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下台元首-第8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建议后，他开始对其他代表无理取闹，在他们发言时大声叫嚷并发出怪笑。麦克米伦讲话时，赫鲁晓夫的粗鲁行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位苏联领导人当着几乎全世界各国代表的面，脱下一只鞋，把它当作木槌一般在桌子上砰砰敲打。
　　赫鲁晓夫有时吵吵嚷嚷，兴高采烈，豁达开朗，表现出友好和几乎是迷人的魅力，显得幽默风趣；有时则会变得言行粗鲁、暴跳如雷、盛气凌人。虽然他的小丑表演自然逼真，但只是在需要时他才充当小丑。他以举止随便，信口开河为策略。
　　1959年美国在莫斯科举行展览会，赫鲁晓夫与尼克松在展览厅进行了著名的“厨房辩论”。他的表现十分幽默而风趣。
　　当时，赫鲁晓夫登上讲台对着摄影机讲话。他问尼克松“美国已经存在多少年了？300年？”尼克松回答说，美国大约有180年的历史。“那么，好吧，我们可以说，美国已经存在180年了，这就是它所达到的水平，”他说这句话时，举起胳膊朝整个展览大厅挥舞了一下。“我们存在了还不到42年，便再过7年，我们就达到美国同样的水平。”观众被他的演说吸引住了，他们喜形于色的表情对赫鲁晓夫起了鼓舞作用。他接着说：“当我们赶上你们，超过你们时，我们将向你们挥手致意。”他以夸张的手势结束他最后这句奚落美国的话，煞有介事地睁大眼睛口头凝视着后方，用他胖乎乎的小手向他想象中正在向远外消失的美国挥手告别。
　　尼克松后来回忆说，“我意识到，无论花多大精力做准备工作，都不足以对付尼基塔·赫鲁晓夫。此人全然令人难以捉摸。”“他做任何事都预先做好充分准备，在对手面前知己知彼并以此而自豪。
　　3。6　命运多舛的改革
　　赫鲁晓夫上台后，力图对苏联的体制进行改革，以突破斯大林模式的旧框框。
　　赫鲁晓夫是农业方面的行家，他的改革是从农业开始的。
　　他在农业上采取了三项主要措施：一是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取消农副产品的义务交售制；二是大规模开垦荒地，种植玉米；三是取消农业机器拖拉机站，把农业机器卖给集体农庄。
　　1956年，赫鲁晓夫的农业改革初见成效。被开垦荒地上的玉米获得了特大丰收，粮食总收获量为12500万吨，超过历史最高水平。赫鲁晓夫以胜利者的姿态，乘坐汽车、飞机，得意洋洋地到处视察。于是，种植玉米运动一时间成了时髦。
　　乌克兰成立了玉米研究所；莫斯科展览馆开辟了一个玉米展览室；农业部发行了一本新的科学杂志，刊名为《玉米》；莫斯科开设了命名为“玉米”的专门食品店。人们纷纷来赶玉米的新时髦。
　　然而，赫鲁晓夫农业改革的“奇迹”—玉米运动，使许多地区盲目扩种。而这些地区原有的苜蓿、三叶草等传统草类青饲料作物，比玉米成本低得多，但由于统统改种玉米，以至于蒙受了重大经济损失。
　　赫鲁晓夫把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统统倾注到开垦处女地和狂热的玉米运动中去，使常规的农业区建设受到影响，因而在1958年以后粮食产量开始下降。由于大量开荒，耕作9000万顷没有森林带保护的、开放性大平原的土地，必然带来破坏生态的灾难性的土壤流失，几百公顷的土地为风沙侵蚀所毁。
　　1957年，赫鲁晓夫一时冲动，提出要在3—4年内使苏联的肉类产量超过美国。从当时苏联的国情看，这个指标是难以实现的。但是1958年，抱有政治野心的梁赞州党委第一书记拉里奥诺夫投赫鲁晓夫所好，作出保证，要在1959年使梁赞州地区产量增长4—5倍。1959年1月7日的《真理报》刊登了这些保证。赫鲁晓夫如获至宝，要求其它各州向梁赞州学习，将他们较为保守的指标进一步修改和提高。并私下许诺准备让拉里奥诺夫出任俄罗斯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明眼的人看得出，梁赞州的保证纯属吹嘘。为了完成指标，兑现诺言，拉里奥诺夫下令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宰杀所有的牲口，包括耕牛和种畜。从农民手里强迫买下成千上万的奶牛和猪，而且不给现金，只给票据。这样做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只好到邻近的州购买牲畜，最远到达乌拉尔地区。梁赞州的收购员用现金购买了牲畜，偷运回来，再以1／3或1／4的价钱转卖给国家。大批用于农业机械、信贷的资金，被非法挪用来抢购牲畜。但这一切措施远不能达到增产5倍的指示，梁赞州党委又规定所有税收必须用肉类来支付。他们不仅对农庄和农民强行征税，而且所有机关、学校直至警察局都要交税。这样，在1959年12月16日中央全会召开前几天，梁赞州领导人给赫鲁晓夫写信，吹嘘自己完成了计划，将肉类产量提高了4倍，庆祝他们的“胜利”。同时还自欺欺人地说，该州在1960年将卖给国家更多的肉类。
　　拉里奥诺夫的“卓越成绩”受到了表彰。他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并颁发了列宁勋章，赫鲁晓夫亲自前往授勋。梁赞州的英雄事迹写进了中小学课本。
　　然而；纸包不住火。1960年，梁赞州的农业濒临破产，这种局面再也无法掩盖下去了。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拉里奥诺夫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开枪自杀。由于仿效了梁赞州的做法，苏联其它各州也蒙受了重大损失。
　　1962年赫鲁晓未进一步改革传统的以区域为原则的党的领导方式，根据生产的需要，把过去统一完整的党分成两个平行的党，一个管工业，一个管农业。在各加盟共和国中央委员会里设立了中央工业局和农业局。两方都有党的机关，而且还组成了两个执行委员会。过去按行政区划进行管理的原则变成了相互独立的两个部分，产生了近似两党制所潜在的问题。这种新体制导致了党的机构进一步庞大，同时也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两个党组织的工作常常难以协调。州委书记不再享有往日的权威，平时很难分清工业书记和农业书记究竟谁主管一个州。他们各自行使职权。这是赫鲁晓夫所采取的一项最不受欢迎的措施。虽然它在苏联共产党从政治化向专业化过渡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对赫鲁晓夫本人来说，这一措施引起了许多州委书记的不满，而他们过去一直是赫鲁晓夫的坚定支持者。
　　干部制度和干部政策的调整，是赫鲁晓夫政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961年举行的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提出必须经常更换党的领导机关成员的主张，并通过这次代表大会写进了新党章。这对于废除干部终身制，增强党内民主因素，防止高层领导严重老化，提高领导机关的决策能力和指挥能力具有重大意义。但干部的调动，机构的调整，触及到相当一部分干部的切身利益，这就给赫鲁晓夫造成了许多潜在的反对势力。
　　赫鲁晓夫长达10年的执政，是以其不间断的改革为显著特色。赫鲁晓夫是第一个敢向社会主义旧政治、经济模式挑战的改革家。他的改革虽然只是第一次尝试，而且是以失败而告终，但对整社会主义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
　　3。7　退休赋闲的日子
　　赫鲁晓夫下台后的头几个月，他整天沉默寡言，或者一个人在草木茂盛的公园小路上散步，或者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眼中含着泪水。经过一段无所事事的状态后，他慢慢从沉重的打击中恢复过来。
　　在国内，人们对赫鲁晓夫的倒台表现得令人惊奇的平静。
　　因为他的一系列“措施”和“改革”使人们厌倦了，如今他的倒台可以使人们松一口气。在国际上，赫鲁晓夫仍是一个人们关注的人物。许多国家和一些共产党组织的代表来到苏联，想见赫鲁晓夫，他以健康不佳搪塞，不予接见。
　　不久，中央决定收回他在莫斯科的住宅和戈尔卡的豪华别墅，另分配一套市内住宅和郊区别墅。新住宅是莫斯科市斯塔拉柯纽申街19号楼的一套房子，肖洛霍夫曾一度住过。
　　郊区别墅位于佩特罗沃达利涅叶住宅区，在伊斯特拉河畔，有一座小花园。赫鲁晓夫喜欢这幢小别墅，他的晚年生活就是在这里度过的。新住宅分配后，赫鲁晓夫一家被通知不能立即搬迁，要待整修完毕。实际上，整修是假，安装窃听装置是真。涸为一些当权者怕赫鲁晓夫东山再起，唯恐他会采取某种突如其来的密谋活动。
　　在寂寞的时候，赫鲁晓夫常常与自己的警卫人员长时间聊天，向他们讲述斯大林时期的许多悲惨的往事，或者到邻近的休养所去，与那里的老人谈话。有时他们提出的问题相当尖锐，但赫鲁晓夫并不生气。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论战家，善于回答任何问题。
　　谈话中，他后悔没有把党的恢复名誉的工作进行到底。他清楚1936年至1938年间的审讯是怎样进行的。他原打算为几乎所有被诬告的人恢复名誉，包括布哈林、李可夫、季诺维也夫案件。但这时法共总书记多列士和英共执行主席波立特来到莫斯科，坚决请求赫鲁晓夫延缓宣布这项决定。多列士说：“匈牙利事件和苏共二十大，使法共失去了一半党员，如果再给布哈林、季诺维也夫他们平反，法共肯定连剩下的一半人也保不住了。”当然多列士担心的并非党的命运，而是他本人的地位。赫鲁晓夫听了多列士、波立特以及与他们意见相同的人的劝告，于是他便把平反工作压了下来。
　　下台后的头两年是赫鲁晓夫最难熬的日子。后来他慢慢地习惯了，又变得好交际起来。有时在保卫人员的陪同下带着夫人在莫斯科街头散步。他也开始出入剧院和音乐厅。观看了曾在60年代轰动一时的《布尔什维克》一剧后，他要求见一见剧作者沙特罗夫和剧场总经理叶菲列莫夫，指出写革命初期的作品没有出现加米涅夫和布哈林这样的重要人物是不真实的。
　　由于空闲时间多了，赫鲁晓夫便看起书来。他的藏书十分丰富，过去在苏联出版过的书他几乎都有。现在，他终于有时间看书、看电视、听广播了。使家人大吃一惊的是，赫鲁晓夫还收听国外的俄语广播。美国之音、英国的BBC和德意志电波都在收听之列。他发现这些电台对苏联正在发生的某些事情消息非常灵通。他也喜欢就此同家人进行讨论。60年代末，苏联为斯大林恢复名誉的工作，使赫鲁晓夫很生气。
　　不久，赫鲁晓夫又对摄影着了迷。他拥有全套摄影器材，但在选择拍摄对象方面，却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因为他既很少与公众接触，又不能去访问工厂和农庄。这样，他只能以大自然作为对象，以娴熟的技巧，拍摄了许多雪地、树木和花鸟。
　　他另一个爱好是种地。他在自己别墅的花园里辟了一块菜地。从早春到深秋，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照料这块土地上。他搞了许多菜种。1967年他种了将近200棵特殊品种的西红柿，每棵果实可达1公斤。在他的菜园子里还有各类品种的玉米以及从南方弄来的各种作物。他从不睡懒觉，每天清晨4点钟就起来，去给他的那些奇妙的西红柿浇水。他还没有来得及收获大部分果实，不料一场早霜毁了他的庄稼。这场自然灾害使老头子非常伤心。但他还是继续坚持他的试验。
　　退休后，赫鲁晓夫与苏共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次冲突是因为法国电视台曾播放了一部关于赫鲁晓夫退休生活的短片而引起的。中央委员会对此十分不满，并且指示赫鲁晓夫向中央书记基里连科汇报事情的经过。赫鲁晓夫过去曾是基里连科的恩师和保护者，两人发生了争执，赫鲁晓夫怒气冲天地说：“你可以从我这里收回别墅和养老金，我可以到全国各地伸手乞讨，人们肯定会施舍给我一些东西，可是，假如你有一天不得不去乞讨的话，谁也不会给你任何东西的。”
　　苏联60年代，可以称为“回忆录”问世的年代。因为许多苏联军事家和政治家如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兹维列夫等都开始写自己的回忆录。赫鲁晓夫在家人和朋友的一再劝说下着手整理自己的回忆录。
　　1966年8月，记者列瓦带来一台录音机，赫鲁晓夫开始口述回忆录。起初，赫鲁晓夫不愿意在装有窃听器的房间里工作，而去户外口述，结果第一批录音带上他的声音常常被过往的飞机、汽车的轰鸣声淹没。后来他不再理睬被窃听，开始在室内工作。通常是列瓦把录音带带回家里整理成文，一周后送来校正。
　　赫鲁晓夫口述时从不使用任何史料，全凭记忆，不得不承认赫鲁晓夫的记忆力是非凡的。他不仅能记住所有事件发生的地点、时间、人物，而且具体数字也所差无几，令人惊讶。能解释这现象的只有一点，那些年的事件已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中。
　　由于家里安装有窃听装置，撰写回忆录的事很快被政府知道了。基里连科找他谈话，让他停止工作，并要求他把已完成的手稿和磁带交给中央委员会。赫鲁晓夫断然拒绝，并声明谁也没有权力禁止他写回忆录。第二天他的心脏病发作，被急救车送进了医院，在病床上躺了很长一段时间。
　　1970年底和1971年初，英、美出版商分别出版了内容相同的《赫鲁晓夫回忆录》，西方通讯社纷纷报道。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佩尔谢打来电话，责问赫鲁晓夫是通过什么途径把回忆录送出去的。赫鲁晓夫回答说，他没有给过任何人。佩尔谢要他发表声明，说没有写过回忆录。1970年11月16日，塔斯社发表了赫鲁晓夫的声明，说他“从来没有把任何回忆录或回忆录性质的材料交给任何人。”
　　1970年以后，他的身体每况愈下，经过了7年漫长的深居简出的退休生活，赫鲁晓夫因心脏病复发，于1971年9月11日在莫斯科一家医院溘然长逝。
　　他没有被安葬在克里姆林宫墙边他的战友身旁。葬礼是在古老的新处女修道院墓地举行的。这是个细檬檬的晦暗的秋日，约有150人参加了这次极为简单的安葬仪式，没有任何苏联官方人士参加，但是苏联部长会议送来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花圈。苏联人民直到9月13日上午才知道赫鲁晓夫逝世的消息，这天《真理报》发表了一条短讯说：“前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特别养老金领取者尼·谢·赫鲁晓夫因病于9月11日逝世，终年78岁。”虽然没有发讣告，也没有报道葬礼的时间、地点，但是消息还是传开了。从13日早晨起，人们纷纷前往墓地，但公墓的周围布满了岗哨，禁止人们进入。这位显赫的东方彗星，就这样陨落了。他的墓碑上刻着：“尼基塔·谢尔盖那维奇·赫鲁晓夫1894—1971年”。在这里，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人们所敬献的束束鲜花。
　　1984年8月，他的夫人尼娜，彼得洛芙娜也离开了人间。根据她的遗愿，她被安葬在新处女墓地赫鲁晓夫的墓旁。
　　第4章　“水门”露丑的美国总统
　　——尼克松
　　1968年，理查德·米尔豪森·尼克松就任美国第37届总统。在这之前，他曾经写过一部名为《六次危机》的书。在这部书中，尼克松详细地记述了他自1947年正式投身政界后二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所经历的六次政治风浪——六次危机。这六次政治风浪，汹涌险恶，有几灰简直就是政治台风，铺天盖地而来，险些将他投入灭顶之灾中，结束他的政治生命，或使他的肉体灰飞烟灭。
　　使尼克松颇感庆幸和自豪的是：幸运之神对他特别关照，在幸运之神的庇护下，尼克松驾驶着他的生命之舟，顶狂风，战恶浪，避暗礁，居然一次又一次地安全地渡过了“危机”。展望未来，尼克松并未被以往的胜利冲昏头脑，他清醒地认识到：对他这样一个献身政治的人来说，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不可避免地还会有“危机”。饱经政治风霜的尼克松对此做了思想准备，他对前途充满信心，他相信自己有能力、有魄力，在未来的“危机”中，迎风斗浪，化险为夷，一如既往地安渡“危机”。
　　不出尼克松所料，1972年，尼克松政治生涯中的第七次危机真的降临了。这第七次危机就是震动了全世界的“水门事件”。与前六次“危机”所不同的是：在第七次“危机”中厄运代替了幸运。
　　4。1　民主，共和两党逐鹿，争连任尼克松拼搏
　　1972年，是美国的大选之年，四年一度的总统换届选举将在这一年11月份举行。从年初开始，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在为大选中能够获胜而展开积极的活动。
　　此时执政的总统，身为共和党的尼克松，眼看自己第一届四年总统任期即将任满，他舍不得离开总统的宝座，他决心争取连任总统，再干四年，为此，他煞费苦心，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尼克松在第一个任期内，已经树立起了自己的“光辉形象”。从政绩来看，尼克松在第一个任期内在内政方面建树不多，但在外交方面却是屡获佳绩。他一上台就提出了著名的“尼克松主义”，紧接着，着手设法从越南战争的泥潭中脱身，尝试同打了20多年“冷战”的对手苏联进行对话并缓和双边关系，更令世人吃惊的是，他摒弃了从杜鲁门到约翰逊历届前任总统的反华政策，果断、积极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善关系。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事后公报一发，轰动世界。就在美国大选之年的1972年2月，尼克松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北京的邀请，访问中国，同毛泽东、周恩来举行会晤，并发表了举世瞩目的“上海公报”。当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握着尼克松的手，并希望中美关系能够尽快改善和发展时，身为美国总统的尼克松竟不加思索地接上一句：“是的，‘一万年大久，只争朝夕’。”毛泽东的诗句竟恰到好处地被这位美国总统意味深长地引用，逗得当时所有在场的中国人都哈哈大笑。
　　访问中国的成功，为尼克松赢得了巨大的政治声誉。尼克松对此并不满足，他还要锦上添花，争取更多的功绩和声誉。离开北京后，尼克松又马不停蹄地于5月份访问了苏联，一下子与苏联签署了包括关于限制战略核武器条约在内的九个重要文件。
　　尼克松的外交旋风令全世界的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美国人更是对这位胆识过人的总统推崇备至。在这样的背景下，迎来11月份的总统大选，尼克松对争取连任确实感到胸有成竹、稳操胜券。何况，作为在职总统，与其他竞选者相比，他还有许多有助于竞选的便利条件可资利用，这些都为他的竞选胜利增加了保险系数。
　　久经政治风浪的尼克松并未被成功冲昏头脑，他清醒地意识到，在表面上有利的形势下，仍然潜藏着不利因素，对此决不能掉以轻心。比如，他的竞选对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麦戈文已经悄悄地对他构成了威胁。民意测验表明，公众对麦戈文也颇有好感，这从民意测验结果——俩人所获得的支持率几乎完全一样、都是42％可以清楚地看到。有鉴于此，尼克松所在的共和党必须使用足以致对方于死地的杀手锏，才能保证尼克松在11月的大选中一举获胜。
　　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麦戈文相比，尼克松在争取连任的竞选初期没能争得显著优势，但他的性格决定了他是一个不会轻易服输的人。在大学时代，尼克松就担任过学生会主席，并且为争取在校园内举办舞会（此前无此先例）而赢得了广大同学的拥戴。从那时起，尼克松就形成了自己的个性：凡是已经确定的目标，他就一定要努力追求，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挫折，他都会坚持不懈、契而不舍。正如与尼克松朝夕相处四年多的白宫办公厅主任哈里·霍尔德曼在他的《权力的尽头》一书中透露的：“尼克松在政治舞台上纯属是一个进攻型的竞选者。他的方针永远是进攻、进攻、再进攻。演说时他唇枪舌剑，为了击败对手，他会采取任何手段，不惜一切代价。”这种性格也支配着尼克松此次争取连任的竞选活动。
　　为了在竞选连任中获胜，尼克松专门成立了一个“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并挑选自己的好友，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这个约翰·米切尔早在尼克松当上总统之前就充当过尼克松的选举谋士。他曾与尼克松在同一个法律事务所共事，与尼克松是莫逆之交。1968年尼克松竞选总统时，米切尔曾为了争夺美国南部的选举地盘替尼克松积极奔走，而这些地区恰恰是尼克松选举战略上最薄弱的环节。米切尔在美国南部为尼克松获选作得了极大成绩，因此他成了尼克松顺利当选总统的有功之臣，深得尼克松的信任，特别是在尼克松执政初期，米切尔几乎成了总统的第一心腹。尼克松一走进白宫，就给了米切尔司法部长的头衔。从1969年1月至1972年2月，米切尔一直在这个职位上为尼克松效力。尼克松挑选米切尔出任“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主席道理就在这里。
　　尼克松摆出了一副势在必得的架势准备竞选，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这还得从尼克松当选37届总统谈起。作为第37届总统，尼克松虽然当选了，但他所代表的共和党在国会参、众两院席位中均为少数派，这使尼克松感到非常头疼，更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