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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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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高，但钢铁界后来对这些数字表示了异议。戈德堡部长告诫说，真正的问题将在于1962年一个新合同的谈判上。
9月6日，总统写了一封公开信给十二家最大的钢铁公司的总经理，敦促他们不要在10月1日或其后提高价格，详细阐明了更高的钢铁价格一般会对国家的国际收支和物价的稳定带来的危害，特别是对钢铁出口将会造成的损害，指出了这些公司的股东已经获得的高额利润和收入的情况，同时提醒他们，政府为阻止他们所引起的任何通货膨胀而不得不采取的一些限制性的货币与金融措施将会推迟我们国家从衰退中恢复过来，也将妨碍钢铁工业实现生产能力更大利用率的希望。接着，他提出了这一关键性的论点：
钢铁工业提高工资就会加剧通货膨胀，我不想低估制止这种情况的迫切性……钢铁工业界人士曾经表示愿意制止价格…工资的螺旋形上升。如果他们现在放弃涨价，那末到明年春天劳资谈判时，就保持了三年半价格稳定的记录。到那时，劳工代表很明显地也应当把他们的工资要求限制在同价格持续稳定相一致的水平上。明年春天，钢铁工业道义上的地位——以及它要求舆论给予的支持——将会由于它目前在价格方面的克制而得到加强。
有几个人的答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几个人的答复则是粗鲁的，没有人作出任何诺言——但是价格并没有调高。一周以后，总统写了一封信给他的老朋友，钢铁工人工会主席戴维·麦克唐纳，强调指出在1962年“为了全体美国人的利益……需要在提高生产率和稳定价格的范围内”签订一项劳资协议。共和党人抗议说，总统应该关心“通货膨胀”问题，而不应该关心某些工业部门的涨价问题。但是没有人误解总统的愿望：即他认为1962年谋求达成协议一事既没有必要，也不会导致价格上涨。
为了减少顾客由于认为罢工或大幅度的涨价不可避免而进行的破坏性钢铁囤积，总统通过戈德堡部长并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要求劳资双方加快他们之间的谈判。在总统同意之下，戈德堡部长先同钢铁工业的主要谈判代表R·康拉德·库珀进行会谈，然后同钢铁工人工会主席麦克唐纳会谈，接着又同双方的其他人士会谈，其中包括同美国钢铁公司董事长罗杰·布劳的一次电话会谈。1962年1月23日，肯尼迪在白宫同戈德堡、布劳和麦克唐纳作了私人会晤，而早在前一年9月他也已经接见过布劳。
在所有这些会谈中，总统和戈德堡都强调指出，他们所关心的不仅是要早日签订一项协议——协议本身并不重要——而是关心能签订一项能使涨价成为不必要的协议。说得更具体一点，肯尼迪总统对工会的巨大影响和劳工部长的斡旋都被运用来促成这样一项协议，如果劳资双方都同意的话。假如总统取得了成功，就不再要求钢铁工业作出维持价格稳定的正式保证，而且也不会立即作出保证。总统说，由政府出面要求作出这样的保证，那就“变得很不得体”。虽然布劳和钢铁工业的其他发言人每次都抱怨成本增高和利润减少（这被认为是劳资谈判的开场白中惯甩的“叹苦经”），然而钢铁工业还是接受了政府的帮助，但他们对总统的唯一目的没有任何幻想，也没有做出不论达成什么协议，他们都要提高价格的这种表示。
罗杰·布劳后来声称，虽然舆论界曾作出种种暗示，说价格即将上涨——钢铁工业和报界中的其他人似乎没有一个注意到这些暗示的意义——但是他和钢铁工业的其他高级人员在同政府的直接接触中都无意利用这些机会通知总统要采取这一行动。相反，钢铁工业界人士自愿参加了一项事实上是三方面的协议，这项协议显然是以总统的这一前提为根据的，即钢铁涨价是不可取的，除非工资的增加超过了生产率的增长，否则就不应涨价。
但这也不是消极地接受最小限度的帮助。库珀在同他的钢铁界同事们讨论后，通知戈德堡说，他们同意不涨价。直到这时，戈德堡才同麦克唐纳进行了商谈。劳工部长代表总统打了一系列的电报、电话，并进行了一连串的访问，协助使谈判早几个月在2月便开始，等3月间谈判破裂以后，又协助使它们重新恢复，而最重要的是，他协助说服麦克唐纳接受战后历史上钢铁工业中最有节制的这一项协议。总统后来总结说，“他们同意这样做，部分是因为我说过，我们经不起另一次恶性的通货膨胀，这将影响到我们在海外的竞争地位——所以他们签订了协议。”这项协议根本没有规定全面提高工资率，只规定每小时增加一角或百分之二点五的小额津贴。
这个全面解决的数目远比工会原来要求的一角七分为低，远比1960年的协议所规定的为低，也比二十年来钢铁工业协议中的平均成本的三分之一还低，并且是根据经济顾问委员会较早的分析拟定的。戈德堡在3月6日与布劳私下会谈时提出了这一数目，认为这是钢铁工业在不涨价的情况下能够承担的费用。布劳和钢铁工业的其他领袖对这一结论都没有异议。后来，戈德堡在3月12日与麦克唐纳私下会谈时，也提出了同样的数目，认为对于稳定价格是适当的。谈判在3月14日重新恢复，并在3月31日签订了协议。
1962年钢铁工业的协议，是1954年以后第一次没有发生罢工而达成的协议，是人们记忆中第一次明确地、完全地在生产率增长的范围内达成的协议。它得到了全国的欢迎。总统在给资方代表和工会总部的同一份电话声明中，赞扬这项协议是“负责的……有着高度的工业政治家风度……显然不会造成通货膨胀……为继续保持价格稳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我……代表美国人民向你们致谢”。当他打完第二个电话之后，他对我说，工会会员为他们自己的牺牲欢呼喝彩，而资方代表却是“冷冰冰的”。
但是劳资双方对于肯尼迪就稳定价格所作的结论都没有任何异议。代表各种不同意见的报纸和杂志都松了一口气，认为钢铁涨价不再是一种危险了。下一周，当个别公司履行它们同工会签订的正式合同时，总统打电话给戈德堡说，查利·巴特利特从钢铁工业界中得到了秘密消息，钢铁涨价迫在眉睫。戈德堡部长对这一消息付之一笑。因为过去几个月里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来改变钢铁工业的成本情况。相反，同外国低成本的生产者的竞争，同金属和其他原材料的竞争，以及由于更大的销售量和生产能力的利用都可能获得的较高的利润，这一切在正常情况下会使有竞争能力的任何工业部门在这个时候考虑降低价格。
废钢铁、铁矿砂和煤炭，钢铁工业使用的这三种主要原料的价格全比1958年为低。根据7月1日才生效的新的劳资合同，每吨钢的雇工成本将继续下降。在1958年开始的全面经济萧条的年代里，有几家公司的利润状况改善了，有几家则恶化了，这就不可能定出一个合理的一致同意的统一价格。据说，伯利恒钢铁公司总经理埃德蒙·马丁在4月10日的年会上曾说，“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应设法降低钢价，因为我们的竞争对手比以前多了，特别是国外的竞争对手。”
4月10日星期二，最后一个主要合同签字了，总统惊讶地注意到，他的约会时间表上安排着下午五点三刻同罗杰·布劳的一次约会。奥唐奈说，布劳那天下午提出了这项要求。戈德堡说，他一点也不知道布劳想谈点什么，但他同意在他的办公室里等着。
布劳想谈点什么很快就明白了。他坐在靠近总统摇椅的沙发上，交给总统一份美国钢铁公司油印的向报界发表的声明，宣布每吨钢铁涨价六美元，即四倍于新的劳资协议中规定的成本价格。总统大吃一惊。他感到他的反通货膨胀的全部计划，他的保护我们黄金储备的全部努力，都将化为泡影。钢铁工业是他作出了最大努力使价格稳定的工业，是受到外国竞争与生产能力未充分利用的折磨的工业。如果该工业可以对他发出的、为了国家利益而自我克制的呼吁进行愚弄，那末国内所有的工业部门和所有的工会此后都会感到可以毫无约束地来向他挑战了。
最重要的是，他感到受愚弄了。坐在他对面的这个人曾亲自会意地接受他的帮助，同工人订立了一项不会导致涨价的合同。总统的威信和权力被利用来帮助说服了钢铁工人工会，要他们为了稳定价格而接受公司提出的较低的工资。如今签合同的墨迹未干，钢铁工业的资方却宣布所有产品大幅度的、全面的涨价。正如总统后来说的，“这牵涉到信用问题。工会方面很有理由觉得，他们被引入了歧途。”——其他工会没有一个会再听从他发出的自我克制的呼吁了。他很冷淡地对布劳说，“我认为你犯了一个错误。”布劳直到后来才认识到他犯了一个多么重大的错误。
总统很恼火，但克制住了。他把阿瑟·戈德堡请来了，戈德堡却没有他那样有克制。当这位部长知道布劳已将他对报界的声明发给各通讯社和新闻广播网，准备在晚上七时公布时，他严厉地驳斥了这位美国钢铁公司董事长的辩解——即作为一种“礼节性”的行为，已向美国总统递交了有关这一既成事实的油印新闻发布稿。戈德堡把这一行为称为“耍两面派手法”，是背信弃义的，违背了参加谈判各方所明白理解的原则，违背了国家和钢铁工业的最大利益，违背了戈德堡向总统作出的保证（说布劳和麦克唐纳两人都是信得过的）。布劳表示遗憾，试图把他的行动说成是对股东很有必要的，随后就离开了。后来，他相当软弱无力地说：“他们不愿意接受我的解释。”
总统下一个安排好的事项是为第二天的记者招待会——是一次额外的招待会，定于早餐之前举行——检讨一些问题。这是塞林格不在的时候由助理新闻秘书安德鲁·哈彻安排的。哈彻、沃尔特·赫勒、麦乔治·邦迪和我在总统办公室隔壁肯·奥唐奈的办公室里等待举行这次会议。等布劳离开后，总统叫我们进去，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我们。他的怒火上升了。他的职责遭到践踏，他的职权也被利用了。他是得到钢铁工业界人士的同意才进行干预的，其目的明白无误，是为了保持价格稳定，现在这样一来，这种干预在工人和美国人民眼里至多也是一种软弱的表现，而从最坏方面来说则是愚蠢的。他回忆起他那位当过大使的父亲在钢铁工业界的短暂服务期间以及他在海运委员会同钢铁工业界领袖们进行的斗争时说：“我的父亲一直对我说，钢铁界的人都是畜生，但是我直到现在才认识到他这句话多么正确。”
我们没有花多少时间去互相责任，在这时和在那种情况下提高价格，不仅使经济受到挫折，而且是对总统职位和总统本人的公开侮辱。他后来说，“如果我不能使他们撤销的话，那将是美国总统蒙受的一个严重挫折。”没有一位总统会不进行一场斗争便接受这种做法的，也没有一个人竟会认为约翰·肯尼迪会接受得了。当时在场的一个人后来说：“美国钢铁公司对总统耍两面派手法是看错了人啦。”
然而，钢铁工业在半个多世纪里一直成功地公然蔑视总统，他们对肯尼迪的挑战是在他没有什么回击的武器和毫无可资借鉴的先例的领域里进行的。钢铁工业接受了总统的斡旋一随后又辜负了他的信任。要不是因为除了在经济方面的挑衅外，还有这一事实，那末历史也许会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总统在宣布这一消息后，向我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对此有什么办法？”
我们主要的希望是要造成一种气氛，阻止其他公司跟着一同涨价，并且促使美国钢铁公司撤销涨价的决定。我们认为，只要有一两家主要的公司拒绝一起涨价，那末市场上的压力就会迫使领先抬高价格的人改变态度。我们主要的职责是要查明一家实力雄厚的公司自信能够不顾一切明显的经济压力悍然宣布不合理的涨价并坚持下去，我们主要的职责是要判断它的这种作为是否违背禁止垄断的法律。总统心中考虑好这两种途径后，立即打电话询问司法部长和参众两院反托拉斯小组委员会主席向报界发表声明的情况，同时又同财政部长和国防部长讨论政府准备如何应付美国钢铁公司，接着便指示戈德堡、赫勒和我为星期三下午的记者招待会准备一份声明。他遗憾地说，那天晚上他不再同我们会商；因为白宫要举行一年一度的全体国会议员招待会。他回忆起前一年的招待会也因猪湾事件而遭到了破坏，不禁苦笑着说，“我决不再举行另一次国会议员招待会了。”
戈德堡、赫勒和他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同事克米特·戈登全到我的办公室来，和我一起讨论了第二天发表声明所需要的材料。经济顾问委员会和劳工统计局通宵搞出了必要的数据，说明钢铁工业何以不需要涨价，以及涨价会如何危害到全国。在国会议员招待会上，总统同来宾谈笑风生，握手言欢，在应酬的间隙中，他又同副总统、参议员戈尔以及随后到达的戈德堡和我商谈了行动步骤。在这以前，他还通过电话几乎是道歉地告诉了戴维·麦克唐纳。麦克唐纳向他保证，钢铁工会会员不会认为总统是故意欺骗了他们。
第二天，星期三上午的早餐记者招待会，几乎完全集中在钢铁涨价的问题上。阿瑟·戈德堡也出席了招待会并告诉总统他打算辞职，他无法再对任何工会宣传工资要求应有所克制了，而且他希望公开承认自己失职，以致使总统遭到这样的侮辱。总统压下了这个请求，他最后还同意延缓自己向国会提出采取立法措施的紧急咨文，而集中力量利用记者招待会开始时发表的那篇声明来动员舆论。
阿瑟·克罗克写道，总统“一定要到他的职责、国民以及他本人受到根本性的触犯这种罕有的时刻，才会勃然震怒”。这一次就是这种罕有的时刻。由于我面前摆了许多经济数据，由于其他钢铁公司把价格提高同样数目的消息不断传来，还由于总统和司法部长两人都作了大量的修改，那次记者招待会开始时发表的那篇声明是写了又写的。每一份新的修订稿却更强烈地反映出总统那种完全铁面无情的决心，即要使钢铁工业界和公众认识到局势的严重性。这篇声明直到我们乘他的轿车前往国务院礼堂去时才完稿。
当他宣读这份声明时，他的声音是冰冷而镇定的，听起来很象当年罗斯福指控日本人偷袭珍珠港那样冷静，而不象某些不在场的人事后所说的那样，是“怒不可遏”的样子。
美国钢铁公司和其他一些主要钢铁公司同时采取了相同的行动，把每吨钢的价格提高了六美元左右，这是一种毫无理由的、不负责任的无视公众利益的行为。
正当在我国历史上的这个严重时刻——我们在柏林和东南亚面临着严重的危机，我们在致力于经济复兴和稳定，一连几个月我们都在要求后备人员离开家乡和家庭，要求军人冒生命的危险，在过去两天内就有四个人在越南牺牲了，同时我们还请求工会会员压低工资的要求——在我们正要求全体公民有所克制和作出牺牲的时刻，一小撮把追求个人势力和利润放在公共责任感之上的钢铁公司经济人员，竟然如此蔑视一亿八千五百万美国人民的利益，对此情况美国人民同我一样，是很难予以接受的。
我坐在听众席上，当总统继续讲下去时，我听到周围一些新闻记者倒抽了一口气。
如果钢铁工业的其他公司也效法它们提高价格，而不是撤销这一涨价，那末所有的美国家庭……企业主和农场主的……大多数项目……的费用都将提高。这将严重地妨碍我们为了防止通货膨胀螺旋形上升而作的努力，……使美国商品更难在国外市场上竞争，更难抵挡外国进口货的竞争，从而更难改善我们的国际收支情况和制止黄金外流。……在我们国家中，价格和工资的决定，除了在出现垄断和全国紧急罢工的情况下进行非常有限的限制以外，一向是而且也应该是自由地私下作出的。但是美国人民有权期望，作为享受这种自由的交换条件，大企业对它们国家的福利应表现出比过去两天所表现的更大的责任感。前些时候，我要求每个美国人考虑，他将为他的国家做些什么，我也要求钢铁公司考虑这一问题。在过去二十四小时内，我们得到了他们的答复。
上文中加着重点的话是总统在举行记者招待会前加到声明中去的，或者是在发表声明时自行插入的。他坚信，不那么尖锐的话只会为人们注意到、作出答复，随后便被忘却。
声明还列举了一些令人信服的、详细的事实，说明钢铁工业不涨价仍具有强有力的经济地位，涨价将会造成广泛的损害，以及政府各部门全已经在调查这一事件。接着，他用同样严厉的语言回答了所有的问题。例如：
……在过去几小时内所有的公司都搞突然袭击……几乎一致地提高了价格……这并不是我们希望竞争性的私人企业制度经常采取的做法。
总统甚至在回答有关军人家属和越南等与涨价无关的问题时，也把它们与钢铁公司的涨价行动联系起来。从这次记者招待会以后，他在这场斗争中掌握了主动权。
但是当我们回到他的办公室讨论局势时，一些公司接连不断地匆匆忙忙仿效美国钢铁公司的涨价，使撤销涨价的希望又蒙上了一层阴影。然而，他决心斗争到底。他要我在第二天一早为他在内阁会议室召集一次会议，以协调需要采取的或已经采取的各种行动，其中有一些行动是在前一天晚上着手的。
第十四章 反通货膨胀——钢铁价格的争端（2）
若干天后，当这场斗争已全部过去，几个共和党人——他们在这场斗争期间一直谨慎地保持沉默，既不表示赞同涨价，也不表示赞同总统的反对涨价——把政府的这些努力称之为“过分的反应”，“专横”和“行政上篡权”的实例。罗杰·布劳说到“报复性的攻击”，还说，“在美国历史上，过去从未调动过这么许多联邦政府的力量去反对个别工业部门。”显然，当时是有一种动员和危机的气氛，但大都是表面的而不是真实的，它是以言论而不是以行动为基础的，是有意识地希望促使他们撤销涨价的决定。但是一旦战火平息下去，大家应该全明白——正如星期四早晨在内阁会议室开会的那批人早已明白的那样——政府可以采取的具体行动只是两个相当温和的步骤，既不是“非法的强制”，也不是“无节制的报复”。
首先，国防部谋求履行它对纳税人的职责，按当时最低的价格购买钢铁。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向总统报告说，钢铁工业的行动可能会使国防费用增加十亿美元。这并不如广泛报道所说的，仅仅是由于钢铁价格的上升——这在总数中只占一小部分——而是由于紧跟着钢铁涨价，所有其他经济部门也将提高成本。麦克纳马拉曾作出指示，“为了使钢铁涨价对国防费用的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要研究利用代用材料，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改向没有涨价的钢铁公司去购买国防生产所需要的钢铁”。
任何一位谨慎的钢铁消费者都会采取同样的做法。在布劳晋见总统以后，总统召见了麦克纳马拉讨论这个办法。国防部长强调了自己的这种意图，宣布同没有涨价的很小的卢肯斯钢铁公司订立北极星装甲钢板合同。他注意到，美国钢铁公司和卢肯斯钢铁公司是这种高强度钢材的仅有的生产者。总务行政管理局、国际开发署和其他机构也打算作出类似的声明。但这不是一个强大的武器。就其本身来说，并不足以说服少数没有参加集体行动的公司不去加入涨价的行列，而且等他们一宣布涨价以后，这个武器就完全无用了。事实上，给予卢肯斯钢铁公司的奖励是在这一斗争行将结束时才宣布的。
其次，司法部谋求履行它的执行法律的职责，要着手调查许多公司在完全不同的财务情况下，同时宣布作出一系列同样的涨价——这既非由于成本增加，又非由于需求增加——这是否反映出正常的自由市场的活动、还是偶然的巧合、还是一种共谋或垄断。不论答复是什么，我很怀疑在钢铁工业长期密谋操纵价格的情况下，任何一届政府的任何有自尊心的反托拉斯司竟会袖手旁观。在一个竞争性很强的行业里，没有一家公司能够在提高价格时深信所有其他公司实际上都会紧紧跟上。联邦贸易委员会曾于1951年命令钢铁工业停止某些垄断行为，这次它也宣布要重新开始对钢铁工业进行调查。一位著名的学者称赞总统的行动说：“钢铁工业并非真正是个竞争性的市场，而是一家大公司。”反托拉斯法的一位主要教授写信给我们说：
在严密的垄断组织里，领头定价是不可避免的，虽然不是露骨的。它们习惯于共同行动，担心遭受歧视，同时又不存在潜在的新竞争者。……法院行使谢尔曼法的潜在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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