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态心理揭秘-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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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她不得不去寻求医疗帮助。在仔细询问之下，医师发现，她怕的其实不是塔，而是钟声，怕教堂高高的楼上突然响起钟声，一听到钟声，她就会浑身发毛。医师问她是什么时候开始怕听到钟声的？G说她也想不起来，只知道是很久很久以前，大概在十几岁时就有这种现象。这的确是相当久了，因为G女士已经40岁。
　　当用尽各种方法都找不到可能的线索后，医师决定将她催眠，打开她潜意识的心扉，到尘封在脑海深处的记忆乱丛里去搜寻。
　　在催眠状态中，医师一边给G暗示，一边递给她一支笔，要她做心事的“自动书写”（automatic　writing）。在迷离恍惚状态中，G果然运笔如飞，写出如下的句子：
　　“G镇……M镇……教堂，我父亲带母亲到B镇，母亲在那里死了，然后我们到C镇……他们解剖我母亲。我一直祈祷和哭泣，希望母亲仍活着；而教堂的钟声却一直响着，我痛恨它们。”
　　当她写下最后一句话时，虽然自己并不知道写的是什么，但却变得焦虑而惊惶。这些“自动书写”的内容，透露出G的畏惧钟声和她母亲的死亡有关。
　　在解除催眠一段时间后，医师拿出她所写的那张纸条给她看，G倒是心平气和地说出了那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在多年前，当全家人到英国旅行时，她母亲忽然得了重症，就在当地紧急开刀，但不幸却死了。在母亲死前，她一直祈祷母亲的康复。他们所住的旅馆旁边刚好有一座教堂，教堂的塔楼上不时传来悠扬的钟声，她常在钟声中祈祷。
　　但也许是钟声出现的频率太高了（每隔十五分钟就响一次），使她绷紧的神经渐渐受不了，最后竟开始痛恨听到钟声，特别是在她祈祷的时候，那钟声更增加她的痛苦。
　　在做了这种表白后不久，G又向医师透露了一个更重要的讯息。她以忏悔的口气说，有一次她“省略”了到教堂祈祷的义务，事后即一直有“如果母亲死了，就是我省略祈祷的关系”、“这将是我的错”的想法。后来，她母亲果真死了，她更认为这是“上帝对我的惩罚”、“我必须为母亲的死负责”。
　　G说，一直到成年后，她仍然认为“母亲的死是我的错”，并因此而深深自责着。
　　但这种将过错全往自己身上揽的想法似乎太过牵强而夸大。在医师颇有技巧的追问下，G终于又做了一次更深刻的表白：
　　原来在她母亲过世前两年，她因不听母亲的劝告而着凉了，后来病情恶化，被诊断为早期肺结核，在医师的建议下，父母遂带她到欧洲去寻求更进一步的医疗。然而就在他们抵达英国后不久，就发生了母亲死亡的不幸事件。
　　至此终于真相大白，G在心里觉得母亲若不到英国，就不会患急病而死，而母亲之所以会到英国去，完全是因为自己的关系。如果当初自己听从母亲的劝告而多穿衣服，就不会发生尔后的不幸事件。
　　她的畏惧教堂钟声，可以说就是这种深沉的内疚所引起的。
　　　　解析：
　　这也是一个畏惧性精神官能症的病例。G女士对教堂钟声的畏惧启始于15岁时的一次心理创伤经验，历时25年仍然挥之不去，可见那次创伤对她而言是多么的执拗与惨痛。
　　传统的精神分析学家认为，畏惧乃是对性与攻击等本能冲动的潜抑。但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与本能无关的心理创伤事件，也可能在心理防卫下产生对某种物体、情境或活动的畏惧。G女士难以面对的是“母亲的死都是我的错”此一内疚，在英国那些天的经历令她一思及就感到焦虑、悲痛，在意识层面，她成功地压制了创伤经验的“全程”（目前她已很少再想起那些往事），而且成功地将“全部”（整个事件）转移到“局部”（教堂钟声）上头，并加以回避。但在她对教堂高塔及钟声的莫明恐惧中，仍隐藏了她潜意识里的悲痛记忆与内疚，只是这种悲痛与内疚被“隔离”开来而已。
　　


怕猫的女人
　　当她四岁时，父亲在她面前将一只猫活活溺死在水桶里，这种景象让她感到非常害怕，此后即和猫有了难解之缘。
　　一个已婚的37岁妇女，个性外向，善于社交，有很多朋友，但也很照顾家庭，以家庭为荣。她惟一的毛病就是怕猫。
　　她对两个小孩所养的各种小动物，譬如天竺鼠、乌龟、小鸟等，都很喜欢，但就是不喜欢猫，不仅不喜欢，而且是怕得要命，一看到猫或想到猫，就会感到紧张、焦虑，惊惶得不知所措。
　　虽然明知猫没有什么好怕的，但总是担心突然出现的猫会不意跳到她身上，抓她、咬她。自己也明知道不太可能发生这种事，但就是挥不去这个念头，一想起来就忍不住会全身发毛。因为怕遇到猫，所以她走路时总是靠着人行道近马路的那一侧，以免人行道内侧的住宅或围墙上突然窜出猫来，晚上更是不敢单独一个人外出。如果知道某人家里养猫，她就避免踏入那个人的家里。
　　不只怕猫，她也怕像猫一样的皮毛制品，在大众交通工具上，旁边的乘客若穿毛皮大衣，她就会觉得浑身不自在，而避得远远的。最后，连书本上的猫图片，或电视上出现猫的镜头，也让她全身起鸡皮疙瘩。
　　最近几个月来，她对猫的恐惧感似乎有增无减，生活里充满了猫的阴影，任何突然出现的影子或声响，都被她解释成是猫在作怪，晚上也经常作有关猫的恶梦，而早上醒来的第一个念头是：我今天会遇到几只猫？
　　她丈夫很关心她的这种惧猫症，但也无能为力。因为症状持续恶化，已严重干扰到她的日常生活，所以在丈夫的陪同下，到医院接受心理治疗。
　　在心理治疗师的讯问下，她说自有记忆以来，就一直怕猫。最早可以回溯到她四岁时，父亲在她面前将一只猫活活溺死在水桶里，这种景象让她感到非常害怕。接下来的记忆是，她伸开两腿坐在一张桌子上，一只猫就在地板上来回踱步；然后是自己站在屋子的大门外哭泣尖叫，好像是看到一只猫。
　　14岁时，她父母也许是为了给她取暖，将一张毛皮铺在她的床上，当她发现时，即害怕得发出歇斯底里似的尖叫。18岁时，又有一只猫突然跑进她的卧室，她也是吓得浑身发抖，连忙躲开。
　　结婚后，她变得更加怕猫，主动回避各种可能遇见猫的情境。在差不多十年间，她就借着这种策略生活，但最近因情况日渐恶化，而不得不寻求医疗帮助。
　　　　解析：
　　这也是一个“畏惧性精神官能症”的病例，在症状的发展上，和前面那位惧船症的单身女郎颇为类似。
　　与精神分析互立山头的行为主义认为，畏惧性精神官能症是来自患者过去的“制约与回避学习”。相应于弗洛伊德的“小汉斯”，两位心理学家华森（）及雷勒（R。　Rayner）也在1920年发表了一个“小亚伯特”（little　Albert）的个案：
　　小亚伯特是一个只有十一个月大的男婴，原本健康而快乐。实验者依序让他看老鼠、兔子、狗等毛制玩具，亚伯特对这些东西是既不害怕，也没有关心的反应。惟一让他紧张的刺激是在他身后猛击铁棒所发出的刺耳的尖锐声。在了解这个基本现象后，实验者将一只白老鼠放在亚伯特眼前，同时在他身后猛击铁棒，结果原先对白老鼠没有反应的亚伯特，即开始对它产生畏惧、退缩的反应。在这两种刺激配对出现几次后，即使不再敲击铁棒，亚伯特也会对置于眼前的白老鼠感到畏惧、退缩。有一次还大哭，迅速爬离老鼠，差一点从实验桌上掉下来。
　　这种传统的制约模式说明了小亚伯特恐惧白老鼠的根源。铁棒刺耳的尖锐声是天生吓人的刺激，白老鼠虽不会令人产生天生的畏惧感（它是一种中性的刺激），但当它和铁棒的刺耳锐声配对重复出现时，它本身即能造成当事者的焦虑和惊惶，并在畏惧中对它产生回避行为。
　　华森还发现，这种制约更可以大而化之，亚伯特最后对任何柔软、白色的毛制品——包括玩具兔子、羊毛、毛大衣、白头发、圣诞老人面具上的白胡子等，也都产生了畏惧反应。他将此称为“刺激的普遍化”，意指类似的刺激可以激发同样的反应。
　　本个案中的这位妇女，从怕猫进而到怕猫的照片、跟猫有关的毛皮等，可以说完全符合这种“刺激的普遍化”原则。惟一不同的是，在实验室里，“制约刺激物”（如小亚伯特实验里的白老鼠）与“非制约刺激物”（铁棒敲击声）两者需反复配对出现，才能建立患者对“制约刺激物”的畏惧感，但在现实生活里，这种配对关系通常只出现一次——如本个案中的这位女士当年看到父亲将猫活活溺死的景象，为什么由此而生的对猫的畏惧以后即会如影随行呢？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这种配对虽非“一再发生”，但却“一再被想起”，所以仍有可能建立联配关系；另一个原因就像我们在《都是壁纸惹的祸》那个案例中所说的，借以减轻焦虑的“回避行为”在现实生活中反复出现，这种回避策略遂强化了她的症状。
　　
难以穿越的广场（1）
　　天色已晚，而且还下着雨，太太焦急地出去寻找他，最后在英华利德桥边看到他全身湿透地在那里颤抖，他无法穿越那座桥。
　　K君是一个斯文的中年男子，他不管到哪里都需要太太作伴，甚至连上厕所也不例外，夫妻两人真的做到“成双入对，形影不离”的地步。但与其说这表示他们“恩爱异常”，不如说是“痛苦异常”，要了解这种痛苦，必须从头说起：
　　据K君说，他在25岁时，有一次单独走过康科德广场，在空旷的广场上，他突然产生一种莫名的惊惶，呼吸持续加快，觉得自己好像就要窒息了，心脏也跟着猛烈跳动，而腿则软瘫无力。眼前的广场似乎无尽延伸着，让他既难以前进，又无法后退。在全身冷汗淋漓下，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好不容易“跋涉”到广场的另一头。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突然会有那种反应，但从那一天起，他即对康科德广场敬而远之，下定决心以后绝不再自己一个人穿越它。
　　不久之后，他在单独走过英华利德桥时，竟又产生同样惊惶而难受的感觉。随后，在经过一条狭长而陡峭的街道时，也莫名其妙地心跳加快、全身冒汗、两腿发软。
　　因为自觉有异，他曾接受某位医师的治疗，但情况不仅未见改善，反而持续恶化。到最后，每当他要经过一个空旷的地方时，就会无法控制地产生严重的焦虑症状，以至于他不敢再单独接近任何广场。
　　有一次，一个女孩子到他家拜访，基于礼貌与道义，他必须护送那位女孩回家。途中原本一切正常，但在抵达女孩子的家门后，他自己一个人却回不了家。
　　天色已晚，而且还下着雨，他太太在家里等了五个小时还不见他的踪影，于是焦急地出去寻找他。最后在英华利德桥边，看到他全身湿透地在那里哆嗦打战，因为他无法穿越那座桥。
　　在这次不愉快的经历后，他太太不准他单独出门，而这似乎正是他所期待的。但即使在太太的陪伴下，每当他来到一个广场边时，仍然会不由自主地呼吸加快、全身颤抖，嘴里喃喃自语：“麻曼拉达、哔哔比塔科……我快要死了！”此时，他太太必须赶快抓紧他，他才能安静下来，而不致发生意外。
　　到最后，不管他走到哪里，他太太都必须跟在旁边，连上厕所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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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
　　这是一个典型的“惧旷症”（agoraphobia）病例，它也是畏惧性精神官能症之一。
　　惧旷症本来专指对空旷场所的畏惧，但精神医学界目前已扩大其适用范围，而泛指当事者对足以让他产生无助与惶恐之任何情境的畏惧，除了空旷的场所外，其他如人群拥挤的商店、戏院、大众运输工具、电梯、高塔等，也都可能是让患者觉得“无处逃”而畏惧的情境。过去所谓的“惧高症”（acrophobia）与“惧闭症”（clastrophobia）等，现在也都属于“惧旷症”。
　　惧旷症的一大特征是，患者的惊惶反应通常是在单独面对该情境时才会产生，如果有人作伴就能获得缓解，甚至变得正常，而且能让他免除这种畏惧的“伴侣”通常是特定的某一两个人。精神分析学家因此认为，惧旷症可能是来自潜意识的需求，患者极度依赖某人，对他有婴儿般的缠附需求，但在意识层面，他无法承认此一幼稚的渴望，所以就借惧旷症的惊惶反应，使对方有“义务”必须时时和他作伴。本案例中的这位K君，他的惧旷症从精神分析的观点来说，就是他在潜意识里对太太有婴儿般的缠附需求。
　　但这种以“功能”来解释“原因”的说法，无法获得普遍的赞同。行为主义学派则认为惧旷症可能跟当事者过去的经验有关，譬如有一位50岁的心理学教授患有惧高症，他对自己毛病的来龙去脉做了如下的解释：他说他有一次目睹某人从四楼的窗口掉下跌死，此后他即得了惧高症，不敢爬高，也无法在旅馆高层的房间里睡觉。为了克服这种恐惧，他曾以攀爬某纪念碑来训练自己，但总是在爬到一半时，就紧张得无法再往上爬。十八年后，他到尼加拉瀑布时，只能走在桥中央，而且紧紧抓着徐徐而行的旅游车，才勉为其难地走过吊桥。他不仅担心吊桥会突然崩塌，也害怕自己可能失去控制而掉下桥去。
　　但事实上，很多惧旷症患者均难以从过去的经验中找到令他们畏惧的原因。专门研究遗传基因对人类社会行为产生影响的社会生物学家威尔森（E。　O。　Wilson）提出了一个出人意表的说法，他说畏惧症患者所畏惧的对象常是早期人类生活中所面对的危险，譬如惧旷、惧高、惧闭、惧暗、惧蛇、惧雷、惧蜘蛛等，如果说畏惧症是环境或文化制约的产物，那么现代社会中的危险，譬如核电、汽车、瓦斯爆炸等，应该是更常见的畏惧对象，但事实上不然，很少有走过核电厂或看到汽车就会出现呼吸急促、全身发抖、冒冷汗等自律神经反应的患者。现代社会中的人类，其畏惧反应仍然是相当“传统”的——惧旷症远多于惧电症、惧蛇症远多于惧汽车症。威尔森因此认为，其实是进化规划人脑，使它留意某些危险情况，但社会进化的脚步远快于生物进化，生物进化还“来不及”处理现代社会中的危险，因此，现代人脑中存有的畏惧对象，仍是几百万年前遗传基因所规划、誊录在脑纹里的那几种“古典”的危险。
　　
难以穿越的广场（2）
如果我们认为精神官能症有体质——也就是脑神经的生理及生化因素，那么社会生物学家的这种说法——惧旷症来自古老的大脑硬体结构问题，恐怕也不是天方夜谭吧！
　　
烹饪女教师的神秘触摸
　　她觉得自己如果触摸到别人，或别人拿了她触摸过的东西，对方可能就会因此而生病或遭遇不幸。
　　一个32岁的女性，任教于某中学，担任烹饪教师。最近不知为什么，心里一直萦绕着一个可怕的念头，觉得自己如果触摸到别人，或别人拿了她触摸过的东西，对方可能就会因此而生病或遭遇不幸。
　　这给她的教学带来很大的困扰，因为她必须教学生烹饪，她担心学生若吃了她做的食物可能会发生问题。在烹饪课上，如果有学生缺席，她就认为那是因为他们吃了上次她做的东西而中毒的关系，心里老是为此而忐忑不安。
　　最近，她的头皮底部长了一块红疹，她也觉得这是梅毒的表征，一再担心梅毒迟早会侵入她的脑中，使她变成一个可怜的白痴。
　　除了强迫性思想外，她也出现了一些强迫性行为。因为怕自己的手污染了东西，所以她一再地洗手，而且对明明已经做好的事，譬如关瓦斯或水龙头等，她也一再地又回头去检查，以确定是否真的将它们关好了。
　　在接受治疗期间，治疗者发现她是一个高度敏感、很有良心，但也颇以自我为中心的女性，曾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于某专科学校。大约三年前，她和一个学历比她低的男人结婚，婚后不久即对丈夫感到失望。她觉得丈夫谈吐粗俗、不懂餐桌礼仪、极度缺乏社交体面，这使她心生排斥，而逐渐以一种冷淡、甚至残酷的态度来对待丈夫。
　　在郁闷与不满中，她终于发生了感情走私事件，但因为她是一个很有道德意识的人，这次严重违背其道德教养的外遇让她心里极度不安。
　　一段时间过后，她慢慢了解到丈夫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人，而其他人也都给她丈夫很高的评价。更重要的是，她到现在才发现自己其实很爱丈夫，于是她一改过去的冷淡，开始以柔情对待他。
　　她一方面对自己过去对丈夫的残酷和不忠产生强烈的自责，认为那是不可原谅的；一方面则将丈夫越捧越高，认为自己的丈夫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反而是自己“配不上他”。最后，竟然语带悲伤地对治疗者说：“上帝知道他说的一句话值得上我说五十句话，如果我够真诚的话，我会劝我丈夫离开我。”
　　　　解析：
　　这是一个“强迫性精神官能症”（obsessive　compulsive　neurosis）的个案。它通常具有两个内涵：一是当事者会一再去想（或脑中一直浮现）他自己并不希望去想的“强迫性思想”（obsessive　thoughts），一是他会一再去做自己不想要做的“强迫性行为”（compulsive　behavior），患者明知这些思想和行为并非自己所愿，但却无法控制或除去，而对此深感困扰。
　　强迫性思想常会导致强迫性行为，譬如一个青年一直担心自己会在淑女面前说出脏话，这是强迫性思想；而为了避免说出脏话，在淑女面前遂不得不用力紧闭着嘴唇，这就是强迫性行为了。在本个案里，烹饪女教师担心“学生若吃了她做的食物就会发生问题”是强迫性思想，而“一再地洗手”则是强迫性行为，行为乃是思想的后续动作。
　　这个烹饪女教师的病史生动地说明了导致“强迫性精神官能症”的一个心理动因：具有浓厚道德意识的她，对自己过去对丈夫的不忠和残酷充满了罪恶感。在潜意识里，她觉得自己是“肮脏的”、“有病的”，所以一再担心自己若“触摸”到别人，或别人拿了她“触摸”过的东西，就会受到“污染”而致病。另外，她认为自己头皮底部的红疹是梅毒的表征，也是此一罪恶感的外显（觉得自己因外遇而被对方传染了梅毒）。
　　而一再地洗手，除了是为了避免“污染”的后续动作外，也含有想“洗清”自己污秽与罪恶的象征意思。
　　从精神分析的观点来看，患者可以说是在交互使用“隔离作用”（isolation）与“抵消作用”（undoing）这两种心理防卫机制。所谓“隔离作用”是指将一个经验的观念面与情感面隔离开来，把足以引起不安、痛苦的情感面压抑下去，而只留下观念的成分（譬如大学生在谈话间以英文的make　love来代替“性交”两字）。女教师害怕因“触摸”而“污染”别人的强迫性思想正是剩下来的“残留观念”，至于那对丈夫残酷与不贞的情感面，则被赶出平时的意识层面之外。当隔离作用无法完全压制会带来焦虑的冲动时，她就又用“抵消作用”来对抗，以平息焦虑，一再洗手此一象征性的动作就是要“抵消”过去行为所带来的罪恶感。
　　强迫性精神官能症患者的强迫性思想和行为常具有原始的“魔法思想”（magical　thinking）特色。所谓“魔法思想”，照人类学家弗雷泽（J。　Frazer）的说法，是“人们将自己（心中）理想的次序误认为即是自然界的次序，而幻想经由思想作用即能对外在事物做有效的控制”。本个案里的这位烹饪女教师觉得自己若“触摸”到别人，别人就会生病，这跟不少原始民族认为来月经的妇女若触摸到他们，他们就会生病；或触摸到他们的猎具，他们就会打不到猎物一样，都是建立在心理联想上的“魔法思想”。而想借洗手来洗清自己罪恶的想法和做法，当然也是如出一辙，它们都属于一种较原始的心理功能。
　　
关于清洗的执念
　　他一天要洗好几十次的手，把一双手都快洗“破”了，最后连桌子、衣服等也是一洗再洗，但却觉得还没洗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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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男子，最近七个月来，一直为强迫性的洗手动作所困扰。
　　虽然一再地洗手，但老是觉得手还没洗干净；一再地想压制洗手的念头，但总是忍不住又去洗手，结果一天要洗好几十次的手，把一双手都快洗“破”了。最后不只洗手，连其他日常用品如桌子、衣服等，也是一洗再洗，但也都觉得还没洗干净。
　　这种怪癖不仅严重干扰了他的日常生活，而且还使他失去了工作，最后不得不寻求医疗帮助。
　　治疗者发现，Q君的智力在中等之上，18岁时曾进过大学，但读了几个月后，却又在不明原因下突然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