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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观音-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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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责怪你的意思，我谢你感激你还来不及呢。
我的脸涨红起来，心里非常不舒服，我发泄道：我怎么可能对小熊不好呢？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对他好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做才更像亲生的了。说实话他要真是我亲生的我绝不会这么惯着他。我这么惯着他全是为了你！我知道你希望我对小熊要特别好，要好上加好，我心里都知道！你对我爱不爱你无所谓，你真正关心的，是我爱不爱小熊！
安心的脸变白了。她说：小熊是我的孩子，我必须爱他！至于你爱不爱他，是你的自由，我不会硬要求你爱他的，更不能强迫你爱他。连你爱不爱我，我都不能强迫。
我和安心以前也拌过嘴的，但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对陈晓东。谁也不当真把气生到心里去的。这次争吵是我们第一次说了互相伤害的话，第一次把气生到心里去了。我一看双方的话都有些成心较劲儿了，就压住火儿，先住了嘴。而且我发现小熊好像有点听出我们吵架是为了他了，他愣愣地坐在床上不知所措，没哭。他紧张地看我们的样子反倒让我心里真的有点心疼他。我知道孩子已经快两岁了，大人的样子已经可以看得半懂，至少，他的大脑皮层已经可以记忆恐惧。而最危险的是，他还无法思考和处理这个记忆，这个未经思考和正确处理的情绪记忆一旦储存进孩子的大脑，说不定会影响他一生的性格和情绪反应的习惯，对他非常不利。
所以我就住了嘴，先压住了自己的火气。其实我知道，赌气的话只要别再你一句我一句地往深里说，往狠里说，等气一消很容易化解的。我也明白，惟一不好的，有可能留下阴影的，不是我们这次吵嘴的语言，而是它的起因。起因是为了小熊。
安心也是个善于克制的人，我一住嘴，她也就不再说下去。我本想问问她刚才去找潘队长都说什么了，那事情到底办得怎么样了，但刚刚吵了架两个人的脸色都别扭着，也问不出口。安心搂着小熊脸冲墙，我背朝安心脸冲外，两个人黑着脸黑了灯，各自睡觉。
第二天早上，小熊先醒来，从他妈妈那边爬过来，拱在我身上要穿衣服。平时大多是我给他穿衣服的，所以他一醒来就找我。安心也起来了，帮我一块儿给他穿。小熊挥着手在说昨天“东东”或许是“嘟嘟”的事，我嗲声嗲气地应和着他，安心没说什么话，脸上的气候却是晴朗多了。
上午，我没来得及问安心昨天晚上跟潘队长是怎么谈的，潘队长就到旅馆来了。没错，潘队长正是一年前我在京师体校路口的街灯下，见到的那个老气横秋的人。安心把我草草地介绍给潘队长，潘队长也草草地和我握了握手，满脸倦容并不多话。安心叫我带孩子出去转转，我就抱着小熊出去了。我出去的时候听到老潘问了安心一句：“他多大岁数了？”
我知道，这不是问小熊，是问我呢。
我心想，安心的这个领导也管得太宽了吧，安心现在又不是警察了，他总不至于嫌我岁数小不让安心嫁给我吧。
我抱着小熊，就在这个古色古香的旅馆里四处转悠。这是一座带前后两个内院的二层建筑。我看了一下立在院子里的一个原清宣抚司署的平面图，和现在的房间布局大不一样了。平面图上标着的正厅和大议事厅，已被分隔成若干间大小不一的客房，图上的粮仓、监牢等也不知去向，连门户的方位都变得面目全非了。这房子毕竟经历过数百寒暑，功能和间隔随着改朝换代肯定变了多少回了，这里也许做过军事指挥所，做过仓库，做过阶级斗争教育的基地，如今又变成了赚钱的旅社。
从那张清代宣抚司署的平面图看，我们住的房间是原来的后宅部分。后宅的正房是那狗官宣抚司和他大房妻子的居室，两厢则是家人、小妾和仆人的用房。我们住的那间十来平米只放得下一张床和一张桌的小屋位于正房的一角，可能是那土司老爷陈放烟榻的地方。
我把小熊背在背上，在正房的原址上来来回回地走了几趟，算算这正房的面积，竟被切割成了十来间小客房和一横两竖的三条细长的走廊，也真算得上地尽其力、物尽其用了。
在我背着小熊楼上楼下考古似的到处闲遛的大半个小时里，安心和潘队长就在我们那间小屋关起门来谈话。也许是担心隔墙有耳所以他们谈话的声音一直压得很低，那声音低得让外面的人都以为他们在心平气和地谈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实际上他们的交谈自始至终都处于明显的分歧和严肃的争执中。
第二十六章
安心和潘队长的分歧既是思想性的，又是年龄性的。他们是两代人。我一直认为，现在的时代和过去的时代有一个最重要的区别，那就是年轻人和中年人和老年人的世界观，完全是不一样的，而且差别巨大！
我所谓的年轻人指的还不是那种被称为“新新人类”的另类一族，而是指一般生理意义上的年轻人，如安心和我这样的人。我们也受过正统的教育，经过一个或数个工作单位的职业训练，我们不是那种无所事事、晃晃悠悠、生活支离破碎的性交爱好者，也不是那些把身体当块抹布，只看重自己的感觉，只要自己开心就好的问题少年。我们从小也和那些中老年人一样，至少也不次于他们地熟知各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爱国主义的理论和口号，以及四项基本原则、五讲四美三热爱之类的大道理，但我们还是和他们不一样的。除了在纪律、法律和团体的规定下在某些场合必须做出同一个表情和同一个动作之外，我们和上一代人几乎什么都不一样，从里到外，都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类。
安心和潘队长在那间小客房里发生的争执看起来是事务性的，实际上与他们的年龄及世界观的差异绝对有关。潘队长不同意由南德公安局给安心开具结婚证明，他认为南德公安局无论是作为安心的工作单位还是作为她的真实户口所以地，都不适于出现在安心结婚手续的公开文件上。虽然毛杰这个案子已经事过境迁一年多了，看上去已经没有什么现实的危险，但这是规定，这是组织上的规定。安心作为一位受到正式保护的人员，在未经请示上级公安机关批准之前，谁也不能私自做主公开她的身份。另外，潘队长还严辞禁止安心继续使用安心这个名字：“你在北京还用这个名字就已经不对了，再把它公开写到结婚证上就更不对了。你的这个身份证当时为什么没有交回来？你应该交回来交给局政治处封存保管。我要是将错就错批准你用这名字结婚我就等于犯错误啦，再说开结婚证明要到市局政治处去开，也不是我点个头就能开的出来的。”
安心说：“您和政治处方主任不是很熟吗，你去找他说说开个结婚证明又不是什么大事，又不是什么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事。我结了婚以后自食其力再也不给组织上找麻烦了还不行吗，我讨厌这么隐姓埋名神神秘秘地过一辈子！”
老潘说：“方主任也没有这个权利，你是经局党委讨论同意并报省厅政治处备案以后才采取保护措施的，方主任是搞政治工作的应该比我更讲原则更守规矩，怎么可能私下里一个人做主就把上级组织的决定给破坏了？除非局党委为你这事再讨论一次，把你的保护措施给撤了，把你这个被保护对象的身份给取消了，那我们给你开。不就是开个证明吗，不就是结婚吗，我们盖个章，证明你目前未婚独身，那是很简单的事！”
潘队长的意思，这个证明还是要到北邱开，他可以向局政治处反映一下情况，让政治处管这事的干部和北邱市公安局打个招呼。结婚证明上还是得用何燕红这个名字。除了安心总是不按规定用化名这件事之外，老潘还批评了她不经请示擅自跑到南德来的行为，老潘说：“你现在也不算是缉毒大队的人了，也不算是现役民警了，我也不好再多说你什么，你要还是我队里的人我非好好你不可，我非让你今天就立刻给我回去，回北邱回北京回哪里去都行！”
安心有些委屈，甚至，有些生气。她情绪低落地说：“您不是一直在我吗，您都我这么半天了，从昨天晚上一直到现在。我以前还觉得我在您心里的印象挺好的，现在才知道您这么讨厌我。我都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才能让您满意了！”
老潘这才住了嘴，沉默片刻，叹口气，说：“我过去，有一个同事，我记得我好像和你说过的。那是我在沙茅地区公安局工作时认识的一个同事，他是昆明市公安局的一个缉毒干部，在一个案子上用伪装身份做情报工作，和几个贩毒的人混成了朋友。他们拉他一起干毒品生意，他就跟他们干，算是打到他们内部去了。后来连境外的贩毒集团也都信任他了。省厅就派他在沙西公路旁边开了一家加油站，贩毒组织就拿这加油站当据点，他就利用这个据点给我们送情报。这个据点离沙茅很近。沙茅地区公安局就是由我负责跟他联系的。我们一直配合了八年，靠他省里破了很多大案。这个同志为了掩护自己，不暴露身份，八年没有谈恋爱结婚，八年隐姓埋名不和自己过去的亲朋好友来往。他是曲靖人，省里派人以他朋友的身份把他的父母从曲靖农村悄悄接到昆明住下来，他八年来只回昆明见过他父母三次。连他父母都以为他早就下海经商去了。直到八年后他牺牲了，大家才知道他是那样一位无名英雄。安心，我不是主张你不结婚或者跟谁都别来往，你的情况跟他也不相同，我跟你说这个人只是想说一个人的素质！这个人牺牲的时候才三十五岁。他这一生，非常伟大，非常崇高！他比我年轻，可我非常敬佩他。我这一辈子，真正敬佩的人不多，他算一个。”
安心并没有如她的队长所期望的那样，被那位隐姓埋名最终献身的同行的事迹所打动。她平静地说：“队长，这样的人，我也敬佩，但我没法学他，我不想像他那样生活。我是个女的，我需要结婚，需要孩子，需要和一个爱我的人在一起，需要常常回家去看看我的父母，他们年纪大了我也要照顾他们。我想过一种正常的生活，过一个普通人的正常的生活。队长，您别要求我那么高了，我可能天生就做不了一个伟大的人，崇高的人。我想做的，只是一个清清白白的人，一个快快乐乐的人。能做到这样我就满足了，就够了。”
潘队长默然听着安心滔滔不绝的“人生独白”，他半天都没有说一句话，那不免失落的表情看上去有几分孤独。最后，他点了点头，只是哑声说了一句：“好，我理解。”
潘队长的样子，他的沉闷苍老的神态，让安心心里又有几分不忍。她并不是成心想让队长对她失望的，她不想让队长为她刚才的话而感到难过。她说：“队长，你是不是觉得我变了，变坏了，是吗？”
老潘摇了摇头，再次说了句：“你的想法，我理解。”他停一下，又说：“你在北京那样的大城市里呆了那么久，大城市的年轻人都是另一种生活，另一个想法的，我可以理解。”
他说完，看了看表，做出要走的表示，他问安心：“我今天就去找政治处让他们帮你给北邱打电话，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安心说：“明天吧，明天早上八点半有一趟去北邱的火车。我一早就走。”
潘队长从随身带着的皮包里，取出一个红布包包，放在床上，说：“这个东西先借你用一天。今天是泼水节，我岳母是傣族人，我请了两天假回一趟大理，是中午的火车。明天早上我叫人来这儿接你们去车站，你把这个还给他就行。”
安心拿起那个红布包包，打开来看。在没打开之前她已经知道了那是什么东西。
那是一把半新不旧的六四式手枪，安心认出来，就是她原来佩的那支。
安心把枪重新用红布包好。本来她想说不用的，但怕再伤老潘的一片好心，所以她收下了。正如老潘说的那样，也许真是因为在北京这种大城市里住得太久了，现在她对边境地区这种司空见惯的“斗争气氛”和正常的警惕性，已经感到有点滑稽。
她把老潘送到走廊上。这楼上的房子都是后隔的，走廊漫长而曲折，她拐了两个弯还走了十多米冤枉路才把老潘送到楼梯口。她对老潘说：“队长，我知道，我今天让你生气了，我没能做一个你心目中最优秀的那种人，让你失望了。我不是有意的，您心里别恨我。”
老潘站下来，低头想了一下，抬头看安心，他的眼角很难得地，现出了一丝慈祥的笑意，他说：“你已经很优秀了。你希望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享受一点家庭的幸福，都是对的，别当是坏事，别觉得不好。我说的那个人，那是很个别的例子。只是我一想到他，就觉得很难过。希望你也能理解我，我们这些人的感情就是这样的。你今天说你也敬佩这样的人，你也承认他这样生活很伟大，很崇高，这我就很高兴了。真的，你比我那个儿子懂事多了。这种事感动不了我儿子，他听了那个人的事情，就说那个人的脑袋准是有毛病……”
倒是老潘的这几句话，让安心有了几分感动。至少，有种很亲切的感觉，就像老潘一直在她心目中的那种感觉一样。
老潘苦笑一下，又说：“我从小就不停的跟我的儿子讲道理，讲这些故事。现在看来，讲多了，没有用。”
安心把老潘一直送出旅馆，老潘走了。安心站在旅馆的门口发愣。我也看到了老潘微驼的背影，他穿着一件已经洗旧的深灰色的便衣，头发很粗很乱，那背影几乎像一个劳累半生的农民。如果不是安心认识他，如果我在北京繁华的街头碰上这样的人，我肯定会把他当成一个外地的农民，当成和我们距离很远很远的那种乡下人。
我和安心，回到我们的房间里。安心主动和我说了她和潘队长谈话的内容和结果。我默默无言，对明天一早就回北邱不表示异议。
安心见我没有表情，以为我还在为昨晚的龃龉而别着面子。她从我手里接过小熊，用小心的口气问我：“你是不是觉得很麻烦？我也是没办法，干公安的人都是这样死板……”
我说：“没事，反正咱们这一趟等于出来旅游了。我要不去昆明还看不到石林呢，我要不来南德还看不着泼水节呢。你们这儿的泼水节泼水吗？要不要我们上街去看看？”
安心想了一下，说南德每年的泼水节都不在市里，都是在乌泉搞的。去年我在这里工作的时候，泼水节那几天我回广屏去了，没去乌泉看。听说去年还有龙舟大赛呢。
乌泉！我在安心的故事中已经熟知了乌泉这个名字，所以安心一说乌泉我倒非常想去看看，不光是为了今天的泼水节和可能会有的龙舟竞渡。
安心不想扫我的兴，于是我们抱着小熊来到楼下的“托儿室”，再次把小熊托给那两位阿姨了。今天“托儿室”里没有别的孩子，那两位阿姨正闲极无聊谈天说地，见小熊来了立刻喜笑颜开。安心问阿姨那两个小孩怎么没来呀？阿姨说：他们爸爸妈妈带他们走掉了。今天我们这旅馆里没什么客人了。来旅游的人今天都搬到乌泉去住了，那里有泼水节，可以赶摆子，比这里好玩，所以都过去住了，这里就剩下你们了。你们不去乌泉看看吗？不去赶赶摆子吗？安心说去的，不过我们下午就回来，明天一早还要赶路呢。我问安心什么叫赶摆子，安心说：就是赶集。摆子上有各种文娱表演，还有摆摊卖东西的，和你们北方人赶集赶庙会一个意思，差不多。
我一听，挺高兴，催安心快点把小熊交给阿姨，然后抢先上去跟小熊“拜拜”。
托了小熊，还有一样东西没法托，就是潘队长借给安心防身用的那把六四式的手枪。安心不敢放在客房里，随身带着又太沉。而且去乌泉怕让人泼了水，我们都只能穿一身薄薄的单衣，那玩意儿也没处掖。我对枪这东西当然有着每个男人都会有的喜爱，于是提议由我帮她掖着我不怕沉，但遭到安心断然拒绝。她说你又不懂这东西别一不小心再走了火。她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把枪藏进我们的一只手提包里。那手提包上有一把防君子不防小人用力一拽就能开的锁，锁上之后她把那包深深地推到我们屋里的那只木板床底下，然后直起身，感觉上挺安全了。她冲我笑一笑，说：“行了，走吧。”于是轻松上路。
安心只去过一次乌泉，但那一次的印象可能是太深了，所以一出旅馆就像个向导那样带着我轻车熟路。我坐在去乌泉的火车上，就像当年的安心一样，看到了沿途纵横起伏的山峦，和山峦上层层叠叠水纹般的梯田。六月的梯田里，肥黄瘦绿，无人收割。我还看到，几朵像棉花一样蓬松的白云，浮搁在山顶。阳光明媚。白云和阳光使车窗外的风景像一幅完整的水彩画，一笔不多，一笔不少。
小熊不在身边的旅途更突出了蜜月的滋味。窗外美景做衬，我和安心畅谈了一路。安心向我讲述了刚才潘队长讲给她听的那位在沙西公路旁以加油站当情报据点，在敌人内部隐姓埋名八年整的无名英雄的事迹，导致我和她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崇高和伟大的思想讨论。我们年龄相近，因此讨论起这个问题彼此的看法有着惊人的一致。我和安心一样，对那位无名英雄的精神心怀崇敬，但崇敬不等于我们也要向他那样生活。关于什么是崇高什么是伟大我们也做了望文生义的分析，认为崇高就是舍己为他，舍生取义；伟大就是建功立业，彰显于人，或虽无业绩彰显但其精神可以照耀他人。由此看来，崇高和伟大是大多数凡夫俗子的本性和能力无法企及的。但崇高和伟大并不因此而不存在，而没有价值，而不被向往，我们不就为那无名英雄的默默奉献而有一点感动么。我们尽管做不到，但我们感动。我们感动，就有可能在今后的生活中进行点滴的模仿，至少增加善良之心、同情之心、奉献之心、博爱之心。在这个世界上，善良同情奉献博爱的心都是不能再少了，再少，这个世界就太不美好了。
我们感动，同时我们也理解潘队长的儿子为什么不感动，因为前些年把崇高和伟大搞得太泛滥太虚假了。要求人人都去崇高和伟大，人为地起哄似的造出那么多崇高和伟大，明明并不让人怎么感动却要求你说自己已被感动的崇高和伟大，终于把人们的感动之心变成了厌恶之心。人们厌恶虚假的东西是正当的。躲避崇高本质上是躲避虚假，是躲避他做不到或不想做或连感动都不感动的东西。这一躲避有时连真实的崇高伟大也不分青红皂白地躲避掉了，有点反胃的意思，一反胃连本来可以让人感动的东西也不让人感动了。崇高和伟大变成了人们避之惟恐不及的东西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现象之一。安心对这一点，有着比我更加强烈的痛心疾首和遗憾愤懑。
从这一点上看，安心还是比我有着更多的英雄情结。我在这方面比她看得更为实际。我认为承认人的本性都是自私的是一个进步，至少比强硬地要求人人都要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并按这种理想与精神来制订社会生活的规范、制订人际关系的准则和经济运行的机制要进了一大步。英雄人物是有的，但肯定是少数，而且是在特定环境下和特定条件下产生的。如果你不处于这个环境，不具备这些条件还要让你去模仿英雄的行迹，其动机是滑稽的，其效果也绝对好不到哪里去，其副作用更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大家都学会 了为自己打造出不同的面具。这些面具有：感动的、愤怒的、庄严的、快乐的、悲痛的……等等等等，以便供人们在不感动时表现出感动，不愤怒时表现出愤怒，不庄严时表现出庄严，明明不快乐却能哈哈大笑，明明不悲痛却能痛哭流涕，……这类现象我见多了！
从南德到乌泉就相当于从北京的国贸桥到通县环岛，坐火车也不过半个小时的远近。因此，关于崇高和伟大的话题也不可能讨论太久，再说它毕竟离我们的现实生活，离我们眼前移动着的稍纵即逝的窗外美景，太遥远了，太形而上了，所以要是讨论得太执着太没完没了的话也不免给人迂阔、做作甚至虚假之感。而且，既然明知崇高和伟大、理想和奉献都是不容易做的，还在一味地歌颂它、赞美它、承认它的存在和价值，不是让自己感到很难堪么？特别是刚刚赞美完崇高伟大就马上到乌泉泼水节的摆子上和摆摊卖货的小商贩为了几毛钱而讨价还价而并不脸红，那赞美的本身岂不是也很肮脏委琐了么？我想起过去有个住我家楼下的女孩儿也是个大学生，整天在家弹钢琴把邻居弹烦了，敲她的门让她小声点儿，结果那女孩儿站在楼道里跟邻居吵架时什么都骂。男人骂了都脸红的话她都能一点不打磕巴地骂出来。骂得死去活来回家不到半分钟她马上就能接着弹肖邦，让人不可思议。我不懂钢琴，分辨不清她弹得好坏。但我知道肖邦的音乐是高尚和浪漫的，所以我觉得那女孩儿没心。
崇高和伟大的话题在列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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