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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浪之水-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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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子白盼一场，还那么揣着？再揣那么几年，我母子陪着你一辈子吹灯了。”我毫无表情望着她，她也不在乎，抿嘴笑一笑，出去了。那一笑像把我胸膛里的炸药库点了火，我抓起一只杯子刚举起来，她的背影已从门边消失。
第二天董柳还是去银行取了钱，回来她说：“钱是取回来了，不过还是要尽快补回去，一个家总不能没有点钱垫着，万一我一波应急要用点钱呢，对不对？”我说：“你说的总是对的，你什么时候错过，就算你说错了也是对的，因为是你说的。”她说：“那讲好了，下个月起你只能留五块钱在身上做零用钱，留十块，那太浪费了。”我说：“你说的就是对的，不过……”她马上问：“不过什么？”我说：“不过……不过也没什么可不过的，对不对？”
下午刚下班回家，楼下就有汽车喇叭响，董柳探头到窗外瞧了瞧说：“任志强来了。”我说：“我们自己去，要接干什么！”说着任志强进来了，车钥匙套在手指上，在眼前晃来晃去，头随着钥匙的移动一摆一摆的。董卉腆着肚子跟在后面。任志强说：“妈，我特地来接您，给您祝寿，六十是大寿啊！”岳母说：“志强你开车要小心，你现在是快做父亲的人了。”任志强说：“妈，您说的我敢不听？等会瞧我开车吧，保证比蚂蚁还慢，够小心吧！”我看他那得意的样子，嘴角一抿，想显出那种不冷不热深不可测冷眼旁观的笑意，可刚刚显出来又马上感到了不合适。我有这个心理优势吗？凭什么？我弄不懂自己。一辆车有什么了不起，有几个钱又有什么了不起？可我怎么会失去居高临下的勇气？我不明白自己。可我确切地感到，不知为什么，我与任志强在心理上的那种位置关系，在不觉之间发生了难以说明的变化，这点变化让我那点深不可测的笑意挂不到脸上来。任志强对董柳说：“姐姐，有时候我真的想不通呢，蒋经理他比我高了那一篾片，他就开本田，我只有丰田。过几个月房子建好了，他住三楼，把我挤到五楼去了。这一篾片，硬是气死人。他是个职业革命家，他懂业务？不是我把货款搞定了，他开车？他住新房子？我给自己定了一个两年计划，无论如何都要把这个副字去掉。前面给你缀一个副字，一点做人的感受都没有。我就知道林彪他为什么拼死拼命也要搞政变了。副主席，他睡得着？”董柳说：“你有什么办法去掉？也给大家介绍介绍，让我们大家也学一学。”说着眼睛往我身上一轮。我拿起一张报纸，展开了遮住半个身子，靠在床上看，口里说：“报上说北京上海都刮起了抢购风，大概要刮到我们这里来了，要买什么就赶快。”董柳没听见似的，催任志强说：“给大家介绍介绍。”任志强说：“姐夫在机关工作，还要我讲？是吧，姐夫？”我说：“我在这方面没什么经验。”任志强说：“首先要给关键的领导一个好印象吧，这算经验？姐夫又要骂我了，这算经验？我们小人物只能围着地球转，总不能要地球围着自己转吧。这算经验？”接着讲了一个故事，前几天他哥哥带着儿子去县长家去拜年，县长家养了几只乌龟，儿子就抓在手上玩，有只乌龟爬到床下面去了，就钻到床下去捉。出门时告诉爸爸，床下摆满了酒。哥哥刚好是送了一对茅台，心里就后悔了，没送到点子上。他说完总结说：“一点小事也要站在人家的角度反复考虑，要特别到位才行。看起来送东西是跟不上时代了。这算经验？”董卉说：“你侄儿还机灵呢，知道出了门再讲，才四岁呢。”岳母说：“那他将来也是一块当官的料子。”
任志强开车带我们去枫叶宾馆，一路上话题总离不了这辆车。他说：“这车开起来感觉还是差了一点，蒋经理开了一年多，才转到我手上来。红颜色也太刺眼了，没劲，最好是墨绿色，那才显出高贵的气派呢。”董柳说：“开进口车还说没劲，我有一辆的永久单车就觉得劲头很足了。”我说：“今天妈妈过生日，没劲的事都不说，说有劲的事，大家都高兴高兴。”任志强说：“这车没劲，太没劲，我都不想说它了。”可隔了几分钟，他又说起了这辆车，兴奋地晃着头说：“没劲，太没劲了，别人吃了头遍要我吃第二遍，有什么劲！”从枫叶宾馆回来，我问董柳这顿饭花了多少钱，她说：“不知道。”我说：“说好你和董卉一人一半的。”她说：“任志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把单买了，也好，不然这个月我们都过不去了。”我说：“任志强这是打你的脸呢，你以为他凭白无故那么大方？”她说：“管他打什么，钱省在我口袋里了，我给我一波也买点东西。”我用手指她说：“几个钱你把自尊心都卖掉了，你以为你占了便宜，你吃亏大了，不是一般的大，是太大了。”她说：“我不玩虚的，别人付了钱我还去恨他，我想不清这个道理。”我说：“近视眼近视眼，只看见眼皮底下那点看得见的东西，看不见的东西，都不去看它？”董柳笑了说：“看不见的东西，我怎么去看它？”我说：“看不见的东西比看得见的东西更是个东西，你什么时候会明白这个道理！”她说：“这个道理我早就明白，但那是有钱人的道理，大人物的道理，我们没钱的小人物道理要反过来讲。”我叹气说：“道理还有你这么讲的，这个世界越来越讲不清了，本来讲得清的也都讲不清了！任志强就凭他还可以甩派头，这个世界真的不像个世界了。”她说：“潮流来了，人人都知道要跟着走，你去跟它讲道理，它把你甩到后面去，理都不理你。”我说：“人人都聪明，都跟着走，那就太它妈的了，天下总还要几个傻瓜。”睡觉之前我对董柳说到办公室拿个材料，就下了楼。近来我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觉，觉得这个世界跟自己心里认识的世界并不是同一个世界，自己对世界的想象与世界给自己的经验，越来越合不上拍了。九十年代，世纪之末，天忽然就翻过来了吗？
我走在大街上，想体会一下自己对世界的感觉。眼前的一切并不奇怪，都很正常。下夜班的人在等车，高声议论什么。一对恋人手牵手缓缓走过去。洒水车开过来，放着轻柔的音乐。骑单车的人把铃按得飞响，一闪而过。我看着自己的影子在路灯下一长一短，忽然有了一种可怜自己的意思。我并不傻，可就像被什么东西罩住了似的，伸不出头！要说怨谁吧，谁也怨不着。那么怨自己，可自己又错在哪里！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要把自己的头摁下去，摁下去，拼命挣扎着想抬起来，却还要再摁下去摁下去。你不知道是谁在这么用力地摁着你，可他就是死死地摁着不松手。我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设想也许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越想做点什么，就越没有什么给你做，你越想把腰挺起来，就越叫你挺不起来，心里空荡荡的过了这么几年，根本没在生活中扎下根来，这滋味真不是滋味啊。读书时的理想一点都没有实现，相反，那理想本身倒越来越渺茫越来越抓不住了。剩下的就想做个好人，相信总有公正在时间路口等待吧。现在连这点信念都变得犹豫起来。有谁理解自己，又有什么在等待？连董柳也不愿理解，不愿等待，那么还能指望谁来理解谁在等待？那么还剩下什么？就是眼皮底下那点东西，董柳看见的那点东西。我并不傻，我看得见路在哪里，可是我迈不出去。我实在没有办法如此现实地去设想人生，这实在是太现实也太残酷了。你就是你，在那个时间的瞬间，在那个空间的角落生存着的你，如此而已。这实在是太现实也太残酷了，我不能接受这样的结论。可是，我凭什么拒绝，凭什么反抗？我不能回答自己。我需要一种拒绝的理由，一个反抗的支点，我找不到这个支点，这实在是太现实也太残酷了。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起地球，天啊，给我一个支点吧。
在大街上这么走着，我看见路边有一个人担着担子，打着手电筒，在垃圾堆里翻找着什么，是个捡破烂的人。我走过去打招呼说：“师傅，这么晚了还在工作？”他站直身子望我一眼，不理我。我说：“朋友，你这一天能挣多少钱呢？”他望着我犹豫了一下说：“你喊我？”我说：“朋友，我是喊你呢。”他说：“你喊我，朋友？”我说：“朋友。”他说：“有什么事，这里不准翻？”我说：“谁说不准翻？问你这一天能挣多少钱？”他迟疑地说：“多少钱？一口饭钱吧。”我说：“都这么晚了还在工作呢。”他说：“不干谁给你饭吃？到明天早上就没我的份了，别人来过了。”我说：“很辛苦啊，朋友。不过也好，不要想那么多事。”他凄然一笑说：“好？相声也不是这么说的啊。”我摸摸口袋，想给他一两块钱，却没有带钱出来。我往回走，上楼的时候，感到了一阵莫名其妙的轻松，又自嘲地笑一声，推开了房门。
一波慢慢长大起来，我发现自己对他的感情在不知不觉中有了变化。以前吧，我也爱他，也挂记着他，可并没有那种入骨入髓的感觉，还觉得董柳那种不可理喻的偏执非常可笑。天下的孩子那么多，怎么可能自己的孩子就集中了一切优点，样样第一？父母用那样的眼光看自己的孩子是没有道理的，可董柳说有道理。我说：“你的道理是没有道理的道理。”现在一波长大起来，我倒悟到了人从自己的立场上去看世界，他其实是不讲道理的。那种没有道理的道理，其实是最深刻的道理，置根于人性深处。由于深刻，它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的演进而改变，人永远都是人。我看一波吧，怎么看怎么顺眼，连把尿撒在床上了也顺眼。早些时候他在床上爬着想靠近我，嘴里含糊地喊着“爸爸”，可越爬却越往后面去了，急得“哇哇”地叫。我把他抱起来，他就把脸贴在我脸上，这种感觉跟以前硬是不同了。我把这种感觉告诉董柳，她说：“还是个做父亲的呢，儿子都这么大了，才感到儿子是儿子。”我说：“有时候我觉得奇怪，我贡献了什么，就贡献了一条虫吧，那只是亿分之一呢，没想到那条虫就有这么神秘的力量，真想不通其中的道理。不合逻辑，太不合逻辑了。”董柳说：“你根本就不配有这么好的儿子。”她以前说一波这里像我那里像我，连皮肤的质感和脚趾头的形状都像我，我还想着这是一个女人习惯性的说法，现在仔细一观察，可不是真的么。
到九月份，一波快三岁了，该进幼儿园了。从六月份开始，董柳就天天催我，想办法把一波送到省政府幼儿园去。她说：“现在的竞争从幼儿园就开始了，谁不想自己的孩子在最好的环境中成长？我一波他再聪明，也要一个好环境。做父母的没给他一个好环境，那就是失职，就对不起他，等他长大了，怎么跟他说？我一波现在住在这老鼠窝里，我心里就过不去，再把他送到人民路幼儿园去，那我就气死去算了。如果宋娜的强强进了省政府幼儿园，我一波问起来，我心里比刀扎还痛些。”我说：“人民路幼儿园也是人去的，厅里有几个的小孩子进了省政府幼儿园？几十个厅局，人人都往那里钻，怎么钻得进去？我又不是厅长。”岳母说：“大为呀，别的事我们都算了，这件事不是开玩笑的事，关系到一波一辈子。人民路幼儿园？那还不如我在家里带带算了，省政府幼儿园有琴房跳舞房呢，有画画班外国话班呢，比起来人民路差得就不止天上到地下那么远哪。”董柳说：“反正这个任务就交给他这个做父亲的了，看他对儿子的感情。他把这件事办好了，也算我没有白找他一场。”我说：“董柳你把事情提这么高，你是将我的军，多半会将死去的。”她说“我什么都忍了，从来没将过你的军，今天一定要将一次，实在是没有办法。”第二天上班我抽空出来，到省政府幼儿园一看，条件果然好得不得了。小朋友正在排练，准备到市里参加儿童操比赛，一百多个人排在操场上，红衣蓝裤，整整齐齐，真令人羡慕。我想，这样的条件不得奖，那怎么可能？我自己心中也动了，决定竭尽全力去争取。又到人民路幼儿园去看了，倒不像岳母说的那么差，可跟省政府幼儿园实在是没法比。
我想着这件事怎么入手。我不想求人，放不下这张脸，即使舍得放下吧，也想不起有什么人好求的。我打听好了，园长姓陈，我就直接去找她了。陈园长不在，姓钱的副园长接待了我。我把儿子夸成了一朵花，可她根本不感兴趣，打断我说：“你在卫生厅吧？”我说：“省里的卫生厅。”她说：“是在厅里？”我说：“怎么不是，要不我下次拿工作证给你检查。”她说：“厅里很多部门呢，在医政处？”我说：“中医学会，管全省中医方面的事情。”她说：“还有个中医学会，没听说过。”又说：“在中医学会干什么工作？”我说：“全省中医方面的事都管着呢。”她打量一下我说：“全省？不知道。”又说：“要不你下午直接找陈园长。不过我说吧，来了也没什么用。我们对外的名额很少，照顾了关系户，电力局和自来水公司，还有一些，就没剩下几个了。机械厅郭副厅长想把孙子送来，都没搞成。”我说：“我们马厅长的孙女叫渺渺的，在你们这里，托儿班，去年进来的。”她说：“渺渺，不知道，家里有条件的人太多了。”
晚上我把事情告诉了董柳。我说：“郭厅长的孙子都进不去，我们凭什么进得去？一个副园长，冲破了天是个副科级，口气就有那么大，审我审贼样的，真的是个妇科疾病。”董柳说：“她凭什么要帮你的忙，你又凭什么要她帮忙？凭什么？”我说：“那怎么办？”她说：“总不能就这么算了吧。前年袁处长的女儿都弄进去了，马厅长我们不去比，袁震海有办法，前面乌龟爬条路，我们后面乌龟跟着爬，你去取取经，总有条缝让我们钻一钻吧，钻那么一下跟不钻那么一下还是不同吧。”这个“钻”字不好听，丑，可事情就是这么回事，准确、生动。第二天我找了袁震海说：“袁处长，向你取经来了。”他说：“大为，今天有空来视察？”我把事情讲了，他好一会说：“难啊，不是一般的难。”我说：“事情到眼前来了，难怕它也不行，总有条缝钻一钻吧。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操作的，我也跟着操作一下。”他沉吟一会说：“不瞒你说，前年我是转了三个弯才把关系疏通的。我拜了好多码头才摸到线索呢，想起来跟搞特务工作也差不多。”我说：“有什么方便的码头，让我和董柳也去拜一拜。你知道我平时从来不拜人的，事情来了，我也没办法。要是我自己的事，我就放下来了，如今儿子是天王，被逼到墙角了。”他嘿嘿地笑了说：“如今的码头，凭张嘴就拜下来？”我说：“平时我从来不做这些事的，今天事情来真的了，该做也得做，让董柳去做。”他说：“人家不会收你的东西，谁送东西就进去了，那还得了？”我见他绕来绕去不肯说出门径，就说：“那这个码头要怎么拜才拜到点子上？”他说：“事情有这么难，不是随随便便就可解决。线索吧，我告诉了你也没有用。我转了三个弯，前后是五个人，前面是我，后面是陈园长，就这么回事，说清楚了吧。”我直摇头说：“真没想到事情有这么难。”他说：“不是我不帮你，实在是太难了。”他说着把文件从抽屉里拿出来，“下次有什么别的事，你只管来找我，这件事呢，实在是太那个了点。”
知道事情难度有这么大，我反而安心了一点。这一段我总是在心里骂自己“枉为人父”，现在却想着：“反正枉为人父的又不是我一个人。”我对董柳说：“说来说去小袁他还是不肯帮忙。”她说：“我是小袁我也不帮你的忙，他凭什么要帮你的忙，你又凭什么要他帮忙，凭什么？世界上凡事都有个缘故。笑嘻嘻让了碰扁了鼻子，你是个人物那他敢吗？”我想想董柳说得也对，口里却说：“你这么说把世界说得太阴暗了吧。”她说：“毛主席早就说过，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你凭什么要别人爱你，帮你？总要凭点什么，没有空口为凭的事，你凭什么？”我想着这个世界真太现实主义了，一个人总要凭点什么才能跟它打交道。想起来真叫人心里发冷。我说：“也不怪小袁，他走的门路不能见阳光，让你把底细摸了去？”董柳说：“那你的意思是算了？”我说：“说算了吧，实在不甘心，说不算了吧，也只能算了。”董柳慢慢地说：“现在的人都是商人，你往他面前一站，他就用心里那杆秤把你的份量称了，然后决定一种姿态。前几天我问科里的小左知不知道哪里有好裁缝，想请到家里来做几天衣服，她连声说不知道不知道。今天她对史院长的老婆说，你要做衣服，我知道一个好裁缝，我家里的衣服都是她做的，我这几年每年请她两次，冬天一次，夏天一次。小左她都忘记自己前几天是怎么对我说的了。不过我也不必恨她，除非我去恨所有的人。她凭什么帮我，我又凭什么要她帮？”
晚上我忽然想起胡一兵，就对董柳说：“要不给胡一兵打个电话，看他有办法没有？”她说：“他会帮你吗？这也不是一点小事。”我说：“找他就不必问凭什么了吧。”第二天我给胡一兵打了电话，他说：“儿子上幼儿园这事就把你难倒了？又不是上大学。我试一试。”我想起董柳的交待，硬了头皮说：“不是试一试，要尽力办成才好，也让我在董柳面前装扮成个男子汉。”他说：“提到原则上来了，我就去办办吧。”放下电话我心里有点不舒服，给朋友出了这么个难题，这不是我做人的方式。胡一兵他还不知道这个难题有多大呢。再想到他大包大揽的样子，说不定他用什么特殊方式竟把事情办成了，那真叫人喜出望外。三天后胡一兵打电话来说：“大为啊，这一次我在你面前就丢了脸呢，牛皮吹破了，我没想到这么难。陈园长我认识的，我给幼儿园做过节目。这次我说给她们幼儿园做个特别节目，她都没答应我。讲话还气死人呢，说现在对她们的报道太多了。连我她都敢往墙上顶。我干这行这么多年了，要风有风要雨有雨不敢说，顶我的人还没有过。”我说：“我害你吃了个哑巴亏。主要是董柳她天天逼我，不然我也不求你了。只怪我没本事，连自己儿子的事也办不好。”觉得这话不好听，又说：“办不好吧，主要是会钻的人太多了。”他说：“我没想到进个幼儿园比进大学还难。进大学吧，只要他分数过线了，我保证他填哪个学校进哪个学校。”后来董柳知道事情有这么难，也就没再说什么。
九月初我们准备把一波送到人民路幼儿园去。前一天晚上董柳抱着一波去找宋娜，想约着明天一块去。不一会她回来了，也不说话，搂着一波坐在桌边。我坐在床上看书没在意，突然听到有水掉在什么东西上的声音，一下，又一下。我注意到桌上的报纸湿了一大块，抬眼发现了是董柳在掉泪。我慌了说：“怎么了？”她把身子扭过去，我扳过来，她又扭过去，鼻子吸了几下，就哭了起来。一波说：“妈妈，好妈妈。”伸了小手给她擦泪。董柳把一波搂得更紧，哭着说：“我的儿子，这么好的儿子，你这么小就命苦，是妈妈对不起你，对不起你。”我问了半天，也问不出个所以然，只好到楼上把岳母叫来，又问了好一会，董柳说：“我们还想约人家一起去，我们配不呢，人家才不进那样的幼儿园呢。”我一听心里往下一挫，全身发冷，如掉进冰窟一般，好半天说：“省政府？”董柳眼泪直滴，点点头。
好半天我缓过一口气来说：“想不到丁小槐这家伙还有如此之大的本事！”董柳说：“人家在那个份上，就有哪个本事，不在那份上，你有天大的本事也只是没本事。”我想一想这几年院子里的孩子，父母在那个份上的，果然都进了省政府幼儿园，不在那个份上的，都进不去。也没有谁去划一条界线，可这条界线却是如此清晰。别看大家一样天天坐在那里上班，在不在份上，就是如此地不同啊！说起来这是一件俗事，可这俗事现在实在比什么大事比金灿灿的未来比飘忽的终极比人类前途都要紧迫。董柳说：“池大为你对不起儿子，你没有资格做父亲，也没有资格结婚。”岳母说：“董柳你怎么说这个话！”董柳说：“那要我说什么话，说我一波天生就比别人低一等比别人笨？我过不去，我心里就是过不去！还没起跑呢，我一波就比别人慢半拍了，将来还有小学中学大学，我敢想？”我说：“也没你说的那么严重，毛主席上过什么幼儿园，他还当了毛主席呢。李时珍曹雪芹都没上过幼儿园，省政府幼儿园的人，几个能跟他们比？好幼儿园最多就是玩具多一点。”董柳不屑地耸一耸鼻子，说：“自己没有本事就算了，还拿毛主席挡在前面，世界上有几个毛主席？”我说：“一波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儿子，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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