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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浪之水-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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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最后的清醒,没有越过最后的界线。我说:“你坐好,我们好好说话。”她坐好了,我慢慢喝茶,把话扯开去。她说:“大为你不要说别的,我今天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我被逼得没有办法,说:“我不能离婚。”她忽地笑了说:“池处长,谢谢你的诚实。”又嘿嘿地笑,笑得我心里发冷。她说:“我先走了。”背着挎包,头也不回走了出去。我猛地跳起来想叫她回来,在包厢门边停住了,叫回来又怎么办?我拍着额头,咬咬牙,没有开口。
  过了几天我在家里打电话的时候,觉得话筒的手感有点不对,看一看还是那部蓝色的电话机,再仔细看才发现已经换了一部电话机,这是一部双制式来电显示电话。董柳还是不放心我,那个传说启发了她的警觉。
  经过了这件事,我走在大街上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一种奇怪的念头,迎面那部汽车或摩托车会不会对着我撞过来?迎面有车开过来,我本能地强烈感到后面会不会有什么阴谋?经常神经质地往街边一跳。好多次躲避不及汽车从我身边开过,下身的隐秘之处就会有一种又麻又凉的中了电的感觉。我越来越没有办法相信这个世界。
  刘跃进打电话问我,能不能找到一张香港地图?我记起丁小槐前年去过香港,就问了他,果然有一张,就通知刘跃进过来拿。晚上刘跃进到我家来了。董柳说:“刘教授你准备到香港去?”刘跃进说:“到香港去轮得到我?”我把地图拿给他,他看了几眼,收在裤口袋里。董柳问:“你跟凌若云最后到底怎么样了?”我正担心董柳问得太冒失,会不会刺伤了他,刘跃进说:“拜拜了。”很轻松地做了一个手势。董柳惊呼道:“真的?”刘跃进说:“那种女人,理她干什么?”几个月没见面,刘跃进他变了。其实我早知道分手是早晚的事,本来还担心他会不可自拔呢,见他竟放得下,我也就放了心。我说:“想不到你还是放下来了,我和胡一兵本来还替你担心呢。”我忽然有了强烈的冲动要把那天晚上的事告诉他,话冲到舌尖上还是含住了。他刚才还在说不理人家呢,得让他在我们面前保持这个虚无的神话。哪怕是朋友,有些话也不能撕开来说。刘跃进说:“放下来了,连我自己都没想到能这么快。再说不放下又怎么样?”他笑几声,“不放下又怎么样?天下的事,也不是由谁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不但把凌若云放下了,连世界我都放下了!放下一个世界比放下一个女人总更困难更痛苦吧,可是我放下来了,不放下又怎么样?”我说:“大家不约而同都走到这条路上去了。说好听点吧,是梦醒了觉梧了,看清楚了不骗自己了,说难听点吧,是堕落了放弃了,只剩下自己了。”刘跃进说:“心里其实还是苦呢,但想想苦也是白苦,苦它干吗?我从小觉得一个读书人的天然使命就是承担天下,就是入世的那一份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你叫他不承担,不忧,他做人都没有感觉,空空洞洞的,那种轻松实际上很沉重,很可怕。可忧了这么多年回过头一看,自己是白忧了。自己说了什么,写了什么,做了什么,等于没说,没写,没做。世界它该怎么样还怎么样,绝不会因为谁而走另一条路。时间之中有一种力量比人的意志更加强大,那是天数,看不见摸不着说不清,可它制约着一切。天数非人力可为,我想通了。胡一兵说得对,在一个权钱社会,你说那一套,谁听你的?这就是天数啊!我经常嘲笑电视播音员对着天说话,”他两只手的食指往上一戳一戳的,“领导是服务,干部是公仆。最近醒悟了我自己也是对着天讲话,天下国家连学生也不当真了。他们比我还潇洒,他们是在市场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好多话我在课堂上都讲不下去了。跟现实无关的话,空空洞洞大而无当的话,讲着心里都不踏实,像飘在云端。市场它是一种经济结构,又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消解了终极,以及知识分子;它还是一种人生观,活着你得去挣钱!有市场就没有终极,市场把一切都平面化,现世化了,我们的生命失去了想象的空间,谁都明白要面对自己,要抓住今天。大概念变了一切都变,浅薄就是深刻。你人格高尚视金钱如粪土?我忽然发现自己的武功在不知不觉之间被废掉了,自己在不知不觉之间成为了多余的人,不知不觉!被历史限定的人不可能超越历史,人不能抗拒宿命,因此别无选择。最伟大的逻辑程序也不能解决人的问题,我以前想错了。没有人能够给世界一种出人意料的理解,然后改变了一切。那是不可能的,读书人不可能在现实之外依托逻辑来建立一套价值,建立起来也只停留在书本上,无法跟现实产生有效联系,我不能装作对自己无能为力的处境浑然不知。在一个按实力分配利益的社会高唱理想是可笑的,由既得利益者来主唱更是滑稽的,他们的理想在高唱中已经实现。他们过得那么好,我过得这么差,我还要听他们来讲奉献和牺牲?大学还是精神文明的堡垒呢,站在讲台上我真的不知怎么开口了,所有抽象的话题已经失去了话题性,我再闭着眼睛对着天说虚的那一套就是有意无意的骗子了。”我说:“那你以后不写书了?”他自嘲地笑笑说:“书还得写,这是一个道具,与世界无关,也不可能有关系。如今写点什么都成了泡沫,泡沫是泡沫,精品也是泡沫,在时间之流中稍现即逝。我花几年功夫写一本书,都被那些泡沫淹了。”我也笑笑说:“每个写了书的人都是这么说的。”他说:“也许吧。时代变了,古代的读书人面对的是整个世界,今天却只面对各自的那渺小可怜的一隅,他们与世界的关系已经被一种难以描述的力量斩断。他们还活着,如此而已。没有了神圣感,也看不出有什么必要为了这可怜的一隅把自己牺牲掉,牺牲如泥土入海。把世界放下来了,我轻松了,我该为自己谋点福利了。现在人人精明能干自顾不暇,都想着怎么做大自己的蛋糕,有谁把天下放在心上?市场只承认眼前的利益,不承认万古千秋,这就摧毁了全部的神圣感。孔子在我心中已经死去,在这一代人心中也已经死去,因此知识分子也已经死去。你说是不是?”我说:“细想之下,如果不自作多情,我们应该有勇气承认天下已经渺远,自己也只是个可有可无的小人物,于是自我便是世界。想掩盖这一点的人正是对这一点感受最深的人。”他双眼茫然地望着我,好像我是在很远的地方。我看出他说得很轻松,心里却并不轻松。他把目光从远处收回来说:“前不久我去北京上海,看见我的那些文友的日子都过得很好,很精致,精致到骨头里去了,一个小菜都可以变着法儿弄出七八个花样来,还有人买了小车别墅。他们对钱的感受与常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对自我的关注和爱恋还甚于常人。他们说什么并不妨碍自己做什么,做什么也不妨碍自己说什么,他们在两极之间自由地滑动。我就知道再说什么都太多余了,太矫情了,高调再也唱不下去了。我对知识分子很失望,对自己也很失望。几千年来,在孔子的感召下,退守自我空间很少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选择,但似乎在一瞬间,情况就变了,大家眼中只剩下自我了,把世界扔下了。”我说:“这不是谁的过错,这是历史。我们的幸运和不幸,都在于我们在世纪之交遭遇了相对主义,它把一切信念和崇高都变成一种说法,一种含糊其辞模棱两可的说法。一种说法不能够成为牺牲的理由。活着是唯一的真实,也是唯一的价值。历史决定了我们是必然的庸人,别无选择。人们因此看清了真相,解放了自己,却抛开了良知,放弃了世界。那些看清了真相的人实际上在一种更高的真实中迷失了,他们是这个时代最大的赢家,也是最大的输家。我不敢说自己真的赢了。”他沉默良久,点了点头,说:“我说孔子死了还有另一条理由。孔子是讲君子小人的,可市场和权力场只讲强者和弱者。孔子死了,高贵和卑贱的区别已经被一种看不见的手抹平,而强者和弱者的差异如此明显。人们看透了这一点,放下了精神高贵,社会弥散着痞子意识,王朔是痞子,他还痞得真诚,那些痞得虚伪的人,嘴上还念着道德经的人,那才是大玩家呢。古人可凭人格力量做个布衣君子,今天谁称自己是布衣君子,那不是强者的笑柄?观念从根子上都变了,我们甚至已经不能说小人是小人,君子是君子了。我说金叶置业的余老板是小人,自己是君子,那不是笑话?没有了小人君子之辩,孔子他不死?承担和牺牲的精神,人格和道德的力量,传统文化两大支柱已经崩塌,也没有重建的可能。孔子死了,我很痛心惋惜,却也看到这是历史必然,在农业文明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观念无法面对今天的现实世界。如果说孔子还剩一口气,那就是食色性也,连我都要拿起这个武器大胆地走向堕落了,我只恨自己堕落不了!”我说:“像你一个知识分子,要把过去的自己杀死,又谈何容易?人人都是爱自己的,谁下得了这个杀手?我特别能理解你。堕落也要有残忍的勇气呢。”刘跃进说:“我说自己是知识分子我很惭愧,这一群人正在失去身份,变成了生存者操作者大玩家。对世界我已经是心灰意冷,从绝望中生出一种堕落的勇气。有时候想着绝望中还有一线希望,物极必反,我就不相信功利主义对人的征服是永恒的。”我说:“真有那一天,你刘跃进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吗?你的等待和牺牲只有靠历史学家来考证了,但恐怕未来的历史学家没有这样一份闲心。”他拍着自己的头说:“是的,是的。现在是从个人看世界的时代,世界对自己有意义那才是真实的意义,起点变了,世界翻转过来了,从世界看个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你对世界的那点意义世界是体会不到的,一只泥牛填不平大海。大为我也要学你呢,要活出一点滋味,想想在世界上只能活一万多天了。想那么多干什么?当个旁观者又怎么对得起这点岁月,又怎么能活出滋味?人活着吧,就是活那点滋味!”他说着把嘴唇品咂了几下,“那点滋味!”听了他的话我感到了震惊,虽然这样想法也是自己曾经想过的,但现在从另一个人的口中说出来,特别是从刘跃进口中说出来,我还是感到了震惊。别人也在用心感受世界。这更使我相信,时间之中的某些因素,不是谁可以抗拒的,抗拒也没有意义。历史就是历史,聪明的人,倔犟的人,都拗不过历史。我为自己先走一步而有了现在的主动而感到庆幸。
  很晚了我送他下楼,在楼梯上他忽然浑身摸着说:“地图带了没有?哦,在这里。”又说:“你猜我要这张地图干什么吧?有出版商约我写一部小说,故事发生在香港。条件是第一页就要上床,要写细节。我想想钱来得快吧,就答应了。弄得好了还可以拍电视连续剧,那就不止三万块钱了。”我觉得他有点可怜,教书先生没见过钱,三万块钱就把头低下来了。我说:“出来了拿本给我看看。”他说:“我用化名,用真名把我的名声都败坏了,也就是临时骗它几个钱。钱这个东西不能说它不好,它唯一的缺点就是没长鼻子,不分香臭,只知道为主人服务,管那个人是不是王八蛋呢。我看那个出版商离王八蛋也差不了多远,有了一把钱就耀武扬威人五人六的,我暂时忍下这口气,骗点钱再说。你想不到我也会这么做吧?孔子死了,世界放下来了,内心的约束解除了,人轻松了自由了。”我没想到刘跃进他会说出这么一大篇话来,早几个月他还在说我和胡一兵呢。我看他也别说别人,自己也是一个文化动物。
  刘跃进去了,我在灯下发了一阵呆。在这个时代,我们遇到了精神上的严峻挑战,我得承认这一点。我们没有足够强健的精神力量来回应这种挑战,在不觉中,就被打败了,缴械投降了。我们失去了身份,这似乎是时间的安排,不可抗拒。有史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第一次失去了根基。他们解放了自己,却陷入了万劫不覆的精神绝地。最后我叹一口气:“不知不觉,三千年一大变局!”
  第四篇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
  新年刚过,我打电话到医政处去,要袁震海把年前就布置的全年工作计划交来。袁震海说:“该死该死,这几天我父亲一病,我都把这事忘了。过两天吧。”我想谁都有个忘的时候,也没放在心上,把已经收上来来的处室的计划看了,准备替马厅长起草全年工作计划的报告,过了两三天报告有了一个轮廓,可医政处那一块还空着。袁震海还没送计划上来,我心里有点不高兴,也不去催,等着。又过了一天,还不见动静,我心里就火了。你袁震海对我有想法我可以理解,让我为点难我也能忍,我还没有资格发脾气,我只是个厅长助理,可报告是给马厅长用的,这你是知道的!我气起来几乎就想空着这一块交上去,你袁震海自己去向马厅长解释。想一想还是忍了,报告没写完整,总是我的事。我又打了一个电话过去,他说:“该死该死,这两天实在抽不出空,明天一定送来。”我把火气压下去说:“马厅长明天就要这份东西了,他还要看,还要改,还要重新打印,下星期就开全厅的大会了。”他说:“明天,明天,明天一定。”第二天我一直等到下午快下班了,几次打电话过去催,袁震海才派小田把计划送过来了。我对小田说:“我准备把你们处里这一块空着交上去。”小田走了,我想着有点不对劲,昨天我都把马厅长这面旗祭出来了,他还如此怠慢,他对我有怨气他就不怕我到马厅长那里参他一本?我怨气难消想着干脆放慢一点操作节奏,等马厅长催起来了,再把事情给马厅长说了,让他娘的也摔一个跟头。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妥,我把马厅长的牌子都甩出去了,居然还不灵,这话马厅长听着舒服吗?我只好忍气吞声,连夜把材料赶了出来。这时已近十二点,我气得睡不着,就把事情跟董柳说了,董柳说:“公家的事你气什么,人生好比一出戏,气坏身体无人替。你睡不着,人家打鼾了呢。”我想想也是,想放宽心去睡,可心里那种被怠慢的感觉怎么也按捺不下去。人到了圈子里,那自尊心就没有办法不是超度的敏感。袁震海不仅是怠慢,简直就是戏弄!该死该死,他真的是该死!我睡不着,把这件事翻来覆去地想,越想越感到还有一点别的意味在里面。袁震海他怎么有把握我不会把空着一块的报告往上面一交?真交了他怎么下台?他不止是怠慢我,还是怠慢马厅长啊,他敢,他居然敢!
  想到这一点我心中划过一道闪电,又打了一个炸雷!马厅长今年五十八,按照二五八的政策,五十二不提处,五十五不提厅,到了五十八,厅长也要让贤了。十年来马厅长在卫生厅说一不二,谁不拿他的话当圣旨?难道袁震海听到了什么风声?不可能吧。我总觉得袁震海的行为有点异样,还是想不透其中的道理。
  我把报告的草稿交给马厅长,马厅长不高兴说:“那我只好周末加班来弄它了。”话不重,可比打我一个耳光还难受,我这个助理是怎么当的?袁震海的过错,难道要我跟他扛着?我只好把几次催袁震海的事说了,但没敢说打了马厅长的旗号去催的情节。连我这个厅长助理稍有怠慢都堵在心中沉沉的一块放不下来,碰了马厅长一下那还得了?我汇报了,就等于说他的绝对权威不那么绝对了,这话好听?马厅长听了说:“知道了。”我不再多说。
  我总感到马厅长“知道了”三个字是有份量的,但想不透。马厅长会不会想着我是一个小人,为了保自己就把别人推了出来,所以他不置可否地说了这么一句?如果这样我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后面也许还有什么内容,他明白了,但不点破。那内容又是什么呢?我得想想,好好想想。
  在听了马厅长的报告之后我深受鼓舞。我的草稿中谈的是今年的工作思路,可马厅长作了重大修改,把时间推上去了,连以后三五年的规划都谈到了,准备盖新的办公楼,准备把后面皮箱厂的地征进来,准备研究出几种能在全国打开市场的中成药,等等。信息是明确的,他马垂章今年不会下台。只要他不下台,我就有足够的时间积蓄资历,就有了缓冲的机会。当然这是几家欢乐几家愁的事,肯定有人是很不高兴的。我去看孙副厅长的脸色,也看不出什么。
  可几天后的厅办公会议又使我的信心受到了动摇。本来马厅长准备把中医研究院医政科的左科长调到医政处当副处长,这件事他也跟我透过风。可办公会议开到一半,准备讨论人事问题的时候,孙副厅长说:“马厅长有一种意见我觉得很好的,很正确的,厅里提拔干部,主要从厅里内部解决,这是对厅里广大干部的关心,谁工作得好,就有机会,这条政策虽然从没形成文字,但厅里在马厅长的领导下,长期以来是这样做的。厅里能够做到人心安定,工作顺利展开,用人的思路是一条很重要的原因。”孙之华的话让我吃了一惊,这不是先发制人堵着马厅长吗?会场上的空气一时有点紧张,没有人接下来说话。沉默了足足有两分钟,这两分钟比两个小时还长。马厅长说:“我原来有个想法,想把左文松同志调到医政处来帮助袁震海同志工作,是不是合适,大家可以议一议。”又沉默了一两分钟,我觉得自己是非站出来不可了,反正没有马厅长就没有我,我豁出去了,就说:“左文松同志因为跟我的专业比较接近,我还是了解他的,不论从专业水平还是工作能力,他都还是可以胜任的。”我刚说完袁震海马上说:“我们医政处如果能来一个懂得西医业务的人,可能更好一些,开展工作更顺利一些,毕竟我们的工作对象大多数都是与西医有关的,不然就不太成比例了。”他在暗示厅里的干部学中医的太多,他敢!他居然敢!看来他也是豁出来了。十来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说的都是这件事,可真有点站队的意味了。马厅长说:“这件事有不同意见,暂时放一放,大家先议一议药品检查问题。”
  事情很快就在厅里传开了,马厅长在六月份的去留,本来似乎不是一个问题,现在却成为一个问题了。大家每天上班,私下里隐隐约约闪烁其辞但意义却非常清晰的议论也多了起来。星期天我去少年宫送一波上书法班,人事处贾处长正好送女儿上舞蹈班,见了我神秘地说:“你注意没有,领导上这一次没拍板,把事情搁下了。我在人事处这么多年,这是第一次。这后面莫不真有点什么风声?”我说:“你说呢,你搞人事的总该知道一点。”他说:“我正想问你呢,你在省里有没有人?我方向不明夹在中间,做人容易吗?”我说:“没想到袁震海的胆子这么大,他敢站在领导的对面。”他说:“也有人说你的胆子大呢。”他又说了几句,匆匆去了。
  贾处长的话使我的危机感陡增。按政策马厅长是下定了,他下了我就完了。袁震海正是看清了这一点,才赌宝似地在孙之华那里一赌。马厅长下了,不论将来孙之华是否能主政,他都是赢家。真到那一天,我就如股票撞上跌停板了,还可能是连续几个跌停板。这时我又感觉到周围的人对我的态度有了一点变化,没别人的时候依然亲热着,可在公共场合就摆出一副不咸不淡的嘴脸,他们骑在墙上观察风向,骂他们小人吧也有点冤枉了他们,混了几十年才混出一点眉目,一点生存空间,谁敢拿这点可怜的本钱去赌,去主持正义?都是有老婆孩子的人啊!
  我准备趁春节去朱秘书家拜个年,看能不能摸到一点风声。如果大势去了,我还得到孙之华家去拜个年。门难进,那也不得不进,至少我还没跟他撕开脸吧。门再难进也得进啊,只要他不把我拒之门外,看一看脸色也是应该的,不然我就真的撞跌停板了,玩完了。玩完了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想都不敢想。到了正月初二正准备去孙之华家,钟天佑打电话来说,明天同乡聚会,要我在随园宾馆门口等。我忙问:“小朱去不去?”他说:“有空他就来了。”我第二天上午十点钟到了随园宾馆,口袋里装了四千块钱,准备抢着买单,不一会钟处长开车来了,招呼我上车,谁知旁边还有两个人也是上他的车的,上了车我说:“不在随园?”钟处长说:“找个安静的地方。”又说:“文副省长今天可能会来。”到了城郊的丘山酒家下了车,已经来了几辆车。我说:“我还不知道这里有一家家乡的酒楼。”就上了二楼。朱秘书果然在,我想,这是天要助我啊!老板来了,对着我们几个抱拳打拱,说:“今天大家看得起我一个做生意的人,让我作了这个东,这是给我脸啊!我特地请了做国宴的厨师来了。”中午就我们两桌,其它人一概不接待。大家相互认识了,大都是厅长一级的人物,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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