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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观音-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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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写了，我要哭了，我不想再为你哭了。我至今都不敢相信我们竟然这么快就分道扬镳各自去过截然不同的生活，从此再无关系！这是真的吗？也许只有到了明天飞机载着我离开地面的那一刻我才会相信这是真的，这一切都是真的。
我们还会见面吗？等到我们都老了，还会想起这里吗？还会想起再到我们曾经共同拥有的这个小屋子里来看看吗？如果真有那一天的话，我还会像以前那样吻你的，不管你有多老。如果那时你还想在这间简陋的小屋里重新开始咱们的生活，我会同意的。不管那时我在哪里，是贫穷还是富有，有无家室和儿孙，我都会来的！我会告诉我的家室和儿孙，我年轻时曾有一场刻骨铭心的爱，这场爱我不能忘记！我想作为我一生善待他们的补偿，他们会放我来的！
杨瑞我写到后面还是哭起来，我像个小孩子那样流泪和抽泣。我把我这么多天来所要倾诉的绝望与幻想，连同我的眼泪一起，落于纸上。我把绝望幻想和眼泪统统叠进信封。信封摆在平时安心睡觉的那一侧的床头柜上，没写抬头和落款。
那天晚上我坐出租车去了刘明浩家，我把一套我家的钥匙交给他请他保管。安心如果回来找我找不到的话，我想她会来问刘明浩的。在我的朋友中，只有刘明浩和她相熟。
刘明浩接了钥匙，笑笑，提醒道：“你既然跟了贝贝，可不能身在曹营心在汉呀。”
我不说话。
刘明浩也就收了笑，又问：“跟你爸告别了吗？”
我摇头，说：“没有，我不想让我爸知道我出国了，他知道了非把这套房子要回去不可。那是我和安心的窝，我想留着。再说，说不定什么时候贝贝对我腻了，我在美国人生地不熟的要是呆不下去，我还得回来呢。”
刘明浩点着头，嘴上却说：“咳，你怎么想这么多。”
我说：“也许真是长大了，成熟了，什么事都不那么一往无前了。好的时候要想想坏，出发的时候要想想退路。女人都是善变的。”
刘明浩又点头，嘴上却笑：“咳，我看你都快神经了，都是安心惹的祸。”
第二天还是刘明浩开车送我去了机场，路上看我沉默寡言，便说了好多鼓舞的话：出国是好事，学本事见世面。再说你要是真成了贝贝的老公，那生活上就算是一步登天啦。回头到贝贝家的产业里再谋个一官半职的，将来有权有势了可千万别忘了爱国，别忘了这边还有一帮啃窝头的穷哥们儿哪，我们还指着你到时候回国投资发我们一点生意做做呢，我今天把话先垫上，你要回来可别忘了！
其实，刘明浩不知道，我去美国，就是为了忘掉所有的人。
但愿我能忘掉所有人！
美国对我是新鲜的，贝贝的家对我是新鲜的，这里的一切，从里到外，都是那么陌生。这陌生的环境果真使我忘掉了过去，过去的人和事，都变得特别遥远，但是，除了安心。
我很早就预感到来美国可能是一场失败，因为我忘不掉安心。在美国的生活尽管与我过去的生活毫不相像，但每一个衣食住行生活起居的细节，都让我联想到安心。时间越长我越发疯地想要看到和摸到我家那两间小屋里存放着的和安心有关的那些东西，我的思念因为找不到展开的环境和寄托的物件而显得无着无落而显得异常痛苦起来。
某日，我和贝贝在一间华人开的商店里购物，我突然看到货架上放着一盘似曾相识的CD光盘，是陈晓东的《比我幸福》，我立即买了，并且立即催贝贝回家。回家后我一连几天一遍一遍反复地听那首歌子，弄得贝贝都禁不住奇怪起来。
她也听，但听不出所以然，她说：“这歌子好听吗？我认为很普通嘛。”
贝贝哪里知道，这是安心给我的祝愿。现在在我听来，在我这个身处异国他乡尽享豪宅美食的人听来，也像是我对安心的祝愿和期盼：请记得你要比我幸福，
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
爱不用抱歉来弥补，
别管我愿不愿，
孤不孤独，
都别在乎，
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
……我听着这首歌，站在窗前，看着洛杉矶阴沉的天空，那时我第一次地想到，我得回来！
第三十二章
我回来了。
我站在南德清冷的雨中，我看到南勐山浮云游动，我走进火车站附近一家临街的杂货店，我拨了缉毒大队队长老潘的手机。
老潘的手机关着。
缉毒大队我没有去过，我不知道安心经常说起的那个院子在什么方向。
半个小时后，我站在了南德市公安局大楼外传达室的窗口前，我递上我的身份证，求见公安局政治处的方主任。
传达室盘问了我半天，问我认不认识方主任，我如实说不认识，我是想通过他寻找一个人。还好，传达室的人同意让我进到一间不大的上访接待室里，过了一会儿从楼里下来一个人，告诉我方主任不在，开会去了，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我要找一个人，方主任认识的，是个年轻女同志，她叫安心。
来人让我稍候，便回楼里去了，没用多久又回到接待室，同行还跟来另一个人。他们进了屋一起问我，问我是干什么的，跟安心怎么认识的？我说我是她的未婚夫，是她爱人，她半年前离家出走，我是来找她的。他们问你怎么能证明你是安心的未婚夫？我说缉毒大队的潘队长和吴队长还有其他一些人都认识我，我去年夏天还在这里治过伤呢。
那两位干部互相对视一眼，把我带进楼去，带进楼里的一间小会客室里，让我稍候，还给我倒了杯热茶。这次让我等的时间比较长，等了大约一个小时左右。一小时后从屋外进来几个人，其中一个我当即认出来了，是缉毒大队那位姓吴的副队长。
吴队长也一眼认出了我：“对，你是杨瑞。”然后他把我介绍给另一位中年人：“这是我们政治处的方主任。”
我和方主任，和吴队长，握了手。他们让我坐下，他们隆重认真的样子让我心里有了希望，我想他们肯定是知道安心的行踪的，不然干吗一起出来见我，总不会是想向我打听她的下落吧。
方主任先问我：“去年你们是怎么分手的，因为什么？”
我说：“我不知道因为什么，她留了一封信就不见了。”
“信上怎么说？”
“她说她不能在她丈夫死了，儿子死了的情况下再跟我谈情说爱，她说她要为他们负责。”
那位方主任和吴队长对视一眼，两人都沉默了片刻，片刻后还是由方主任开口，点头说道：“对，据我们知道，她确实是这个想法，所以她回南德来了。她希望继续从事她一直热爱的公安缉毒工作。”
我的心，在听到这句话时，一下子舒展开了，我终于找到了安心的下落！我笑一下，说：“我想到了，她在这儿，我早就想到了，她不在老家，就是在这儿！我一直打电话给潘队长的，还打电话给她的父母，可他们都不告诉我，都说不知道她去哪儿了。”
吴队长插话：“这是根据安心同志本人的要求，可能她不希望你再来找她吧，可能她怕影响了你以后的生活。”
我快乐地沉默了一会儿，说：“能让我见见她吗？”
吴队长看一眼方主任，不说话。方主任迟疑一下，开口道：“小杨同志，我知道你是很爱安心的，所以我相信你一定会尊重她的选择。她回到了战场，选择了战斗，而且很不幸，她在去年秋天的一次缉毒战斗中，英勇牺牲了，南德市人民政府已经追认她为革命烈士。我们知道你和她曾经有过一段恋爱关系，但我们没有找到你，所以，安心同志牺牲的消息我们只通知了她的父母。她的遗物、她的烈士抚恤金和烈士证书，按有关规定都交给了她的父母……”
那位方主任，循循善诱地讲了很多很多，我仿佛只听见了牺牲二字，我反复辨别着那两个字的含意，我钻心地想要挖掘出那两个字里还有没有其它的含意。我低着头，我用手捂住自己的眼睛，我不想让我对面的这些警察们，看到我奔涌的眼泪。我的两条腿在椅子上用力地夹紧，想控制住身体因为哭泣而带来的颤抖。我的整个脑子一下子空空荡荡，全身肌肉因为互相撕扭而深刻地疼痛，我用变形的声音恳求他们：“没有，没有，她没有牺牲！我要见她！你们让我见她……”
在这场阴雨之后的下午，他们带我去见安心。根据安心父母的意见，安心和在那次战斗中牺牲的六位缉毒警察和武警战士一起，葬在了南勐山下的革命烈士公墓里。他们的墓前，专门立了一块半人高的纪念碑，上面用半文半白的语言，镌刻着对那次战斗的记述，以及这七位烈士遭遇恶敌英勇无畏的壮举，言简意赅。我看到烈士依序而列的名字中，第二位就是安心。那两个字镌刻得既俊秀又苍劲，很像她的写照。我用手抚摸着那两个字，那字上还残余着雨后的湿意。我双膝跪在安心的面前，用我滚热的嘴唇轻吻了她的名字。那名字很冷，没有生气。
我不想再痛哭流涕，我不想让身后的警察们看到，也不想让安心看到我心里的血迹。我怎么能想到在我又回到酒吧，又回到刘明浩那帮人的夜生活里的时候，在我和贝贝每天都共进晚餐并且在她的饭店留宿的时候，安心已经无声地躺在这里。我相信在这个和北京远隔千里的肃静的墓穴中，她一定听到了我们的欢笑，看到了我们的缠绵，她听到这些看到这些，一定是难过得哭了。
尽管她说过：你一定要比我幸福。可我还是屈膝跪在她的墓前，久久不起，并且向她深深地一拜，我说：“安心，对不起。”
我能说的只有这句话：对不起。我本想让你比我幸福，和我一起幸福，但我做不到了。
我知道，你是希望我幸福的，你说过我比你幸福，才值得你对自己残酷！你说过的！
从公墓返回市区的路上，我问陪着我的吴队长：“安心牺牲前，留下什么话了吗？她有遗言吗？”
吴队长说：“没有，他们是在一场遭遇战中牺牲的，事前谁也没有预料的。”
我本想问：安心死得惨不惨，但我没问。
吴队长说：“我们潘队长正在外地办案子，他刚才打来电话，听说你来了，劝你节哀。另外，他也希望你能理解安心的行为，她的行为是很崇高的，我们每一个熟悉她的人，都应该为她感到骄傲。”
对了，我想起我和安心曾经聊起过关于崇高的话题，我们那时对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和做作的崇高，还是能够感动的。比如老潘给安心讲的那个在沙西公路上开加油站当情报据点的无名英雄的故事，还是足以令我们佩服和崇敬的。但那时连安心在内，我们崇敬英雄却并不打算仿效英雄，我们并不打算去从事那种公而忘私的伟大事业，我们并不打算走进一个圣坛去做“普罗米修斯”式的勇士。那时我们正准备结婚，我们对未来的世俗的幸福生活正在幻想不已，我们更喜欢更感动的可能是“少年维特”式的浪漫与忧伤。那时不要说我，恐怕连安心也不会想到，在我们度身事外隔山看云地闲聊崇高伟大牺牲奉献之类话题的几个月后，她自己就真的身体力行地走上了这样一条壮烈的道路。
尽管，我算不上安心的亲属，我和她尚未结为正式的夫妻，但公安局那些安心的领导们，还是给我享受了烈士遗属的待遇，免费安排到公安招待所里住下，而且由吴队长出面，态度正式地问我还有什么要求。我说，我没有任何要求，既然安心的遗物她父母已经带走，我想去看看她工作过和生活过的地方，那些地方我经常听她说到的。另外，你们是否知道她父母现在去了哪里，我也想去看看他们，我对他们负恩未报，我应该去看看他们。
吴队长马上陪我去了缉毒大队，看了安心的办公室，看了她使用过的办公桌，她坐过的椅子。还带我去了她的单身宿舍，看了那间临河而建的吊脚楼。那间吊脚楼至今空着，尚未分给别人居住。我站在窗前向对面望去，看到了烟雨迷蒙的南勐河，却看不到对岸那片如火如荼的木棉花。
关于安心父母的地址，吴队长说，他也不知道。我问：潘队长知道吗？吴队长没答，只说：潘队长不在，他在外面办案子。一时回不来的。
我没有再问。
我在南德住了两天，在这两天时间里，我一个人又去了那间吊脚楼，去了南勐山上的那间茶水店，去了上次我们去过的安心和铁军住过的那座居民楼，还去了我和安心一起住过的那个由宣抚司署改成的旅馆。我去了安心在南德的所有值得记忆的场所，不是告别，而是凭吊。我想我爱安心，我会永远怀念她，这些地方，我以后一定还要再来的。
在我离开南德的那天清晨，我带了一束前一天买好的鲜花，再次去了南勐山下的革命公墓。连天的阴雨已经停了，但公墓里的每一块石板路和每一座墓碑上，都还是湿漉漉的，就像我心里难以干涸的眼泪一样。公墓里没有人，墓碑与墓碑之间，阻隔着雨后清晨的雾气。我找了半天，才找到安心和那六位烈士的墓地。我把那束鲜花放在碑前，然后默默地站了很久。尽管周围没有人，但我还是忍着不让自己的眼泪从心里流出来，我在心里轻轻地对那墓碑说道：安心，我的爱人，我的妻子，再见。
在告别的心声刚刚落下，我似乎就听到了墓碑里有了回应，像是有人一步一步向我走来。走近时我听出那声音来自身后。我回过头去，我看到我的身后，站着老潘。不知为什么，看到老潘我的眼泪忽悠一下，终于掉下来了。
老潘目视着我，他插在大衣里的右手慢慢地拿了出来，伸到我的眼前，五指一松，手里有个东西掉出来，掉到半空中停住了，那东西上有两根细细的红绳，还在老潘的手上晃着。红绳的另一头，悬着一颗玉观音！
透过清晨的雾水，我看到了观音菩萨玉面端庄，眉目依稀，光泽依旧，神态宛然。
老潘的声音，穿透清冽的雾气，哑哑地传来，在安静的墓园中，几乎带了些天籁似的回声。“安心告诉我，如果你来了，就把这个给你，她说给你你就会明白的。”
我双手接过那只玉观音，那大慈大悲的玉观音让我的身心有了一种觉醒般的感动。我亲了那块淡绿的玉石，我说：“我以为，她没有留下话来，……他们原来都说，她没有遗言。”
老潘沉默片刻，墓园里除了我吞咽泪水的声音，安静得有如灵境。老潘的话语，也犹如遥远的空谷足音，那足音环绕不绝，像一个巨大无边的声场，把天地间的一切，统统笼罩在其中。
“她走的时候说，她惟一牵挂的，惟一觉得对不起的，除了她的父母，就是你。她说，她只有拜托这块玉石来保佑你了，她让你别等她，她请你一定要过得比她幸福！”
我的泪珠挂在脸上，不再流下去。那泪珠和我的眼眸一样，凝固了半天，才听到了我的喉咙里发出的疑问。
“安心没有死，对吗？”
老潘没有回答。
他没有回答已经是一种回答。我恍如梦境地，再问一句：“她还活着，对吗？”
老潘终于又开了口，他说：“她让我告诉你，过去的那个安心，已经不在了，她让你别再找她了。现在她是另外一个人，一个你不认识的人。”
我冲上去，揪住老潘的衣服，我说不清是激动还是愤怒，我冲他大声地吼叫：“你们把她弄到哪儿去了，你们又让她隐姓埋名去干什么？她不愿意干的！我知道她不愿意隐姓埋名地过一辈子！她跟我说过的！你们把她还给我！”
老潘又高又大的身体在我的撕扯下纹丝没动，他平静地说：“我也不愿意她干的，这是她自己的意愿，是她的决心！”
我僵住了，我的手慢慢地松开了，我知道老潘说的是对的，老潘是从不让安心靠近任何危险的，他对她像对自己的女儿。安心能离开我重返战场，显然是下定了牺牲一切的决心！
老潘轻轻整理了一下被我扯乱的衣领，声音苍老地说：“我这一辈子，真正敬佩的人不多。”
他停顿了一下，又说：“她算一个！”
我转过身去，毫无方向地向雾气中走了两步，又茫然地站下来。我抬起手，仔细地端详着手心里的玉观音。玉观音善良的形象，似乎代表了我心目中最理想的母性，代表了母性宏大的慈祥和悲悯。我知道我应该高兴，不管怎么说，安心还活着，她在干她情愿为之献身的事业，她必定也会从中体会到幸福。我们以前就聊起过的：那种真正崇高的人，心中必定充满和洋溢着伟大的幸福！
老潘的声音在我的身后，变得温和起来，那声音像一个父亲在询问自己的儿女，他问：“你敬佩她吗？”
我没有回答，我把象征着安心的那颗玉观音戴在脖子上，塞进衣服里，贴身地在心口上摆正。我说：“请您告诉她，我回北京去了。我会一直守着我们的家，我会一直在我们的家里，等着她！”
我擦去脸上的眼泪，一个人走出了寂静的公墓。我回到招待所拿了我的东西，出门往火车站走去。出门时招待所服务台的一位老同志叫住我，问道：“喂，小伙子，早上缉毒大队的潘队长来找你，找到了吗？”
我回到了北京。
我又回到了原来的赛马俱乐部重操旧业，我每天努力地工作，晚上再也不去泡吧蹦迪和下饭馆。为了多挣一点钱，我还找了一份家教的工作。我省吃俭用，每个月都汇一千块钱给南德缉毒大队的队长老潘，托他转寄给安心的父母。她的父母显然被公安机关转移到其它地区保护起来了。警察有警察的规矩，他们不便把地方告诉我，但老潘答应把我的钱和心意都转交过去。如果他就是安心的联络人，我想这些情况安心也应该是知道的，她一定是知道的！因为老潘在和我以后的通话中，再也没有劝我别再傻等了。当然他也从来没有向我透露过关于安心的哪怕是一点极其微小的消息。这是他们的纪律。
所有的同事、朋友连同我的父亲，问到我又找女朋友了没有，我都说找了。他们一律做出惊讶好奇的神情，问道：哟，什么样儿啊，怎么也不领来让我们看看？我就说：她不在北京，在外地呢。他们当然还要刨根问底：在外地？她是干什么的？我就说：对不起，她干什么的保密！
我想，总有一天安心的组织上会让她退役的，只要她不死，他们总有一天会让她享受一下她应当享受的安定和平的普通人的生活，所以，我要等她！
除了一周两次去挣那份家教的钱之外，我每天下了班都按时回家。我睡觉时总要摘下那颗被体温捂热的玉观音，端端正正地摆在身边空着的枕头上，象征着安心与我同床而眠。每天熄灯前，我从不遗忘地要把卧室和客厅之间的那扇门敞开来，我怕睡着了万一听不见深夜响起的敲门声。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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