有父亲的男孩儿２　　　
我无法体验离婚的单身母亲对待子女的心情，但我想那和丧偶的单身母亲一定是很不同的。她们会与前夫争夺情感，会与继母或继父计较责任，但她们不会像我这样敏感，这样自己和自己过不去。一次，他在宿舍玩儿时不小心碰破了同学的脸，事后那个同学的父亲恶狠狠地威胁他说：我要找你爸爸，让你爸爸狠狠地教训你！这个情景是班里另一个同学的母亲亲眼看到后打电话告诉我的。她还说，你儿子只是哭，一句都不还嘴，样子可怜极了。想象着这么一个小人儿被别人的父亲教训，而自己却没有同样高大的父亲保护该是多么难过。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像一个成年人一样，为没有哪怕是可以狠狠教训自己一顿的父亲而感到自卑。但是我又非常清楚，这是他必然时时面对的现实，必须在这种磨难中接受并且适应。那天我几乎一夜未眠，想到他受的委屈心痛得受不了，考虑在这件事情中我是该旁观还是该介入其中。第二天午饭时我跑到离家二十公里的学校，在饭厅门口等他，我克制着没有流泪，没有过多地表示温情，听到他像个男子汉似地说“我没事”，我才稍稍宽了点心。好不容易到了周末，我有点儿歇斯底里地找那位家长，指责他单方面介入孩子之争，更没有权利教训别人的孩子。除了儿子的事，我从没对任何事情如此踌躇不前而又反应过度。每遇这种情况，对我的情感都是一次折磨，对我的理性都是一次挑战。我觉得做一个没有父亲的男孩儿的母亲真难。　
一年一度，已经五年了，每到清明和祭日，带儿子去扫墓成了我们这两口之家最重要的家事。五月，是北京最好的季节，有春风有蓝天有绿草和紫的黄的野花。有时候和很多朋友同去，有时候就我们母子俩。从山下走到陵园需要个把小时，我们俩捧着鲜花，我一束，他一束，边走边说。那种时刻，我的内心充满了宁静，或者说宁静超越了悲伤。无法想象，没有儿子的陪伴，我将如何年复一年地走在这通向墓地的山路。有朋友劝我，孩子还小，总让他经历这种场面会使他非常压抑，对他性格的发展不利。我也曾犹豫过，最终还是决定带他去。我无意营造孤儿寡母的悲壮气氛，也不想借此强化他的孝心。我只是想，应该让他认识这条路，熟悉这条路。如果有一天他远走他乡，等他回来时我已经老得爬不上那座山走不到那座墓，或者我干脆早已不在人世，起码他不会忘记这条走了十几二十年的路，还能一个人来为爸爸扫墓。想起曾经有那么多叔叔阿姨和我们一起来看望爸爸，他会不会为爸爸而骄傲并因此而生长出尊严？想起和妈妈单独来的情景，他会不会被妈妈感动并因此而懂得什么是善良仁爱？如果能够这样不是也挺好嘛。　
说出来有点儿可笑，到了对功名甚至异性都已超脱了虚荣的年龄，我却常常在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儿面前禁不住搬演虚荣。比如，有时候我会把自己根本都不看重的所谓业绩对他小小地吹一吹牛；再比如，到他的学校去我会刻意地打扮自己，让他不会觉得丢面子；还比如，评高级职称是为了将来对他有个交待。我一厢情愿地这样做，不过是希望他觉得妈妈有点儿了不起。不是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吗？我还有另外的小私心，想让他对我服气，否则等他长成了一米七八的大小伙子，我一个小女人怎么管得了他？　
年前，有朋友从重庆来，送我一件“琉璃工房”的工艺品，一只大天鹅背上驮着三只小天鹅，大天鹅用翅膀护着它们。精美的包装盒里有一张卡片上写着：“一辈子带着，又甜蜜又幸福又骄傲地带着。”她说，看见这句话就想起你们母子。其实，世上哪个当母亲的不是这样呢？又劳累又操心又生气，同时又甜蜜又幸福又骄傲。我遇到的每一个问题，可能是所有做母亲的女人都会遇到的，只因为我的儿子是一个没有父亲的男孩儿，一切悲喜愁欢就变得不一样了。　
二○○○年　　　
华盛顿通信：与儿子一同成长１　　　
坚妮致徐晓：　
九十年代初在海外复刊的《今天》上读过你的《永远的五月》，你的文字留给我很深的印象。那时就产生要和你对话的愿望，却又往后推迟了十年。最近又重读你的文章，忽然觉得是站在一面镜子前：两个爱文学的女子，在中国起步的环境和历史大同小异，一个勇敢，一个胆怯；一个经历过和走过的，是另一个刻意逃避和摆脱的。然而谁也没有走出生死与荣辱，过去与现在，情与爱。与你倾谈的愿望就更加强烈了。　
谈些什么呢？你在中国的首都生活了半辈子，是标准的北京人。我这半辈子的前一半是彻头彻尾的广东人，后一半是美国人。虽然现在“定居”美国的首都，但是我从来就没有在北美任何一个地方住长过。你这半辈子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你的生命和对文学的尊重和喜爱安排在一起；我却是做了很多与此无关的事情。你写到自己办地下刊物和坐牢经历时的那种平实和不夸张，让我无法假设我自己经历过这么多事情之后会是什么样子：首先我肯定不敢冒坐牢的险，如果是年轻不知深浅被抓进去过，我的平常心恐怕已经被折磨掉，或者精神萎缩变形、利欲膨胀。　
我们是这么不一样。一样的，可能就是我们共同的关注。就像我们纽约的台湾朋友王瑜所说：“你们这些大陆生活过来的人，经历的事情太多太严峻，”她后面的话是，“短篇都装不下，只好写长篇。”比如我的小说，今天写到一个孩子，他在“文革”中遇到一次死亡；在描写这个孩子的时候，我自然就回到“文革”，想到我做中国人的痛苦经历，便走出了写作的世界。因为这种经历，我一直对要不要孩子有太多的怀疑。孩子来了，他的小小表现，又让我心惊肉跳，担心那是遗传中带来的文化毒素，因为他的血里有他父亲象征的虚伪和残忍。我无力和有这么强大背景的文化去抗争。免疫注射或者隔离，我选择后者，利用远离中国的地理条件，让我的孩子和中国的语言和文化隔离。但是你在中国生活的孩子，可以读有关他父亲的文章，可以为他父亲和母亲的抗争骄傲。当然，你比我付出的代价，要更大，更长久。　
我们会在下一代身上看到什么结果？他们的是非感和正义感，会被他们生活的社会环境压制和扭曲吗？因为没有经过我们经过的苦难，他们是否会变得浅薄和虚弱？　
坚妮　
二○○三年十二月　　　
华盛顿通信：与儿子一同成长２　　　
徐晓致坚妮：　
从偶尔收到的海外《今天》上读到你的文章。说实话，我没想到你会是广东人。直到两年以前我们在华盛顿见面，以及此后的通信和通话，使我不得不承认，认为广东人缺乏激情与浪漫是我的偏见。　
正如你在信中所说，情与爱对于女人，过去与现在对于人，生死与荣辱对于中国人，恐怕是怎样挣扎都摆脱不了的。但是，我们的不同绝不在于勇敢或者胆怯。在一个个性无法正常伸展的社会中生活，有几人能坦然地谈论勇敢？在一个以物质主义为主导的时代，又有谁能超越平庸？如果恰好我们过着不同的生活，只能说那是命运使然。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肯定地说，如果可能我也会做出与你同样的选择，尽管有人说那是逃避我也不会在乎；但同样肯定地说，逃避了社会的现实并不等于逃避了内心的现实。否则，你，以及像你一样生活在另一片蓝天下的同一代人，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