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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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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打算在全国各城市举行一系列非公开的讨论会，使政府主要发言人和企业界领袖聚在一起交换意见、增进了解。其中在丹佛举行的第一次讨论会十分成功。但竞选运动和古巴导弹危机使这些讨论会未能坚持到底。到1963年初，随着市场繁荣、经济扩展和不久实行的减税，企业界态度方面的不少自私恶劣的气息减退了。
。963年4月，上次斗争一周年的时候——总统怀疑这个日期是否是巧合——惠林钢铁公司带头作了一次幅度较小的有选择性的涨价，当时又出现了短暂的紧张气氛。白宫就钢铁工业的经济状况准备了一些新的备忘录。一些自封的调解人建议举行新的秘密会议。政府官员又通过电话同其他公司进行了联系。内阁会议室里举行了新的讨论经济危机的会议。据新闻界报道，总统仅仅“以最大的关心”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当钢铁公司正在等待和观望时，他决定推迟一天启程去度复活节假期。
可是与前一年的情况不一样，这次并没有人故意触犯他的职责，也没有滥用他的信誉。政府内部进行了长时间的、激烈的争辩，总统仅限于发表一个低调的声明，对于象前一年那种普遍的全面涨价表示强烈反对，但他承认：
由于供求关系变化而引起的有选择性的价格调整，调高或调低，这与总的物价稳定和铜价稳定的结构不是不相容的，这是任何健康的经济都有的特征，它和全面涨价是不一样的。可是这篇声明所讲的道理和所提出的警告，使美国钢铁公司和伯利恒钢铁公司宣布了幅度更小的、更有选择性的涨价，而惠林钢铁公司和所有其他的生产者又把价格调低到接近于它们的水平，结果使价格平均仅上涨了百分之一多一点。这次涨价只涉及全部钢铁产品的三分之一，而几个月以前有选择的减价，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全面的影响。总之，双方的行动防止了另一次大规模的对抗，同时也反映了过去十二个月中政府与企业界之间关系的不断改善。
自从就职以后，他曾经反复谈论着融洽和合作这一主题：“政府和企业决不是天生的敌人，而是必需的同盟者。”
总统除了向主要的企业组织发表演说并专门为企业问题的作家举行记者招待会外，还积极主持在白宫为一批批人数不多的企业界领袖举行的会晤、午餐会和招待会，对他们的问题表现出真正的兴趣，并使他们也更为充分地了解他所关心的问题。他同银行家戴维·洛克菲勒就国际收支问题公开交换的信件和1962年12月他就新的赋税和预算计划向经济俱乐部发表的演说，都得到了企业界的好评。但是在所有这些呼吁和露面中，总统只是解释他的政策，而不是改变他的政策。
在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冲突达到高潮时，一幅英国漫画描绘了一个发怒的美国经理人员对另一个经理人员说：“肯尼迪这家伙认为是他在管理这个国家！”这个标题是正确的。他的确是在管理这个国家。
第十五章 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1）
1953年，约翰·肯尼迪是平和而不为人注目地赞同民权立法，认为这是同他的道义直觉相一致的一种政治需要。
1963年，他则是深沉而热烈地献身于人权事业，认为这是同他的政治直觉不一致的一种道义上的需要。
在他终于唤起全国注意的各种各样全国性弊端中——不仅是唤起政府某一部门或政党某一翼的注意，而是唤起全国的注意——历届政府竭尽全力回避提出的弊端就是种族歧视问题。在他作为总统所作的各项努力中，最重要的或受到最激烈抵制的事情，莫过于他不仅要使这种歧视非法化，而且还要使白人同胞明白歧视是错误的。用理查德·罗维尔的话说，他“抱的信念是：任何形式的种族隔离或歧视在道义上是无法辩护的，在社会上是不能容忍的”。他受到许多黑人家庭的尊敬，同时也受到许多南方白人家庭的辱骂，因为他是抱有这种信念的第一个总统。
1963年，美国的黑人革命比以往更为迅速地高涨起来。约翰·肯尼迪并没有发动这场革命，他也绝对无法制止这场革命。但在1963年，他表达了自己对这场革命的崇高愿望的支持，并帮助指引了革命的奔腾潮流。正如许多人所叙述的，他不是由于他无法控制局势而被迫采取这种立场的。相反，他所表现的同情，他所集合起来和任命的人员，他置身于这场革命前列所显示的勇气，这一切都助长了南方黑人领导阶层内要求改革的气氛和满怀希望的因素。假如白宫和司法部所抱的态度不是如此，他们大概就不会冒风险去作出新的努力和施加新的压力了。
他执掌总统大权后，加速了自己观念的改变。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总统，他不打算允许南方的州长和其他人藐视法庭和他的职责。他是争取自由的发言人，同时他也认识到，种族压迫是美国自由的污点。他对失业者、收入过低者、退学者和贫民窟居民都表示关切，同时也看出黑人中被迫处于这种境地的人数要比所有其他人占更大比重、种族歧视会造成分裂和浪费，约翰·肯尼迪是相信全国团结才有力量。种族歧视是不合乎理性的，而他却是讲理性的。种族歧视是不民主的，而他却是一个民主派人士，甚至在他成为民主党人之前就是如此。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挑战，是一场危险的、不得人心的争论，也是我国最紧要的国内问题，而他是一位决心应付一切挑战并留下名声的总统。
首先，一种深切的正义与公平的观念推动他这样做。他不止一次宣称：“我不是说所有的人在其能力、个性或意志方面是相同的，而是说他们在发展他们的个性、意志和能力方面应有平等的机会。他们应得到公平的机会发挥他们具有的一切才能。”他不为人为的、武断的种族歧视观念所束缚，这一天性使他在1953年没有把黑人当作黑人来对待。而在1963年，这种天性又使他对那些不愿接受他的关于公平对待黑人的基本义务的人也不予重视。他在1963年6月19日的民权咨文的结束语中对国会说；单纯的正义感要求通过这项计划，“这不仅是出于经济效率、全球外交和国内稳定等原因——首先是因为这是正义的。”
在1963年6月总统发出那篇咨文之前，他已渡过了漫长的、艰苦的历程。这个历程始于1961年1月20日，那天约翰·肯尼迪坐在白宫前面严寒冻冰的看台上，检阅总统就职典礼的游行队伍。他注意到，在他前面行进的彩车和乐队队伍中，海岸警卫队的仪仗队里竟然没有一个黑色面孔。那天晚上，他打了个电话给财政部长狄龙，因为海岸警卫队是归他那个部管辖的。这就需要在招募工作中作出特殊的安排，而在1962年海岸警卫队学院在其八十六年的历史中将录取第一个黑人学生。
下一周在第一次内阁会议上，总统提到了这件事。他要求每位阁员检查一下自己部门的情况。他强调他所关心的不仅是在人数上，而且是在各级岗位——如外事机关，高级决策、专业和管理工作——的任职机会上。在肯尼迪自己最早任命的人员中有副新闻秘书安德鲁·哈彻和住房建筑与房屋财政署署长罗伯特·韦佛，两人都是在他们黑人中“第一个”担任这种职务的。
在以后的一百天、一千天里，总统的告诫受到了重视。黑人第一次被任命为驻非洲及驻欧洲国家的大使、合众国的检察长以及哥伦比亚特区的地方长官。（自从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将近一世纪前担任哥伦比亚特区的美国警察局长以来，这个职务第一次又由黑人担任。）奉命担任联邦高级职务的黑人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多——包括一名助理国务卿帮办、一名劳工部副部长，以及几个部门和委员会的成员。在多数部门里，担任高级专家或管理职务的黑人人数增加了好几倍。例如，在司法部，黑人检察长的人数从十人增加到七十多人。这些新任命的人中有些是从内部晋升的。其他人则是通过特别的人员充实计划以及文官委员会、外事机关和其他机构所召开的地区一级的会议聘请来的。
肯尼迪还从黑人中任命了五名终身任职的联邦法官，比历史上任何其他总统所任命的都要多，包括在合众国大陆上第一次提名两个黑人担任地区法官。他任命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主要黑人律师、有才能的瑟古德·马歇尔到上诉法院任法官。他提名其他三人，包括第一个黑人女法理学家、他竞选初期的助手马乔里·劳森夫人，到哥伦比亚特区法院任职——总共几乎有一半的黑人法官是由白宫提名的。（虽然在某一州里，“参议员的礼节”性活动相当厉害地限制了他对法官的选择，但是应该强调指出的是，他任命那些经历并不总是使他满意的南方法官，并不是同南方参议员“等价交换”的结果。在查明未来的法官会遵守宪法和最高法院的裁定之后，司法部才向总统提名。在这一过程中，至少作过两个错误的判断。不过总统说，这些法官总的来看“或许象实际情况那样，抱有南方的普遍观点，但在履行就职宣誓方面却做了出色的工作。”）
在新旧政府交接的初期，肯尼迪曾要求副总统约翰逊主持几个有关政府签订契约和雇用人员等方面的反歧视委员会，并探索如何加强它们的权力。3月间，一项新的行政命令把以前的政府签订契约和就业委员会合并成为单一的总统就业机会均等委员会。它的管辖和审批范围扩大了，涉及大约两千万名受雇人员，这是一支相当大的劳动大军。
没有一个承包契约被取消。总统和司法部长时常对委员会的工作进度感到不满，并对它那冠冕堂皇的统计数字感到怀疑。可是终于出现了重大的突破——在纺织厂里，黑人过去仅仅当清洁工；在飞机厂里，黑人过去被告知不必去申请工作；而这次在数千种新的职务和管理岗位上种族歧视被突破了。
在所有这些旋风般的活动中——在黑人选举权、黑人教育以及黑人就业这几个领域内——还缺少一个组成部分：立法工作。在整个1961年中，根本没有做过立法工作，只是基本上是例行公事地扩大了民权委员会工作。1962年的立法工作只限于在选举权领域内的两项努力——阻止歧视性的文字测验，以及根据宪法修正条款取消人头税。①要通过上述第一项措施的希望在参议院落空了，因为当时它连结束辩论以提付表决所需要的多数票也没有获得（需要有三分之二的票数）。这使两件事变得非常清楚：（1）要使它通过，事实上必须得到共和党仪员的一致支持，而这是办不到的，（2）阻挠议事进行的议员将会扼杀总统提出的大多数其他法案，包括那些能为黑人和白人提供较好的住房和较多的就业机会的法案。关于在联邦选举中禁止征收人头税的问题，这已经争取了二十年。总统在1947年刚当选众议员后就曾为此投下了他最初所投的一票。这时，这项法案终于经两院通过，并经总统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在各州州议会大力促进，成了宪法第二十四条修正案。总统相信，仅仅由于这条修正案而得到投票机会的黑人和不大富裕的白人人数，就会对他1964年在得克萨斯州和弗吉尼亚州争取重新当选的竞争产生影响。
①人头税是为了限制黑人和贫苦白人投票而设置的，不能纳税的人便失去投票资格。——译者
黑人领袖还谈论绕过国会行事，因为历史上，国会与其说是一个争取民权立法的战场，不如说是一个埋葬民权立法的墓地。他们还谈论通过行政方面的进一步努力来争取平等的投票权、教育权、就业权和其他机会。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主席罗伊·威尔金斯应总统的要求，于1961年2月递交给我一份六十一页的备忘录，为行政行动提供了新的领域。马丁·路德·金提出了一份更长的文件。两个文件都谈到在第一篇解放黑奴宣言发表一百周年纪念日或在这一天之前，公布一项内容全面的行政命令，也就是说“第二篇解放宣言”。①
①后来，行政命令以及在住房、就业、教育、联邦管理和其他公共活动方面采取的行动，就相当于公布了这样一篇宣言，其成就也许还超过了这样一篇宣言。
然而，这些领袖们不能公开接受总统所作出的关于不进行一场不能获胜的立法斗争的决定。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认为任何一项法案能获得通过，但他们必须对自己的选区有所交代，同时他们对失败所带来的恶果似乎不象总统看得那么严重。金希望举行更多的“炉边谈话”。威尔金斯则抱怨肯尼迪“过分谨慎”。象一百年前主张废除奴隶制度的人士一样，他们责备总统优柔寡断、含糊其词并向后退缩。
不过他们之间的关系仍然是诚恳的、密切的。总统、司法部长、司法部副部长伯克·马歇尔、白宫顾问助理李·怀特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路易斯·马丁都经常同黑人领袖保持接触。黑人领袖们知道他们有一位愿意倾听并了解意见的总统。当威尔金斯和一个代表团敦促他提出立法议案的时候，他们对总统拒绝改变方针时所显示的魅力和坚韧意志，以及他欢迎他们施加压力“以抵消来自另一方面的压力”时所表现的坦率，全获得了深刻印象，1963年林肯诞辰那天（传统上只由共和党人予以庆祝），总统在白宫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招待会，有一千多名黑人领袖和民权战士参加。他们对他的战略所感到的不满多少已有所缓和，因为总统对他们相当尊重——不带一丝优越感，不把自已看作应享受优越地位的人，而是象他对所有美国公民那样，尊敬和重视他们。多数黑人领袖是精明的评判者，他们很明白，哪些政治家深深懂得他们的重要价值，而哪些人则主要是看重他们的选票，——虽然肯尼迪开始时也许更多地关心他们的选票，但到了六十年代，上述的第一种情况，对他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而且，黑人领袖们还感到满意的是，他确实打算行使总统的全部法定的和道义的权力，以取得比以往任何时期更为巨大的成绩。由于最高法院1954年作出了取消种族隔离的决定，民权斗争就加速开展起来了。在以住的年代里，推动民权斗争的担子基本上是落在司法部门肩上的（虽然杜鲁门总统取消武装部队里种族隔离的那道行政命令，在早期是一个显著的成绩）。立法部门在1957年和1966年作出过微小的、但意义重大的贡献。现在，到了1961年，行政部门通过诉讼、谈判、道义上的劝告、行政命令以及总统的行动和指示等方式，史无前例地把全部权力都投入了争取民权的事业。
也许最重大的改变是，总统迅速而积极地在公众中一般地支持平等权利的原则，特别是支持最高法院关于取消种族隔离的决定，这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变化了。那些现在看来如此不相干的次要成果，在那个与现在迥然不同的年代里帮助树立了一种全新的风气。例如，政府官员拒绝在实行种族隔离的听众面前演说，并且（除了某些例外）表明他们抵制参加实行种族隔离的私人俱乐部。（阿瑟·克罗克愤怒地说，华盛顿的大都会俱乐部拒绝接纳黑人的规章，总统是管不着的。后来，当他怒气冲冲地说，政府有意不让刚果叛乱领袖莫瓦泽·冲伯前来我国时，总统对格里狄龙俱乐部讲，他将邀请冲伯到美国来，如果克罗克肯邀请冲伯到大都会俱乐部去的话。）行政当局还用讥讽的语调通知格兰特第三领导的纪念内战一百周年委员会，他们只能使用非隔离性的设施。美国各个职业介绍机构全接到通知，要它们拒绝接受那些上面注有“只收白人”的征聘书。联邦各雇员工会和娱乐团体也得到通知，凡实行种族歧视的都不予承认。总统出席并发表演说的新闻俱乐部午餐会，不再全是白人参加了——他的特工随从人员和白宫的汽车司机也不全是白人了。
在1961年中期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总统没有支持“自由乘车者”的全部战术——他们包租了黑白人同乘的公共汽车驶到迪克西去，以考验州际旅行工具取消种族隔离后的情况——却支持他们不受干扰地越过任何一州和所有各州界线的权利。“自由乘车者”发生的情况——包括阿拉巴马州的暴徒焚毁汽车、袭击教堂之类的肆无忌惮的暴力行为——是混乱状态即将出现的一种先兆。这不仅对总统，而且对司法部长的决心和耐心都是一个考验。司法部长在民权方面日益加深的信念和孜孜不倦的努力，在下文叙述的一切事件中全起了重要的作用。
这件事还考验了他们的机智，因为当时联邦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解决办法。“肯尼迪弟兄”——南方后来就这么笼而统之地称呼他们——调遣了六百名联邦执法警官到阿拉巴马州去保护“自由乘车者”，使南方的州长和市长们感到羞惭而去执行法律和维护秩序，对干扰州际交通或允许对旅行者施加暴力的警察官员和三K党人提出诉讼，由州际商务委员会采取行动，在州际铁路和公共汽车终点站的餐厅、候车室和休息室内实行种族混合，并且促使主要的铁路线和公共汽车路线在一切终点站对全体乘客都取消种族隔离。他们利用联邦机场和其他航空经费作为讨价还价的力量，促使十五个航空终点站也取消了种族隔离，有两个是通过诉讼后才取消了的。早在1950年，最高法院在理论上就已经宣布在州际运输工具上实行种族隔离是非法的。到了1962年年底，种族隔离在这方面才终于不复存在了，一个黑人第一次能够从国家的一端旅行到另一端，而不再在候车室内看到“白人专用”或“黑人专用”的招牌了。
在此期间，总统还处理了选举权的问题。他深信给予南方黑人选举权——在那里，有许多县内登记的选民不到10％，而北方黑人登记的却有三分之二——将来会戏剧性地改变南方政治领袖在其他一切民权法案上所采取的不妥协态度，改变几个州政治权力的均势，并使南方政治摆脱那些在竞选运动中只会叫喊“隔离黑鬼”的蛊惑人心的政客们的影响。后来，他才认识到，赢得这种选举权还不足以迅速地根除掉因袭下来的百年积弊。但这是一个重要的开端。他在1961年最早采取的行动之一是，资助田纳西州海伍德县和费耶特县为争取投票活动而被逐出的黑人烟农。联邦法院下达的一项命令制止了驱逐他们的行动，同时在过渡期间，政府还用联邦剩余的粮食赈济了他们。司法部调查了南方其他各县的情况，列举出有十六个黑人占多数的县，可是竟然没有一个登记的黑人选民。
根据1957年和1960年有限的选举权法律，三年中着手处理的诉讼案件不到十二起。没有一件发生在密西西比州——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的家乡州。1961年以后的三年间，起诉并获胜的案件就达三十六起以上，还有几十起在审查之中（包括密西西比州的许多起）。在种族歧视盛行的南方，几乎每一县内都进行了调查、处理或采取了法律措施。许多州县都接受劝告，自动放弃歧视性或种族隔离的选民登记和投票办法。在其他地区——例如密西西比州的福莱斯特县，他们的登记人员奉到法院命令后，接受了一百零三名黑人提出的申请书，但却认为其中的九十四名没有登记资格，包括有大学学位的——这就需要法院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在另外一些地区，担心报复是黑人登记的主要障碍，所以在这些地区行政当局提出了诉讼，或者向黑人提出了保证，以防止经济、肉体、法律和其他方面的恐吓。在路易斯安那州东卡罗尔教区，一系列的联邦诉讼案件使黑人自从南北战争以后第一次能够投票。在亚拉巴马州梅肯县，新登记的黑人占投票人数的40％——而且一个种族主义者候选人落选了。在其他地区，黑人候选人初次出现。一旦障碍拆除了，私人基金会和私人组织也展开工作，使黑人对选举登记感觉兴趣，并有所准备。总统在司法部长就两年选举进展情况提出的报告上批道：“继续解决各项案件。”
根据1954年的决定，联邦政府无权解决学校为取消种族隔离而提出的案件。但是它起诉了一些案件去落实法院的裁定，同时还参预了私人提出的一些案件。早在1961年，新奥尔良的教师由于担任黑白人混合班级的教学工作，受到了州立法机关停止发薪的威胁，法院于是采取了行动，以保障他们的薪金。前一年，司法部拒绝了地方的联邦法官向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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