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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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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此期间，只要天气条件允许，敌人就会发起猛烈进攻以夺占并固守我方警戒阵地，尤其是“铁三角”左右两角铁原和金化附近的警戒阵地。
现在，南朝鲜人占半数以上的联合国军几乎在各种情况下都能够坚守我方重要的警戒阵地，或者以反冲击重新夺回丢失的阵地，而且，在好几个地点，他们甚至插入中国军队防御纵深，夺占并据守一些制高点。在这些发生在警戒阵地上的战斗中，敌人遭受了重大损失。
在中国人撤退之后，常常可以在战场上发现他们的好几百具尸体。深秋时节，敌人在东部地段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进攻，企图突破我主要抵抗线。但是，敌人刚刚取得突破就被击退，我防线随即又恢复了原先的态势。由于敌人仍然依靠其惯用的战术，所以又一次付出了重大伤亡。这种战术使部队不顾伤亡地向我阵地冲击，因而敌人在我炮火之下尸横遍野。
在我空军和海军不断进行猛烈而准确的轰炸的情况下，敌炮兵仍得到了加强。从落在我方前线阵地上的各种口径的炮弹数量不断增加这一点可以看到其加强的程度。
一九五二年九月的某一天，有四万五千余发炮弹落在第8集团军的阵地上。十月份，在联合国军防线上创造了一天落下九万三千发炮弹的纪录。敌人还提高了射击精度，改进了战术。这时，他们已能做到集中火力打击一个单独的目标，尔后不时地转移火炮，以避免被我测出其发射阵地的位置。
由于实施了范弗里特新制定的紧张的训练计划（这是一项他完全可以引以自豪的计划），南朝鲜军队已经发展成一支能打仗、有信心的战斗部队。这样，范弗里特才得以将他们使用到各个防御地段上。到一九五二年年底，前线部队总数的四分之三几乎都成了南朝鲜部队。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部署在前线进行防御的十六个师中，南朝鲜师占十一个，美国陆军师占三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师一个，再就是英联邦的一个师。还有一些南朝鲜部队曾用于加强美军的一些师，如美军第1陆战师得到了一个南朝鲜陆战团的加强。范弗里特掌握的预备队中有一个南朝鲜师和三个美军师。
一九五三年一月又调整了部署，在前线增加了十二个南朝鲜师和联合国军的八个师。增加的兵力大部分放到了铁三角底边的第9军防御地带内。在这里，敌人曾不顾一切发动过一次进攻，企图突破主要抵抗线，夺取我制高点上的警戒阵地。此时，第8集团军和南朝鲜军的总兵力已达到七十六万八千人，其中包括勤务部队和警卫部队。沿着犬牙交错的战线与他们对峙的是将近一百万中国人和北朝鲜人——在前线，部署有中国七个集团军和北朝鲜两个军，总兵力为二十七万人；预备队由十一个中国集团军和一个北朝鲜军（共五十三万一千人）
组成。
一九五二年的空战达到了朝鲜战争中前所未有的规模。八月二十九日，第5航空队对平壤进行突袭时出动了数百架飞机，其中包括陆战队、空军、海军以及澳大利亚和英国的飞机。在这次大规模突袭之后，作为敌补给中心、维修基地、铁路枢纽、部队集结地域以及军事首脑机关所在地的北朝鲜首都几乎成了一片废墟。敌人对这次升级的轰炸所作出的反应是急剧增加了米格截击机的出动数量，以对付我们的“佩刀”式喷气机。但是，我们受过优越训练的飞行员保持了制空权。一九五二年九月，第5航空队的飞行员击落了六十四架米格—15飞机，自己仅仅损失了七架“佩刀式”喷气机。
在冬季的几个月中，全线的战事变成了小规模的巡逻行动和袭扰性进攻。在战争的这一阶段，敌人似乎专门采取一些伏击行动。我们的巡逻队常常发现敌人埋伏在深谷和山坡的丛林中。尽管双方明显处于相持状态，但整个战线仍不断发生伤亡。在防御作战中，要想坚守阵地而又不采取任何行动，这是根本不行的。敌人过于强大，我们增加这点有限的兵力不可能迫其向北后退。尽管如此，我们仍须实施积极防御，仍须将敌人阻止在距我主要防线适当距离之外，而且，还须限制敌人加强其防御力量。在这种战斗中，还必须保持作战部队的进击精神，因为一旦斗志松懈，就会使部队完全丧失警惕，部队在遭受突然袭击时就会迅速瓦解。因此，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在战线的某些地段总要发生一些激烈的战斗。我们顽强地守卫着自己的警戒阵地，使敌人无论得到什么东西都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夏季，整个战线的许多关键性高地曾数次易手。当时，为夺回一些被敌人暂时夺走的阵地，我们在此次战争中最强大的炮火集中支援下，在猛烈的空中突击配合下，曾坚决地实施了多次反冲击。有几个警戒阵地我们认为不值得花费代价再重新夺回来。不过，总的来说，从黄海之滨富庶的平原到日本海的崎岖海岸，我们的整个防线防守得很牢固，有些地段甚至还得以稍稍向前推移。
我们逐渐使中国人体会到，他们用任何部队都无法使停火线向南推移。
在战争的最后一个冬季，战斗的规模再次缩小，变成了双方沿警戒阵地巡逻的、双脚冻僵的巡逻队之间的冲突，只是第8集团军为防止敌工事构筑得过于坚固才偶尔对中国和北朝鲜阵地发起十分猛烈的袭击。在突然同时实施集中的炮火袭击和密切协同的近距离空中突击之后，位于各个地带的联合国军小部队就会立即出动，捕捉、击毙和赶走敌人，然后将其工事破坏。春天的气息刚刚返回大地，敌人便开始反击（在朝鲜，春天并不总是充满了鲜花和烟草）。这时，第8集团军换了一位新的司令，即马克斯韦尔·泰勒中将。他替换了范弗里特。范弗里特即将退出现役。
战斗首先在西部地段重新打响。中国人力图通过进攻美第2师和第7师控制的高地在西部地段突破我主要抵抗线。他们穿过了地雷场和铁丝网，把防御者赶下了山头，几乎在这一地区达成突破。为此，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只是在我们的多次反击下他们才撤了回去。我们以密集的炮火猛烈轰击了他们的退路，使他们又遭受了重大伤亡。
在第7师防御地段上，即铁原西北，中国人在付出大约七百五十人生命的代价后夺占了一个设在一座山头上的主要防御阵地。再往西，他们为迫使第1陆战团由警戒阵地南撤也发动了一次进攻。可是，经过数日的反复争夺、彻底战斗以及用猛烈的炮火孤立战场，陆战队员们终于重新建立并牢固地控制了警戒阵地。与此同时，敌人继续伏击我巡逻队和袭击小分队，在交战中给我们造成了不少的伤亡。新当选的总统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十二月份视察了朝鲜，保证要早日求得和乎。可是，在整个战线上，和平仍然象幻梦一样遥远。
春意盎然的时节，积雪溶化，稻田里的粪肥散发出水果般的清新气味，战场又出现了短暂的宁静。这是因为，道路泥泞无法通行，河溪水源流急无法徒涉。另外，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原因，就是板门店的谈判代表们终于静下心来，相互间开始作出让步了，尤其在遣返战俘的问题上。
因此，甚至总是对停战的传闻持怀疑态度的前线士兵们也开始相信停战大概真的指日可待了。四月十一日，终于达成了一项以六百零五名联合国军战俘交换十倍于此的敌军战俘的协议。我军士气高昂，这应归功于许多因素：我们已具备了抗击敌进攻的能力，我们有日益增强的空军，这支空军向地面部队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的机动性有了提高。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实行了轮换制度，使许多服役到规定期限的老兵获得了回国探亲的机会。这时，联合国军除那些长期以来一直与我们一起战斗的澳大利亚和英联邦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许多部队之外，还包括有来自许多国家的部队：荷兰、土耳其、希腊、菲律宾、挪威、瑞典、哥伦比亚、法国、印度、甚至还有泰国的部队。为了满足食物、服装、宗教信仰诸方面的独特习惯，我们的后勤补给部队遇到了许许多多很伤脑筋的小问题。
荷兰人想喝牛奶，而法国人却要喝酒。穆斯林不要猪肉，印度教徒则不吃牛肉。东方人希望多食用一些大米，但欧洲人却想得到更多的面包。为了适合土耳其人的特点，鞋子必须做得特别地肥大。而对于泰国人和菲律宾人，鞋子又不得不做得特别地瘦校对于身材矮小的东方人来说，美国的衣服显得太大。只有加拿大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比较容易适应美国的食物和服装。尽管如此，我第2后勤部还是解决了所有的问题，满足了全部要求。
战争中，首当其冲的主要是地面部队的士兵。但是，海、空军亦不断勇敢地而且常常是默默无闻地作出他们的贡献。沿着北朝鲜海岸有一些岛屿，上面有亲南朝鲜政权的游击队在活动。他们需要补给和我方炮火的支援。这些只有我们的海军可以提供。敌元山港几乎不断处于我舰炮火力轰击之下。我们的大小舰艇紧靠朝鲜海岸线进行巡逻，以保持对敌人的严密封锁，并防止敌军沿我东西海岸的两翼实施机动。
空军、海军陈战队以及海军的飞机不间断地监视敌人的防线，狠狠打击敌军运送部队和补给品的车队。使北朝鲜工业体系很大一部分遭到破坏和摧毁，此外还在陆上和海上担负了极其危险的救援任务。虽然当时直升机的运用无论在效率上和数量上均未达到迄今在东南亚战场所达到的水平，但是，我们当时已开始采用从直升机上用缆绳将出事的人员从海上救起并运往安全地带的方法了。我们还用直升机将身受重伤的士兵在一两小时内从被孤立的高地上运往后方外科医院，否则，可能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才能将伤员运到医院。此时，我们的飞行员执行低空轰炸任务就如炮兵执行任务一样习以为常。有时，他们在执行低空轰炸任务时根据地面指挥官的直接命令与部队行动进行协同，取得的效果甚至超过了炮兵。
泰勒将军象范弗里特和我以前一样，在和平似乎就要来到时，并不愿意为换取朝鲜的土地而眼看着牺牲许多的生命。但是，一九五三年四月，当敌人认为必须以“胜利”来结束这场战争时，泰勒对他们是有非常充分的准备的。
四月底，第8集团军的观察人员报告，敌人的活动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正在由北面不断调部队占领靠近战线的许多阵地。敌炮兵和坦克也都进入了阵地，以便提供近距离支援。
此外，我方巡逻队在执行巡逻任务时，在双方警戒阵地之间与敌部队的遭遇远较过去频繁。
一九五三年，将近五月底时，中国人开始了最后一次攻势，发起了一系列进攻行动，这些行动一直持续到差不多就要在停战协定书上签字时为止。他们首先突击了处于铁三角底边的第9军防御地段。象以往一样，他们将首次打击的矛头指向了南朝鲜人的阵地。敌榴弹炮、追击炮炮火异常猛烈，而且，中国人以团规模的部队发起了进攻。
可是，这一次南朝鲜人稳稳地守住了阵地。在军、师炮兵的集中射击下，中国人撤退时遭到严重杀伤。在过去的一年中，我军在这一地区的力量大大加强，从而使这段防线变得几乎坚不可摧。
中国人又进行了一次尝试，对第1军防区内的五个警戒阵地发起了一次进攻，这些阵地是由第25师的土耳其旅负责防守的。这里的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中国人显然决心要不借一切代价夺取这几个阵地。土耳其人与中国人进行了白刃格斗。当敌人直接穿过他们自己的迫击炮和火炮弹幕发动进攻时，土耳其人与中国人展开了交手战。
在被敌人的第一次冲击压回去之后，土耳其人发起了猛烈的反冲击，并夺回了他们曾坚守的两个警戒阵地，但是，在其他几个警戒阵地上，他们无法将中国人赶走。在两天的战斗中，敌军为夺取这三个阵地付出了惊人的代价：估计约有二千二百人被打死，一千零七十五人受伤。士耳其人损失四百七十一人，其中一百零四人是在战斗中被打死的。
这些进攻后来证明只是一些牵制性的行动。敌人一直寄予希望的主要攻势显然要降临到某一其他的地段上。终于，到了六月十日，就在战争行将结束的六周以前，中国人为使战线向南推移发动了主要攻势。这是自一九五一年春季攻势以来敌军对我军进行的一次最强大的打击。同春季攻势一样，这次攻势是在黄昏时分首先以猛烈的炮火准备开始的。战斗首先在南朝鲜第2军控制的地带打响。这里靠近金城，位于铁三角和“大钵”之间大约一半路程的地方。联合国军防线在这里由北汉江两侧向北突出。中国人首先以营、团规模的协同进攻攻击了由南朝鲜第5师防守的北汉江东岸的阵地。他们很快便迫使南朝鲜人从其主要抵抗线向南后退了半英里。南朝鲜人发动的反冲击未能恢复防线原先的态势。中国人第二天又恢复了攻势，迫使南朝鲜人在此后的五天中不断后撤，直到从他们的原阵地向南后撤了大约三英里左右。与此同时，在北汉江西岸，中国人的另一个师突破了南朝鲜第8师的防线，在两天之内便包围了右翼的那个团，迫使该师向深远地区后撤。另外还有一支中国部队以有限兵力在第10军控制地区的左冀实施了一次牵制性进攻。这次进攻本来是很容易阻止的，可是，南朝鲜第5师撤退后接着又发生了第8师的退却，使第10军左翼受到威胁，迫使该军在这一地区稍稍后撤了一段距离。后来，由于南朝鲜第5师在北汉江突然向东转折的地方（这在南朝鲜人和敌人之间形成了一道障碍）建立了一道新的防线，同时，由于南朝鲜第8师在中国人发动攻势时该师所处位置以南大约四英里处建立了新的防线，整个防线总算稳固下来。
中国人在西线进攻第1军时还取得了一些小的胜利。
在东段，他们迫使第10军进行了一次规模很小的后撤。但是，不到十天，这些攻势就被迫停了下来。大约就在此时，泰勒将军得到了从日本调来的大量增援部队。他们是第187空降团战斗队和第34团战斗队（欠一个步兵营）以及随后调来的第24师所属两个步兵团。这支新的力量使他稳稳地顶住了中国人在这次攻势中于七月开始的最后一个阶段的进攻。在六月份的进攻中，中国人夺取了几个制高点，并且在八英里宽的正面上夺占了不少地区。但是，他们为此损失了大约六千六百人。在这些战斗中，南朝鲜第2军也遭受了重大损失，伤亡、失踪人数超过了七千三百人。
中国人在七月份发动的攻击矛头指向南朝鲜首都师。
该师当时负责防守第9军右翼的地段，这一地段在铁三角的右侧顶点金化附近。中国的三个师突破了首都师的防线，形成对该师的合围之势，几乎将该师吃掉。在这种情况下，首都师在一片混乱中向后撤退。再向东，是南朝鲜第2军的左翼，由于首都师的撤退，这里已危险地暴露在敌人面前。在这一地段，中国的一个师向南朝鲜第6师发动了进攻，并迫其逐渐向南撤退。这一退却所危及的南朝鲜第3师和第8师有组织地撤至金城江南岸一道新的主要抵抗线上。新近补充给南朝鲜第2军的南朝鲜第7师将中国人赶出了沿江的高地，从而为建立这条新防线助了一臂之力。这时，我们沿战线已部署了足够的兵力，本可以重新恢复过去的防线。但是，板门店的双方谈判代表实际上已经达成协议，而且，付出许多生命去夺取对第8集团军的安全来说毫无价值的地区，也未免太愚蠢了。
七月十九日，正好是南朝鲜第3军建立起新防线的前一天，在板门店达成了最后协定。
后来，联络军官和参谋军官们又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划分非军事区分界线。这个星期，整个战线比较平静。
七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时，哈里逊将军代表联合国军，南日将军代表中国人和朝鲜人，在协定书上签了字。当晚十时，双方停止射击。没有出现其他战争结束时所能看到的那种狂欢和向对方表示友善的场面。士兵们只是相视而笑，或者疲倦地坐倒在地上，要么围着一大壶威士忌，分享着欢乐。在被炮火削得光秃秃的山脊上，人们只是因为能够从地下的洞穴中爬出来，在不用担心遭到射击的情况下放眼乡村田野，便感到几乎是十分惬意了。
从战争爆发到此时，经历了三年一月又两天的时间。
从史密斯特遣部队，这支人数不足、火力很弱、缺乏准备，但却由一批勇敢的普通士兵组成的部队，采取我们近代军事史上最了不起的但宣扬也是最少的迟滞行动到此时，则恰好经历了整整三年左右的时间。
第九章
问题与答案———麦克阿瑟问题大论战的实质————军事上与政治上的影响
为了换得一种不稳定的和平（正如艾森豪威尔将军告诫全国时指出的，在世界范围的斗争中，这种和平“只不过是单独在一个战场上实现的停火”），我们失去了无数宝贵的生命。人们本指望在此之后能很好地吸取和运用我们以如此昂贵的代价换来的所有经验教训。
可是，那些令人嗤之以鼻的陈辞烂调至今仍不绝于耳。而那些在一九五一年五月和六月的大辩论中（当时，美国的远东政策在参议院受到了苛评）明确提出的宏伟国家目标，却竟然好象被我们的许多公民给忘记了。
当时，参议员理查德·技塞尔曾发表过这样一段讲稿：“我们对于在远东实行何种合理政策可能存在着分歧。我们对于战略问题可能各执己见。我们在个性上可能相互有别。但是，在为自由和正义献身时，我们会团结一致；我们维护我们的制度和法规的决心将始终不渝。我们希望我们的制度、法规得到维护，不受侵犯。但是，我们的制度和法规固然要维护，美国人民的目标却不应为这场考验人的严峻论战中暴露出来的任何问题所动遥”这些目标过去当然是，而且今后仍将是：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独立，坚持国家的道义和基本原则。我们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所有交往活动必须着眼于最终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在自由世界的领导责任要求我们必须采取一种强硬的对外政策。如果说我们没有从这场战争中学到别的东西，那么我们至少懂得了在这种强硬政策受到挑战时，企图以兵力单薄的武装力量为后盾来贯彻这种政策，那将是愚蠢的做法。更确切地说，朝鲜战争使我们再一次尝到了我们最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尝到过的那种教训的滋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恐怕当时活着的没有哪一个政治家或政界人物能够说服我们厌战的人民同意让自己的儿子继续去当兵打仗。正如我在第一章中已经说过的那样，只有少数几个人反对这样轻率地不顾后果地拆除我们庞大的军事机器，而他们的警告又很快为报刊、电台、官迷以及各处老百姓的呼声所淹没。军队复员一旦开始，便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这股洪流。就象对待我们手中的刀剑一样，我们的军舰，任其锈蚀，我们的飞机，任其损坏，我们各种强大的战时工业，则任其转变为平时工业或干脆废弃。我们精神上的马奇诺防线（我们对联合国以及对我们原子弹的威慑力量充满了信心）使我们产生了一种安全感。因此，我们的心思就转向了挣钱、球赛、新式的汽车和崭新的寓所、方便生活的各种新设备、度假，以及购置我们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享用过的无数生活必需品。作为各军兵种骨干力量的千千万万有技术、有经验舱士宫和技术人员很愉快地认为，自己已完全尽到了对祖国的义务，因而脱下了身上的戎装。如果他们能早几年预见到，自己又得匆匆地返回军队，急速地准备行装，气都来不及喘一口就被仓促地运往（而且常常采取空运的方式）一个新的战场，那么，当初就连他们也会要求国家停止单方面裁军的。可是，在那些日子里，谁要是认为我们可能还要打一场除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之外的其他什么战争，那就会被人觉得荒谬到极点，而爆发世界大战看来又极不可能。有限战争这个概念还有待今后被人们所认识。我们的人民当时总喜欢认为，不用踏上敌人的国土而完全通过海、空力量和核弹就可以进行任何战争并赢得任何战争。
我们对未来情况所作的可悲的错误判断，丝毫也不能归咎于战略和战术方面的情报不足。不，我们只是未能对手中掌握的情报作出正确的分析。我们对事先可以预见到助很可能要发生的意外情况未能拟定相应的方案。我们忘记了我们外交地位的强弱要取决于作为其后盾的军事实力。我们在远东几乎没有留下任何陆军部队。而我们在那里的那点部队，用麦克阿瑟的话说，又只适于担负占领军的任务而不是作战任务。在欧洲的情况也大抵如此。
我在前面已经指出，把那些参加过长期战争、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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