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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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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的角色。在政治家们看来，他总而言之是一位政治家。在知识分子看来，他的才气是最值得怀念的。他的朋友和他的家庭成员对他的品质和特征，也有各种不同的回忆。
在我看来，最令人遗憾的是那些侈谈他的风度而不大涉及他的本质的回忆和纪念文章。肯尼迪的风度是特殊的。他的儒雅潇洒、机智风趣，和他那翩翩年少的容貌，当然会长期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但是对他最重要的，以及据我看来对历史最关重要的，是他的本质，即他的思想和理想的力量，他的勇气和判断力。这些是他作为一个总统的可贵之处，而风度则只是一种陪衬。我最不愿意贬低他的演说的价值。但是这些演说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华丽的词藻，而在于它们所表达的原则和政策。
在白宫的岁月里，他已经听厌了人家冷嘲热讽地讲的一套话，即说他的人品要比他的纲领更得人心。在他看来，这两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现在，这些人（他们不愿或不能看到他所促成的变革）又在写文章说，肯尼迪留给我们的遗产与其说是具有深刻思想内容的东西，不如说它只是施政的风格方面的东西。
对另一些人说来，他那悲剧性的死亡冲淡了他实际取得的成就。他们强调他没能实现的壮志，却忽视了他实践自己的诺言所取得的成就。当然，他的逝世虽不意味着什么，却是象征性的，对此我们永远不应忘记。不过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记住约翰·肯尼迪是如何活在世间的，而不是他如何死去的。
第一章 肯尼迪的为人
有人曾写道：“真正不寻常的人实在就是平凡的人。”我第一次同约翰·肯尼迪会晤时，他的“平凡的”举止立即给了我深刻的印象——那种品质本身在政治家中就是非凡的。1953年1月初的那天早上，我们简单地谈了关于我向这位新参议员的办事处申请工作一事。这次，我是怀着希望但又没有多少把握的心情去会见他的。早在一个月前，当我同一位有见识的华盛顿律师一起查阅我可以为之工作的新参议员的名单时，他对肯尼迪的姓名曾经嗤之以鼻。他说，“杰克·肯尼迪①不会雇用任何一个不是乔·肯尼迪②叫他雇用的人。而且除了吉姆·兰迪斯③外，乔·肯尼迪五十年来从未启用过一个非天主教徒。”
①杰克是约翰的昵称。——译者
②指肯尼迪总统的父亲约瑟夫·P·肯尼迪，乔是约瑟夫的昵称。——译者
③即詹姆斯·兰迪斯，肯尼迪总统的特别助理。——译者
结果，这两项揣测都是错误的。不过有一点倒是确实的，即肯尼迪议员一连三次被选入众议院以后，再由马萨诸塞州选入参议院一事，并没有在全国性的报刊上或者在民主党内部各派引起关于他将要出人头地的任何预言。有见解的学术性杂志对他作为一个自由派人士的资格、对他的宗教信仰、尤其是对他的父亲都抱有怀疑。一些比较通俗的报刊竭力渲染他在竞选中所花的钱，他的家族的参与，他利用茶话会来帮助竞选的新技巧，以及他那蓬松的头发和孩子气的外表在妇女心中所激起的同情。
但没有一个人停下来想想，面对着艾森豪威尔的势力席卷马萨诸塞州这一事实，肯尼迪要把艾森豪威尔的竞选经理、知名的亨利·卡伯特·洛奇赶走，这光靠茶话会和同情心是办不到的。洛奇第一次被选进参议院时，肯尼迪还是个大学一年级学生。事实上，在马萨诸塞州的历史中肯尼迪仅仅是被选进参议院的第三个民主党人。但是他当选后那种煊赫的气势，却掩盖了他仅以微弱多数获胜（获得投票总数的51。5％）这个事实。
马萨诸塞州的纺织业城市和其他萧条地区既没有对其他地区和其他纤维织造业的日益强大的竞争作出反应，也没有尽量利用战后的工业发展所提供的条件。肯尼迪在1952年的竞选口号是：“他能为马萨诸塞州做更多的工作。”①他希望有一个人帮助他把这个口号、这些问题和对这些问题的反复研究写成法案——他说他希望这个人能够就在那个月会见哈佛大学的西摩·哈里斯教授、波士顿《环球晚报》的约翰·哈里曼、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的艾尔弗雷德·尼尔以及其他一些专家去讨论繁荣新英格兰经济的问题。我从来没有到过新英格兰，也没有研究过多少经济学，不过对失业工人我却和他一样感到关切，所以我就开始工作了。
①这一口号后来由民主党参议院竞选委员会应用到许多州的竞选运动中去。爱德华·肯尼迪在1962年竞选同一个参议员席位时，也一字不改地使用了这一口号，不过这次它受到了很多的批评。
我逐渐惊异地看到这个人能以极端超然的态度对待自己的优缺点，他对国家大事总能作出正直、客观的反应，而且他还能坚持冲破流行的偏见和神话去抓住问题的核心。他有一个受过训练的、善于分析的头脑。甚至他稳重的本性也是讲理性，而不是凭直觉的。他不憎恨他的敌人，也不为灾难哭泣。他既不愿意也不善于搞浮夸的言行。
在他那看来是幸运而欢乐的外表下面，存在着对于最为重大的悲剧性事物的一种敏锐的体验。他生前一直怀念着在大战中阵亡的他极为钦佩的哥哥和在海外因飞机失事而殒命的一个妹妹。此外，从童年起他就多病多愁，而且另一个妹妹又因为神经迟钝被禁闭在一家疗养院。从这些事中，我们就可以了解他对人情的敏感了。参议员本人从来没有提过这些事中的任何一件。但是由于他熟悉悲剧，所以他同时具有享受这个世界和改善这个世界这两种愿望。这两种愿望，特别是在1953年以前的那几年里，有时候是互相冲突的。
他在谈话时如此直接干脆，这也说明他的脑力活动不是很简单的。当时，马萨诸塞州的大多数政治家都相当轻蔑地把他看作一个知识分子；而马萨诸塞州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又同样轻蔑地把他看作一个政客。他在哈佛大学求学时，特别是在入学的头两年，他的辅导教师之一（后来出任大使的加尔布雷恩教授）曾认为他是一个性格开朗、讨人喜欢、傲慢不羁、面貌漂亮但一点也不用功的学生。然而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了业。他的政治学教授阿瑟·霍尔库姆发现他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学生。他的天性爱好思索，并喜欢把他的思想付诸行动”。
在二十三岁时，他把受人高度重视的大学四年级论文扩大篇幅，写成了一本出色的书。英国何以沉睡，就那个国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缺乏准备，作了条理分明、很受重视的分析。他写信给父亲说他在那篇论文上所花的工夫“比我有生以来在任何工作上所花的都多”。在三十五岁时，他继续广泛地阅读历史、传记和政治学著作。但他对抽象的理论没有多少兴趣。他主要探索可以作为依据来采取行动的真理和可以在其职务上使用的一些观念。
他投身政治有着错综复杂的原因。在往后的年代里，他常嘲笑那些杂志撰稿人，因为他们总根据某一个心理上的动机来解释他的经历——例如为了在父亲面前表现自己一下，为了能胜过去世的哥哥，为了维护家里的一个老传统，或者为了成为爱尔兰人的复仇工具。事实上，他在青年时代曾经认为，只要他哥哥乔渴望踏入政界，政治就没有他的份，因为乔身体比较强健、性格比较外倾，更符合于马萨诸塞州政界人物的传统形象。（也许，年轻的杰克预见到了他和他的两个弟弟往后会听到的指责，即指责“肯尼迪家人太多了”。）在我认识他后不久，他就告诉我，他曾考虑当律师、新闻记者、历史学或政治学教授，或者当个外交官员。（他就读于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短暂时期，显然促使他去寻求更有兴趣的领域，）但在乔死后，他进入了政治舞台。
杰克·肯尼迪知道，他要参加竞选，而不仅是做一个旁观者。他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老式的爱国主义者——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而是一个忠于国家利益的爱国主义者。他对几大洲许多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作了第一手的比较，认为我们自己的制度比其他国家的要好得多。他和巴肯①抱有同样的信念，即“民主政治……基本上是思想的态度问题，是一种精神上的信条”，同时“政治仍然是最伟大、最光荣的冒险事业”。
①约翰·巴肯（1875一1940），苏格兰政治家、小说家和历史学家。——译者
虽然在1953年我们会晤时，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已经取得了相当成就，但他并未妄自尊大地把自己描绘成上帝选定了来拯救人类脱离什么特定的罪恶的救世主。但是他以撇开谦逊和自负的那种一贯的客观精神，确实认识到自己具有才能、理想和对公众的吸引力，而这三者结合到一起就能帮助这个国家解决其面临的任何问题。在此后的所有年代里，尽管国家面临的问题和他在公众面前的形象可能会发生变化，他私下对自己和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的看法却始终没有改变过。
异和同
当我开始替他工作对，我们两人似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他是一个估计拥有千万美元私产的人。这主要来自他父亲多年以前就为肯尼迪一家的九个子女每人设置的大笔信托基金。他习惯周旋于棕榈滩、纽约以及法国里维埃拉的社交界。而我自己则出身于中西部的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一个典型的中等收入的家庭。
我从未出过美国国境，也难得离开中西部。但是这位参议员，以学生、旅游者、驻外大使父亲的助手（1938年）、海军军官（1941…1945年）、新闻记者（1941年及1945年）以及众议员（1947…1953年）等身份，曾游历过世界上每一个主要的大洲，并同大约三十七个国家的总统、总理、店主和学者谈过话。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我只有十七岁。他则已经是大战中一位名副其实的战斗英雄了。他背部的情况①本可以使他完全免役的，可是他通过幕后关系终于成为现役军人。当他指挥的PT－109鱼雷艇在所罗门群岛附近的一次夜战中被敌军的驱逐舰打成两截时，他鼓舞并帮助同船的水兵脱离了险境。他在科德角以及后来在哈佛大学游泳队时本是一个游泳健将。这次他拖着一个受伤的水兵，用牙齿咬住他的救生带，在黑暗而寒冷的海洋中游了三英里。尽管他自己的背部和健康都已因此受到了伤害。
①指1939年肯尼迪在哈佛大学打橄榄球时背部所受的伤。——译者
他曾进过贵族化的、专收男生的乔特预备学校，并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哈佛大学，又在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就读过一个短时期。我在内布拉斯加大学就读六年，获得了法学学位，我六年的全部学费还抵不了哈佛一年的费用。
由于家庭传统、习惯和信仰，他是一个天主教徒，又是许多红衣主教的朋友。我是一个唯一神教派的教徒。由于这个教派没有教条和宗教仪式，它就处于宗教派别的另一个极端。
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爱尔兰移民的儿子，在波士顿本乡都是知名的、成功的政治家。我的祖父和外祖父则是贫苦的丹麦和俄罗斯移民。（有一次，他从哥本哈根寄了一张明信片来给我，赞美那里的秀丽景色，不明白“丹麦人为什么要移居国外”。）
然而所有这差别在他对我的态度方面并没造成什么影响。他不仅仅是他的出身与经历的总和一出身于波士顿的一个豪富家庭、毕业于哈佛大学，他是一个天主教徒和退伍军人。他的最重要的品质是他自己培养起来的。那些试图根据他的个人有记载的材料来对他进行归类的人未免是大错特错了。
显然，他对自己服过兵役，并获得“紫心”勋章①以及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奖章，感到十分自豪。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枚用塑料包装着的椰子壳。在那枚椰子壳上面，遗留着战时他在一个遥远的太平洋岛屿上涂写的一封求救信的手迹。他保存着这件纪念品，以示他对自己险些丧生的这件往事永志不忘。当他是一个年轻的众议员时，他曾为一些比较进步的退伍军人组织争取通过一项退伍军人住房法案。在战后进行的那些工作中他是一个头头。但他既不是一个职业军人，也不是一个职业退伍军人。他从不讲自夸的话，甚至对他的战时经历也提都不提。他从不嘟哝自己受伤的事。1959年，当我们在威斯康星州阿希兰的一条街上行走时，一个轻率的中学生问他，他是怎样成为一个英雄的。他笑呵呵地回答说：“这很容易——他们把我的船打沉了”。
①“紫心”勋章系美国的军事勋章，授予作战中受伤的战士。——译者
他毫不畏惧陆海军将领（他当了总统后，更是如此），而且对于军事教育抱有重大的怀疑。1944年，当他还住在海军医院时，他曾写信给一个朋友，谈论“海军有一种把他们所接触的一切事情都搞得一团糟的超人本领”。
他对自己接受的高等教育很自负，但并不认为所有的智慧都集中在哈佛或东部的其他学校。他以总统的身份接受耶鲁大学的名誉学位时曾经说：“现在我已获得教育领域内两个最好的东西——耶鲁的学位和哈佛的教育。”同时，他对被选入哈佛大学校董会感到很光荣，因为没有几个天主教徒曾被选入。1955年他未被选入校董会，对一个习惯于胜利的人来说是一个令人失望的新经历。不过他在选择他的参议院和白宫的助手时，并不考虑他们是在哪里接受的教育。他认识到自己的名牌大学出身并不总是一笔政治资本。我在为他的伺学会刊物撰写的一篇文章的初稿中写道：
马萨诸塞州的大多数选民把哈佛的一纸文凭看作是献身于公众事业的证据。
参议员把它改成：
马萨诸塞州的许多选民，尽管我连忙要补充说，并不是全体选民，把哈佛的一纸文凭看作是有些才干和能力的证据。
他并不认为所有的美德都集中在天主教教会，也不认为所有非天主教教徒都要（或都应该）下地狱。他对自己的宗教既不感到尴尬，也不感到了不起，只是把它当做生活的一部分来看待罢了。他对早些时候的一个传记作者试图把他说成“不是虔诚地信奉宗教的人”感到不愉快。他每个星期日虔诚地参加弥撒，甚至在疲劳的外州旅途中，没有一个选民知道他是否去做弥撒时，他也去。但在十一年中，他从未透露过他个人对于人类同上帝的关系的看法——尽管我们曾讨论过政教关系问题。
他的工作班子里并不需要、也不优先录用天主教徒。他既不了解、也不在意我们这些人员的宗教信仰。他的许多亲密朋友并非天主教徒。他虽然是一个天主教徒又是一个学者，但并不能被称为一个天主教学者。他对神学毫无兴趣，演说稿中到处点缀着新教版本《圣经》的引文。有一次，他使他的妻子又吃惊又好笑，因为在他读了。传道书。中自己爱好的一段文字（“……哭有时，笑有时；哀恸有时，跳舞有时……”①）之后，他竟然大不敬地自己添了几句政界常说的话：“全力以赴有时，干脆不干有时。”在我认识他的十一年里，我从未听见他在人前高声祈祷，从未看到他吻一个主教的戒指，也从未听说他曾为了政治上的方便而改变其宗教习惯。
①见《旧约·传道书》，第三章。——译者
他说：“波士顿有句老话，'我们的宗教来自罗马，我们的政见则出自本土。'”他对天主教统治集团并不敬畏，对政教分离的明智性也是完全同意的。1959年，他写信给我说：“赞成政教分离和做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两者之间一点也不矛盾——恰恰相反……我并不认为……做一个天主教徒和履行你的宪法义务两者之间有（任何）矛盾。”他在一所天主教女子学校答复人家询问时曾说，“承认赤色中国不是一个道德上的问题。”有个神父听到他这句话感到很恼火，就问他道：“肯尼迪参议员，你不相信所有的法律都是上帝制订的吗？”参议员立刻顶住他说：“我是一个天主教徒，我当然相信——不过这同国际法没有什么关系。”
虽然他生来富有，而且花钱毫不在意，但他对积累更多的金钱却没有特别的兴趣。他同那些对旁人的需要漠不关心的富翁们没有共同之处。他投票时有一贯的主张，不顾自己的（以及他父亲的）经济利益——例如在石油和煤气问题上。他的父亲也从不强制他或是他们弟兄中的任何一个继承自己的金融事业。
这位参议员除了使用一般的表和领带别针外，从不戴戒指，或佩上钻石的领带别针以及任何其他珠宝饰物。所有他的政府薪金——作为国会议员、参议员和总统——都捐献给慈善事业，约计五十万美元。他的竞选运动虽然花钱很多，却总避免那种可能被指责为炫耀金钱的铺张浪费（诸如广告牌、报刊上的整版广告或者电视广告节目等）。但他对于父亲的财富使他能担任公职而不需要在经济上依靠一些有势力的压力集团这一点，并不感到羞愧。相反，他把自己的幸运当作是一种义务：“被上帝赏赐了很多东西的人。就有必要做很多的事情。”他还请他的妻子把艾伯特·爱因斯坦的这段话保存在他的文件夹里：
我每天一再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赖别人——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的辛勤劳动，因此我必须竭尽全力，以便给予别人以等量的东西。
杰克·肯尼迪喜欢波士顿，波士顿也喜欢杰克·肯尼迪，但是他一向总不止是一个波士顿人。就象许多对情侣那样，他们很少生活在一起。他诞生在波士顿郊区的布鲁克莱因。在他的个性逐渐形成的时期，他是生活在纽约的布朗克思维尔。他父亲将全家搬到那里去，因为他认为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徒商人及其子女在波士顿是没有多大发展机会的。1946年，肯尼迪初次参加竞选时，还是一个羞怯的、瘦弱的、二十八岁的众议员候选人。他在波士顿那个难弄的第十一选区竞选，因为众议员詹姆斯·迈克尔·柯利就要退休了。
作为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他并不坚持他工作班子的成员一定要来自他们为之服务和研究的那个州。事实上，他倒宁愿不要马萨诸塞人。他告诉我：“这样，如果他们工作不得力，我可以不受任何政治上的压力或义务来留用他们。”然而他的新英格兰经济问题的助手是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这一点他也觉得好笑。有一次，当我将代表他去出席马萨诸塞州商人的一次宴会时，他向我建议，如果有人问我是什么地方的人，就告诉他们，我是“来自西海恩尼斯港的，因为宴会上不会有一个那地方的人”。
我们具有不同的思想背景，多数职业自由派对他缺乏好感。但是我发现他是真实的、最老的那种自由派；具有无拘束的思考的自由人。他随便地就承认，他进入国会，只具有很少的或者根本没有什么政治哲学。许多“职业自由派”的放肆态度使他感到“不愉快”。正如他在1959年秋季曾写信给我所说的那样，他并不反对，
一般人认为的那种自由派的信条。你肯定被看作是自由派，而我希望，我在一般意义上也属于自由派，但我们两人对那些教条主义的自由派都有意见。……这些人是如此地反对我……“保守派”这个字眼有许多含义，是我不希望同它划等号的。对我更为确切的字眼是“克制”。我认识许多政治上的保守派，我同他们是无共同之处的。
肯尼迪曾看到许多左派和右派的献身政治生涯的人，他们的观点都可能是僵硬的和固执的；他们对各自的政治思想上的领袖们的主张如鹦鹉学舌一样毫不加以思考或者重行检查。适成对照的是，他则自行投票，并不受任何其他参议员或参议员集团，或任何个别的私人和集团意愿的约束。
1960年他在对纽约自由党的演说中，对自己的政治信条作了最正式的陈述：
我相信，作为国家目的的根源在于人类的尊严；作为国家行动的根源在于人类的自由；作为国家同情心的根源在于人类的感情；作为我们的发明和思想的根源在于人类的思考。
……自由主义……对人的才能的信心……理智和判断……是今天世界上我们最良好的，也是唯一的希望。他谈这些话，也相信这些活。但他并没有写下来，当然也没有用这样的夸大的措辞谈论哲学上的观点。他通常总用较为简单的方式来概括他在政治分野中的立场：
一个具有几分克制感的北方民主党人。
一个凭自己的良心来为国家谋求利益的温和的民主党人。
一个讲求实际的自由派……一个实用主义的自由派。
当有人问到他希望成为哪一种类型的总统，自由派还是保守派时，他回答说：“我希望做一个负责任的总统。”或许他的妻子对他作了最好的概括：“一个没有幻想的理想主义者。”
作为参议员、总统候选人和总统，他处事的衡量标准是：行得通吗？于事有补吗？同时，他虽然经常地，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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