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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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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也妨碍了几乎每一次的苏美会晤。如果白宫和国务院同意，一个或更多的盟国却不同意；如果大家都同意，苏联人却又不同意。的确，在整个事件中，对肯尼迪最有益的教训之一是：强使德国人和其他盟国接受怎么也不会是真正可以谈判的解决方案，是愚蠢的做法。
不过，会谈达到了更清楚地表明美国立场的这一目的，讲清楚了我们会为了什么和不为什么而战斗，或我们要为什么和不为什么而谈判。肯尼迪说，经过慎重考虑之后，他使他的目标具有一定的限度，但是他强调，他捍卫这些目标的义务则是无限的。他指出我们真正关切的是我们的通道和其他权利的持续，而不是苏联人是否同他们自己建立的政权签订和约或俄国还是东德哨兵在高速公路上为西方通行文件盖印，甚至也不管是否东德有代表出席会议或参加国际通道机构——这使得阿登纳和那些持“强硬路线”的外交家很不快。他也不是看不见将会使德国继续分裂若干年的活生生的事实，以及乌布利希政权在东部的控制，目前东部边界的永久化和东欧对德国军事能力特别是核武器的畏惧等情况。他情愿减少美国在西柏林某些实际上不必要的“刺激”活动。他愿意承认东欧国家在防止未来的德国侵略问题上所具有的历史性合法权益。他问道，是否能在这一范围内对东欧国家有所迁就，以换取有关西柏林境内的自由和进入西柏林的自由的一项详尽的书面保证，从而改善我们的地位呢？“我们不受任何刻板的方案约束……我们看不到完美的解决办法。”
腊斯克由于职务关系而偏向于开四国部长级会议，他最初打不定主意是否就这一问题同苏联人单独会晤。可是一旦他开始了这项工作，他就不懈地和巧妙地表明，利用长时间的讨论来避免僵局和防止灾难是有价值的。1961年秋，他同葛罗米何在纽约举行的三次会谈中，都强调指出，西方不会签订一项作出让步的协议，以换取目前的不很明确的权利。他说，“那就是用两倍的代价买同一匹马。”肯尼迪在随后同葛罗米柯的会谈中又增加了自己的一个比喻：“你们是在拿一个苹果向我们掉换一个果园，我们美国不会这样干的。”在打比方方面不落人后的赫鲁晓夫后来在信中抱怨说，西柏林对他来说不是果园，而是带刺的杂草。
柏林是肯尼迪和赫鲁晓夫来往信件的主要话题。1961年9月首次通信就有助于使这场危机冷却下来，虽然赫鲁晓夫随后在关于这个题目的一些信件里语气忽而严厉忽而和缓，总统总是设法提出他所赞同的信中的某一段落以使部长会议主席仍抱有希望。他给赫鲁晓夫写道，由于东德和约会使西德人民确信重新和平统一已不可能，这可能会恰恰引起赫鲁晓夫所最为担心的那种民族主义和紧张局势。他指出赫鲁晓夫不愿使局势恶化的说法同乌布利希的粗暴的恐吓是不一致的。他要求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在承认西方继续留在西柏林方面更为现实一些，正如赫鲁晓夫希望他承认整个柏林或整个德国问题的解决不是立即可能实现的一样。
在1961…1962年期间，总统亲自关心着各种谈判建议：1959年“西方和平计划”的最新改写本、国际法庭仲裁、整个柏林成为自由城、西方和共产党人举行平行的和平会议、五到十年的暂时解决办法、将柏林用作联合国总部、中欧安全计划、国际通道机构和十点共同声明等等。但大多数建议都经不起盟国的仔细研究，以及法国和德国的蓄意泄露而失败了。正如麦克米伦首相同他议论时所说的，其结果使他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可向俄国人提出，“几乎连汤都没有，更没有鱼这道菜”。在戴高乐的刺激之下，德国人在1962年春天再次大为恼火，他们不公正地指责美国人没有把所有的建议告诉他们，还抱怨那些已告诉他们的建议。肯尼迪后来承认，我们的错误是力图使德国人接受赫鲁晓夫无论如何也不会感兴趣的一些打算。
然而，接触和交换意见在继续进行。肯尼迪常常把这个问题同奥地利问题相比拟。奥地利问题经过好几年的毫无结果的讨价还价，到赫鲁晓夫执政后突然产生了一个苏联一西方协议。可是甚至在1963年，在古巴导弹危机和禁止核试验条约有助于改变讨价还价的气氛以后，还没有达成或将要达成一项协议。不过，赫鲁晓夫取消了他的压力并终止了他的威胁，而总统相信，我们表明谈判的意愿——通过坚持合理解决的可能性，通过把苏联作为一个大国看待以及使全世界知道不是我们不愿妥协——已为和平保卫西柏林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为了争论下去而“争论下去，争论下去”是有益的和有效的，而既然压力已不存在了，肯尼迪也没有努力提出任何新的解决办法。
在1963年，墙依然矗立在那里，可是东德人为打开贸易往来而开始提出一些建议。西柏林仍然是一个处于危险中的城市，一个深深地座落在被禁闭的东德之内的自由和繁荣的孤岛。意外事件仍然时有发生——包括1963年秋天的不体面的争吵：西方军队在高速公路检查站是否需要下车或把卡车尾板放低以便计数。可是西柏林的通道仍然畅通无阻——西柏林仍然是自由的——并且一度担心的毁灭性的核战争、西方联盟的垮台以及单方面的和约都没有发生。肯尼迪总统说过：“我想（共产党人）认识到，西柏林对我们来说是关系重大的……我们将要留在那儿。”
西柏林人也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在1963年6月26日给予约翰·肯尼迪的欢迎是他一生中所遇到的最热烈的一次。欢迎队伍的规模，他们的欢呼声以及从他们眼中所流露出来的希望和感激的心情，使我们一行中的一些人感动得流泪——甚至在我们视察柏林墙以前就这样。总统——他后来说，他的旅行使他更为深刻地理解到德国最终重新统一的必要性——感动得即席发表雄辩的演说。他在一次工会会议上讲：“当我今晚离开时，美国仍留在这儿。”他对驻扎在这个城市的美国军队说：“你们现在是他们的人质。你们是……箭头。”在柏林市政厅勃兰特市长举行的午餐会上，他提议为“柏林墙两边的德国人民（和）墙两边的自由事业”干杯。
在市政厅外的平台上——从那里就我视线所及，只看到颂扬着“肯尼一迪”、“肯尼一边”的一片人海——他发表了一篇最为激动和鼓舞人心的讲话：
两千年以前，最令人骄傲的豪言壮语是：“我是罗马公民。”今天，在自由世界，最令人骄傲的豪言壮语是：“我是柏林人。”世界上有许多人真正不理解——或者口头上说不理解——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之间的重大争端是什么。让他们到柏林来吧。有些人说，共产主义是未来的浪潮。让他们到柏林来吧！……甚至也有少数人说，共产主义确实是一种不好的制度，但是它使我们能够取得经济进展。“让他们到柏林来吧！”
自由遇到许多困难，民主也还不完善，但是我们绝不需要筑起一堵墙来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我们……期望有一天在一个和平而有希望的地球上，这个城市——以及这个国家，以及这个伟大的欧洲大陆——将合成一个整体。当这一天最后到来时——这一天是会到来的——西柏林人民可以对这一事实感到合乎情理的满意：他们一直在第一线战斗了将近二十年。
一切自由的人——不管他们居住在那里——都是柏林的公民，因此，作为一个自由的人，我以能说“我是柏林人”这句话而感到自豪。
在我们当晚启程越过东德上空飞往爱尔兰时，总统还为他所受到的接待而兴高采烈。他说，这将使所有美国人都认识到，他们的努力和所冒的风险已赢得了感谢。他要给他的继任者留下一纸便条，“在有些泄气的时候打开它，”上面他将写下几个字：“到德国去。”
我觉得当他进入“空军一号”座机机舱时，他的神态比那天人们对他歌颂时更自豪，更愉快。这种自豪和愉快的神态，反映了他对自己不怕危险和诋毁，为使西柏林保持自由做了必须做的事而感到满意。当他疲倦而愉快地在我对面坐下时，他说，“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将永远不会再有象这样的一天了。”
第十九章 箭（1）
在约翰·肯尼迪喜欢引用的所有丘吉尔的名言中，他最喜爱的一句是：“我们为谈判而武装。”肯尼迪认为，武装美国可以提供讨价还价的实力，并为裁军会谈和外交提供后盾。他在1961年还认为，需要采取迫切的步骤以确保“我们的武装肯定是足够的”。
他的前任恰恰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将军，他认为我国的军备肯定已经足够了。这就使肯尼迪的任务变得更为困难。“我为此贡献了我毕生的精力，”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60年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回答防务方面的问题时大声疾呼地说，“我认为，我几乎比国内任何别人更了解这个问题……防务问题已经得到了妥善而有效的处理。”后来在1963年，当他抱怨肯尼迪的庞大的军费追加开支时。他曾说，“我任内所留下的防务预算已为我国提供了充分的安全。”
但是约翰·肯尼迪则有着不同的看法。1940年，他作为一个学生作家曾经写道：“我们必须使我们的军备永远同我们承担的义务相适应。”在五十年代，他作为一个参议员，曾对我们是否已这样做表示极大的怀疑，同时他强烈反对实行削弱陆军兵力的“新面貌”政策和过分依赖“大规模报复”的方针。1960年，他作为总统候选人，曾反复要求加强我国的核力量和常规力量。1960年12月下旬在我们审查了预算和计划之后，他作为当选总统曾向他的新任国防部长连珠炮式地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现在是否应该提出一项补充防务预算……是否应该为北极星、民兵和阿特拉斯导弹……防空警报体系……大陆防御……常规力量现代化……空运能力……等项目追加经费？〔我们）必须着手对我国的防御战略、目标和能力……由人驾驶的飞机的地位……航空母舰……目前的军队实力……国外基地……三军军种和军事使命的重叠……各种情报工作的协调……指挥和控制系统，特别是关于使用核武器的权力……预备队和国民警卫队的作用……重新作出基本的估计。
同时，他告诉了麦克纳马拉关于他在基本政策方面的第一项改变：“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允许提出事先确定的、武断的财政开支限额来规定战略或兵力的水平。”我们的战略将取决于我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我国的兵力水平将取决于我国的安全和我们承担的义务的需要。肯尼迪的预算局局长和白宫的助手们将与麦克纳马拉合作，以尽可能低的费用提供任何必须提供的军备。“就象任何其他的投资一样，”肯尼迪在1960年谈到防务费用时说，“这等于用我们的钱去下赌注。不这样的话，就得用我们的生命去下赌注了。”
新政府就职后不到一周，麦克纳马拉向内阁作了汇报，然后详尽地向总统汇报了他在五角大楼所发现的情况：
1。用大规模核报复战略应付一切军事和政治侵略，是我们的朋友中很少有人相信，而我们的敌人中没有人相信的一种战略。这一战略造成了我国常规力量的严重削弱。
2。对国家安全规定一个最高的财政开支限额，就使军事战略在事先确定的预算中居于从属地位。
3。我们的战略核力量容易受到出其不意的导弹进攻，非核力量在战备师、空运能力和战术空军支持方面很薄弱，而一支切实有效的反暴动力量则根本就不存在，库存武器中某些主要武器完全缺乏，而其他的又超过需要。
4。不根据实际会出现的紧急状况而事先作出的无的放矢的决议太多，而五角大楼制订的应付各种突然事件的计划则太少。陆军依赖空运，但空军却无力满足空运的需要。空军储存了只够打几天仗的物资，而陆军的储存物资却能够维持一场为期两年的战争。
结果，这位国防部长汇报说，在作出某些基本分析之前，他无法回答总统提出的所有问题。他要求对他本人提出的九十六个问题（这些问题震动了五角大楼，通常被称为麦克纳马拉的九十六只喇叭）作出详尽的答复。但是这时候，无论是过分拘泥于形式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机构还是内部倾轧激烈、一盘散沙的五角大楼都无法对这些问题提供确切的答复。不过麦克纳马拉了解到的情况已经足以支持总统在第一份国情咨文中宣布增加空运能力和加速生产北极星导弹的计划。同时，他也很赞成这篇咨文所作的指示，即国务卿“应重新估计一下我们的整个防御战略——我们履行所承担的义务的能力……以及我们现有的常规力量和核力量是否足够、是否已现代化以及是否具有机动性。”
没有一个刚上台的总统曾经对防御设施进行过比他更为彻底的重新审查。肯尼迪希望在一个月内便完成这一任务。“我们正尽力把一项耗费毕生精力的工作压缩到二十天之内完成，”麦克纳马拉说。不过他把这项工作比作一个建筑师未研究房屋建筑的基本概念，便设计新的房屋。
这个月还未过去，报告就送来了。总统在与他的白宫班子（邦迪、威斯纳、索伦森），国防部人员（麦克纳马拉、吉尔帕特里克和负责审计的助理国防部长查尔斯·希契）和预算局人员举行的一连串会议上，几乎对国防预算的每一部分都仔细斟酌，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的修改。他增加了近三十亿美元的拨款，通过取消过时的或重叠的项目部分抵偿了增加的拨款。阐明这些修改情况的3月28日总统致国会的特别咨文，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个特点是它第一次全面阐述了敌我双方拥有核力量的时期所要采取的前后一贯的国防原则。
1。我们军备的首要目的是维持和平，而不是进行战争。……当今世界面临的基本问题不是能用军事手段解决的。无论是我们的战略，还是我们国民的心理，当然还有我们的经济，都决不能依靠永远维持一个庞大的军事体制。
2。我们的军备决不会在任何攻击中用来发出第一次打击。这样做并不是承认软弱而是力量的显示。我们必须抵消任何可能会让侵略者得到的好处，办法就是……增强经过敌人第一次打击后依然存在下来的那一部分部队的力量。
3。我们的军备必须是充足的……不受强行规定的预算最高限额的约束。
4。我们的军备在任何时候，在战争时期或和平时期，都必须受到文职官员的最终控制和指挥……其中包括有关使用核武器或使小规模战争升级为大战的所有决定。
5。我们的战略武器和防御力量必须足以阻止对美国或我们的盟国蓄意发动的任何核攻击。
6。我们的部队与盟国的部队联合起来的实力和部署，必须非常强大、非常有机动性，足以防止敌人通过有限战争不断侵蚀自由世界。这种作用应该成为我国海外武装部队的首要使命。
7。我们的防御姿态必须既是灵活的又是果断的……我们的反应……必须是适当的（和〕有选择的……。在确定时机、范围和目标时，可以进行周密的考虑并辨别各种不同的情况。……
8。我们的防御姿态，旨在减少发生不合理的或事先未加考虑的全面战争的危险。
文官的控制
总统的上述咨文和随后发表的有关军事政策的声明还具有另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它反映了文官对决策的控制。“我和国防部长，”总统在咨文中说，“听取了我们的高级军事顾问的热诚意见。……但是我没有把宪法赋予我的决策责任委托给任何别人。”在随后充满危机的岁月中，除了在“猪湾事件”这一章中已经提到的那一例外，他行使了他的总司令的全权。
防御政策与外交政策的结合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紧密。总统对空军学院说，在目前世界范围内的斗争中，没有一个问题是纯军事的或纯政治的。我们在防务、裁军、外交和对外援助方面也没有单独的政策——“它们全都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全面的国家安全政策。”为了解决五角大楼一场由来已久的辩论，他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布了一项史无前例的指示，要求他们提出意见不要光是立足于狭隘的军事考虑上面，还要以广泛的政治和经济因素作为根据。
在决定军事预算和战略时，肯尼迪和麦克纳马拉不再仅仅是相互对立的各军种所提要求的仲裁者。他们成了组织者、设计者和分析者，组织起专门小组来，分发出各种征询意见表，坚持取得各种抉择方案、确切的事实和精细的比较。虽然早经敦促，但由于受到激烈抵制，他们未曾把各军种统一为一个机构，只是把他们所作的努力统一起来。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使三个军种的预算、兵力水平和战略第一次有了密切的配合，并打破各军种传统的界线，根据战略报复部队、大陆空军和导弹防御部队、一般部队、空运和海运部队以及预备队和国民警卫队的职能来分别制订预算。例如，新建立的联合进击司令部就是在一个陆军上将和一个空军中将的领导之下把战略陆军预备队、战术空军司令部以及支援的空运单位的作战部队合并起来的。我们北极星导弹力量的大小不冉取决于海军造船预算的规模，而是取决于我们全面的战略需要和其他武装部队所作出的贡献。例如，通过提供海军和空军都可以使用的新型的实验战术战斗机，我们便减少了重叠的武器系统的数目。当战略重心从轰炸机转向了导弹，易受攻击的海外导弹基地由北极星潜艇所取代，而部署在美国的喷气式飞机空运的部队也被视为适用于国外战线的武装力量的一部分时，其他一些一向占支配地位的军事装备终于向现代化的武器系统让路了。
有人抱怨说肯尼迪在作出这些重大的改革时绕过了他的军事顾问。事实恰恰相反，他即使不是经常地，却是定期地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会晤的。但是总统把军事决策集中在他的文职部长的办公室里。麦克纳马拉不仅依靠各参谋长，而且依靠一大批卓越的文职助手。这班年轻人摆脱了各军种之间的偏见，完全根据所需经费、可供选择的方案和便于管理等来考虑问题，这使军界的一些派系及其在报界和国会中专门为军方辩护的人感到失望。这些“神童”——人们给他们起了这么一个绰号——用经济、政治和其他分析来充实陆军将领和海军将领的军事经验。
在他留用的三军参谋长中，他最中意的人物是海军陆战队司令戴维·肖普。肖普虽然不常讲话，偶然发表的评论却总是干脆利落、深思熟虑和胸襟开阔的。总统在猪湾事件以后确信除了肖普外，邦迪的文官班子或留用的其他参谋长都谈不出他需要听的军事意见。
他在白宫的三位军事助理也起不到这种作用。他们主要是按照白宫的规矩和程序办事，小心翼翼地相互监视着，以确保其他部门没有特别得宠。切斯特，克利夫顿和泰兹米尔·谢泼德分别来自陆军和海军，他们是特别干练、有益而忠诚的助理。不过正如空军助理戈弗雷·麦克休在1962年下半年所表明的，门户之见自然而然地渗人了白宫军事助理人员的心坎中。总统在拿骚尽力使英国人对停止发展闪电导弹感到满意以后，正在棕榈滩度假。当时华盛顿一个空军发言人却随即公开宣布，闪电导弹试验据说取得了成功，这使两国政府全感到窘迫和恼怒。
为了填补明显的空白，总统在1961年年中劝说最能干的军人政治家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参加了白宫班子，充当“军事、情报顾问和代表”。泰勒的坦率而锋利的讲话，渊博的知识及其在各种军事能力方面的突出才干，完全符合肯尼迪与麦克纳马拉的想法。总统在1961年之前从未会见过泰勒，但是事实上他早就考虑过邀他到政府中来担任好几个职务了。
军界集团的某些成员及其在国会和新闻界的朋友对于把一个新人物安插到参谋长和总司令之间并不感到高兴。但任期结束，参谋长更迭了，泰勒本人终于担任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只有一个人是肯尼迪留用的上届政府内的军人，即戴维·肖普。
肯尼迪认为，正如任何文官部门的首脑一样，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总统的思想取得一致是至关重要的。他强烈反对一项法案，它把所有参谋长的任期固定为四年，这就减少了总统的任免自由权。“任何总统，”他说，“都应有权审慎地挑选他的军事顾问。”他私下对我说，如果这项法案获得通过，他将予以否决。为了显示他的信念和权力，他打破先例，没有再次任命海军上将乔治·安德森连任海军作战部长，并让空军参谋长李梅的任期仅仅延长一年。安德森在不止一个问题上同肯尼迪和麦克纳马拉意见不一，他离职的意义引起了他的高级军事同僚的注意，但是当肯尼迪为了使用他的相当大的才能，任命他当驻葡萄牙大使时，国会中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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