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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与玛格丽特-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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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您来杯葡萄酒吧？要白的？红的？平常在这个时间您喜欢喝哪国产的葡萄酒？”
“非常感谢……我不会喝酒……”
“何必这样呢！那么您想不想掷一回骰子？也许您喜欢别的什么游戏？玩骨牌？打扑克？”
“我不玩这些，”管理员疲倦地回答。
“那就更不好了，”主人评论道，“不知您有什么高见，依我看，男人如果不喝酒，不玩牌，不愿跟漂亮女人打交道，又不喜欢在餐桌旁聊天，那他身上必然有某种不大好的东西：要么患有严重疾病，要么是内心里憎恨周围的人。当然，也可能有例外。过去和我在一起吃喝过的人们当中，就有过一些龌龊透顶的家伙！好吧，说说您有什么事吧。”
“您昨天表演了魔术……”
“我？”外国演员惊奇地高声问道，“没有的事，您可别这么说。这种事跟我的身份也不大相称！”
“请您原谅，”管理员有些发慌，“不过，那场魔术节目……”
“噢！对，对！亲爱的！我告诉您一个秘密吧：我根本不是演员，我只不过想观察一下大多数莫斯科人，而最适于进行这种观察的场所莫过于剧院。所以，我的几个随从，”他用下巴指了指黑猫那边说，“就在剧院演出了那么一场节目，而我呢，只不过坐在一旁对莫斯科人进行了观察而已。不过，您也不必愁眉苦脸的，您说吧，那场节目怎么会使您找到我这里来啦？”
“您看，是这么回事：节目里有一场是从天花板上落钞票，”管理员压低声音，难为情地回头望了望说，“那些钞票都被观众抢了去。过了一会儿，有个年轻人来到我的小卖部，掏出一张十卢布票子买东西，我找给他八卢布半……后来又有人来。”
“也是年轻人？”
“不，这回是个中年人。接着来了第三位，第四位。我都给他们找了钱。今天早晨要算账，一看，那些都不是钱，是些纸条。小卖部整整亏了一百零九卢布。”
“哎呀呀！”外国演员大声叫道，“难道他们会以为那是真钞票？我不相信他们是有意这么干的。”
管理员愁眉苦脸，撒着嘴，回头望了一眼，什么也没说。
“莫非是些骗子？”魔术演员不安地问眼前的客人，“难道莫斯科人中间会有骗子手？”
对于这个问题，管理员只是惨然苦笑了一下。但这一笑便把主人的所有疑问都打消了：是的，莫斯科人中间有骗子手。
“这太卑鄙了！”主人沃兰德愤慨地说，“坑害您这么个可怜的穷人……我说得对吧，您不是很穷吗？”
索克夫把脖子缩进肩里，一眼便看得出他确实是个可怜的穷人。
“您有多少存款？”
虽然沃兰德这句话是以无限同情的语气问的，但这样的问话总不能不说是太没有分寸了。管理员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
“在五个储蓄所共存有二十四万九千卢布，”一个破锣般的声音从隔壁书房里回答说，“另外，家里的地板底下还藏着二百枚十卢布的金币。”
管理员索克夫的身体像是和凳子黏在一起了。
“嗯，当然唆，这点钱算不了什么。”沃兰德宽宏大量地对客人说，“不过，说实话，就连这点钱对您也没有用。您什么时候死？”
管理员这回真的生气了：
“这种事谁都不知道，而且这和谁都没关系！”
“哼，可不，不知道，”隔壁书房里那个讨厌的声音又说话了，“其实，这种事并不难知道，又不是牛顿的二项式定理！这个人将在九个月之后，也就是明年二月，死于肝癌，死在国立莫斯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第四号病房里。”
索克夫的脸色变得蜡黄。
“九个月，”沃兰德沉思着说，“二十四万九千……这就是说，大致估算一下的话，每个月平均二万七千卢布？不算多，但是过一般的生活总也够用了。另外还有那些金币呢。”
“那些金币他是不可能兑换的，”使索克夫从心里发冷的那个声音又说，“安德烈·福基奇死后，他那所房子很快就会被拆除，金币被挖出来送到国家银行去。”
“所以，我劝您最好别住进医院，”外国演员继续说，“您想想，在那些毫无希望的病人的痛苦呻吟声中，死在病房里，多没意思！不如用二万七千卢布举行个盛大宴会。在一帮醉醺醺的美女和豪放的朋友的包围中，服点毒药，在弹唱吹奏声中到［另一个世界］那里去，不是更好吗？”
管理员坐在椅子上纹丝不动。他立刻显得苍老了许多：眼睛周围出现了黑圈，两腮塌陷下去，下巴也耷拉下来。
“不过，我们想象得太多了，”主人大声说，“还是谈正事吧。您把您收到的纸条给我看看。”
管理员激动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报纸包，打开一看，愣住了：纸包里是一沓好好的钞票。
“亲爱的朋友，看来您确实是身体不大好。”沃兰德耸耸肩说。
索克夫奇怪地笑着站起来，结结巴巴地问道：
“可是，要是它再……”
“嗯……”沃兰德沉思着说，“那您就再来找我。欢迎光临！和您认识，我很高兴。”
这时卡罗维夫从书房里跑出来，抓住索克夫的胳膊，摇晃着请求安德烈·福基奇代他问候所有的人，向大家致意。管理员昏昏沉沉地向前室走去。
“赫勒①！送客人！”卡罗维夫喊道。
①这个名字与希腊神话中的赫勒相同。据希腊神话，国王的女儿赫勒因不堪继母虐待，同弟弟一起乘有翼山羊出逃，飞行中坠海死去。
红头发裸体女郎又出现在前室了！索克夫轻轻地说了声“再见！”从门缝挤出来，醉汉似的踉踉跄跄往楼下走。他下到四层楼停下来，坐在楼梯上，掏出纸包来检查了一下：钞票还都在。
这时，从四层的一家房门里走出来一个拿绿色手提包的妇女。她看见有个小老头儿坐在楼梯上傻乎乎地盯着钞票，撇嘴笑了笑，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说：
“我们这座楼是怎么搞的？一大早就有醉鬼。楼道里的玻璃也给打碎了。”她仔细看了看索克夫，又说，“喂，这位公民，你要那么多钱干吗！你呀，还不如分给我点儿！啊？”
管理员吓了一跳，麻利地把钞票收起来说：
“饶了我吧，看在上帝分上！”
“见你的鬼去！守财奴！我不过是开了句玩笑。”妇女放声大笑，下楼去了。
索克夫慢慢站起来，举起手想扶扶草帽，这才发现头上没有帽子。他非常不想再返回去，可又舍不得那顶草帽，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上楼去，又按了一下门铃。
“您还有什么事？”还是那个该死的裸体赫勒问他。
“我忘了拿草帽。”索克夫指着自己的秃头说。赫勒转过身去，管理员索克夫心里骂了一句，闭上了眼睛。当他再睁开眼时，赫勒正拿着一顶草帽和一把黑柄宝剑递给他。
“这不是我的。”管理员推开宝剑，迅速抓过草帽戴上。
“难道您来的时候没带宝剑？”赫勒像是感到奇怪。
管理员嘟囔了一句什么，快步向楼下走去。戴上草帽后他觉得头有些不舒服，像是太热，便把帽子摘了下来。这一来他吓坏了，不禁轻轻喊了一声：拿在他手里的是一顶天鹅绒的圆软帽，上面还插着一根磨坏了的鸡翎。索克夫不由得画了个十字。但这时小绒帽忽然瞄地叫了一声，变成了一只小黑猫，从他手里一下又跳上头顶，四只爪子使劲抓住了他的秃头。管理员没命地喊了一声，朝楼下跑去，小猫则跳下来顺楼梯跑上去。
索克夫跑出楼门，穿过院子，飞快地跑出了大门，永远地离开了这所魔鬼的房子——第302号乙楼。
他后来的情况我们也很清楚。跑出大门后，他贼眉鼠眼地回头望了望，好像在寻找什么。一分钟后他就站在街对面的一家药房里了。他刚刚说出“请问……”两个字，柜台里的女售货员便大喊大叫地说：
“公民！您的头上全是伤啊！……”
五分钟后管理员头上缠好了纱布。他打听到两位治疗肝脏病最有名的专家：贝尔纳德斯基和库兹明。他还问明了其中住得最近的是库兹明大夫——往前走过一栋房子，有座独门独院的白色小楼就是他的诊所。索克夫欣喜若狂，一分钟后便来到了这座小楼。小楼相当古老，但它仍使人觉得非常舒适。索克夫只记得首先接待他的是个老年妇女，她迎上来想接过他的帽子，见他没戴帽子，便吧喀着干瘪的嘴唇走开了。
随后出现在大穿衣镜旁的小拱门下的是一位中年妇女，她告诉他：现在只能挂十九日的号，在这之前没有号了。管理员马上就想出了办法：他眯起眼装出无精打采的样子，望着拱门内前室里候诊的三个人，用耳语般的声音说：
“我病得快死了……”
那妇女困惑不解地看了看索克夫头上的纱布，犹豫了一下说：
“行啊，没办法……”她让索克夫进了小拱门。
与此同时对面的房门打开，一副金丝边夹鼻眼镜一闪，一个穿白罩衫的妇女说：
“各位公民，让这位病人提前进来吧。”
索克夫还没有来得及四下看一眼，便站到库兹明教授的诊室了。这是个普通的狭长房间，里面并不显得庄严可怕，也没有一点医院的气氛。
“您怎么啦？”库兹明教授用悦耳的声音问，同时关切地看着索克夫头上的绷带。
“我刚才从可靠方面获悉，”索克夫瞪起眼睛，呆痴地看着玻璃镜框里的一张集体照片回答说，“我将在明年二月死于肝癌。我恳求您制止病情的发展。”
库兹明教授仰身靠在哥特式座椅的高椅背上，问道：
“对不起，我没听懂您的意思……怎么，您已经请医生看过？您头上为什么缠着绷带？”
“请什么医生？！……您还没见过这样的医生呢！……”这时索克夫的牙齿忽然格格地响起来，“请您别管头上的绷带，这都没关系。您别管脑袋！脑袋跟这毫无关系，我是请求您制止肝癌的发展。”
“可是，请问，这是谁告诉您的？”
“请您相信他吧，”管理员恳切地请求，“他肯定是知道的。”
“我一点也不明白，”教授耸耸肩膀，同时把座椅向后一推，离开了桌子，“那个人怎么会知道您什么时候死呢？他又不是医生！”
“而且知道死在第四号病房！”管理员回答说。
库兹明教授看看眼前的病人，再看看他的头和两条湿裤腿，心想：“麻烦事够多了！又来了这么个疯子！”
“您喝酒吗？‘墩授问道。
“从来不沾边儿。”管理员回答。
一分钟后他已脱去外衣躺在冰凉的人造革卧榻上，教授揉着他的肚子。经这一揉，管理员的情绪大大好转了。于是，教授绝对肯定地说：现在，至少就目前的检查来看，没有任何癌症迹象。但是，既然来了……既然受到江湖骗子的吓唬，自己又有些担心，最好作一次全面化验……教授迅速地开着各种化验单，一面对他解释着哪一张该拿到什么地方去，该送去什么化验物……另外还写了一张字条交给他，叫他去找神经科专家布勒教授，并且告诉他：您的神经已经完全失调了。
“我该付给您多少钱，教授？”索克夫掏出鼓鼓囊囊的钱夹子，用颤抖的声音和颜悦色地问。
“您随便。”教授生硬而冷淡地回答。
管理员掏出三张十卢布钞票放在桌上，然后又用异常柔软的、像猫爪子似的动作在钞票上面放了一小摞用报纸包着的东西，放下时它发出轻微的金属声。
“这是怎么回事？”库兹明教授捻着两撇小胡子问道。
“请别见笑，教授，”管理员小声说，“我求求您想法制止我的癌症发展吧！”
“请马上把您的金币收起来！”教授态度高傲而严峻，“您最好还是去治治您的神经！明天送尿来化验。不要多喝茶，完全不要吃盐！”
“菜汤里也不能放盐？”索克夫问。
“什么都不要放！”教授命令道。
“嗨！”管理员忧郁地叹了口气，用深受感动的目光望着教授，收起报纸包着的金币，一步步倒着退向门口。
这天下午教授的病人不多。黄昏前最后一位病人也走了。教授一边脱自罩衫，一边无意中朝索克夫放下三十卢布的桌角看了一眼，他看到：桌上根本不是十卢布钞票，而是三张“阿布劳一久尔索”香槟酒①的商标。
①阿布劳一久尔索是苏联北高加索地区克拉斯诺达尔市附近的一个城镇，有个著名酒厂，生产名牌香槟酒“阿布劳—久尔索”。
“鬼晓得是怎么回事！”库兹明教授嘟哝了一句，在地上拖着已脱下一只袖子的白罩衫走过来，摸了摸那几张纸，“看来，刚才这人不仅有精神病，还是个骗子手！可他来找我干什么呢？叫人纳闷儿！难道就为了弄到一张化验尿的化验单？噢，他一定是把大衣偷走了！”于是教授只穿着白罩衫的一只袖子急忙跑向前室，站在前室门口尖声喊道：“克谢尼娅·尼基季什娜！你快看看，大衣是不是还都挂在那儿？”
大衣一件不少。但是，当教授脱下白罩衫又回到桌前时，他的两脚却像在地板上生了根，眼睛盯着自己的办公桌怔住了；在刚才还放着几张酒瓶商标的地方，蹲着一只可怜巴巴的小黑猫，它正冲着一小盘牛奶在喵喵叫。
“这是怎么回事，请问？！这太……”教授突然感到自己的后脑勺发凉。
听到库兹明教授有气无力的喊声，女护士克谢尼娅·尼基季什娜急忙跑过来安慰他：小猫必然是哪个患者有意扔下的，这种事别的教授也遇到过。
“大概是因为它的主人家生活不富裕吧，”克谢尼娅·尼基季什娜对教授解释说，“他们以为咱们这里当然会……”
两人开始猜测扔小猫的人。怀疑最后落到一个患胃溃疡的老太太身上。
“是她，当然是她，”克谢尼娅·尼基季什娜说，“她准是想：我反正快死了，可这只小猫怪可怜的。”
“那也不对呀！”库兹明教授大声说，“牛奶呢？牛奶也是她带来的？还有这个小盘子？”
“她用个小胶皮口袋装了来，在这儿倒在盘子里的。”克谢尼娅·尼基季什娜解释说。
“不管怎么样，您先把这小猫和盘子拿掉吧。”库兹明命令说，并亲自把女护士送出了门。可是他再回到办公桌前时，又发生了新的情况。
教授正往墙上挂白罩衫，听到院子里有人大笑，往窗外一看，又惊呆了：一个只穿内衣的妇女正穿过院子向对面的平房跑去，院里的小男孩在冲她大笑。教授甚至认出了这位妇女是玛利亚·亚历山德罗夫娜。
“怎么搞的？！”库兹明教授显然对这种行为十分鄙视。
这时从女儿住的隔壁房间里传来了留声机的声音，放的是狐步舞曲《阿利路亚》。同时还听见身后有麻雀的唧唧喳喳声。回头一看——一只很大的麻雀正在他的办公桌上跳来跳去。
教授暗自想：“嗯，要镇静！……这麻雀想必是在我离开窗子的时候飞进来的。一切都是正常现象。”但是，他确实感觉到一切都不正常了，主要是因为这只可恶的麻雀。教授再定睛一看，麻雀也非同寻常：它拖着左腿，好像有点瘸，但显然是故意装的，歪着头，眼睛亿斜着……总之，它正踩着留声机的音乐节拍在跳狐步舞，像小酒馆柜台旁那些醉汉一样。它极力做出各种丑态，还不时地朝教授这边瞟上一眼。库兹明一把抓住电话机，想打电话给老同学神经科医生布勒教授，问问他：人到了六十岁的年纪出现这种麻雀幻视，还突然感到头晕，这意味着什么。
这时麻雀跳到别人送给教授的大墨水瓶上，拉了一泡屎（我不是开玩笑），飞起来，在空中一动不动地停了一会儿，然后猛地冲向墙上的镜框——医科大学一八九四届毕业生的全体合影。它用钢铁般的嘴只轻轻一啄，便把玻璃啄得粉碎，然后才从窗口飞了出去。库兹明教授没有给布勒教授打电话，而是拨了另一个号码——水蛙室①的电话。他报了自己的姓名，请他们立即送些水蛙到自己家来。
①指医院中培养医用水蛭（医蛭）的房间。水蛭用于吸取患者的脓或血。
教授放下电话，刚转过身，又不禁惊叫了一声：办公桌对面坐着一位包着护士头巾的妇女，拿着个手提包，提包上写着“水蛭”两个字。再一看她那张脸，教授简直嚎叫起来：一张男人的大嘴歪斜着，嘴角几乎连着耳朵根，嘴角处伸出一颗黄色獠牙，两只眼睛像死人一样呆滞无神。
“这些钱我收回去，”那护士用男低音说，“放在这儿也没有用。”她用鸟爪似的手把几张酒瓶标签收起来，她本人也随即消融在空气中了。
两小时后，库兹明教授躺在家中卧室的床上，他的两太阳穴上、两耳后面和颈部挂满了水蛙。灰白胡子的布勒教授坐在他脚旁的一床绗过的绸面被子上，用同情的目光望着他，不断地安慰说：这一切都是无稽之谈。窗外夜已深了。
这天夜里，莫斯科是否还发生了别的什么怪事，我们不得而知；而且，当然，也不打算再作进一步的探索，因为我们该转入这个真实故事的第二部了。亲爱的读者，请随我来！
第十九章 玛格丽特
亲爱的读者，请随我来！谁对您说人世间没有忠贞、永久的真正爱情？撒这种谎的人，应该把他的烂舌头割掉！
我的读者，随我来吧，您只管跟我走，我一定让您见识见识这样的爱情！
不对！大师想错了。那天午夜后在医院里大师曾伤心地对伊万说她已经忘记了他。那是他想错了。不可能发生这种事。她当然没有忘记他。
首先，我们来揭示一下大师不愿向伊万披露的那个秘密吧：大师的心上人叫玛格丽特·尼古拉耶夫娜。大师对可怜的诗人所讲的有关她的一切都是事实。他的描述是确切的。她确实既美丽，又聪慧。而且我还应该补充一点：玛格丽特·尼古拉耶夫娜目前过的这种生活，我们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说，是许多妇女，只要有可能，都会情愿付出任何代价去换取的。玛格丽特三十岁，没有子女，她丈夫是科学界的巨擘，作出过具有全国意义的重大贡献，而且他年轻，英俊，心地善良，为人诚挚，对她非常宠爱。夫妻两人住在一所独门独院里，占着一座漂亮的两层小楼的整个上层。小楼坐落在阿尔巴特大街附近一条胡同中的小花园里。那真是个令人神往的住所！只要去小花园看上一眼，谁都会确信这一点。谁要想去，请对我讲一声，我可以告诉他地址和乘车路线——那所小楼至今仍然完好无损。
玛格丽特·尼古拉耶夫娜在开销方面根本无须操心。不管什么东西，只要喜欢，她都能买来。她丈夫有许多朋友，其中不乏引人瞩目之士。玛格丽特从来不走近炉灶，她也没有体验过与他人合住一套房的诸多烦恼。总之，她……她是幸福的吗？不，她未曾有过一分钟的幸福！自从十几岁那年结婚并进入这座小楼以来，她从未尝到过幸福的滋味。诸神啊，我的诸位神明！这个女子究竟需要什么？这个眼睛里无时不在闪着某种莫名其妙的火花的女子，究竟还需要什么？这个有一只眼睛微微含睇的、那年春大用洋槐花装扮自己的诱人女子，究竟还需要什么呢？这我不知道，不得而知。看来，她当时说的是真心话：她需要的是他，是大师，而根本不是什么哥特式小楼，不是独家花园，也不是金钱。她爱他，她说的是真心话。甚至我，一个讲述这真实故事的局外人，一想到玛格丽特翌日上午来到地下室发现大师失踪时所感受的痛苦，心里都阵阵发紧。所幸的是她丈夫那天没有如期归来，所以她还没有来得及把一切事情向丈夫挑明。
她曾想尽办法打听他的下落，但是，当然，一无所获。于是她只好回到家里，继续在这座小楼里生活下去。
“是啊！是啊！我也犯了个同样的错误！”冬天，玛格丽特坐在暖炉旁，望着熊熊炉火自言自语，“为什么那天晚上我要离开他呢？为什么？真是发昏了！我答应他第二天便到他那里去，我信守诺言，去了，可是，为时已晚！是啊，我也像那个不幸的利未·马太一样，去得太晚了！”
当然，她的这些自责都是毫无道理的。即使她当晚留在大师身边，情况又能有什么不同呢？难道她能挽救他？“可笑！”——我们或许会这样来高声回答这个问题吧。不过，面对一个濒临绝望深渊的弱女子，我们喊不出这两个字。
玛格丽特·尼古拉耶夫娜就是在这样的痛苦熬煎中度过了严冬，活到了春天。星期五，即莫斯科出现魔术师并发生各种荒唐事的那天，也就是柏辽兹的姑父被赶回基辅、剧院会计主任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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