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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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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与国会、新闻界及白宫之间的关系颇为混乱。国务院的老人都怀念地谈起艾奇逊——或者尼克松。外事人员中有许多最辉煌的人物在麦卡锡一麦克洛德时期、在杜勒斯的一人外交时期都变得暗淡无光。外事机构现在仍然苦于士气低落，仍然在埋怨那些放肆的非专业人员和其他机构的干预，并且仍然受到那种对每一决定都想面面顾到、从长考虑以致于往往议而不决的体制所困扰。（不过，有一位老资格的外交官告诉肯尼迪，外事人员已经变得十分象一匹训练得不得当的马，惩罚它只会使情况变得更坏。）
总统并不希望更换国务卿。但是腊斯克却把行政事务推给副国务卿切斯特·鲍尔斯和负责行政事务的副国务卿帮办罗杰·琼斯（文官委员会以前的一个委员）。切斯特·鲍尔斯喜欢探索长期的计划以促进短期的权宜之计。正如一位观察家向总统概述的那样，“腊斯克觉得使用一位副手很难，而鲍尔斯则觉得做第二号人物甚至更为困难。”总统喜欢鲍尔斯，喜欢鲍尔斯的大多数想法和他所推荐的大多数人员。但是国务院的班子毕竟需要一个总管。
肯尼迪曾经考虑过许多人。邦迪在1月间就已经拒绝担任这个职务了。萨金特·施赖弗和戴维·贝尔需要留在原职上。鲍勃·肯尼迪担任这个职务也不合适。阿瑟·迪安和约翰·麦克洛伊两人因为在裁军和联合国方面的工作而受到很大的尊敬，但是他们全不愿意接受固定的专任职务。哈佛大学的罗伯特·鲍伊一向主要是位思想家而不是个行政人员。最后，解决的办法很清楚，就象也许早就应该很清楚的那样：把国务院的第三号人物经济事务副国务卿乔治·鲍尔提升为第二号人物。
但是1961年夏季。关于即将重新安排鲍尔斯工作的消息过早地传了出去，使鲍尔斯的政敌全很高兴，他们错误地以为这是总统“透露”给他的专栏作家朋友的。这一来反而推迟了鲍尔斯的坏运。外交机构中的某几派人、中央情报局的专家、五角大楼的将领和右翼报刊的社论都是出于错误的动机在反对鲍尔斯。他们批评鲍尔斯太“软弱”、太“天真”，或者说他在猪湾事件中力图推卸失败的责任。肯尼迪却没有被这种批评中的任何一条所打动。与此同时，鲍尔斯在新闻界、党内和政府中的一些支持者（有些人管他们叫作：“切特集团”①）出于同样毫不相干的理由，开始向总统施加压力，要总统留住鲍尔斯。鲍尔斯本人则不理睬各种暗示和机会去要求重新安排其职务，以表示对总统忠诚。
①切特是切斯特的昵称。——译者
肯尼迪让争吵自动平息下去，但是他开始较多地依赖鲍尔而不是依赖鲍尔斯。虽然鲍尔同样没有多少时间或多大愿望担任国务院的行政管理工作，但是在重要间题上他却能给总统较为及时的帮助。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肯尼迪在赞扬鲍尔斯的同时，说明了他的意图，即“为了使国务院的机构和人员效率更高些……如果我得出结论，鲍尔斯先生在另一个负责岗位上能发挥更大的作用，那末我将毫不犹豫地要求他这样做”。
到11月下旬，肯尼迪已经准备采取行动，作出一系列严守秘密、速战速决的人事更动，以便使人员与职务更为相称。迪克·古德温在拉美问题上的干劲和沃尔特·罗斯托在对外政策方面的通盘规划，全属于国务院而不属于白宫的职权范围，而国务院在这方面也正好是薄弱的环节。弗雷德·达顿在白宫没有获得一个一展所长的固定工作，这时接下了国务院内处理同国会的令人遗憾的关系这一工作（他在国务院干得很出色，尽管那些比较胆小的官僚继续按照一贯的做法，向控制着财政的议员讨好迁就）。总统知道艾夫里尔·哈里曼担任过的重要职务比约翰·昆西·亚当斯①以后的任何人都多，而他作为无任所大使的成就（等地抑制了傲气，带上一个助听器后）远远超出了总统的预料。这时他同意担任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因为远东的老挝、越南、赤色中国和“福摩萨”②等问题都没有得到恰当的处理。罗斯托将取代腊斯克派的乔治·麦吉的职位，麦吉去接替鲍尔的职位（后来他由哈里曼所接替），鲍尔接替鲍尔斯的职位，而鲍尔斯则将获得一个特别大使或巡回大使的职务。
①约翰·昆西·亚当斯（1767…1848），美国第六任总统。——译者
②即我国的台湾省。——译者
很明显，这一连串人事变动全是因鲍尔斯的调动引起的。总统担心鲍尔斯在辞职时会大吵大闹，于是吩咐我“在腊斯克把这消息告诉他以后，稍许安抚他一下，就象一个'自由派人士'对待另一个'自由派人士'那样。”我喜欢切特·鲍尔斯和他对驻外机关事务局及其所需人员的看法。自从1959年以后，我就一直与鲍尔斯保持联系。向每个被调动职务的人宣布调动的消息是在感恩节后的那个星期日下午。腊斯克由于对鲍尔斯的反应感到很关心，赶到我家里来找我——我一直在家等待着——他敦促我立即去见副国务卿。
在国务院那座几乎空荡荡的新办公大楼中，我找到了鲍尔斯，他郁郁不乐地独自坐在办公室里。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他对肯尼迪、对腊斯克、对所有的人都感到非常愤怒。他不打算再接受任何职务。他说，他是有自尊心和自信心的。他一直忠心耿耿，而人家却对他不忠实。他要辞职并把自己的想法全讲出来。
我和鲍尔斯进行了谈话。我代表总统对切特的心情表示同情。我拒绝了他的种种威胁，分担了他的痛苦，我对他所作出的贡献表示钦佩。天越来越黑，但是我们俩谁都没有站起来去开灯。塞林格预先安排的在海恩尼斯港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即将开始。在这次会上，人事变动必须在消息“走漏出去”之前予以宣布。我们不停地谈了下去。最后，我们终于谈出了一个解决办法。鲍尔斯将成为具有威信的白宫班子的一员，担任总统的“亚非拉事务特别代表和顾问”，具有大使的级别。他的薪给将予以提高，以反映他的职责的提升。他将有自己的办公室和工作人员，使用白宫的轿车并可在白宫餐厅用膳。他将直接向总统汇报工作。
这不是一个实职，这一点后来大家全都明白。鲍尔斯还是回到印度去当大使合适得多，在1963年中期驻印大使加尔布雷思一退休，他马上就去接任了。他在这个职位上忠于职守、声誉卓著。但是在1961年11月他就任总统的亚非拉事务特别代表和顾问一职，毕竟保全了他的面子并防止了发生争吵。鲍尔斯接受了这个职务。总统将在次日的私人谈话中把这件事确定下来，他对此也很满意。塞林格宣布了这个消息。所有那些在几个月以前对可能调动鲍尔斯职务的前景进行抨击的人，也无法有力地反对这一安排。总统颇感兴趣地看待我奉派到自由派人士那里去作说客的这一任务，他说：“干得很漂亮，特德——这是自从你参加密执安州代表团以来干得最出色的工作。”
第十一章 早期的危机——猪湾事件
约翰·肯尼迪有一次诙谐地谈起在科德角的日子。当时他因背部伤痛，不得不坐在那里，眼看着屋外刮着的一场新英格兰飓风。房子里仅有的另外两个人，一个是喝醉了酒的仆人，另一个是被这个仆人激怒了的汽车司机。当他们彼此追逐，威胁要杀害对方时，这位当时的参议员却扶着拐杖，独自坐在那片沉寂的气氛中，注视着在他周围翻腾盘旋的大自然的怒吼，默想着自己是否会生存下去。
1961年，肯尼迪发觉自己又一次面对着一场风暴。那种不自然的寂静笼罩着最高权力机关，经济上和军事上的不利形势以及自由世界内部的争吵困扰着他，他独自坐在那里观看着四周国际地平线上卷起来的一场接一场的风暴。约翰·费希尔在《哈泼斯杂志》上写道，“每位总统大概需要十二个月的时间组成他的行政班子，摸索着进入这个庞大而危险的官僚机构。……当［肯尼迪］还在想把家具搬进去时，他发觉实际上屋顶已在塌下来，房门也被风刮走了。”
肯尼迪事先受到了警告。他在棕榈滩从艾伦·杜勒斯及其助手那里获得的中央情报局简报所提供的情况，远比他当总统候选人时所知的要多。如同他乐于承认的，这些情况以及随着掌权而对世界动向所获得的更为全面的了解，使他“惊愕”不已。但是他从未抱有回避或延缓这些危机的任何幻想。当他在棕榈滩时，据说他的政府中有人传出消息说，他曾要求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让世界紧张局势暂时缓和六个月，以便让新政府有时间寻找解决问题的新的答案。他听到这话后曾对我说，“这真是愚蠢的，”又说，苏联的国家利益象美国的国家利益一样，不可能因为任何人或任何时期而予以放弃和搁置起来，而凡是这两种利益冲突的地方就会出现麻烦。
在他就职的头一周内，我们就开始断断续续地撰写他的第一篇国情咨文。他接连审阅了几份讲稿，每一次总试图就前途的种种危机向全国发出更加阻郁的警告。虽然我当时全神贯注在他的立法计划上，他关于外交事务的原稿中的那段话已经使我感到颇为不祥：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紧急的。趋势是不利的。情况在好转之前将会更坏。我们一面抱着莫大的希望并争取最好的结果，一面应为自己作好最坏的打算。
可是，1月28日星期六，在发表国情咨文前两天，他在审阅一次通宵会议所拟就的接近定稿的文本时，竟然认定这些警告的措辞还不够有力。他又插进了另一段话：
危机在日益增多。它们的解决变得日益困难。我们每天都更接近极度危险的时刻。……我觉得我必须告诉国会……在每一个存在有危机的主要地区，事态都在恶化，而时间已不是我们的朋友了。
接着在星期日，他做完礼拜在官邸润色拟就的文稿时，又加了最后一句预言：“在形势扭转之前，还会有更多的挫折。”
星期一，咨文发表了，许多报刊立即把这些段落说成是不必要地阴郁、可怕。没有一个人能预见到，在随后八个月里，世界危机的发展速度竟会如此迅速地超过了咨文所说的情况，以至在该年春季前所未有地需要提出第二篇国情咨文，而且夏季竟会出现更为可怕的危险。
2月13日，即在他的咨文发表两周后，随着刚果前总理卢蒙巴的遇害，苏联人威胁要对那里进行新的干涉。
3月9日，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差一点要接管整个老挝了，因此有必要向总统提出使用美国武装部队的详细计划。
3月18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盟国葡萄牙不得不急调部队去安哥拉，以镇压由美国的非洲朋友支持的一场民族主义的起义。
3月21日，参加日内瓦禁止核试验谈判的苏联代表团宣布，它提出了一项关于“三驾马车”①对一切视察拥有否决权的新要求，这使任何核裁军都成为可疑的了。
①苏联主张由东西方和中立国各出一人组成三人行政委员会以监督和视察停止核试验问题。——译者
4月12日，苏联人通过把第一个人送入太空轨道而引人注目地显示了他们的高超的火箭推进器。
4月19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彻底打垮了一支古巴流亡分子入侵猪湾的队伍。这批流亡分子希望解放他们的祖国，并得到美国的支持。
5月1日，共产党人赞助的南越民族解放阵线和北越的共产党报纸宣称，游击战进展的速度将使他们能够在那年年底接管全国。
5月15日，一次内部的军事政变推翻了受美国保护的南朝鲜的政府。
5月30日，独裁者特鲁希略遭到暗杀，这使动乱不安的气氛笼罩了多米尼加共和国，到我写本书的时候，情况依然未变。
6月4日，赫鲁晓夫在维也纳向肯尼迪发出警告说，同东德的和约将在年底以前签署，这个协定将中止西方人进入西柏林通道的权利。
7月19日，两个都对美国友好的国家法国和突尼斯，为了突尼斯领土上比塞大的一个法国基地问题而爆发了战斗。
8月13日，共产党人用栅栏、带刺的铁丝网和一座石墙把东柏林同西方隔绝。
8月25日，我们最大的拉丁美洲邻国巴西，由于夸德罗斯总统的辞职而陷入了一场宪政危机。
8月30日，苏联宣布它正进行一系列百万吨级以上的核爆炸，表明它冲破了暂停三年核试验的禁令。
9月18日，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在飞往再次爆发战斗的刚果去视察的途中，因飞机失事而死亡，致使联合国不得不屈从苏联坚持的“三驾马车”的要求。
在这头八个月期间，国外还有些其他危机。随后的几个月里也有些其他危机，其中发生在1962年10月的一次危机，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危急的一次①。但是这八个月对总统个人以及对自由来说，都是最黑暗的时期。在这八个月里，他绞尽脑汁以求使我们的力量适应于我们所承担的义务，并且重新制定我们的目标和方针。他的计划往往甚至在执行前，就被迅速发展的事态所改变。他有点恼怒地议论说，“坐在地图边，谈论应该做些什么事，比起认真处理这些事要容易些。”
①指古巴导弹危机。——译者
在这八个月期间，他有时会私下对他曾犯过的错误、曾接受过的劝告和他所继承的“混乱局面”感到难过。可是他一面接受教训，一面却始终没有失去信心。雷德·费伊说过，当年的鱼雷快艇艇长肯尼迪在形势变得对日本人不利之前，他在南太平洋作战时就是精神抖擞的，这只是因为他乐于处在战斗之中，而且他断定到一定时候就会获得成功。在这困难的八个月期间，肯尼迪总统每日忙于在他的办公室里或内阁会议室里召开各种名目的大大小小的应付危机的会议。在这个时期，肯尼迪总统通常表现出了当年同样的品质。一天中午，在从办公室去官邸的途中，他对我说，“去年，就当时情况来说，也是一个相当棘手的年份，我认为，我们能够对付打击我们的任何事情。”
他也没有失去他的幽默感。在一次令人烦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他以这句话作为开场白：“这些问题是我们继承下的，还是它们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的？”他讥讽地对一位记者说，“当我们上任的时候，使我们唯一感到惊讶的事恰恰就是，情况竟然正象我们曾说过的那样坏。”当麦乔治·邦迪或者其他助手把一份紧急电报送到他的办公桌上的时候，他就会用一种惯听坏消息但又不能完全漠然视之的语调问道，“现在发生了什么事？”他喜欢引用麦克阿瑟将军4月底提醒他的一句话：“鸡群正回窝栖息，而你恰好钻进鸡棚。”他在另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说，“唉！算啦！试想一下我们将把什么东西传给继承我的可怜的人。”
猪湾事件
那个灾难重重时期的最大灾难，那个使约翰·肯尼迪看清楚他的运气和判断力都有人类局限性的事件，以及那次使他对于未来工作获得非常宝贵的教益的经历，于4月17日在古巴猪湾一萨帕塔沼泽地上发生了。一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组织、训练、武装、运送和指挥的一千四百人左右的反卡斯特罗古巴流亡分于的登陆部队，在不到三天的时间便被古巴独裁者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人数占绝对优势的部队击溃了。美国的强大军事力量是无能为力的，但是美国卷入在内却是无可否认的。总统无论在公开的或私下的场合都声称此事由他单独负责。可是许多人仍然不知道他怎么会批准这样一个计划。他后来对一个记者说，猪湾事件全部结束后，他自己头脑里最难解的问题的确是：“参与其事的人怎么全会认为这样一个计划会成功呢？”1962年年底，有个著名的作家请求准许他查看猪湾事件的档案材料。当我把他的请求呈交总统时，总统作了否定的答复。他说，“这还不是时候，而且——我们想由我们自己去谈这件事。”
现在是谈这件事的时候了——至少可以谈我有把握谈的那些部分。但是，猪湾行动结束之前，我对此事一无所知，这就使我的叙述有了局限性。在惨败后的那几天，总统在官邸、在办公室以及同我在白宫草坪上散步的时候，详细地对我谈了这一事件。他被自己的愚蠢行动吓呆了，对某些人的笨拙建议和另一些人的拆台感到愤怒。他说，他迫切希望我能开始在对外事务方面花点时间，又说，“这方面是这些日子里真正重要的事情。”
猪湾事件中真正重要的问题，正是他在第一篇国情咨文中所痛心地谈到的“决定和执行、计划和现实之间存在着的很大的脱节”。约翰·肯尼迪有可能选择一个错误的方针，但决不会选择一个愚蠢的方针。要了解他怎样作出这个决定，不仅需要回顾情况，而且还要回顾提供给他的事实和设想。
1960年年初，艾森豪威尔政府批准在中央情报局的指导下，训练和武装一支由古巴流亡分子组成的解放部队。1960年总统选举前不久，又决定（尽管这个决定显然没有告诉过艾森豪威尔）它应该是一支常规的战斗部队，而不是一支游击队，并且急剧地增加了它的人数。
1961年1月20日，约翰·肯尼迪接下了这项计划、这项计划的制定人员以及最最烦人的、古巴流亡分子的这支突击队。这是一支挂着另一国旗子、在危地马拉秘密基地接受高度训练的部队，它只热衷于完成唯一的一项任务。这同接过一项政策声明或行政命令不一样，这件事不能由总统简单地废除或撤销了事。当肯尼迪作为当选总统在棕榈滩听取中央情报局汇报这一行动计划时，他对这个计划的庞大和大胆感到惊讶。他后来告诉我，从那时起他就对此抱有重大的疑虑。
然而，制订这项登陆计划的中央情报局人员，不仅把它提交给新总统，而且加以鼓吹，这也许是很自然的。实际上，曾有人问他，他是否愿意象共和党人那样允许并帮助这些流亡分子从独裁政权下解放他们自己的岛屿，或者他是否要取消业已就绪的准备工作，听任古巴随意在西半球搞颠覆，他是否要解散一支在艰苦条件下训练了将近一年并渴望出击的部队，而听任他们散布流言说肯尼迪已出卖了他们推翻卡斯特罗的打算。艾伦·杜勒斯后来就公开提出了这个问题，你是不是想告诉“这批优秀的青年人，他们不会得到美国的同情、支持和帮助，这批青年人……全准备冒生命的危险……他们只求能有机会在自己的国家中恢复一个自由的政府，而别无他求”。他是否愿意让他们在两者之间作出抉择：是在美国找个安全的避难所，还是要打回自己的国家去；或者他会不会迫使他们违心地解散掉，从此不再集合起来？
此外，总统还被告知，执行这个计划机不可失，理由有三：第一，因为这支突击队已受过充分的训练，急切地想作战，很难加以拦阻；第二，由于危地马拉政府受到压力，要它关闭这个日益公开的、政治上引起争议的训练营，因此他唯一的选择就是，要么把这批人送回他们希望去的古巴，要么把他们带回美国，而在这里他们将会散播愤懑情绪；第三，因为俄国武器不久就将装备卡斯特罗的军队，在铁幕后面受训成为米格飞机驾驶员的古巴飞行员不久就将返回古巴，大量箱装的米格飞机已经到达该岛，因而1961年春天在卡斯特罗拥有一支强大的喷气式空军之前，在流亡分子的部队心怀不满地散开之前，是古巴人能够单独解放古巴的最后时刻。（登陆前一周，总统在一次电视谈话中过分坦率地透露了他思想中的这个因素的重要性。他宣称，“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行动，卡斯特罗先生对我们可能变得比今天更加危险得多。”）
最后，总统还被告知，使用这支流亡分子突击队有可能推翻卡斯特罗而不需要美国实际的入侵，这使局外人看来似乎也没有违背我们的不干涉原则，我们没有被卷入的危险，而失败的风险也很小。杜勒斯对肯尼迪说（如同肯尼迪后来告诉我的），“当时我就站在这儿艾克的办公桌旁边告诉他，我确信我们的危地马拉行动将会成功。①总统先生，这个计划的前景甚至比那个计划的还要好。”
①1954年6月的行动，使危地马拉恢复了非共产主义的政府。
在该计划付诸实施前一周多，它既获得了代表参谋长联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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