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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把瘾就死-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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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她挺面熟。
今年春天，我在南京送一对新婚夫妇乘火车去上海度蜜月。由于过分热心，到点了忘了下车，被一起拉到上海。在上海认识了一个北京籍的海军军官老纪，一见如故。我们俩的短篇小说曾凑巧登在一本刊物的同一期上。
他们一帮大兵，一休假回北京，就成群结队地挨家吃馆子，找女孩子鬼混。
我在外面躲了我那个女朋友一上午，中午回到家，正碰上老纪他们带来几个舞蹈学院的女孩坐在客厅里山呼海啸地神吹：如何追得违法捕鱼的南朝鲜渔船发疯地跑；如何在公海硬着头皮和苏联巡洋舰对峙。我坐在一旁笑眯眯地听，伸手拿茶几上的烟盒，发现里面空了。一个南方口音很重的女孩递给我一盒烟。我抽出一支，和她对了个火，认出了她。
“你也常到这家来玩？”她问我。
我点点头。
“见过这家主人吗？”
“…………”
“我来这儿好几次了，从没见过这家主人，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
“说不上来。”
“你呢，你是搞什么的？”她友好地问。
电话铃响了，把我救了。我去接电话，是那个女朋友打来的。她开口就骂我，我忍了会儿，她仍然骂不绝口，把我骂急了，和她对骂起来，最后情断义绝地挂了电话。
那个女孩笑着对我说：“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了。”
我等着她说。
“流氓。”她开了一个过火的玩笑。
老纪连忙领头大笑起来，笑声强盛不衰，我也只好跟着笑笑：
“不，和流氓不搭界，他们说我是‘青年改革家’。”
晚上，我们在陶然亭西餐厅来了通水兵式的豪饮，昏头胀脑，吵吵嚷嚷去舞蹈学院喝自来水。老纪总是细心观察每个人的情绪，生怕谁不能尽兴，他让那几个女孩领我去她们练功房开开眼。我理解他的好意，又很烦这种体贴，不愿去。
“不就是一个大屋子吗，几片镜子。我懂。”
“去看看，去看看。”老纪推我，“再让她们给你跳几段。”
老纪说，这几个女孩都是各省歌舞团的主要演员、尖子，有的还是边疆传奇色彩很浓的少数民族。
“那有什么，那有什么！”我不服，“我也是少数民族，满族！和你们汉族有亡国灭种之恨。”
她们笑我喝醉了，我不理她们，缠住一个姓杨的白族女孩问：
“你在家，平时吃什么？”
“炒月亮。”
“跟你说正经的呢。你是哪个族的，师傅？那么善饮。”我问于晶。
“鄂伦春。”于师傅一本正经地说。
其它人乱笑。
“鄂伦春？你们不是会打猎吗？没听说你们会跳舞。”
“你没听说的事多呐。”
来到空旷的练功房，我凑到镜子前搔首弄姿。后来，蜷缩在墙脚的垫子上打起盹。醒来一睁眼，发现人都走光了，只剩下于晶一个人坐在钢琴前低头随便弹着小曲。我又照了会儿镜子，对镜子里的家伙很不满意。
“你们的镜子不平。”
她看看我没说话，继续自我陶醉地摇头晃脑弹琴。
“这个身材也就穿西装合适。”我在自己身上比划着，找自己优点。
“你的肚子和外国肚子有个区别。”她在后面边弹琴边瞧着镜子里的我说。
“更尊严？”
“人家是下腹沉甸甸，您老先生是胃囊鼓出来。”
我和她对视一会儿，承认：“那倒也是。炎黄子孙嘛。”
她低头继续弹琴。我把腿笨重地搭在练功杆上窝窝囊囊堆在那儿。
她抬头看我笑了：“一摊泥。”
“你给咱们，”我把腿取下来，“来个矫健的。”
她离开琴凳，走到练功房中央站住，亭亭玉立，“你想看什么？”
“女娲补天，不不，女娲女娲。”我及时发现自己的错误，脸还是不由得红了。我不愿让她看出我其实很喜欢她的舞蹈，掩饰道：“是你跳的吗？”
“瞎跳，你觉得怎么样？”
“挺好，挺不错的。”
“这个舞，”她说，“在全国比赛拿过奖。”
我想恭维她一下，脱口一句把她冒犯了：
“搞舞蹈是不错，不费什么脑子就能拿奖。”
她白了我一眼，走回钢琴，掀开盖丁丁当当砸起来。
“怎么不跳了？”我问。
“没音乐怎么跳？你会弹琴吗？会弹来弹。”
“不会，音乐里我也就用心学过口琴。”
“吹得好吗？”
“不好，吹了两个月，吹出个口腔溃疡……我其实不会吹，从来不吹。”
她脸冲墙笑起来，我也笑了。
“给我留个电话行吗？”她说，“闲得没事，好给你打电话聊聊天。”
我从身上摸出一张破纸，趴在钢琴台上给她写号码。她歪头瞧瞧，纳闷地说：
“怎么好几个人给我留的都是这个号码——那到底是什么地方？”
“公共厕所——我家。”
第二天，我打电话给老纪，问是不是禁锢在学院围墙内地这些女孩子都挺寂寞。我确实看到那些年龄很小的男孩子和女孩子，穿着有无数拉链的运动衫，仨一群俩一伙地坐在院子里发呆，见个人过来就拉住胡扯几句。老纪劝我不要感觉太好，围着她们转的人其实很多。譬如于晶，据老纪所知就有一群博学的研究生、飞黄腾达的第三梯队成员以及各种崭露头角的艺坛新秀在角逐。有钱的出钱，有才的献才，场面相当壮观。我自叹狗屁不是，对电话铃仍旧无动于衷。
气温急剧上升了，街上热得象澡堂子。国家机关都实行了六小时工作制。洛杉矶正举行我国第一次参加的夏季奥运会，人们下了班都呆在家里看比赛的实况转播。街上人很少，只有那些兴冲冲到北京旅游的外埠人不断在大街小巷公园中暑。一个乡下老太太在公共汽车上吐了我一身后昏在我脚下，我把她人中掐出了血她才醒过来。回到家里，想起所有的衣服都穿脏了没洗，只得取消约会，半裸地坐在电扇前吹风，看单正平写的《怎样打官司》。中午吃了袋方便面，两粒维生素E丸。一个电影导演打来电话，说对我新发的一个中篇小说很感兴趣。我告诉他，电视台已拿去拍电视剧了。他问我能不能撤下来。我说不好意思。他表示遗憾。我向他推荐我另一篇小说。他说谢谢。
“那只好下次再合作啦。”
我放下电话，继续看书。电话铃再响，我拿起来。
“石岜吗，你这个经理怎么总不露面？我到处找你。你马上来，公司这儿一摊事等着你。”
来电话的是四川一家公司的总经理，她聘我当北京经理部经理。我接了聘书不去干活，她十分光火。我也有道理，她不给我发工资。
“我去不了。”我委婉地告诉她，“我没然裳穿。”
刚放下电话，铃又响了。一个想办文艺茶座的出版社抱怨我给他们联系的那个街道办事处给找的房子太偏僻，沿线只有一路高峰车，难以招徕一般的附庸风雅者。
有人敲门，我不理。敲了会儿走了。我打完电话，又听到有人用钥匙捅门，而且已经进到走廊。我大吼一声：“等会儿！”手忙脚乱地找了条相对干净的网球裤穿上，“进来吧。”朋友们陆续来我家“上班”了。谈恋爱的进了小房间，谈生意的鏖集大客厅。我一边翻着当天的《市场》报，一边随口和他们应酬着。一个广东口音的家伙特别惹我心烦，一会儿问我要不要电饭煲，一会儿问我要不要“傻瓜”相机，口气之大似乎他家卸了满满一船日本货。我突然看到《市场》报上登报的一则慷慨出租繁华大街商业用房的广告，抓起电话给那家出版社打电话，通知他们。
客厅里十分嘈杂。电话铃再响时，我拿起来几乎听不清里边在说什么。
“你们小声点。喂，找谁？”
“找你。”一个女孩子的声音。
“你是谁？”
“你猜。”
“没工夫猜，快说，别搞错了。”
女孩子声音有些嗫嚅：“你猜不出来？”
我心一烦，把电话挂了，对着一支烟刚抽了两口，突然反应过来是谁来的电话。连忙跑回卧室，不顾一对情侣的狼狈，东翻西找电话号码，舞蹈学院那台电话总占线，我锲而不舍拨着，终于拨通。传达室的老头说于晶不在。那天下午，电话铃一响我就蹦起来去接，但电话铃响了无数遍，都不是找我的。
皓月当空，夜色醇厚，幽暗的云缓缓飘移，市声遥远微渺。我在阳台上鸟瞰北京。漫无边际的熠熠灯火；跑道般纵横明亮的马路街巷；远处市中心几座高大建筑物挂了灯，轮廓清晰地浮在夜空（不知道今天是什么节日）。
我回房看书，书里有人说：“我这辈子可能不会爱一个人，被一个人爱就过去了。”
我又看了一遍这句话，怦然心动。
她坐在午后的金色斜阳里看书，衣衫红得耀眼，我穿过昏暗、肮脏的长长楼道，走到后门口，站住看着她一动不动的背影。良久，她感觉到什么，回头看到了我。认出我后，淡淡一笑：“你来了。”
我走下台阶，坐在她旁边的一张椅子上：“看什么书？”
她合上书，给我看封皮：“干吗来了？”
“没事，瞎转游——你会游泳吗？”我决定不兜圈子。
她抬起金色、光滑的脸颊，注视了我一会儿，点点头。
“我知道西郊有个湖，又大又荒凉，晚上租船到很晚。我常一个人夜里划船到湖心，然后通宵畅游。”
她沉默着，不置可否。我有点茫然。
白族小姑娘小杨来喊我们去吃晚饭。她说学院食堂饭不好吃，端个盆去外面小铺买了些羊肉馅饼。我吃了两口，羊肉不新鲜，就吃了几个西红柿了事。屋里的几个女孩子说着她们将要演出的舞剧《屈原》。演婵娟的女孩抱怨屈原老头太正经，查遍野史，也没找出和婵娟丁点儿暧昧关系，使她的双人舞十分尴尬。我问于晶跳什么角。
“灾难舞中的民女。”她说，“在众多秦兵手里挣扎一番，然后自刎。”
她们开始议论班里男生谁政治思想好，但动作别扭，没“胞”（“胞”大概是指艺术细胞）；哪个名女演员又老又霸道；我在旁边听着一句也插不上，只知道没什么人她们瞧得起。于晶见我没趣，找话问我：
“你看过哪个舞剧？”
我想了想，实在想不出，抱歉地说：“马戏偶尔看，舞剧……”
她白了我一眼。
“哎，”小杨也掉头问我，“我听说你是无业游民是吗？”
“不是无业游民，是社会贤达——我把铁饭碗扔了。”
“为什么，为什么呀？”其它女孩纷纷感兴趣地问。
“国家有困难，僧多粥少，为国分忧嘛。”
女孩们都撇嘴，于晶嗤笑地站起来，从别人手里抓了把瓜子，坐到一边低头嗑起来。
“那么你算个体户了？”一个女孩说，“一定很有钱了。”
“是不是该请我们穷学生吃几顿。”于晶故意打趣地说。
“你们别以为是个体户就趁钱。”我说，“我是个贫寒的个体户，我们那个野公司吃饭都得抓阄。”
“胡说！”女孩子们笑。
“那你以后怎么办呀？”小杨倒认真关心地问，“当一辈子个体户？”
“不会的。以后国家好起来，经济发展了，就业机会自然也就多了。”
“他倒对‘四化’前途充满信心。”
我和女孩们不着边际地胡扯，有时看一眼于晶。她漫不经心地嗑着瓜子，独自出神。一个男人进来，女孩们和他打招呼。我见过他，一个无名的伤感诗人，他写的那些吟风弄月、怜香惜玉的小诗很能赚女学生的泪。于晶活跃起来，和他对坐长吁短叹，感慨人生，俨然双双进入超凡脱尘的至高境界，使别人俗口难开。我起身告辞。
“不送了。”她连身子都不抬一下。
小杨过意不去地送我出来，叫我常来玩。
我走到紫竹院，脱衣下水，沿永定河引水渠一直游到玉渊潭，接着顺水飘到木墟地大桥爬上岸，坐车回紫竹院拿衣服，巡夜的联防队员把我截住盘问，我和他们大吵大嚷。他们把我带到派出所蹲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到紫竹院找衣服时，已不知被哪个小人抱走了。我骂骂咧咧地在街上横行着回了家，觉得不能这么罢休。
她们正在练功房跳一个既兴的幽默舞蹈。大意是三中全会后，政策放宽，农民养了很多猪，猪吃得很肥，心情也很舒畅，屠宰时，争先恐后：“先杀我！”“先杀我！”表情兴奋，至死不渝。跳的和看的都笑得滚了一地。
我把穿着黑练功服笑得直不起腰的于晶揪到一旁。
“干什么？”
“下了练功课，我在陶然亭水榭等你。”
她笑着挣开我，我转身走开。
我在公园等了一个小时后，心情慢慢沮丧了。湖水稠绿，平滑似绸，不时有鱼呼啦跃出水面，涟漪一圈圈散开。天空阴沉，纹丝风没有，雷声隆隆传来。我忽然想起拱桥那边还有个水榭，忙跑到桥上。两个飞檐红柱的水榭间曲桥上，一个红裙子少女双手握在前面，东张西望，怅怅地走着。我拼命冲她挥手，她愣神遥望，然后，连跳带蹦地沿绿茵茵的湖岸跑来。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我是来告你一声，我有事，要去东四取做好的旗袍。”
天开始掉稀稀拉拉的雨点。我们躲进一株老树浓密的伞盖下。
“别去了，旗袍晚一天取有什么关系。”
“明天我们连排，一天都没空。”
“那就后天取。要不就别要了，我赔你一块料子。”
“真好笑，我要你赔我料子干吗？”她瞪圆眼睛，瞪了我片刻，把后面的话咽下去，“我要去，再见！”扭身走到草坪上，跳过矮杆，站在甬路上回头看了我一眼，“你要没事，可以赔我去。”
“我有事。”我挥挥手，让她快走。
滚滚乌云带着雷阵雨压过来了。
中午，我在陶然亭西餐厅碰到一个要办服装表演队的朋友请舞蹈学院的几个人吃饭，小杨在里面。我也不客气，坐上桌就吃。吃完饭出来，小杨挂在手上转着玩的钥匙串搞丢了，我赔她回去找。找到钥匙后，我们就坐在雨后潮润的草坡聊天。园子里静悄悄，鸟语呢喃，小杨有点想家。她这样纯朴的少数民族女孩到北京这么复杂的环境，面对各种笑嘻嘻的汉人面孔，吃不准。我胡说了一顿为人处事之道，发觉自己什么都懂，可事到临头，也缺乏超脱、弹性。我也想起了小时候，爸爸妈妈抚养我时，在秋日和煦的阳光下，在拂拂扬扬柳树林下，无忧无虑奔跑打闹，玩得满头大汗。
“想什么呐？”
“噢，”我收回纷飞的思绪，抬头笑笑说，“没想什么，哎，”我问小杨，“你们屋那个姓于的挺讨厌我是吗？”
“没有呀，”小杨眉毛一挑，说，“没有，她对你挺感兴趣。”
“是吗？没看出来。她说我什么了吗？”我心怀鬼胎地问，“跟你说过我什么？”
“也没说什么。”小杨说，“就是那天晚上你走后，她说，‘这是个真人。’”
“太乙真人，散仙，是这意思吗？”
小杨笑着说：“大概是。你比我们活得自在呀。”
“真的？”我谦逊地说，“我能跟你们比吗？”
我们出公园时已是满街夕照，下班的人、车潮水般地一波波涌过，交通堵塞，人声鼎沸。
于晶横穿马路向公园走来。
小杨叫于晶，她看见我们，不自然地笑笑。
“干吗去？”
“没事，到公园里转转。”
“衣服取回来了吗？”小杨问她。
“没有，袖口样式做错了，让她们重改呢。”
“我走了。”我跟小杨说。
“吃完饭再走嘛，省得回去还得抓阄。”
她笑起来，于晶也看着我笑，我们仨人一起往学院走。小杨步子快，走在前面。我和于晶并排，我看看她，她正好也看我。
“晚上还去取什么？”
“什么也不取了。嗯，”她问我，“去游泳？”
我忍不住一笑，默契地点点头，赶上小杨，“真的不吃了，我晚上还有事，走了。”
“你去哪儿？”小杨问于晶。
“我姨妈家，嗯，她叫我今晚去一趟。”
那天后来的事我记得不太连贯。只记得我换好游泳裤赤脚跑到柳岸下，看到满湖金水中有一条船静静泊在浅滩，一个穿天蓝游泳衣的姑娘垂头坐在夺目的光晕中。我把衣服掷上船，趟水过去，猛地一推了一下船。然后劈泼斩浪追逐那条流矢般飞快滑行的船。我们象两只鸭子，一前一后伸着颈在温暖的水里快活地游着，柔软的水草抚摸着我们的腿。船载着我们的衣服越飘越远，横在荒草萋萋的野堤旁，两桨搭没在水中。我们坐在船头一只接一只吃着冻得硬梆梆、带着冰渣的果料酸奶，凉得牙齿得得抖。后来，我们好象还坐上最后一圈观览车，缓缓地被举上夜空，默默好奇地看着月光下粼粼的湖泊、黑黝黝的郁郁葱葱林带；星海似的市区一点点呈露、聚缩、袒现出完整的全景。后来，我们站在地铁旁，兴致勃勃地海聊，谁也不往那个明亮的通往地下的玻璃门里走。昏黄的路灯下，赤膊的人们围着西瓜小贩的平板车吃西瓜，遍地瓜皮。等我们跑下地铁时，末班车已隆隆驶过。我们轻松地笑个不停，满不在乎地沿着夜阑人静、灯火辉煌的大街中心线往城里走。一个晚宴归来的外宾车队从我们身边风驰电掣驶去，在大街进头久久留下一串红色的尾灯，洒水车丁丁当当开过，马路变得湿淋淋、黑油油的。
我们好象互相说了很多热情幼稚的话，记不清了。
电话铃把我吵醒，我仍沉溺在梦中纷乱的情节中。电话铃不厌其烦地响着，我埋在枕头里，直到电话铃不响了，才起床下地。拉开窗帘，玻璃窗刺目地透明了。窗外，浅色的楼群矗立在耀眼的阳光中，桔红色的公共汽车在白色的水泥马路上蜿蜒爬行，道旁绿地散落着蚁状奔跑的儿童。
我到图书馆去翻旧报刊，找到于晶当年获奖时几份报纸的报道文章。上面讲了一些她的情况。她小学毕业即进入外省一所艺术学校学习舞蹈，经过几年艰苦甚至残酷的练功，在当地有了些小名气。十几岁便连连获奖，名噪一时。人们对她寄予极大希望——从报上的奉承恭维中可以看出。报纸的报道是大量、广泛的，在一份销路很广的刊物封面上我还看到于晶的整幅剧照，以致我很有些惊奇，怎么我从没注意到。我动手撕那幅剧照，有昨日明星之感。
我把图书管理员叫过来，对她说：“这个杂志的封面不知叫谁撕了。”
“我小时候，腰腿长得别提多科学，人都说我是舞蹈苗子。”我手揣着裤兜和于晶在大街上边走边笑着说，“经常手举着树枝跳到半空中，象洪常青在娘子军女战士面前舞大刀一样。”
“后来呢？”
“后来，功废了，只剩下个嘴。”
我引她走进一家有抽象派壁画、银闪闪餐具的法式餐厅，打着黑领结的侍者迎上来，安排我们就座，递上精美的大菜单。我随便浏览一遍，点了两份特菜和两瓶啤酒，继续跟于晶说：
“我很遗憾，要不我们没准认识得早些，双人舞。”
“也没什么可遗憾的，”于晶看着侍者把酒分别倒进我们的杯子。等侍者走开，端起酒杯说：“你要学了舞蹈会更遗憾。”
“为什么？”
“跳给谁看？连那种风流自赏的人都只看马戏，不看舞蹈。”
“我空肚喝酒，一喝脸就红，得垫巴垫巴。”我跟于晶说，一边把纸餐巾扔到一边，抓起桌上的烤面包往嘴里塞。
“我不是指你。”于晶笑着说。
“没关系。”我说，“尽管说，我不在乎。我是爱看马戏，还是鼓掌喝彩最起劲的一个。”
侍者送上冷盆，我挥舞刀叉，大吃大喝，风卷残云，又端起酒杯咕嘟咕嘟喝得喘不上气。
“你吃东西真香。”
我停下来，乜着眼看她，她笑眯眯的，手把着酒杯玩。
“你是不是觉得我有点低级趣味？我们老动人民，，不能比你们搞艺术的。”
“要说劳动人民，”于晶说，“我才是劳动人民，光会跳舞，没什么文化。”
“怎么着，大相国寺的水浇了菜园子，贵贱一码平了？”
侍者送上煎好的牛排，我吩咐过他，煎得老点，切开时，里面还是红红的有血丝。于晶尝了一口，便放下刀叉，我吃了一块，也很不对口，只是这块牛排太昂贵，不吃掉实在叫人心疼，我抱怨着，还是都填下肚。
付了账出来走在大街上，我对于晶说：“不行，我得去喝点冰水，有点恶心。”
我们站在一个冰柜前喝冻柠檬水，于晶又要了块紫雪糕。前面十字路口刚出了一起交通事故，围起一堆看热闹的闲人，警车、救护车呼啸而至。我和于晶也跑过去看，只看到撞瘪的汽车轮胎和一摊血迹，又走回来喝冷饮。
“上个月撞死三十七个人。”我看着路口竖立的交通事故公告牌说。
“跟我说说你好吗？我还几乎一点不了解你呢。”我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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