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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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的每一行动都是根据密西西比州的经验。这一次，总统和司法部长已查明，在附近本宁堡待命的部队已经坐上了直升飞机。这一次，校外的人完全被请出了校园，社会上的闻人也表示赞成接纳黑人学生。这一次，这位胆大妄为的州长从密西西比州的经验中知道，任何程度、任何种类的反抗都不会取得成功。
　　在记者招待会上两次发表的声明中，总统都表示希望使用部队是不必要的——希望所有的亚拉巴马人都认识到法律“是没有选择余地的”——而避免使用部队的办法就是遵守法律。在我们的几次会议上，他也向司法部长表示，希望不要对华莱士进行人身袭击或逮捕，不要使他获得他所谋求的殉道者身份。随着决定的日于日益迫近，总统向州长发出劝告，请他离开塔斯卡卢萨的校园。但华莱士不听他的劝告。
　　1963年6月11日，华莱士州长站在大学注册大楼门口，自知是愚蠢而无聊地朗读了他的一篇声明，作为对卡曾巴赫朗读的总统声明的答复，但是当两名黑人学生被带进宿舍时，他却没有阻挠。总统一直在电视里观看着他们的“对抗”。正如预先计划好的那样，他迅速把亚拉巴马州的国民警卫队置于联邦政府的权力之下。不到三小时后，华莱士从他同卡曾巴赫和警卫队指挥官的第二次对抗中退了下去，两名学生没有遭到意外就注册入学了①。
　　①两天以后，另一个黑人在亨茨维尔该大学的分部注册入学，州长甚至没有操心去干预。几天以前，另一个黑人没有遭到意外便在奥克斯福德的密西西比大学注册入学了。这同大约七年前在同一所亚拉巴马大学中盛行的情况成了更为鲜明的对比。那时，一群学生暴徒在三天内把一名黑人大学生赶出了校园，而联邦政府则认为它最好“避免干预”。
　　肯尼迪宣言
　　1963年6月11日那天，标志着州政府对于取消大学种族隔离问题采取公开抵抗做法的结束。它也标志着联邦政府全面承担起反对一切种族歧视的义务的开端。肯尼迪曾考虑如果塔斯卡卢萨发生动乱，就通过电视向全国发表一篇演说。当这次动乱消失以后，他在最后一分钟决定，趁着注意力还集中在这个问题上时，无论如何要向全国发表一篇演说。
　　总统并不认为民权问题仅仅是联邦政府的问题。他同副总统和司法部长一起会见了工会领袖和企业家——剧院老板、菜馆经营者、百货商店总经理以及其他人员——要求他们在雇用人员和服务方面消除种族界限。6月9日，他要求聚集在檀香山开会的全国各地的市长改善他们的习惯做法和法令。
　　然而，他在1963年2月发表的第一个民权咨文已经标志着他在民权立法方面想法上有所改变。那个咨文要求扩大民权委员会的作用，使它能充作对地方团体提供交换情报和互助的机构。它要求给予正在取消种族隔离的学区技术和经济援助。它要求对选举权的法律作种种修改：对受过六年级教育的人取消文字测验，禁止对不同的种族使用不同的标准以加快有争议地区的选民登记。它大声疾呼要在所有地区实施平等权利，并检讨了行政当局所采取的步骤。该咨文不是为应付任何危机或特殊压力的，而是总统自己倡议的产物，是他的正常立法计划的一部分。它在黑人中受到欢迎，他们听得进去。国会和国内其他人士实际上不理它，他们听不进去。
　　但到了6月11日，全国都开始倾听了，先前提出的法案就显得很不够了。同1961年和1962年普遍存在的情况不同，公众对民权立法的兴趣使得国会的通过至少有可能了。有好几周，白宫和司法部一直在准备一项新的一揽子方案。总统在5月31日作出决定，要明确地推行一项全面的法案。这项决定是在他的有些政治顾问反对之下作出的，他们认为这无论在国会内还是在选民中都将碰壁。他同民主党领袖进行了磋商，同时也谋求共和党的支持。计划的细节尚未最后确定。向全国发表的演说也还未草拟。但总统在最后一分钟决定，演说时间应放在6月11日晚上七时。
　　但是6月11日的演说在更广的意义上来说，是总统亲自准备了一段时间的。它至少是以三年来他的思想演变、三个月来平等权利运动的革命、三周来的白宫会议、致国会的新咨文的稿本，以及6月9日对市长的讲话和“2月份的民权咨文”为根据的。演说一开头先提到亚拉巴马大学，以此作为引言，演说的内容是宣布一些新的立法。这篇演说的动力就是约翰·F·肯尼迪、他的职务和他的国家对这一主张毫不含糊的保证：“种族问题在美国人的生活和法律中是没有地位的。”
　　他警告说“威胁着公共安全的不满浪潮日益高涨，”他强调，国家的义务是使这项“伟大的变革……对大家都是和平的和建设性的。”他概述了他将向国会提出的法案，但是着重指出“单靠立法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它必须在所有美国人的家庭中去解决。”他赞扬北方和南方那些有合作精神的公民，说他们的行为“不是出于法律责任感而是出于人类尊严感”。
　　他说，这不是地区性的问题，也不是党派问题，而且甚至并不单是“一个法律或立法问题”。
　　这些问题在法庭上解决比在大街上解决要好，各级政府都需要新的法律。但是单靠法律并不能使人了解什么是正确的。
　　我们主要面临着一个道义问题。这个问题象《圣经》那样古老，象美国宪法那样清楚。……现在是这个国家履行它的保证的时候了。……我们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面临着一场道义危机。它不能用警察的镇压行动去解决，不能让街头上日益增长的示威行动去解决，也不能用象征性的行动或言论使之平息下来。是行动的时候了。……凡是不采取行动的人就要招致耻辱和暴力行为。凡是勇敢地采取行动的人就是认识到正义和现实。
　　在此之前，没有一个总统曾经如此强烈地承认一切种族歧视的非正义性；在此之后，也没有一个总统能忽视他有消除种族歧视的道义上的责任。
　　肯尼迪所承担的义务旨在保持我国社会秩序的结构——防止一个种族的不满情绪把那个结构分裂为二。不过这也激起了深刻的反感。在密西南比州杰克逊市，当黑人领袖们对肯尼迪的讲话发出欢呼，认为它是第二次解放宣言之后几小时，他们中的一员，梅德加·埃弗斯，便遭到暗杀。第二天在国会山，南方的参议员专门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发誓要扼杀一切民权立法。关于“地区重新开发”的例行扩充计划，本来估计能顺利通过，但是由于五十四个南方民主党人投票反对，它在众议院以五票之差被否决了。共和党人公开地谈论，北方白人中的“强烈和不利的反应”会将肯尼迪和他的民权法案一起打倒的。
　　但总统并不是轻率地或贸然地拿自己的威信和权力作赌注的。随着危机的加深，他的忧虑也加深了。当他选择的办法——强调行政权力和投票权——证明并不足以应付这一危机时，他的战略也改变了。他并不只是对黑人负责，而是要对国家负责。正如他前几个月一直认为的，国家的最高利益要求他避免展开一场得不偿失、两败俱伤的立法斗争一样，他现在则认为，国家的利益要求他进行这一场尝试。他并不满足于一个法案和一篇演说，而是立即重行开始做一项艰苦实际的工作，即创造一种政治的、立法的和教育的气氛，这种气氛能使这项法案成为法律，能使这篇演说成为种族正义的新时代的标志。
　　肯尼迪民权法案
　　6月19日，肯尼迪总统送交给第八十八届国会一项内容最全面、影响最深远的民权法案。这个法案把他已经采取的行政活动的模式用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并加以扩充。与这项法案同时发表的是一篇同他在6月11日发表的宣言同样强有力的咨文。它同次年国会通过的民权法只有微小的区别，但是它同前一个月我们与司法部首次讨论的法案则在好几方面有所不同。
　　在副总统的支持下，增设了“社团关系局”，来悄悄地同地方团体一起工作，以谋求进展。当最后决定要提出一项法案时，副总统也强烈支持总统在咨文中增加一些关于职业训练、职业教育和训练写作能力等的新的补充规划。在国会领袖们的建议下补充的一条是：广泛授权停止对任何实施种族歧视的计划或工作拨出联邦款项——这样，进行阻挠或不负责任的众议员就无法施展其惯用的伎俩，对于他们希望击败的计划提出非种族歧视的修正案来。通过剥夺自由裁决权，总统力图避免因白人违法而惩办黑人的结局。
　　除了早在2月间提出的那些特征以外，这项法案的两个主要特征从一开始就包括在我们的讨论内容里：
　　1。首先是禁止在对州际商业有“重大”影响的公共服务行业的场所——包括旅馆、餐厅、娱乐场所和零售商店——实行种族歧视。在公共服务方面的这种歧视特别成为黑人静坐、布置纠察线和示威的理由。象林肯的宣言把奴隶从奴隶主那里解放出来一样，这个提案被谴责为侵犯财产权的行为。但是总统提醒国会，“财产既有权利也有义务”。
　　2。第二个基本规定是，授权可法部长，当受委屈的黑人学生或他们的父母由于缺乏办法或担心报复而不去抵制公共教育中的种族隔离时，可以主动取缔这种种族隔离。这项规定的实质相当于1957年参议员肯尼迪所支持的旧的“第三条”，但那一条在通过以前就从那年的法案中被删掉了。
　　总统收到了许多其他的提案，但是他期望的是通过一项法律而不是引起一场争端。这届国会和以后的几届国会可以修正和改进他的工作。他需要的是不受任何显然是合法、合理和必要的条款的约束的一揽子提案——因为他需要这项提案得到通过。
　　立法的基本策略同我们5月间讨论的相比，并没有什么变化。我们谋求的是一项混合法案，既包括新的提案，也包括2月提案，而不是几项分开的法案。要尽可能广泛地谋求两党共同来发起——结果，民主党人曼斯菲尔德提出了整套议案，同时又与共和党人德克森联合提出了去掉公共服务行业各节（共和党领袖反对这部分）的同一法案。总统曾经考虑在两院联席会议上亲目发表这篇咨文，但是6月11旧的演说使这件事成为不必要了。他的目的是，在不妨碍优先通过减税法案的情况下，于那年通过这个法案。更快的经济增长会比公平就业实施委员会为黑人提供多得多的职业，而一次新的经济衰退对黑人的打击会比什么都大。总统说：“如果你连买一杯咖啡的一角钱也没有”，那末取得进入快餐室的权利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劳工队伍中每七个十多岁的黑人青年中就有一个人失业，这是失望和不和的根源。总统的经济措施不能当作同种族危机毫不相干的东西而搁置一旁。
　　总统并不是单靠雄辩。他在6月10日写信给艾森豪威尔说：“很清楚，没有两党的大力支持，这样一项法案是两院中不论哪一院都不会通过的。”他使艾森豪威尔对情况始终了如指掌。艾森豪威尔对于通过立法来解决这一问题是同情的但并不热情。总统同副总统一起，经常同两党的领袖进行磋商，一度单独同共和党领袖德克森和麦卡洛克一起磋商，向他们汇报了法案的必要性及其细节。鲍勃·肯尼迪和布克·马歇尔在国会山举行了一系列的情况介绍会，所有的民主党参议员和除了极南部以外的众议员都应邀参加。“总统向每一批议员强调说，递交法案的决定是不可更改的，但欢迎他们对其内容提出意见和建议。在法案印成最后文本之前，我和司法部副部长诺伯特·施莱同德克森和其他共和党人一起重新审阅了一遍。这位伊利诺斯州的参议员接受了”时机已经成熟的想法“，表现出了建设性的合作态度。
　　总统需要的不仅是能有效地处理投票、公共服务行业、教育和其他公共机构、联邦计划，以及就业方面的种族歧视问题的法案，而且也是使全国都会接受和服从的反映两党合作和举国一致的法案。这种想法是否可能，将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中得到考验。在众议员塞勒的主持下，审查这项法案的小组委员会里两党壁垒分明，它向司法委员会递交了一个得到民权团体坚决支持、看来似乎更强硬的扩大了的法案，可是实际上它包含了可能不符合宪法的条款，而且包含了造成混乱多于解决问题的苗子。南方的民主党人高兴地和北方的自由派民主党人一起，给予这项法案更重的分量，它超出了众议院规则委员会和众议院全体议员所能承担的程度。总统面临的选择是，要么以这一新的文本作为民主党的正式法案（这肯定会大大提高他在自由派和民权团体中的威信和影响），要么冒险作出全面努力重新建立业已受到严重损害的两党一致。总统选择了后一条途径。
　　他认识到，委员会中的自由派民主党人受到民权组织，包括宗教团体和有组织的劳工的巨大压力，要求他们支持新的法案文本，因此他同意政府将尽可能挑起重行提出一项两党合作的法案的担子。为此目的，司法部长出席了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他用直截了当的方式作证，说明有许多修改全是不能实施的，不符合宪法的或不受人欢迎的，只有两党联合提出的法案才能通过，而他概述的一项折衷方案则应由委员会予以通过。但这还不够。委员会全会的自由派民主党人疑心共和党人会使他们蒙受损失，他们还受到公众的压力要他们支持小组委员会的法案。为了争取他们支持折衷方案，总统不得不亲良进行干涉。在一系列的白宫会议上和电话中，他发现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取得众议院共和党人支持折衷方案的一项保证，而且这项保证要持续到程序委员会和议会全体会议召开为止。
　　同时，在参议院，司法部长耐心地花了一天又一天的时间答复参议员欧文关于宪法方面的质询，一场真正的考验在全院会议的辩论中等待着。总统希望——不过从未抱有多大的信心——南方参议员中会出现一个“范登堡”式的人物，一个愿意同过去决裂并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政治家。尽管大家痴心推测阿肯色州的富布赖特可能会起这样的作用，但是没有一个南方议员挺身而出，把历史的评价放在他的要长期从事的议员生涯之上。
　　总统知道，要便他的法案通过，不止是需要向国会呼吁。一场和平革命所需要的条件还不止是通过这个法案。他的咨文讲得很明白，通过这个法案：
　　不会解决我们种族关系的所有问题。这个法案必须由联邦、州和地方各级政府部门采取行动加以补充。它还必须由开明的公民、私人企业、非官方的劳工组织和市民组织采取行动加以补充。
　　为了启发和鼓励这种公民，总统在副总统和司法部长的陪同下，在白宫召开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私人会议——争取一千六百多位全国性领导人物的合作和理解，其中包括教育家、律师、黑人领袖、南方领袖、妇女组织、企业团体、州长、市长、编辑以及其他人士，有民主党人，也有共和党人，有种族融合主义者，也有种族隔离主义者。他不仅向他们简单介绍了这项法案的内容，还谈到了法案以外他们的责任。他既没有用金钱，也没有靠制裁的办法来赢得他们的援助，但是他起到了总统的领导作用。
　　他敦促美国劳工运动的领袖们采取行动。他们中有些人长期来口头上一直维护民权，可是却把黑人排除在许多行业工会之外，或者迫使他们加入实施种族隔离的地方分会或年资制度，或者不给予他们必要的学徒训练。他敦促各种宗教的教士采取行动，深信他们会“认识到种族偏见和《圣经》之间的冲突”。有个教士问，种族通婚怎么样？总统排斥了这个通常令人头痛的问题，回答道，“我现在讲的不是私人生活，而是关于公共服务行业、公共教育和民众选举。”他敦促最负声誉的企业理事会采取行动（后来在一次闲谈中挖苦说，这个理事会的人员是美国总统来到时唯一不站起来的听众）。
　　这次全面的响应使肯尼迪为自己的祖国感到自豪。支持这项法案的公民“院外集团”——特别是由宗教团体所领导，由通常抱极端不同观点的社论作者所支持的——是规模巨大的、十分有力的。更惹人注目的是连锁商店、剧院和餐馆自动取消了实施种族隔离的标记和做法。南方的市长和商会开始同黑人领袖们商谈。北方和南方的雇主和工会开始减少种族限制。全国的教士都受到鼓励，要他们对早在肯尼迪担任领导之前就存在的一项重大的道义争端采取有效行动。进步是缓慢的、不充分的，但同以往数百年相比，则是迅速可喜的。
　　联邦发起的学徒训练计划使营造业向更多的黑人开门。詹姆斯·梅雷迪斯取得了学位。在弗吉尼亚州爱德华王子县，学校在自愿的基础上重新开学。总统说：“我们这个国家，……经受了极其严酷的考验，情况很好。”不过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经得起考验。亚拉巴马州的华莱士州长希望在校门口再制造一次高潮，他先用州警察，后用他的国民警卫队把黑人小孩从伯明翰和其他两个城市里新设立的黑白人同校的学校里赶出来。当肯尼迪再次把警卫队置于联邦管辖之下，直截了当地命令他们返回营地时，华莱士同以前一样又退却了。
　　但州长蔑视法律、压制黑人儿童的榜样在他的亚拉巴马同乡中不无影响。许多白人学生抵制这些学校。一个白人向正在上学的两个黑人女孩扔了块大石头。在华莱士的表演后四天，放在伯明翰一个黑人教堂里的一颗炸弹，炸死了主日学校的四个小女孩，另一个黑人青年被伯明翰一个警察开枪打死，还有一个黑人青年被两个白人小伙子打死。1963年关于禁止使用暴力的警告几乎都是针对黑人的，然而牺牲者几乎也都是黑人。“我对暴力感到遗憾，”乔治·华莱士说。
　　夏末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到黑人示威减少的情况时，总统强调指出，应该利用一段平静的时期促成进步，而不能把这一时期看成运动已经结束。他十分坦率地解释说，示威之所以平静下来，部分是因为正在取得进展，“部分是因为……重要的黑人领袖们……认识到，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在街头上进行一次短促的示威并不能马上奏效。……在某些情况下……尤其是极端主义的形式……（或）极端行动……他们等于是作茧自缚。”他在另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有些人老是讲示威的事，却从不提到解除疾苦的问题。……你们不能只是叫人家'不要抗议'，而仍旧不允他们走进你们的店门。”以前提到过的黑人要向华盛顿大规模进军的打算已经改变了。他们也不在立法机构的旁听席上举行威胁性的静坐示威——总统强烈反对这种做法——而打算在华盛顿纪念碑草坪上举行一次和平的集会，并从那里再游行到林肯纪念碑。肯尼迪通过司法部、私人调解人员，以及象沃尔特·鲁瑟那样友好的支持者做了不少工作，使这次游行的计划尽可能不越轨并有实效。虽然他也怀有几分预料大难会临头的官员们的那种恐惧感，可是在支持游行计划，并承认游行有必要取得成功而不必由联邦出面干预这一点上，他却走在他的班子的前面。华盛顿和公园警察人员以及联邦提供经费的机构都对此行动给予一切便利。但这项计划仍然遭到攻击，说它是一次高压的、爆炸性的示威。但总统却把这次示威称作是“要求解除疾苦的一次和平集会……这是合乎我们伟大传统的。”
　　当游行的日期8月28日接近时，总统对这次集会会怎样和平地进行感到关切。美国纳粹党威胁要举行一次反游行，黑人穆斯林则反对这次游行，同时至少有一个黑人学生领袖准备发表演说，谴责总统法案是“不充分的”。数千名加班的警察集合待命，四千名部队在河对岸作好准备。许多担心出事的华盛顿人说，那天他们将呆在家里。有些国会议员要求为国会大厦提供保护。总统明确表示他将留在办公室里。他知道二十三万人的队伍是会作出多种反应的，这是一个冷酷的政治现实，所以他决定不在游行队伍前露面。他也不想在获得游行领袖们的报告前会见他们，只同意在那天游行结束后接见他们。
　　8月28日，一切进行得很顺利。华盛顿举行过的最大的这次公众示威游行所表现出的精神和自我约束使肯尼迪感到惊异，使全世界也感到惊异。来自各州各种族的参加者乘着各种交通工具到来。他们保持着热情的尊严感，唱歌、赞美，耐心地倾听了几小时的文娱节目和告诫性的发言。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碑的石级上发表了一篇最激动人心的演说。他一次又一次地高呼，“我有一个美好的梦想”，描述了将来和谐与平等完全实现的日子。
　　“我有一个美好的梦想”，总统在白宫欢迎这次游行的领袖们时对金这样说。他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