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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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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完全实现的日子。
“我有一个美好的梦想”，总统在白宫欢迎这次游行的领袖们时对金这样说。他的梦想也就是他们的梦想，这次行动使他深受感动，对游行领导人A·菲利普·伦道夫非常钦佩。他说，这一天的动人而有条不紊的事件促进了他们的事业。随后，围绕着摆有咖啡和三明治的桌子，他把他们又引回到立法委员会、相互妥协和选民压力等的严酷世界里。他很怀疑国会的投票情况有任何变化。他很怀疑有任何种族隔离分子已经改变了立场。但他感到这次游行有助于把民权主义者团结得更紧。在如此庞大和焦躁的人群中竟然没有发生暴力行为，单凭这件事就在美国白人中唤起了新的兴趣，赢得了新的支持者。
民意测验表明，美国白人多数赞同肯尼迪法案，但它同时表明，多数人又感到肯尼迪走得太快了。北方郊区白人“强烈反感”的种种迹象被广泛地议论着。据说，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有些直言不讳的自由主义者私下反对在他们居住的地区和学校中实行种族融合。卢贝尔在伯明翰对1960年大选中支持肯尼迪的白人选民进行了一次调查，发现只有一个人愿意再一次支持他。特里。桑福特州长承认，如果在1963年11月举行选举，那末甚至温和的北卡罗来纳州也会失掉。“打倒肯尼迪兄弟”已成为那年秋天密西西比州长选举的一个口号。右翼共和党人在巴里·戈德华特的领导下占了上风。讽刺的信件每天涌向白宫。总统在审阅安德鲁·哈彻向重要黑人听众发表的一篇演说时，看到有一段话把他描绘成“决心要通过一个尽可能好的法案，不管这个法案在政治上对他有何种影响，不管他从全国各地、各阶层会招致何种指责。”他停了一下，微笑着写下了这几个字：“而且他已经招致一些指责了。”
肯尼迪不是不知道他的立场对他的党、对他自己的政治前途都是严峻的考验。他说，在1964年，这个问题“显然将成为一件大事。它造成了大量反政府的情绪。……我可拿不准今天在南方我是不是最得人心的政治人物，但是这没有关系。”他毫不怀疑民意测验所表明的白人不满情绪是准确的。但是“你必须……经过一个时期以后……才能对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的运动作出一个判断。……变革往往引起动乱。……我感到惊奇的是竟然没有更大的反抗。我认为我们前进的速度是恰当的。”
私底下，他向一位黑人领袖说“这个争端可能使我落选，但我们决不回头。”在公开的场合，他仍然抱审慎而乐观的态度。他说，人民迟早会大胆地面对真理，而共和党人会继承林肯的党的传统的。他认识到他决不能收集起足够的黑人和自由派人士的选票（加上他已有的选票），以抵消这个争端使他在南方和北方损失的选票。但他仍然认为他会重新当选——地方候选人受的损害将比全国候选人受的为重——这个法案的通过会使群众情绪冷却下去，并让其他问题出现——而且无所作为所造成的爆炸性代价，肯定比他采取任何行动所带来的代价为大。
虽然他并不反对那些称他的演说和法案为“第二次解放宣言”的人，但是他本人却不热衷于进行比较。象第一次宣言那样，既由于必要，也由于信念，它正视了黑人在白人社会中的自由问题。象第一次宣言那样，由于它立足于说理与和解因而遭到了黑人和白人双方的反对。而且就象第一次宣言那样，它具有深远的影响，并受到疯狂的反对，但它仅仅是一个时代的开端。1963年，在纪念第一次解放宣言一百周年时，约翰·肯尼迪写道。“那个宣言仅仅迈开了第一步——不幸的是，宣言的作者没有活下去推进这一工作。”
第十六章 橄榄枝（1）
约翰·肯尼迪处理外交事务的方式同他处理国内问题的方式截然不同。他在就任初期曾说过：“一个议案遭到失败和国家遭到毁灭这两者之间是有重大差别的。”外交事务一贯远比国内事务使他感觉兴趣。他作为总统，在外交事务上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也要多得多。在了解外交事务的细节、拟订可供选择的办法，以及从提出到执行一项议案的过程等方面，总统倾注的注意力也要多得多。外交事务远为严峻地考验了他的判断能力和执行能力，因为比较起来外交事务简直不大着重制订预算和立法计划方面的事，可是对无法预料和无法控制的事件需要作出反应的情况却多得多。
作为总统，他试图使自己和自己的国家跟得上所有新的发展：空间探索、共同市场、新兴国家、科学革命以及共产党国家集团内部的紧张关系。他坚持要作出仔细的区别——例如，对待不同类型的共产党国家，或者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个拉美国家——而不能只看到它们表面上相似就一概而论。正如下文就要讲到的，他认为在老挝和越南问题上还没有“正确的”答案，只存在着待处理的问题，而不是待解决的问题。1961年秋季在华盛顿大学发表的一篇著名演说中，他讲话的调子已经远不象十二个月前当候选人时那样热情洋溢了：
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美国既不是无所不能的，也不是无所不知的……我们不能把我们的意志强加于其余94％的人类——我们不能矫正每一个错误，也不能扭转每一种逆境——因此美国不能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
他认为最重要的是需要保持作出选择的能力——这不是在“赤化或死亡”之间，也不是在“大屠杀或屈辱”之间，而是在发生侵略时从各种军事方案中进行选择，在运用外交手段方面，选择时机和策略，以及在每一次交错着防务和外交问题的危机中选择一种稳妥的处理办法。他的这种态度在他爱用的一些对偶词句中得到了反映：
我们决不要由于恐惧而谈判，但是也决不要对于谈判感到恐惧。
——1961年就职演说
在总统的盾形纹章上，美国之鹰的右爪抓着一根橄榄枝，左爪则抓着一束箭。我们打算对两者都给予同样的重视。
——1961年第一篇国情咨文
我们的政策必须把坚定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使之达到为保护我们的重大利益所必要的程度，假如可能，便通过和平的手段，假如必要，则通过坚决的行动。……我们既然不想看到自由世界认输投降，我们就应竭尽全力以防止世界遭到毁灭。
——1961年在北卡罗来纳大学
我们如果要维持和平，就必须勇敢地面对战争的危险。……外交和国防是不能相互替代的。……有抵抗暴力的意愿，而没有谈判的意愿，只会引起战争——有谈判的意愿，而没有抵抗暴力的意愿，只会招致灾难。……我们虽然自由地进行谈判，但我们决不拿自由作交易。……总之，我们既不是“战争贩子”，也不是“绥靖主义者”，既不“强硬”，又不“软弱”。我们是美国人。
——1961年在华盛顿大学
这种处事态度使得那些习惯于只会按非白即黑的思想方法去考虑问题的人感到不悦或迷惑不解。一位编年史作者指责肯尼迪煽动冷战，另一位则说他闭眼看不见共产主义的威胁。有一个批评他的人说他的就职演说和第一份国情咨文是危言耸听，另一个则说它幼稚无知。有两个记者曾就外交政策问题访问了他一小时，后来他们核对了各自的记录后发现，一个认为他相当强硬、寸步不让，另一个却认为他颇希望达成协议。还有些人把他八面玲珑的态度归因于他想取悦每一个人，归因于他的妥协倾向，或顾问太多。一位专栏作家向他提出：“你不能既当张伯伦，又当丘吉尔。”一位教会发言人——他对肯尼迪努力搞裁军感到高兴，但对他强调国防却感到不快——劝告他：“不要同时去做两件截然相反的事情。”对此，肯尼迪以心脏有规律的张缩作比方来回答道：“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同心脏一样——有收缩，也有舒张。”
他对战争和“赢得胜利”的态度
约翰·肯尼迪无论是和父亲一起在英格兰时，同海军士兵们一起在南太平洋上，在为他的哥哥和妹夫举行的追悼会上或是作为国会议员出访亚洲和中东时，都看到过常规战争的丑恶一面。但是核战争却是无法用相同的尺度去衡量的。“由于科学的创新以及人类不能控制彼此的关系，”他说，“我们恰巧生活在人类历史上最危险的时期。……世界上通过武装冲突解决国际问题的时代早已过去。”
他非常敏锐地觉察到，处在一个美国和它的主要敌手都能在几分钟内摧毁对方社会的世界上，统治国家的责任何等重大。他说：“这一点使问题的性质改变了。”
它改变了所有的答案和所有的问题。我认为许多人并不真正懂得这个变化。……到了那一天，发生了大规模的交锋，那么末日就来临了，因为你们在谈论的是……在头十八小时
里将有一亿五千万人死于非命。这相当于美国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经历了五百场第二次世界大战。
约翰·肯尼迪并没有因为这些死亡数字而感到烦扰。他常常公开引用这些数字，不过这些数字也没有使他惊惶失措或丧失意志。为了防止在核讹诈面前战败，他仍然愿意冒一场核战争的最后风险。在这种风险面前，他既不畏缩后退，也不挺而走险。在维也纳同赫鲁晓夫会谈之后，他听取了一次绝密的、高阶层的关于核交锋种种后果的情况汇报，这一事实曾被人大肆宣传。其实这次汇报是例行公事。它显然正如人们所讲的，并不是肯尼迪早先关于建立放射性尘埃掩蔽所的决定的依据。在汇报过程中，我就坐在他的对面。据我看来，他并没有显得“大吃一惊”，也没有象某些报道所说的那样有任何别的情绪紧张的反应。
然而，这次情况汇报却证实了他已经知道的这些冷酷事实：（1）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不能“打赢”（按本同的任何合乎情理的意义来说）一场核战争；（2）除了遏制苏联的全面进攻以外，我们对共产党国家的每个行动发出要进行“大规模报复”的威胁，也不再是可行的了，因为现在它会招致我们自己的毁灭；（3）“先发制人的第一次打击”或“预防性战争”的政策，不再是任何一方所愿考虑的，因为甚至导弹的一次突然袭击在击中目标前便会引起一场灾难性的报复，这是两国中任何一国都不愿冒险或不愿接受的。同时，尽管双方都声称已经准备就绪，没有一方已经发展起一种能对付导弹的可靠防御，甚至连获得这种防御的前景都还没有。总统指出，不管谁先打第一枪或不管谁最后被消灭，“反正不会有'胜利者'。所以在一个人类能毁灭自己的时代里，我们不得不……小心行事。”
从我同肯尼迪共事时起，我听到他最爱用的一个词就是“估计错误”。早在他阅读了巴巴拉·塔奇曼的。八月的炮火。之前——他把这本书推荐给他的助手们阅读——他在哈佛大学求学时曾选修过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因这门课。他说，这门课使他认识到，“那些相对地说来是不相干的国家多么迅速地在几天的时间里就被卷入了战事。”他又说，这些国家的领袖就象现在他们的继任人这样，也谈论着军事力量能维护和平，但是单靠军事力量却没有能维持住。1963年，他援引了1914年两个德国领导人就那次大战的起因及其扩大的谈话，一位前首相问道：“这一切怎么会发生的？”他的继任者说：“唉，如果知道就好了。”肯尼迪总统说：“如果这个星球受到核战争的毁坏，如果那场浩劫的生还者能经受住大火、毒气、混乱和灾难而幸存下来的话，我可不希望这些生还者中有人会问另一个道'这一切怎么会发生的'，并得到这种难以置信的答复：'唉，如果知道就好了。'”
他还思考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源，并且很钦佩英国史学家A·J·P·泰勒的著作。肯尼迪说：“希特勒以为他能夺取波兰，英国不会作战（或者）……在波兰战败后，不会继续战斗。”他又说，后来在朝鲜，北朝鲜人“显然……没有想到我们会参战，而……当我们打到北部时……我们也没有想到中国人会介入”。因此，在柏林危机时他对全国说：
在我的一生中，我国和欧洲三次卷入了大战，每一次双方对对方的意图都作了严重错误的判断，从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现在，到了热核时代，任何一方对于另一方意图的错误判断，都可能在几小时内造成比人类历史上全部战争所造成的更为严重的破坏。
批评他的人指责这种讲法是奉行“不求胜利”的政策。然而，肯尼迪认为，象“无条件投降”和“没有代替胜利的结局”之类的传统口号不再有任何意义了。他说：“在核时代，彻底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他甚至认为，冷战就其传统的意义来说，也不可能“获胜”。他并不希望在冷战中战败。他只希望加以抑制，让它持续地进行下去，使之有可能让自由和真理的持久力量自然地、和平地取得成功，并防止冷战吞噬掉我们所有的精力，从而损害到其他利益。他说：“用不上打一场核战争，我们想……让当今仍为共产党国家所控制的地区感染上托马斯·杰斐逊称之为'自由病'的那种疾病。”
他认为同共产党国家进行的意识形态斗争，或者经济、科学和政治方面的竞争，在短期内不会结束。他说，这种竞争不会导致我们美国人民在自己的传统薰陶下期待的那种驰名于世的“胜利”，充其量也不过导致一个漫长而又缓慢地“脱离共产主义，走向国家独立和自由”的演变过程。……但是假如自由和共产主义在一个和平的世界上争取人们的忠诚的话，“那末我将怀着日益增长的信心展望未来。”
他对共产主义和共处的态度
如果那些指责他推行“不求胜利”政策的人说的是，他没有决心把抱着共产主义思想意识的人从地球上赶走，那末这种指责是正确的。他谋求制止苏联政权向外的扩张，而不是制止它内部的哲学思想和发展。他认为，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共产党人的侵略和颠覆，而不是共产主义本身。1961年他写信给赫鲁晓夫说：“贵国政府信奉的哲学是贵国自己的事，但贵国政府在世界上的所作所为则是全世界的事。”
在他的任期中，没有什么事改变他关于共产主义具有残酷无情的野心的观点。这些野心是他决心要反对的。但是仅仅不同的思想意识并不构成危害我们共同的生物利益的理由。赫鲁晓夫在第一封私人信件中把世界比作挪亚方舟，因为“纯洁者”和“不洁者”都要方舟漂浮不沉，不管一个人把自己列入哪一类。肯尼迪回答说，他很喜欢这个比喻，不管美苏两国的思想有何不同，它们的合作对防止爆发另一次毁灭一切的战争是必需的。在每一次危机——在柏林、东南亚和古巴——的高峰或结束时，他都力求同赫鲁晓夫接触，以便回到协商的道路上去，并防止暴力和猜疑再度滋长。
从就职之日起，肯尼迪就不把共产党人称为“我们的敌人”，而称为“那些使自己成为我们的对手的人”。他说，西奥多·罗斯福的名言：“说话温和但手执大棒”，是“我们大家奉行的一条很好的准则”。“我产的言论只需要表达信念，不需要带来战争”，1963年在达拉斯准备发表的那篇演说稿中他这样写道，“如果我们强大，我们的实力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言论。如果我们软弱，我们的言论也毫无帮助。”
1963年，他在美利坚大学的演说——由古巴导弹危机中所显示出的实力作为后盾——向共产主义制度伸出了橄榄枝。他说：
我们认为共产主义非常令人嫌恶，因为它否定了个人的自由和尊严。但我们仍旧可以为俄国人民所取得的许多成就向他们欢呼祝贺。……即使一个国家的政府或社会制度极其邪恶，也不应就此认为它的人民缺乏美德。……世界和平……并不要求每个人都爱他的邻居……只不过要求他们在相互容忍的情况下共同生存，使他们之间的争端得到公正与和平的解决。
1961年，他对《消息报》编辑的讲话更为大胆：
如果各种观点都有机会公平地表达之后，有哪一国的人民通过自由选举决定实行共产主义制度，那末美国将会接受这种局面。我们所反对的……是一个小小的好战集团采用颠覆手段强制实行一种制度。……如果苏联仅仅寻求……维护它自己的国家安全，并允许其他国家按照各自的意愿生存……那我相信，当今引起种种紧张局势的那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
就西方的防御和外交能够影响共产党国家政策的演变而言，他希望要防止共产党国家政策的支配力量出现在北京而不是出现在莫斯科，要防止这种政策由斯大林的追随者而不是由赫鲁晓夫的追随者去制订，要防止这种政策谋求向外扩张而不是向内扩张。他知道，莫斯科同北京一样，也相信共产主义将在世界范围获胜，而且可以预料，赫鲁晓夫同斯大林一样，也会利用一切正当与不正当的手段去实现这种野心。但他希望美国和盟国的力量和政策到时候能说服莫斯科和赫鲁晓夫懂得：安全地或廉价地通向主宰世界的道路是不存在的，所有的渠道都为进行真诚的谈判而敞开，引起苏联担心的任何真正的理由都可以和平地消除，而取得和解的现实、有效的步骤——这能使莫斯科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国内——会增进双方的利益和安全。
和平的工具
肯尼迪在一次讲话中指出，在他的办公室的地毯图案中编织的总统印信上，大鹰面对着和平的橄榄枝。在天花板上那个较旧的印信图案中，大鹰面对着战争的箭。下一章将叙述肯尼迪如何加强这些箭。但是，正如前几页所明确阐述的，他的目标是和平，他致力于裁军、联合国、外层空间的探索以及援助不很幸运的国家的人民，使这个国家的橄榄枝变得有所加强。
一、裁军
肯尼迪在竞选中曾抱怨说，政府中从事裁军工作的人员连一百名也没有，而且又分散在各机构中，因此他后来新设立了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世界上第一个这种全面的、专门的研究和计划机构。这个机构经一个共和党人约翰·麦克洛伊筹备了一个时期后，于1961年成立起来，由另一个共和党人威廉·福斯特担任署长。它闯过了国会的反对——以及为这机构名称的一些愚蠢的争论——体现了为提出具体裁军建议所需要的科学、法律、军事和外交等各种人才的大结合。虽然该机构的工作并不十分成功，而且，同已采取的裁军措施没有多大关系，它对迫切的小问题（如防止突然袭击的联合措施）和长远的大问题（如所有军备生产停止时所必需作出的经济调整）都进行了有益的研究。一位宗教领袖向总统抱怨说，该机构领导人中的一个有威望的企业家始终没有专门从事过和平运动的工作。但总统指出，即使是老资格的和平信徒也不会改变五角大楼和国会的反对态度。他还说：“你相信赎罪，是吗？”
在赎罪这个问题上，总统本人倒有过一定程度的经历。他原先在裁军方面的兴趣大多是出自宣传的原因——希望影响中立国和“世界舆论”。当裁军计划的制订人员在为1962年春天的日内瓦裁军会议作准备时，总统告诉他们，要他们拿出“不是十分复杂、十分谨慎以至完全缺乏力量和号召力的”反提案，去对付苏联提出的笼统的、过分简单的提案。不过他越来越认识到，在搞军备方面不存在最终的安全，甚至在我们储存的核武器有所增加时，紧张和危险也在增长。他逐渐地、但仍然有点怀疑地开始认为，裁军是确实能实现的，他在军备竞赛方面花费的钱也总有一天能用到卫生和教育事业上去，而且这个新机构在白宫大力推动下为他的政府制定的计划，也是朝着他并不指望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能实现的目标前进的一个良好开端。
总统认为不应让俄国人垄断“全面彻底裁军”这块招牌，因而在自己的提案中也采用了这个不现实的名称，尽管有人担心，认为就连这个词也是共产党的花招。美国的计划同苏联的计划大为不同——特别是美国要求检查每一国家可能保存的不论何种武器，而不只是检查它所销毁的武器。美国计划还要求分阶段达成全面裁军，同时为了监视而建立起平行的维护和平的新机构来。在这方面美国的计划也比苏联的现实和具体。在日内瓦，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就裁军问题举行的会谈，是他们最黯淡的一次会谈。这部分是由于美国还没有订出自己的计划，而两人中看来也没有一个人对苏联的计划十分熟悉。但主要是由于赫鲁晓夫冠冕堂皇地大谈起全面彻底裁军——把它说成太平盛世，到那时监视将无关紧要，禁止核试验与之相比也已经无关紧要了——至于太平盛世怎样才会出现，他只字未提。
对于象苏联那样一个迷信保密的封闭社会的领袖们来说，外界对他们国家进行监视这个概念是不堪设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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