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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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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中央情报局虽然有许多能干的军官为之服务，却并没有这种作战行动所要求的那类全面的军事参谋人员。它的建立和人员配备本来不是为了组织不能保密的大规模行动的。无论是中央情报局还是总统都到太晚的时候才发觉，从远离事件发生地点一千多英里外的华盛顿，而且又没有更为适当的直接可靠的通讯工具，是不可能一步一步地指挥这样一次作战行动的。然而，中央情报局对这项行动计划的严密控制，使总统和古巴流亡分子部队大都不了解彼此的想法，并且它的狂热性使它无视关于卡斯特罗也拥有政治和军事力量这一明确的事实。虽然这些材料是由英国和美国国务院的情报机构提供的，甚至是由报纸报道的。
中央情报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与其说是受到力求谨慎和成功的想法所驱使，倒不如说是受一种要对卡斯特罗迅速采取行动的迫切心理所驱使。总统对军事和情报的估计提出过一些疑问，可是答案都是由那些最支持该项计划的专家提供的。总统在白宫又没有他自己的军事情报专家。原来应由总统告诉官僚们：必需采取行动，并要求他们制定出某些措施；实际却倒过来由官僚们告诉总统：必需采取行动，而且办法也早已制定好了——而总统的批准与否似乎是对他的勇气的一种考验。
然而我们指望中央情报局和军方对他们自己的计划持有必要的客观性和怀疑态度，这种想法不但在现在，而且在当时也是错误的。不幸的是，国务院和白宫那些参与这项计划的人中有些是对此有疑虑的，但是他们始终没有坚持己见。这部分是由于他们害怕在同事的心目中被视为“软弱”或胆怯的表现，部分则由于他们对新总统和他们自己的任务不够熟悉，部分也由于他们对美国的参与已受到一定的限制而感到满足。另一方面，中央情报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对那些限制是否会使计划受到致命的削弱也曾有所怀疑，但是他们也没有坚持己见。
然而，我在上面所述的一切，全不应被看作要想更改约翰·肯尼迪自己所下的论断——即责任是在他身上。虽然他并没有购买枪炮，装上弹药，亲自开枪，但是他表示了同意开火。根据他自己坚守的要担负行政责任的原则，他只能“认罪”。
此外，他自己的错误很多、很严重。他决不应该认为，他新上任就取消有声望的专家和勇敢的流亡分子的计划会是自高自大和专横放肆的表现。他决不应该在他就职头一年这么早的时候就允许执行这个计划，因为他对那些向自己提供意见的人并不了解，而且他对计划本身也还抱有极大的怀疑。他决不应该让他自己反对卡斯特罗的激烈情绪（对他说来是不寻常的）和对舆论的考虑（他尤其担心由于取消一项除掉卡斯特罗的计划而会受到攻击）去压倒他内在的怀疑。鉴于不可能让突击队留驻在危地马拉，他应该设法让突击队转移到某一别的营地去，同时更仔细地考虑它的前途。即使他解散了突击队，其后果比之他这次所作的选择也显然要和缓些。
由于他不愿通过国防部进行一次公开的军事行动，他本应该完全放弃这个行动，因为这是中央情报局力所不及的。他应该坚持要求他的参谋人员发表更多的怀疑意见，并且对赞成这项计划的人说明对他们的勇气不应有什么疑问。
他应该认识到，在没有战时新闻检查的条件下，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他希望使这样庞大的准军事行动保持秘密是不可能的。等到说有一次重大入侵的传闻四下传开时，他就应该重新审查整个计划。实际上，在迈阿密的古巴难民、美国报刊和卡斯特罗政府早在这些计划确定之前，就都在谈论“秘密”训练营和入侵计划了。
最后，他应该更多地重视自己的政治上良好的才能，并对那些具有政治见解、对古巴和拉丁美洲政治以及未来古巴政府的组成问题等确曾直截了当地讲出不同意见的人（如富布赖特和施莱辛格）予以更多的注意，而不应仅仅听从拉丁美洲专家小阿道夫·伯利和托马斯·曼的意见①。当他和迪安·腊斯克权衡这项计划悄悄地和成功地实行后在国际上产生的后果时——他们断定这种后果是可以接受的——他也应该权衡一下如果这项计划既不能保密又不成功所产生的后果——因为那种后果是不能为人们所接受的。可是约翰·肯尼迪这一次听任他的主观愿望压倒了他的疑虑，因而他对于失败的可能性始终就没有充分予以考虑。
①施莱辛格确实起草了一份关于卡斯特罗背叛革命的极好的白皮书，但是那个文件内包含的理解同登陆计划内包含的前提，两者之间有着过大的差距。
当失败来临时，它的打击是沉重的。星期二在内阁会议室延续到午夜以后的会议是一派忧郁的估量形势的情景。总统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国会招待会后，仍然穿着夜礼服戴着白领带。这时新暴露出来的种种情况，说明他的预料和设想是多么错误，这使他感到震惊。他不愿同意军方和中央情报局所提出的要求，即要美国武装力量承担起那种公开的义务，因为在他看来，那就将迫使美国武装部队发动全面的进攻。他说，这只会削弱我们在全球同共产主义作长期斗争的力量。他派遣施莱辛格和伯利作为私人使者到佛罗里达州去看望愤怒的流亡分子政治领导人，他们已被中央情报局禁止与外界接触。最后，在清晨四点左右他下令进行那次注定要失败的“为空中掩护所提供的空中掩护”之后，又与那些在所有官员离开后还留下来的助手们半心半意地谈了一些话，便走向白宫的南草坪，独自沉思了一会儿。
星期三，由于突击队在萨帕塔遭到围歼，他在一整天令人苦恼的会议和汇报中下令美国海军和空军尽可能地多救出一些人来。他还按照施莱辛格的提议，同坐飞机从佛罗里达州飞来的流亡分子政治领导人会谈。他发觉他们对他尽力使这场战斗限于古巴人之间的决心十分谅解，而据他们后来说，他们也发觉他对他们极为关心和谅解，特别是对那些有儿子在突击队里的人。总统告诉他们，“在大战中我失去了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夫，我多少知道一点你们的心情”。说实在话，仅仅是语言并不能表达他的心情，因为在随后的长时期里，我注意到他觉得他个人应对那些阵亡的人负责（与卡斯特罗的沉重损失相比，这次阵亡的人少得出奇）；我也注意到，由于美国政府在导致这1，113人被俘监禁的问题中也有责任，因此他决心首先要阻止卡斯特罗处决他们，并设法使他们获释①。
①大约一年零八个月后，在1962年圣诞节前夕，由于肯尼迪对卡斯特罗发出的严厉警告而保住了性命的俘虏，在价值五千三百万美元物品的交换下获释了。这一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行动是由司法部长指挥，并由代表古巴家属委员会的詹姆斯·多诺万律师去与卡斯特罗谈判的，它并没有使用财政部或中央情报局的任何经费，而完全是用公众捐赠的药品、婴儿食品、医疗设备和类似的非禁运的生活用品来交换的。从1961年6、7月起，各种谈判的尝试断断续续地进行着。虽然这一行动基本上是由私人负责和筹措资金的，总统却为他的政府通过免税、协作、调拨剩余粮食和给予鼓励等方式所提供的帮助感到自豪。在突击队领导人获释后，总统和第一夫人在棕搁滩的家里接见了他们，被他们的仪态和精神深深感动了。两天以后，在奥兰治圆形竞技场对突击队员及其友人发表的一次演说中，总统预言，突击队的旗帜总有一天会在“自由的哈瓦那”上空飘扬。
总统在公开的场合以及同他的大部分新同僚在一起时，总表现得满怀希望、镇静自若、精神振奋，他朝前看并避免斥责别人的冲动。他要求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负责调查实情，不是要确定是谁犯了错误，应受惩处，而是要弄清楚是什么地方错误不当，须予以纠正。当世界各地的群众和外交官同声怒斥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径及其欺骗和侵略行为时，他私下说，有许多本来最急于看到卡斯特罗被干掉的一些领导人，现在却最早在演说中攻击美国把小小的古巴视为威胁。不过，他在公开场合还是保持缄默。
然而尽管这种表面的平静在那时对国家是如此需要，可是他内心却是十分愤怒和伤心的。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他因为自己用了如此小而短暂的代价就学到了这么多重要的教训——它导致人员、政策和办事程序的基本变革——而感到高兴。然而，星期四早晨当我们在白宫南草坪散步时，我看到他似乎是一位沮丧的、孤独的人。为了捍卫国家的团结和士气，他打算那天下午向全国报刊编辑发表一篇坚定的演说、并与所有的共和党领袖进行一系列会谈。猪湾事件曾经是，而且以后还将是他经历中最糟糕的失败，是他所不习惯的那种彻底的失败。他知道他已把一根棍子交给了他的批评者，他们将经常用它来攻击他；他知道他想迅速取得别国信任的步骤已经受到挫折；他知道卡斯特罗自负的叫嚣会严重地增加美国人民在冷战中的失败情绪；他也知道正当恢复禁止核试验会谈的时候，他却不必要地使东西方的关系恶化了。
后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有一句老话，胜利人人居功，失败无人任咎。……我是政府的负责官员，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可是，在那个星期四早晨我们散步时，他时而带着讽刺的声调向我谈起了某些曾拆他的台并应对这次失败负责的人。由于他自己承担了全部责任，他赢得了职业官员和公众的称赞，避免了党派的调查和攻击，并阻止了有关人员进一步泄露出他们的看法和指责。但是他的承担责任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手段，或者是宪法上的一项义务。他强烈地、真诚地感觉到他的责任，而且在我们散步的时候一再反复地讲到这一点。他大声地问他自己，“我怎么会如此大错特错呢？我一生中很知道不能依赖专家。我怎么会如此傻，让他们搞起来呢？”
当他知道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时，他更感到加倍的苦恼了。
第十二章 国会（1）
约翰·肯尼迪并不喜欢数学，可是在我结识他的那些年里，他却花了大量时间从事计算。1960年7月之前，他在计算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人数，结果他以微弱的多数当选。1960年7月至11月，他又在计算选票，并再一次获得微弱的多数。1960年11月以后，他在计算国会的票数，但这次他未能使两院的总数对他有利。
他在第八十六届国会中的经验，特别是1960年8月全国代表大会后的那一届糟糕的会议期间，使他明白民主党必须在两院取得更大的多数，才能通过1960年被搁浅的一些法案（法案常常在众议院规则委员会就搁浅了，有时是使用了否决权的，有时则是威胁要用否决权）——包括住房、教育、最低限度工资、不景气地区、公民权以及医疗照顾等法案。但在1960年的国会选举中，更大的多数席位并不是唾手可得的。本世纪以来，一个政党获得了总统的职位，却未能在国会里取得优势，这种情况尚属初次。在参议院，民主党只失掉了一席。但是在众议院，共和党失去七席，同时却从民主党手中夺取了二十九席，而这二十九个民主党人全都属于肯尼迪的革新派。于1958年国会中期选举民主党获得大胜期间，这二十九个选区中的二十个曾以不到2。5％的多数选票为该党取得了巨大的优势，其中大部分地区里新教徒占绝对优势；这一次在本世纪最势均力敌的总统竞选中它们又为尼克松所夺走。
然而民主党在两院中的席位名义上仍占多数：众议院262对174，参议院65对35。北部和西部赞同肯尼迪纲领的民主党人在他们党的席位中也仍占多数。但在两院，特别是在众议院中，他们拥有的全部票数却居于少数。在停滞不前的第八十六届国会中，他们在众议院的人数还是大大超过共和党人。但在第八十七届国会中（这是自艾森豪威尔的共和党的第八十三届以来最保守的一届国会），情况正好相反。力量的对比看来决定性地倒向共和党人和南方民主党人结成的保守联盟一边，这个联盟自1937年后曾经有效地阻挡住四位总统所提出的许多进步法案。
当选总统在棕榈滩同林登·约翰逊和民主党国会领袖检讨了这些令人忧郁的数字后，决定在控制众议院规则委员会的问题上，同保守联盟立即进行实力摊牌。从1937年以来，众议院规则委员会就处于保守联盟的支配之下，特别是近年来为该会诡计多端的主席弗吉尼亚州的霍华德·史密斯所控制，这个委员会在8月间始终是肯尼迪一约翰逊法案的主要障碍。除非史密斯委员会作出一项“裁决”，否则众议院委员会提出的法案就不能以正常形式由众议院全体会议加以考虑，而两院以不同形式通过的法案也不能发交两院联席委员会去加以考虑。有许多法案根本得不到它的“裁决”，另有一些法案在长期延搁之后才得到一项已裁决“，而且已附加上一些条件或作了一些修正。虽然民主党在该委员会以八票对四票占多数，但不论是史密斯或密西西比州有地位的民主党人威廉·科尔默，他们都没有支持过肯尼迪的竞选运动，更没有支持过他的纲领，所以他们的两票加上保守的共和党成员的四对六名忠诚的民主党人在多数重要问题上形成了6：6平局。用总统的话来说，这保证可以使”任何有争议的问题不至于提到国会的全体会议上去。我们的整个纲领就会受到阉割。“
这次摊牌已酝酿了多年，因为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感到同史密斯、科尔默和那几个共和党成员打交道已变得越来越困难了。议长提请新总统不要介入这场斗争后，就从众议院自由派手里接过了控制权。雷伯恩威胁要把科尔默从该委员会里“清洗”出去，因为科尔默在密西西比州支持反肯尼迪的选举团，由此雷伯恩便使南方人得到一个印象，认为他是当真会这样做的。（对南方人来说，资历制度是实力的最神圣的源泉。）温和的南方领袖要求雷伯恩给予妥协。雷伯恩并没有把支持艾森豪威尔的黑人亚当·克莱顿·鲍威尔清洗出去，也没有把被判有罪的其他成员清洗出去。如果他单单清洗一个科尔默，就会引起南方人的极大愤慨，这样往后肯尼迪的法案就没有一项会获得通过了。雷伯恩本来深知这些情况，于是提出了一个妥协办法：暂时在规则委员会里增加两个民主党人和一个共和党人，这样就使得多数法案可以以8票对7票的多数获得通过，温和派欣然同意了，但这尚需全体议员来表决。共和党领袖查尔斯·哈勒克宣布他的党对此表示正式反对。
战斗仍在继续。雷伯恩运用了他所支配的一切力量。肯尼迪几乎不能再不过问了。在众议院民主党核心会议上，雷伯恩的提议得到了支持。肯尼迪在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称，虽然宪法规定这是众议院的事，
但是尽人皆知，我坚信众议员们应该有机会……就我们所要提出的政纲进行表决，而不应只是规则委员会委员才可投票。
……但是责任在议员身上。……我不过以一个关心此事的公民身份发表我个人的看法。
副总统、司法部长、商务部长、内政部长和其他内阁成员，特别是白宫助理拉里·奥布赖恩，运用了新政府所能施展的一切影响——封官许愿、笼络感情、实施竞选时的种种保证以及采取各式各样的联邦政府的行动。雷伯恩和他的副手竭力争取表决时的每一张票，把这位深受尊敬的议长个人的威望都押到这次投票的结果上去了。商会、全国制造商协会、美国医学协会和美国农业局的院外活动分子发动了一场反对这一变革的信件攻势，劳工、自由派和民权运动的院外鼓吹者为了自身的利益也不得不采取了行动。
这场紧张的明争暗斗越演越烈。表决推迟到总统提出第一个国情咨文后的一天举行，指望总统的雄辩口才和克制精神能够把骑墙派争取过来。他们还恳请南方的温和派和共和党人不要在总统刚要开始工作之际便来拆他的台，也不要在议长的最为重大的一次斗争中出他的丑，更不要在关键时刻使国家陷入困境。总统在最后时刻打了好几个电话。副总统则敦促得克萨斯人站在他们的同僚一边。议长在投票之前发表了一篇罕有的情绪激昂的演说。那项建议终于以217票对212票获得通过。
总统在尔后的几个月里多次指出，“靠了支持我们的全部力量，靠了雷伯恩以他自己的声誉作为赌注，靠了一个新总统所能施加的全部压力和他所能发出的一切呼吁，我们才以五票之差取得了胜利。你由此便可以看出我们顶的风浪有多大。”六十四个民主党议员投票反对他们的总统。只有二十二个共和党人投票支持他，其中有十七个人是来自他竞选获胜的那些州的。要是没有南方民主党人三分之一以上的赞成票和共和党人八分之一以上的赞成票，总统本来根本不可能获胜。
道理是很清楚的。除非设法从约七十名并非在各项问题上都不妥协的南方人或共和党人中获得四十到六十票，或他们两方合起来的四十到六十票，否则任何法案都无法在众议院获得通过。
参议院的情况比较好些，尽管进步的民主党人在那里所占的票数实际上还不到百分之五十。总统和参议院领袖决定不干预一场限制议员阻挠议案通过的斗争。阻挠议案通过者的主要损害仅限于民权法案，而这些法案看来无论如何是通不过的。同时，新就任的多数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也反对在那个时候进行这场斗争，因为他确信这场斗争不会获胜，而西部和南部的参议员反会对总统的干预产生反感。
总统在同两院保守联盟连续不断的对抗中，不能树敌过多。他不能在每一次斗争中都施加他在规则委员会唱名表决时所施加过的同样压力。正如专家们预言的那样，只有他的住房法案有希望通过。靠了最后关头的七票的多数众议院才通过了他的紧急农场法案，但以一票之差否决了他的最低限度工资法案（这次失败他后来挽回过来了）。
共和党人嘲笑肯尼迪不会利用民主党的多数，但总统对于南方民主党人背离所造成的每次表决的紧张斗争的局面毫不隐讳。总统说：“你可以把法案内容冲淡，使它们通过，再不然你可以提出一些本身不会引起特殊争议的法案来……但是……对于一项有争议的法案，要获得可以使法案通过的多数，我们就遇到很大的困难。”然而，如同西奥多·怀特所指出的：“实际上，获得批准成为法律的新法案，现在要比三十年代以来的任何其他时候全多。”
在三年里，区区几票往往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加速公共工程法案就是以一票之多在参议院获得通过的。1962年的农场法案旨在扭转那种荒谬的（即便不是可耻的）增加农场津贴和公积金的问题（因为当时农场和农场主总数已日见减少），它在众议院表决时就因为仅仅少了五票而未获通过，只有一个共和党人投票支持它（这个共和党人没有再次当选，后来奉派在农业部里工作）。
在所有因为几票之差而遭到否决的法案中，“医疗照顾法案”的失败最使肯尼迪沮丧。这是他渴望已久的一项计划，旨在使美国男女工人在社会保险制度下，自己出钱参加老年健康保险，以免一旦失业，把积蓄花光后，不得不依赖公家或私人的慈善救济。总统在竞选运动中曾大力主张通过这个法案。他曾根据一个临时工作班子的报告把该法案重新改写了一下。在一次早餐会上他对国会领袖们说，他自己父亲住院治疗的费用使他更加认识到，不太富裕的人要负担这笔费用是办不到的。三年来，他一直在寻求多得到一、二票，使这项法案可以在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上通过。三年来，他还一直钉着这个委员会的主席。
但是威尔伯·米尔斯主席手头已堆满了政府提出的其他法案需要处理。尽管他暂时反对这个法案，但在肯尼迪政府刚就任时他就对众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翰·麦考马克说（麦考马克在早餐会上向总统作了如下的汇报），“如果给他时间，可以想出一个办法来”，最好由参议院将这项法案附加在众议院通过的某项法案中，然后在联席会议上提出讨论。肯尼迪也希望参议院通过这项法案后，众议院就较有可能予以通过了。
由于把参议院通过这项法案作为目标，双方在“医疗照顾法案”的斗争中施加的压力都逐渐加强了。由于1961年的国会议事日程上排满了反经济衰退的立法，这项法案成了1962年优先考虑的一个项目。总统希望在秋季国会选举之前投票表决。在多次记者招待会上和讲话中，他强烈地支持这个法案。他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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