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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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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些人说，为什么要登上月球？……他们也可以问，为什么要登上最高的山峰呢？为什么三十五年前要飞越大西洋？
为什么赖斯队要同得克萨斯队进行比赛？（得克萨斯队是个传统的、但几乎必然是更强的足球劲敌。）……我们决意在十年中登上月球，还做一些其他事情，不是因为这些事容易做，而是因为它们艰难；因为这个目标可以用来组织和衡量我们最出色的能力和技术。……许多年以前，伟大的英国探险家乔治·马洛里——他后来死在埃非尔士峰②——在被问及他为什么要登上该峰时，他说：“因为它在那儿。”不错，太空在那儿……月球和其他星球在那儿，取得知识与和平的新希望也在那儿。
①查尔斯·林德伯格，美国飞行员，1927年5月21日，他从纽约独自驾驶飞机持续飞行，越过大西洋，在巴黎降落。——译者
②即珠穆朗玛峰。——译者
肯尼迪加速实行空间探索计划，对美国外交政策也很有助益。别的国家和我们合作，跟踪探索我们的空间载运工具，并从我们的气象、航行和通讯卫星中得到好处。许多国家制订了同我们的计划相联系的太空研究计划。但是直到1962年约翰·格伦进入宇宙轨道飞行之后，苏联才第一次表示有兴趣进行太空合作。
格伦的飞行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转折点。那次飞行曾延迟了十次。在五小时、三条轨道的飞行期间，未料到的危险使格伦多次面临活活被烧死的威胁。总统喜欢在每个宇宙航行员安全返回后立即同他交谈，他本人特别喜欢格伦。的确，他发现所有的宇宙航行员都是一些才干出众、容貌漂亮的人。他的前任允许他们还在服役期间就可利用自己的名声和宇航员的经历大获其利。他对他们的这种权利是不赞成的，他也不想让他们参加游行和发表演讲的时间和次数达到干扰他们的工作的程度。但是他认识到他们的勇气和成就应该享有特殊的荣誉。他当天大部分时间都从电视里观看着格伦的飞行情况。在格伦安全着陆以后，他说：“格伦上校的辉煌成就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越了我们这个时代以及我们这个国家。我们前面还有漫长的路途。我们起步晚了。但这是一片新的海洋，我认为美国必须在这片海洋上航行。”
在维也纳，赫鲁晓夫否定在发射火箭方面进行科学合作的重要性，声称从事这项工作主要是为了提高威信。他曾说，合作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不想让人观察他的火箭。在后来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把空间航行的进步与昆虫的进化相比，说他的国家已进入飞行阶段，而美国人仅仅在跳跃。但在格伦飞行之后，各国首脑纷纷拍来的电报中，有一份是赫鲁晓夫拍来的，他在电文中不仅表示祝贺，还对双方合作第一次表示有兴趣。肯尼迪指出，苏联对于他在就职演说、国情咨文和联合国演说中提出的类似建议，始终没有作出这样的反应。“可是我们……现在在桌子上有更多的筹码了……也许前景会有所改善。”
总统就进行合作的特殊领域问题写给赫鲁晓夫的信中，大半重复了一年以前他在第一份国情咨文中所提出的建议：建立联合气象卫星体系、通讯卫星协作、交换太空医学情报、合作跟踪卫星的安排，以及其他较为一般的领域里的合作。苏联的反应是有限度的。共产党人的怀疑态度和保密措施很难打消，谈判进展得很缓慢。肯尼迪本人的一些顾问抱怨说，以过多的合作代替竞争会挫伤国会的兴趣和削减拨款。但是最终达成的有限安排——截止写本书时苏联人还从未履行过——至少是朝着实现总统在赖斯大学关于太空问题所作的誓言迈出了小小的第一步；
……我们不会听凭空间内敌对国家的征服旗帜所统治，而应由自由与和平的旗帜来统治……我们不会听凭空间……充斥着大规模毁灭的武器，而应充满着为各国人民谋进步的…知识与谅解的工具。
四、对外援助与和平队
约翰·肯尼迪关于和平的概念不仅意味着不存在战争。它要求建立一个稳定的由自由和独立的国家所组成的共同体，摆脱共产主义赖以生存的动乱和斗争；它要求丰衣足食的国家帮助因贫穷而孱弱的国家。他一进入白宫后，最优先考虑的就是美国援助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计划。他说：“今天，保卫自由和扩大自由的巨大战场”是在地球的整个南半部——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是在日益觉醒的各国人民的国土上。他们的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他们谋求结束不公正、暴政和剥削。他们不只是谋求结束，而是寻求新的开端。
他把使那些国家获得新的动力的经济援助计划看作是我们可以帮助他们从头干起的主要手段。这项计划不仅是理想主义或慷慨解囊的问题。这些幅员广阔的不发达的大陆在没有重大战争的情况下，是东西方冲突的关键地区。它们社会的现代化和成熟将会加强我们的安全。他认识到每一个穷国（它们甚至不能全都称为“发展中的”国家，虽然为了避免“落后”或“不发达”这些字眼，这是正式使用的称呼）都处于不同的阶段，面临着不同的问题；他强调指出，除非受援国根据一个长期的经济计划利用本国的资源，否则任何数量的美国援助也不会是有效的。可是他争取使受援国做到自我帮助和自己革新等方面的努力，只部分取得了成功。在争取其他工业化国家进行较大的合作方面，他所作出的努力也同样只取得了部分成功。最后，在他对美国援助计划进行彻底的整顿和提供长期的资金方面，他所作努力的效果也不例外。
如上所述，国会对外援的反对年年有所增加，总统的恼怒因之也一年年有所增加。有一天晚上他对我说：“他们尽量把话讲得十分堂皇，高谈什么首先由我国人民树立起一个榜样来。可是在人民的估计寿命为四十岁的国家里，老年人的医疗照顾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大多数人是文盲或从未上过学，那么谁又会对我们的教育计划获得深刻的印象呢？我完全赞成帮助贫困地区和失业者，但这些人关心的只是生存。”他经常在记者招待会上或在公开发表的演说中用他希望国会和全国都能理解的词句来表达这种愤慨：
任何国家如果在同贫困和绝望作斗争中就已耗尽了精力……就很难集中力量去对付外来威胁和颠覆的威胁。我们每年花五百亿美元去制止共产主义的军事扩张……而后又舍不得花……不到这笔款子的十分之一去帮助其他国家……消除共产主义一直赖以滋长蔓延的社会动乱……对我们未说，这样去对付共产主义的恐怖是毫无意义的。
最使肯尼迪感到自豪的就是建立和平队。这是他在1960年竞选运动中提出来的一个独特的机构，在他上任后的头一百天中就成立起来了，其人员都是具有他所号召的那种献身精神的美国人。和平队是一支拥有几百人的骨干力量，后来发展到几千人。他们大多数是年轻的志愿人员，把美国的活力和技术直接带给了贫穷国家的人民。他们在那些国家的村庄里同当地的人民一起生活，讲他们的语言，帮助他们开发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除了从助人中得到的乐趣外没有什么其他的报酬。和平队后来成为——至少在发展中的国家内——约翰·肯尼迪的希望与诺言中最鼓舞人心的象征。
然而，和平队的建立不是一帆风顺的。自由派人士贬低它，认为它是骗人的玩意儿。保守派人士把它当作“垮掉的一代”派①和幻想家的荒诞的避风港而加以否定。共产党国家谴责它是间谍的外围组织。许多十分需要它的中立国家的领袖对它非常憎恶并横加嘲弄。而它自己的支持者，甚至在它还未成立之前，就已经议论着要建立一支联合国和平队和一支国内和平队以及十几支其他的分队来使它泄气。在1961年，遇到关键的唱名投票时，共和党的反对力量无论在众议院还是在参议院都是很强的。
①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出现于美国知识阶层中的一个颓废流派，以蓄长发、穿奇装异服、反对世俗陈规、强调“个性自我表达”等为特征。——译者
但是总统——以及他的能干的、富于理想的妹夫，和平队队长萨金特·施赖弗——细心而坚持不懈地建立起了这支队伍。他们保证和平队在国际事务和国内事务中都是非政治性的，并且表明和平队只开往那些明确地发出邀请的国家。中央情报局要利用和渗入和平队的企图遭到了坚决的、成功的抵制。施赖弗以一种只有亲属才具备的那种说服力劝说总统改变了把和平队置于极不受人欢迎的国际开发署领导之下的决定。申请参加和平队的人全经过仔细挑选和全面训练，不合适的人立即便被淘汰。和平队的国家和地方干事都异常称职。总统实事求是、注意实效地描述了和平队的使命，把这项满腔热情的事业委托给了施赖弗。
经历了产前的阵痛和成长中的苦楚之后，和平队终于茁壮地成长起来了。拨给和平队的款项逐年增加，反对的人也减少了。每一个驻有和平队志愿人员的国家都要求再多派去一些。这些志愿人员很少犯错误，也很少出事——在东道国的首都之外，他们比任何美国外交人员都更为人所熟悉。他们担任教师、医生、护士、农业人员、木匠以及各行各业的各级技术人员——他们成了美国最得力的理想主义使节。他们还使美国对世界上落后地区的生活状祝有了充分可靠的了解。
总统同和平队志愿人员之间产生了一条特殊的纽带。今天，他们在某些地区被人称作“肯尼迪的孩于”——而这个称呼也很确切地描写了他和他们之间的感情。有一个和平队队员后来写道，他是真正的“志愿人员”。而总统——他一有机会总要一批批接见他们——则说，和平队志愿人员对他的就职演说中关于“不要求任何报偿”的训谕，体现了最热烈的响应。
五、争取进步联盟
总统的就职演说里使用了竞选中的另一个口号——成立一个新的“争取进步联盟”——Alianza Para el progreso。总统心目中最常想到的大陆莫过于拉丁美洲，同时也没有哪个大陆比拉丁美洲更为热忱地感谢他所作出的努力了。的确，许多非洲人对约翰·肯尼迪特别尊重——这是因为他在民权方面的努力，他在参议院发表的关于阿尔及利亚的演说，他最先任命有革新精神的门南·威廉斯为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他提出的改善非洲国家驻华盛顿外交人员待遇和住房的倡议，他对非洲独立运动的热忱，以及他给予刚果的阿杜拉、反对葡萄牙的安哥拉人和加纳的沃尔特水坝工程的支持。相反，许多拉丁美洲人开始时对肯尼迪早期所作的听来熟悉的诺言表示怀疑，对他早期反共和反卡斯特罗的强烈调子和他未能任命一个人来负责西半球的政策也感到怀疑。但是后来，他们终于认识到，他称他们的大陆为“世界上最关键的地区”，并不是说说而已的。
肯尼迪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市发表的竞选演说中，第一次公开谈到“争取进步联盟”这一名称及其实质。有一天晚上，在总统座机“卡罗琳号”上，他谈到了在就职后的头几个月里将集中考虑拉美问题；他要求为这项政策定个名称。这个名称对六十年代，应象罗斯福的“睦邻政策”对三十年代那样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我建议用“Allanza”，认为它的意义比“alliance”广泛，还因为我们在亚利桑那州的一些美籍墨西哥人支持者所组织的一个合作保险机构也用了这个名称。在华盛顿的一个古巴难民，拉美问题专家欧内斯图·贝坦考特通过戈特文建议加上“para elprogreso”（争取进步）。候选人很喜欢这个称号——于是“争取进步联盟”便诞生了。
然而，它正式诞生的日期是1961年3月13日。那天，总统在白宫东厅召集拉美各国的大使开会。在那篇讲话中，他以“争取进步联盟”的名义披露出的十点计划，其源出于他在坦帕发表的演说的未宣读部分、1月份的国情咨文演说，以及1958年12月在波多黎各圣胡安的演说。东厅演说之后——这篇演说由美国之音用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和英语向西半球各地播出——“联盟”在法律上得到了确认，同时他还向国会递交了一份特别咨文，要求对此给予拨款。
在这头一年内，国会为它拨出了资金。泛美经济社会理事会8月间在乌拉圭埃斯特角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通过了“争取进步联盟”的正式宪章。一群“新边疆”人士——除制订外交政策和负责外援的一般官员外，还包括伯利、施莱辛格、古德温、史蒂文森、狄龙和其他人士——在政策方面进行了出谋划策，或出席了边界以南的各种会议。这在国务院的专业人员中引起了相当的惊慌，并在政策的连续性上带来了某种程度的混乱，可是它却在拉丁美洲促成了该地区前所未见的活动与兴趣。猪湾事件曾使拉美关系暂时搞僵，但总统在开头恼怒了一下之后，重又强调了积极的目标。他开始拟订一个稳定咖啡价格的协议，向边界以南派送了比去其他大陆更多的和平队队员，增加了“粮食用于和平计划”的运输量，创办了一所新的训练机构，在国际开发署的计划下他任命了一位专职的争取进步联盟协调人（波多黎各的领袖特奥多罗·莫斯科索），并订出了其他十多种新开创的项目。
但是“联盟”的进展开头是缓慢的。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拉丁美洲的婴儿死亡率几乎等于我们的四倍，其人民的估计寿命不到我们的三分之二，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年产量不到我们的九分之一，文盲率高达SO％，学校、卫生设备和受过训练的人员都很缺乏；某些地区的通货膨胀如脱缰之马，城市中有骇人的贫民窟，乡村很肮脏，而他们对美国投资又持十分怀疑的态度，那么我们应从哪儿下手呢？总统说，这个任务的规模是令人惊愕的，即使这是个十年计划。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他本人也对联盟的规模感到吃惊。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使用了一个他罕用的词，说他感到很“沮丧”
拉丁美洲相继发生的军事政变也成了一个难题。总统说，为了制止它们的政变而派遣海军陆战队进去，“不是壮大民主力量的办法”。他企图提供种种条件——例如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实行自由选举，烙守宪法的规定等——但他的政策既没有一直予以贯彻，也不是一直成功的。经济援助和外交关系断绝了再恢复，或虽不断绝，但在形势本身不明朗的情况下就处于一种不明朗的状态之中。
多米尼加共和国发生的情况是一个特殊的事例。1961年5月，长期执政的军事独裁者特鲁希略（他被肯尼迪排除在联盟的所有活动之外）遭到暗杀，引起了没完没了的动荡和纷争。美国外交人员的告诫和美国军舰的到场使特鲁希略式人物没有能登台，而引进了一个民主政府。但是三十年来第一次通过合法选举产生的总统胡安·博什却那么软弱无能，无法防止连绵不断的政变和反政变。
和军事政变相反的另一种威胁是，由卡斯特罗或共产主义的追随者来接管政权。肯尼迪谋求采取联合行动，以防止古巴把武器和人员输往拉丁美洲其他国家。他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成功地使卡斯特罗日益从其邻国之中孤立起来。1963年，他曾研究过一份拟议中的使门罗主义现代化的新文件，把它作为一项反对共产主义进一步渗入西半球的宣言。可是他到1963年也更清楚地认识到，“拉丁美洲的巨大危险……同古巴无关……（包括）文盲、住房恶劣、财富分配不均、国际收支逆差、原料价格的下跌……［以及］同古巴无关的当地共产党的活动”。那年11月18日他在迈阿密说道，“如果联盟要成功，我们必须……制止共产党的渗透和颠覆活动，”但是，“……仅仅抱怨卡斯特罗〔或〕共产主义，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
尽管有这么多问题，联盟仍取得了进展。肯尼迪到拉丁美洲的几次访问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杰奎琳通常总陪同他一起去的。肯尼迪在一次访问之前曾说，她的到场是赢得大量欢迎群众和良好待遇的保证。1961年，在哥伦比亚波哥大附近，总统站在一片旷野上为联盟行将兴建的一项住房工程举行了奠基仪式。一年多以后，他收到首先住进那些住房中的一户人家的家长阿赫米尔·普拉萨斯·加西亚先生的一封感谢信，信中结尾说：“我们很高兴……不再象流浪汉那样四处迁移了。现在，我们有了尊严和自由。”
拉丁美洲每四个学龄儿童中有一个得到额外的粮食配给，数万户农民重新安置到了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其他数千人获得了新住房、新教室或新教科书，他们全取得了较大的尊严和自由。从长远来看，更重要的是业已开始的长期改革：建立中央计划机构，对赋税法和行政管理略加改革，在土地的使用和分配方面作些改进，把详细的开发计划提交给美洲国家组织，以及由当地作出更大的努力提供教育、住房和金融设施。十九个国家中有十个超过了联盟所规定的年度经济增长的目标。
然而，现实同格兰德河两岸人们对于联盟的赞美之词还是不相称的。总统不得不经常答复对联盟抱怀疑态度的人的问题。他在1963年11月18日说，“尽管有种种艰难险阻……抵制反对……步子缓慢，我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强烈地支持和相信争取进步联盟……我并不低估困难……但是……最大的危险不在于我们的处境如何，也不在于敌人，而在于我们自己的怀疑和恐惧。”
多样化的方针
在南北美洲对联盟不满的人里，有些人对肯尼迪乐意援助国有化工业和援助征用（作为补偿）美国人产业的国家的做法持反对态度。这不仅是拉丁美洲的问题。他对印度（波卡罗钢铁厂），加纳（沃尔特水坝工程）和其他地方的援助计划也遭到了类似的反对。由于许多受援国所奉行的外交政策象他们的国内经济那样，同我们的政策不相一致，这就进一步加强了国会对援助这些国家的敌对态度。许多国家在寻求美国人援助的同时又寻求苏联人的援助。许多前殖民地自动地采取了反对西方的姿态。
他并不坚持认为应将每个国家标明为共产党国家、反共国家，或者是热中于冷战的国家。他说，中立主义曾经是“我们自己一百多年来的历史的一部分”。他还认为许多奋发图强的新兴国家奉行中立主义，与其说是“不道德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一度用过这个词），不如说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应该老是指望看到他们支持我们的观点，”总统在就职演说中说。“但是我们应该老是期望看到他们强烈地维护他们本身的自由。”象巴基斯坦这样的盟国往往抱怨他对印度那样的中立国家同样地友好。但是正因为我们结成联盟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备国的独立和安全，他认为没有理由对任何一个采取不结盟方针，从而能够最有效地实现这一目的的国家不那么友好。苏联人长期以来一直出力地争取中立国家，肯尼迪也无意从竞争中退出去。1961年年初，他遭到了欧洲盟国的抱怨，因为他悄悄地放弃了国务院以前的政策，没有把向美国新申请外援的所有非洲国家先转给他们原来的宗主国；当门南·威廉斯支持“非洲人的非洲”这一口号时，它们就更为不满。对此，总统淡然地评论说，“我不知道非洲还应该是哪个别人的。”
他也不想去规定受援国的国内政策。虽然他确实想使其他国家在利用我们资金时作出基本的改革，但是他知道我们自己的制度不能普遍地强加于这样一个世界，或为这个世界所接受，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不是白人……不是基督教徒……（而且）对自由企业，正当的法律程序或澳大利亚式的无记名投票都一无所知”。所有国家都必须采用自己的制度，而使它们能自由地这样做，这是他的政策的核心。1963年，他开始在演说中多次谈到“要确保世界具有多种不同的形式”。这句话同威尔逊所说的“要确保世界享有民主”，并无特别的抵触。这一句话就概括起了他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不少新思想。
最后，大多数中立国的领导人开始尊重肯尼迪关于独立和多样化的概念，并且尊重提出这些概念的人了。他们认识到，一种微妙的态度上的转变已使美国同他们国家内部争取社会正义和经济增长的愿望相一致了；美国不再把土地分配、扫盲运动和中央规划看作是共产党的口号，而看作是受到我国政府鼓励，甚至是指定要进行的改革；这个国家现在更常把手伸给那些得到群众较大支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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