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约星期二-第4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我们要战斗到胜利！”工会的头像士兵一样发誓说。
　　我感到既困惑又沮丧。虽然我在电视台和电台的打工是一份不错的副业，但报纸始终是我的生命线，是我生命中的氧气。当我每天早上看见我写的报道见诸报端时，我便知道，至少从某个意义上说我还活着。
　　现在它消失了。随着罢工的继续——一天，两天，三天——不断有令人焦虑的电话和谣言传来，说这次罢工有可能持续几个月。我所熟悉的生活方式被打乱了。原来每天晚上都有体育比赛需要我去采访，现在我只能呆在家里，坐在电视机前看。我已经理所当然地认为读者是非常需要我的专栏文章的，可我吃惊地发现缺了我一切照样进行得十分顺利。
　　这样过了一个星期，我拿起电话拨了莫里的号码，康尼让他接了电话。
　　“你来看我，”他的语调不像是询问而像是命令。
　　我能来吗？
　　“星期二怎么样？”
　　星期二很合适，我说。就星期二。
　　在大学的第二年，我选了他的另外两门课，我们跨出了教室，经常见面交谈。我以前从来没有和一个亲属以外的成年人这么相处过，但我觉得和莫里极容易相处，他也显得很快活。
　　“今天我们该去哪儿？”我一走进他的办公室，他兴奋地问。
　　春天，我们就坐在社会学系大楼外的一棵大树下；冬天，我们坐在他的办公桌前。我穿无领的灰色长袖衫和阿迪达斯运动鞋，莫里则穿洛克波特鞋和灯芯绒裤子。我们每次交谈时，他先听我漫无边际的聊天，然后将话题移到人生经验上，他提醒我说，金钱不是最重要的，这和校园里盛行的观点截然相反。他对我说应该做一个“完整的人”。他谈到了青春的异化问题，谈到了同周围的社会建立某种联系的必要性。有些事情我能理解，有些则不能，但这无关紧要。讨论问题向我提供了一个同他交谈的机会，我和我父亲从未有过这样的交谈，我父亲希望我将来当律师。
　　莫里讨厌律师。
　　“你毕业后想做什么？”他问。
　　我想成为音乐家，我说。弹钢琴。
　　“太好了，”他说，“但这是条很艰难的道路。”
　　是的。
　　“有许多行家高手。”
　　我早已听说了。
　　“但是，”他说，“如果你真的这么想，那就应该让你的梦想成真。”我真想拥抱他，感谢他这么说，可我不是很外向，我只是，点了点头。
　　“我相信你弹钢琴时一定很有活力，”他说。
　　我笑了。活力？
　　他也笑了。“活力。怎么啦，这个说法已经过时了？”
　　第一个星期二——谈论世界
　　康尼替我开了门。坐着轮椅的莫里正在厨房的餐桌旁，他穿一件宽松的全棉衬衣和一条更为肥大的黑色运动裤。衣服显得宽松是因为他的腿已经萎缩得脱了形——用两只手围住他的大腿部分已经绰绰有余。他站立起来的话，身高不会超过五英尺，也许六年级学生的牛仔裤他都能穿。
　　“我给你带来一些东西，”我说着递给他一只包装纸袋，我从机场来这儿的路上去附近的一家超市买了火鸡、土豆色拉、通心面色拉和硬面包圈。我知道他家里有许多食品，我只是想有所表示。我在其它方面一点也帮不了他。我还记得他对吃的爱好。
　　“哈，这么多吃的！”他高兴地叫道。“行，现在你得和我一起吃。”
　　我们坐在厨房餐桌旁，桌子四周放着柳条编制的椅子。这一次，我们不再需要弥补中断了十六年的信息，很快就转入了彼此都熟悉的大学时的谈话轨道。莫里提问题，然后听我回答。有时他会打断我，像厨师一样撒上一点我忘记了的或还没有领悟的佐料。他问起了报业的罢工，他始终无法理解双方为什么就不能靠开诚布公的对话来解决问题。我告诉他说，不是每个人都像他那么明智的。
　　他有时要停下来上厕所，这得花上些时间。康尼把他推到卫生间，然后抱他离开轮椅并在他小便时扶住他。他每次回来都显得非常疲乏。
　　“还记得我对特德·科佩尔说过的话吗，用不了多久就得有人替我擦屁股了？”他说。
　　我笑了。那样的时刻你是不会忘记的。
　　“唔，我想这一天就快来了。它令我很烦恼。”
　　为什么？
　　“因为这是失去自理能力的最后界限：得有人替我擦屁股，但我在努力适应它。我会尽力去享受这个过程。”
　　享受？
　　“是的。不管怎么说，我又要当一回婴儿了。”
　　这想法真与众不同。
　　“是啊，我现在必须与众不同地去看待人生。要能面对它。我不能去购物，不能料理银行的帐户，不能倒垃圾。但我仍可以坐在这儿注视那些我认为是人生重大的事情。我有时间——也有理由——去那么做。”
　　这么说来，我既带着幽默又有些尖刻他说，我想，要找到人生意义的关键就在于不倒垃圾。
　　他大笑起来，于是我也释然了。
　　等康尼把盘子端走后，我注意到了一叠报纸，显然他在我到来之前读过它们。
　　你还在关心时事？我问。
　　“是的，”莫里说。“你觉得奇怪吗？你认为一个快要死的人就不必再去关心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事了？”
　　也许。
　　他叹了口气，“也许你是对的。也许我是不该去关心它们了。毕竟我活不到那个时候了。
　　“但这又很难解释得清，米奇。正因为我在遭受痛苦，我就更容易想到那些比我还要痛苦的人。那天晚上，我在电视上看见波斯尼亚那儿的人在大街上奔逃，被枪打死，都是些无辜的受害者……我不禁哭了。我感受到了他们的痛苦，就像感受自己的一样。我并不认识他们当中的任何人，可是——该怎么说呢？——我非常……同情他们。”
　　他的眼睛湿润了。我想换一个话题，但他轻轻地拭了一下眼睛，挥手阻止了我的念头。
　　“我现在老是哭，”他说。“没事的。”
　　真不可思议，我暗自在想。我在新闻媒体工作。我报道过死人的消息。我也采访过那些不幸的家庭。我甚至还参加过葬礼。我从没哭过。可莫里却会为半个地球之外的人流泪。是不是人之将死都会这样，我问自己。也许死亡是一种强大的催化剂，它令互不相识的人也会彼此报以同情的泪水。
　　莫里对着手纸大声干咳起来。“你不会觉得奇怪吧，男人也流泪？”
　　当然，我脱口而出。
　　他咧嘴笑了。“嘿，米奇，说话别有顾忌，有那么一天，我会让你感到流泪并不是一件难堪的事。”
　　是啊，是啊，我说。
　　“是啊，是啊，”他说。
　　我们都笑了，因为他二十年前就这么说过。大都在星期二说。实际上，星期二一直是我们的聚会日。莫里的课大部分在星期二上，我写毕业论文时他把辅导时间也定在星期二——从一开始这就是莫里的主意——我们总是在星期二坐到一块，或在办公桌前，或在餐厅里，或在皮尔曼楼的台阶上，讨论论文的进展。
　　所以，重新相约在星期二看来是最合适的，就约在这幢外面栽有日本槭树的房子里。我准备走的时候跟莫里提了这个想法。
　　“我们是星期二人，”他说。
　　星期二人。我重复着他的话。
　　莫里笑了。
　　“米奇，你问及了关心别人的问题。我可以把患病以后最大的体会告诉你吗？”
　　是什么？
　　“人生最重要的是学会如何施爱于人，并去接受爱。”
　　他压低了嗓音说，“去接受爱。我们一直认为我们不应该去接受它，如果我们接受了它，我们就不够坚强了。但有一位名叫莱文的智者却不这么看。他说”爱是唯一的理性行为“。
　　他一字一句地又重复了一遍，“‘爱是唯一的理性行为’。”
　　我像个好学生那样点了点头，他很虚弱地喘着气。我探过身去拥抱了他。接着，我吻了他的脸颊。我感觉到了他无力的手按着我的臂膀，细细的胡子茬儿碰触在我的脸上。
　　“那你下个星期二来？”他低声问。
　　他走进教室，坐了下来，没说一句话，他望着我们，我们也望着他。起初还有笑声，可莫里只是耸耸肩。最后教室里死寂一片，我们开始注意到一些细微的声响：屋子中央的热水汀发着咝咝声，一个胖家伙呼哧呼哧喘着气。
　　有人狂躁不安起来：他准备等到什么时候才开口，我们在椅子上坐不住了，不时地看手表。有几个学生转向窗外，显得毫不在意。就这么整整过了十五分钟，莫里才低声地打破了沉寂。
　　“这里发生了什么？”他问。
　　大家渐渐地讨论起来——正如莫里所期望的——讨论了沉寂对人与人的关系的影响。沉寂为什么会使我们感到局促不安；而各种各样的响声又能得到什么有益的效果？
　　沉寂并没有让我感到不安。尽管我也会和朋友们嘻嘻哈哈互相嬉闹，可我不习惯在别人面前谈论自己的感情——尤其在同学面前。我可以静静地坐上几个小时，如果课堂是这么要求的话。
　　离开教室时，莫里喊住了我。“你今天没有发言，”他说。
　　我不知道。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我觉得你有许多想法。米奇，你使我想起了另一个人，他年轻时也喜欢把什么都藏在肚子里。”
　　谁？
　　“我。”
　　第二个星期二——谈论自怜
　　我下个星期二又去了莫里家。以后几个星期都是如此。我盼着去看他，这种欲望已经超过了一般的程度，因为我坐飞机跨越七百英里去看望的是一个垂死的人。可每当我与莫里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似乎处在一种时间的异常状态，我的心情会格外的舒畅。从机场到他家的路上我不再租打手机。让他们去等，我仿效莫里的话对自己说。
　　底特律的报业形势仍不见好转。事实上，由于发生了纠察队员和替补员工的激烈冲突，发生人们遭到逮捕、遭到殴打、躺在街上阻拦运报车的事件，整个事件正变得越来越疯狂。
　　在这种情形下，我和莫里的会面就像是一帖还人类之善良的清洁剂。我们谈人生，谈爱，谈莫里最喜欢的一个话题——同情，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如此缺乏同情心。前几次来的路上，我在一个叫“面包马戏团”的市场停了下来——他们那儿的食品袋我在莫里家也曾看到过，我猜想他一定喜欢这里的食品——我在熟食外卖处买了好几袋的东西，有蔬菜面条，胡萝卜汤和蜜糖果仁千层酥。
　　一走进莫里的书房，我提起袋子好像刚抢了银行似地大叫道。
　　“美食家！”
　　莫里转动着眼睛笑了。
　　我同时在观察他的病情有没有加重的症状。他的手指还能使用铅笔或拿起眼镜，但手已经抬不过胸口了。他呆在厨房和客厅的时间越来越少，更多的是呆在书房，那里有一张很大的躺椅，上面堆放着枕头。毯子以及一些用来固定他日见萎缩的腿和脚的海绵橡胶。他身边还放了一个铃，当他的头需要挪动或要“上马桶”（这是他的提法）时，他会摇一下铃，然后康尼，托尼。伯莎或艾美——他的家庭助手服务队——就会进来。摇铃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当他没能把铃摇响的时候他会感到沮丧。
　　我问莫里他是否自哀自怜。
　　“有时候会的，在早上，”他说。“那是我悲哀的时刻。我触摸自己的身体，移动手和手指——一切还能动弹的部位——然后为自己失去的感到悲哀。我悲哀这种缓慢、不知不觉的死法，但随后我便停止了哀叹，”
　　这么快？
　　“需要的时候我就大哭一场。但随后我就去想生活中仍很美好的东西，想那些要来看我的人，想就要听到的趣事，还想你——如果是星期二的话。因为我们是星期二人。”
　　我笑了。星期二人。
　　“米奇，我不让自己有更多的自哀自怜。每天早上就一小会儿，掉几滴眼泪，就完了。”
　　我想到有许多人早上醒来后会花上很多的时间自怨自艾。要是稍加限制的话会有好处的。就几分钟的伤心，然后开始一天的生活。如果莫里这种身患绝症的人能够做到的话，那么……
　　“只有当你觉得它可怕时，它才可怕，”莫里说。“看着自己的躯体慢慢地萎谢的确很可怕，但它也有幸运的一面，因为我可以有时间跟人说再见。”
　　他笑笑说，“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的。”
　　我审视着轮椅上的莫里：不能站立，不能洗澡，不能穿裤。幸运？他真是在说幸运？
　　趁莫里上厕所的空档，我随手翻开了放在轮椅旁边的《波士顿时报》。有一则报道说，在一个森林小镇，两个十几岁的女孩折磨死了一个把她们当作朋友的七十三岁的男子，然后在他的活动房里举行了聚会并向众人展示了尸体，另一条新闻是关于即将要开庭审理的一个案子：一个演员杀死了一个同性恋者，原因是后者在电视上说他非常喜欢他。
　　我放下了报纸。莫里被推了回来——脸上仍堆着笑容——康尼准备把他从轮椅扶到躺椅上去。
　　要我来吗？我问。
　　一时谁都没言语，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自告奋勇的。莫里看了看康尼说，“你能教他怎么做吗？”
　　“行，”康尼说。
　　照着她的话，我探过身去将前臂插进莫里的腋下，用力往自己这边拖，就像拖一根圆木那样。然后我站直身子，把他也提了起来。通常，当你把一个人提起来时，对方会紧紧抓住你，但莫里却做不到。他几乎是死沉死沉的。我感觉到他的头耷在我的肩膀上一颠一颠的，他的身体犹如一个湿面团紧贴在我的身上。
　　“哼——”他轻轻地呻吟起来。
　　我抱着你，我抱着你，我说。
　　就这么托着他的时候，我产生了一种无法描述的感情，我感觉到了他日趋枯竭的躯体内的死亡种子，在我把他抱上躺椅。把头放上枕头的一瞬间，我十分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我必须做些什么。
　　1978年我在上大学三年级，那时迪斯科舞和洛奇系列电影成了风靡一时的文化时尚。我们在布兰代斯开设了一门很特别的社会问题研究课，莫里称它为“小组疗程”。我们每星期都要讨论小组成员互相接触的方式，观察他们对愤怒、妒忌或关心等心理行为的反应。我们都成了人类实验鼠。常常有人在最后流下了泪。我把它称作是“多愁善感”课。莫里说我的感情应该更开放些。
　　那天，莫里让我们作了一次实验。我们站成前后两排，前排的人背对着后排的人。随后，他让前排的人向后倒去，由后排的同学将他们扶住。许多人都觉得不自在，稍稍往后倒几英寸便收住了身子。大家都窘迫地笑了。
　　最后，有一个同学，一个老是穿一件宽大的白色运动衫。长得瘦小文静的女孩把双手合在胸前，闭上眼睛，直挺挺地向后倒去，那架势真像立顿红茶广告里的那位掉进水池的模特。
　　那一瞬间，我肯定她会重重地摔倒在地。但情急之中，和她搭档的那位同学一把抓住了她的头和肩膀，毛手毛脚地把她扶了起来。
　　“哇！”好几个同学喊道，有的还鼓了掌。
　　莫里笑了。
　　“你瞧，”他对那个女孩说，“你闭上了眼睛，那就是区别。有时候你不能只相信你所看见的，你还得相信你所感觉的。如果你想让别人信任你，你首先应该感到你也能信任他——即使你是在黑暗中，即使你是在向后倒去。”
　　第三个星期二——谈论遗憾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二，我同往常一样带了几袋食品——意大利玉米面食，土豆色拉，苹果馅饼——来到了莫里家。我还带了一样东西：一只索尼录音机。
　　我想记住我们的谈话，我对莫里说。我想录下你的声音，等……以后再听。
　　“等我死后。”
　　别说死。
　　他笑了。“米奇，我会死的，而且很快。”
　　他打量着这台新机器。“这么大，”他说。我顿时有一种冒犯的感觉，这是记者们常有的，我开始意识到，朋友之间放上一台录音机确实会令人觉得异样和不自然，现在有那么多人想分享莫里的时间，我这么做是不是索取得太多了？
　　听着，我拿回录音机说，我们不一定要使用这玩艺。如果它让你感到不自在——他拦住我，摇摇手指，又从鼻梁上取下眼镜，眼镜由一根绳子系着挂在脖子上。他正视着我说，“把它放下。”
　　我放下了机器。
　　“米奇，”他接着说，语气柔和了些，“你不明白。我想告诉你我的生活。我要趁我还能讲的时候把一切都告诉你。”
　　他的声音变得更弱了。“我想有人来听我的故事。你愿意吗？”
　　我点点头。
　　我们静静地坐了片刻。
　　“好吧，”他说，“按下录音了？”
　　实情是，这台录音机不仅仅起着怀旧的作用，我即将失去莫里，所有的人都即将失去他——他的家庭，他的朋友，他以前的学生，他的同事，和他十分有感情的时事讨论小组的伙伴，他从前的舞友，所有的人。我想这些磁带或许能像照片或影带那样，不失时机地再从死亡箱里窃取到一些东西。
　　但我也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一他的勇气。他的幽默。他的耐心和他的坦然告诉了我——莫里看待人生的态度是和别人不一样的。那是一种更为健康的态度，更为明智的态度。而且他即将离我们而去。
　　第一次在“夜线”节目中见到莫里时，我不禁在想，当他知道死亡已经临近时他会有什么样的遗憾。他悲叹逝去的友人？他会重新改变生活方式？暗地里我在想，要是我处在他的位置，我会不会满脑子都是苦涩的念头，抱憾即将失去的一切？抱憾没有吐露过的秘密？
　　当我把这些想法告诉莫里时，他点点头。“这是每个人都要担心的，不是吗？如果今天是我的死期，我会怎么样？”他审视着我的脸，也许他看出了我难以作出选择的心理。我想到有那么一天，我在写新闻稿时突然倒在了工作台上，当救护人员把我抬走时，主编们却急着拿我的稿子。
　　“米奇？”莫里问。
　　我摇摇头，没吱声。莫里看出了我的矛盾心理。
　　“米奇，”他说，“我们的文化不鼓励你去思考这类问题，所以你只有在临死前才会去想它。我们所关注的是一些很自私的事情：事业，家庭，赚钱，偿还抵押贷款，买新车，修取暖器——陷在永无止境的琐事里，就为了活下去。因此，我们不习惯退后一步，审视一下自己的生活问，就这些？这就是我需要的一切？是不是还缺点什么？”
　　他停顿了一下。
　　“你需要有人为你指点一下。生活不会一蹴而就的。”
　　我知道他在说什么。我们在生活中都需要有导师的指引。
　　而我的导师就坐在我的对面。
　　好的，我暗想。如果我准备当那个学生，那我就尽力当个好学生。
　　那天坐飞机回底特律时，我在黄拍纸簿上列出了一份目录，都是我们要涉及到的话题，从幸福到衰老，从生育到死亡，当然，这类题材的自助书有成千上万种，还不包括有线电视里的节目和九十美元一小时的咨询课。美国早已成了兜售自助玩艺的波斯集市了。
　　但好像还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该去关心他人还是关心自己的心灵世界？该恢复传统的价值观还是摈弃传统？该追求成功还是追求淡泊？该说不还是该去做？
　　我所知道的是：我的老教授莫里并没有去赶自助的时髦。他站在铁轨上，听着死亡列车的汽笛，心中十分清楚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需要这份醒豁。每个感到困惑和迷惘的人都需要这份醒豁。
　　“向我提问题，”莫里一直这么说。
　　于是我列出了这份目录：
　　死亡
　　恐惧
　　衰老
　　欲望
　　婚姻
　　家庭
　　社会
　　原谅
　　有意义的人生
　　当我第四次回到西纽顿时，这份目录就在我的包里。那是八月下旬的一个星期二，洛根机场的中央空调出了故障，人们打着扇子。忿忿地从额头上擦去汗水，我看见的每一张脸都像吃人一般的可怕。
　　大学的最后一年刚刚开始时，我已经修完了好几门社会学课程，离拿学位只差几个学分了。莫里建议我写一篇优等生毕业论文①。
　　我？我问道。写什么？
　　“你对什么感兴趣？”
　　我们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决定写体育。我开始了为期一年的论文课程，写美国的橄榄球如何成为了一种仪式、成了大众宗教和麻醉剂。我没想到这是对我今后事业的一次实习和锻炼。我当时只知道它为我提供了与莫里一星期见一次面的机会。
　　在他的帮助下，我到了春天便写出了一份长这一百十二页的论文，论文有资料，有注释，有引证，还用黑皮子作封面，装订得十分漂亮。我带着一个少年棒球手跑出他第一个本垒打后的那份自豪和得意，把它交到了莫里的手里。
　　“祝贺你，”莫里说。
　　他在翻看我的论文时我好不得意。我打量着他的办公室：书橱、硬木地板、地毯、沙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