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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把瘾就死-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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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因为革命友谊蜕化成儿女私情,有点转不过弯来?”到底是老朋友,一箭中的,“告诉你,这是合理的结果,没人说你。你是老百姓,这是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正当的,无罪的。连我也在勾搭女同事呢。”
  “得啦,你回去审你的犯人去吧。”
  “喂喂,”他叫住我,“你妈妈给我打过好几次电话,问你的下落。你总不能长在她身上。”
  他说的对,我不能长在别人身上。正确的方式该回去工作、挣钱,*缓蟮劝⒚脊凰晔*过来。他说的对,我是老百姓,干吗不当个快快活活的老百姓呐?这才是我本来的面目。我刚生下来的时候,也不是个光屁股水兵。
  还有一个问题,我放心不下。阿眉请我在该市那家有名的冰室吃冷食时,我问她:
  “经常有乘客试图勾搭你们吗?”
  “无故搭讪的,大有人在。”
  “过于无理的怎么办?让打吗?”
  “不让,回避。”
  “渴着他臊着他也不行吗?”
  “都不行,还要格外多送凉饮料。”
  “小姐的身份,丫环的命。”
  “就是。”
  “还喜欢干这行吗?”
  “喜欢。”停了一下,她说,“别担心我,我不会的。”
  我充满信任地乘阿眉服务的航班回北京。我在广播上客之前进了客舱。阿眉给我看她们的橱房设备。我喜欢那些锃亮闪光的器皿,不喜欢阿眉对我说话的口气,她在重演当年我领她上舰的情景。
  “别对我神气活现的。”我抱怨说。
  “才没有呢。”阿眉有点委屈,“过会儿我还要亲手端茶给你。”
  我笑了:“那好,现在领我去我的座位。”
  “请坐,先生。提包我来帮您放上面。”
  我坐下,感到很受用。阿眉又对我说:“你还没说那个字呢。”
  “噢,谢谢。”
  “不是这个。”
  我糊涂了,猜不出。上客了,很多人走进客舱,阿眉只得走开去迎候他人。我突然想了起来,可那个字不能在客舱里喊呀。
  飞机很陡地升空,升到万米,开始平稳飞行。窗下白云滚滚,似波涛起伏,阳光直射入机舱,光彩斑斓。
  阿眉在前橱房忙碌着,把饮料倒进一只只杯子,我不时可以看到她蓝色的身影闪动。片刻她端着托盘出来,嫣然一笑,姿态优雅,使人人心情愉快。只有我明白,她那一笑是单给我的。
  空中气象万千的景色把我吸引住了。有没有乘船的感觉呢?有点。不断运动、变化的云烟使人有飞机不动的感觉——同驶在海洋里的感觉一样。但海上没有这么单调、荒凉。翱翔的海鸟,跃起的鱼群,使你无时不刻不感到同生物界的联系。空中的寂寥、清静则使人实在有几分凄凉。我干吗总把什么都同海联系一在起呢,真是吃饱了撑的!我不是海军,干吗总夸耀自己爱海!又不是只我一个人见过海。
  云层在有力、热烈地沸腾,仿佛是股被释放出的巨大的能量在奔驰,前挈后拥,排山倒海。我晕机了。
  五
  阿眉个头确实和我基本匹配,但心理远未成熟。若是不怕她不爱听,我可以说她的感情掺了其他成分,我是指她在“爱”中掺了许多的“崇拜”。五年前的感受、经验,仍过多地影响着我们的关系。她把我看成完人,这不免给我带来了许多不方便,因为我不是完人;她把我认作强者,这更糟糕,会苛求我。她能做的事,我不能做;她能说的话,我不能说;闹了别扭,责任统统规我。还有,不管她怎么惹我,我不能揍她。
  我得承认,开头的那几个月我做得太好了,好的过了头。简直可以说惯坏了她。我天天泡在首都机场凡是她们局的飞机落地,我总是急熬熬地堵着就餐的服务员问:
  “阿眉来了吗?”
  知道我们关系的刘为为、张欣等十分感动。不知底细的人回去就要问:
  “阿眉,你欠了北京那个人多少钱?”
  如果运气好,碰上了阿眉,我们就跑到三楼冷饮处,坐着聊个够。阿眉心甘情愿放弃她的空勤伙食,和我一起吃七角钱的份饭。她还说这种肉丸子浇着蕃茄的份饭,是她吃过的最香的饭。
  这期间,有个和我同在海军干过的家伙,找我和他一起去外轮干活。他说远洋货轮公司很需要我们这样的老水手。我真动心了,可我还是对他说:
  “我年龄大了,让那些单身小伙子去吧。”
  “你靠上个什么样的软码头了?”他蔑视地乜着眼问我。
  我说:“反正比那些海鲜要有味得多。我现在十分惜命。”
  “你再小心,就是一天一盒‘龟龄集’,也是个死在老婆怀里的没出息的家伙。”
  “滚你妈的,你这个早晚喂王八的小子。”我脸红脖子粗地回骂。
  现在,对我来讲,最幸福莫过于飞机出故障,不是在天上,而是落到北京以后停飞。而且机组里还得有个叫王眉的姑娘。每逢此种喜事临门,我便挎个筐去古城的自选食品商场买一大堆东西,肩挑手提,领着阿眉回家大吃一顿。我做菜很有一套,即:一概油炸,肉、鱼、土豆、白薯、馒头,统统炸成金黄,然后浇汁蘸糖,决不难吃。就是土坷垃油炸一下,我想也会变得松脆可口。阿眉也深信这一点。有一次,关义来我家,看到我从橱房出来,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戴顶小白帽,穿件去掉披肩和肩章的水兵服、系着花围裙,才好看呐。
  “别象个傻子似地看我。”我拍他肩膀乐呵呵地说,“呆会儿尝尝咱的手艺。”
  我爸爸妈妈对阿眉不反感。现在老人要求不高,带一个姑娘就可以,总比一个没有或是带一大串回家要强。
  我和阿眉是分开睡的。
  六
  阿眉喜欢逛商店,喜欢穿花衣裳,喜欢看电影。我只喜欢看电影——我们就常去看电影。一般情况,她到北京时间都很晚,我们不能进城去电影院看,便在我们大院的操场上看露天电影。那个星期六刚好有班调机北京。因我已不那么神经病似地天天跑首都机场,所以飞机降落后,她一人坐车到的我家。正巧我扛着椅子要去看电影。问她,她自然也要去。往操场走的路上,她说,她在往北京飞来的一路上想:要是我在机场里等她就好了。可一下飞机,我不在。
  “那是自然的。”我说,“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哪知道你今天会飞来。”
  她不吭声,噘着嘴,说北京冷。
  电影开映后,她又说冷。我把外套脱给她,她还说冷。我说:“再脱我可就光膀子啦。”
  电影放完后,她不理我了。我哄了哄,哄不过来,在梦里还一直纳闷。
  早晨,她到我屋里来问我:“我的香水你放哪儿啦?”(她在我家放了一套化妆品。)
  “喝了。”
  她笑了,瞟我一眼。我把香水找出来,一边往她头发上喷了几滴,一边问她。
  “昨晚生我气了?”
  “嗯。”
  “为什么?”
  “你不理我。”
  “还怎么理你?你说冷,我不是连衣服都给了你?”
  “我也没叫你非把衣服给我。我说冷,只是想听你几句暖话。”
  我觉得自己很笨,这么简单的名堂都没闹清。我第一次羡慕起那些方面的大师们。
  后来,我送她去机场的路上,她告诉我,实际上,她这些天都很不开心。上次来北京过夜回去,飞机带了几家报纸的纸型和一些文件。可她和那个男朋友也在北京的乘务员光顾高兴了,飞机落广州时,两个神魂颠倒的姑娘忘了卸纸型,又给拉到香港兜了一圈。耽误了南方几家报的出版不说,因为有文件,还造成一次不大不小的“失密”。那个姑娘是乘务长,受了个处分。阿眉也被批了一顿,还查出一些不去餐厅吃饭,客人没下完,自己先跑掉等违反制度的事情。“过去我还从没有,嗯,很少挨这么历害的批评呢。”
  “那么说,这笔帐应该算到我头上。”
  “我没说。不过……”她小心翼翼地看着我,“我以后要少进城,少来你家。”
  “可以呀。”我沉着地说。
  我能说什么,她是有道理的。我应该早就明白,她可以要求我做的事,我却不能要求她做。因为这里面有个差别,有个大不同的地方:她是有重要工作的。这工作重要到这种程度:只能它影响我,我却不能影响它。
  还有一个萦绕她心头的阴影她没说,那就是对同伴受处分的内疚。象阿眉这样的女孩很容易把自己应负的责任夸大。正是这种内疚心情,使她觉得有必要牺牲一些个人的欢愉来偿付。
  我有过这样的经验。我还是新兵的时候,水土不服,浑身起荨麻疹。有人说吃饺子可以治,我们一帮北方佬就天天吵着吃猪肉大葱饺子。因为训练忙,没人帮橱,炊事班长就借驱逐舰上的和面机用。用不惯,把一条胳膊绞了进去。那些天,我象罪犯似地抬不起头,以为全是我的错。在我们码头,常有一些赶海的女孩找当兵的说笑。那些天,我连这些女孩的笑声都十分厌恶。天哪!她会不会也有点厌恶我呢?
  “我只是想不通。”她在几千里以外对我说。
  “我来帮你分析分析。”我象个半瓶子醋政委热心地对着话筒说,“什么问题搞不通?”
  “你。”
  “我?”
  “为什么我觉得你好象是另一个人呢?”
  这真叫人恶心!
  “这么说,还有一个长得和我很相象的人喽。”
  “别开玩笑,跟你说正经的呢。你跟过去大不一样。”
  “过去我什么样?”我茫然地问,“三只眼?”
  “过去你彪悍潇洒。歪戴着帽子,背着手枪,站在军舰的甲板上,我第一眼就爱上了你。那时我总想,你心里一定充满着什么我不知道的、遥远的、美好的东西。而现在,我一眼就看穿你心里有什么。”
  “我心理只有你。”
  “你还成了个胖子。”她嘟哝着。
  “你嫌我胖不体面是不是?”
  多么典型的“迷惘的一代”。我气红了耳朵,又叫又吼:
  “我教你个重温旧梦的法儿,随便拣个海军码头遛遛,你会碰见成千上万歪戴帽子、晒得黢黑的小伙子,可心挑吧。”
  她在电话里哭了。
  我说过,崇拜性的爱情不纯洁、不可靠。
  七
  她们机场连出了两次事故。一个水箱没扣上,起飞时,一箱开水都浇到坐在下面的乘务员头上。一驾飞机着陆时起火,烧死一些人,乘务员从紧急出口跌出来,摔断了腰椎。阿眉的情绪受了一些影响。这段时间,她的信是忧郁的,总告诉我一些不吉利的事,什么飞“伊尔—14”门总在空中自行开启:“三叉戟”落在桂林总是冲出跑道。我们言归于好。你想,她随时处在危险中,我怎么好意思和她堵气。我又重新以一个强人的形象出现,写信安慰她,告诉她一些我经历的危险。我曾经划着舢板在风暴来临的海上迷向;有一次在海滩上投手榴弹,一枚弹片打进我屁股。阿眉喜欢我的这些信。因为我们很久未见面,这些信在她的想象中修补和恢复了我的形象,我也不想找麻烦,就随他“高大”去。阿眉开始问我:
  “摔死了不说,要是我摔伤了,你还要我吗?”
  “当然。”前海军英雄怎么能当陈世美,“我会养你一辈子。”我信誓旦旦。
  “你拿什么养,用嘴?”
  我发觉落入了她的圈套。我都忘了,我还没有工作呢。在她眼里,我一定象个全靠祖上萌庇的员外。
  关义来看我,也大惊小怪地问:“你还象蟹似地寄居在别人的壳里?”
  怎么,我爹妈还没烦,你们倒都来抱不平。
  他很担心我。他最近审的几个案子,碰上过去的几个战友,这叫他很尴尬,觉得脸上无光,令人痛心。他认为很多人都是闲坏的。
  我由“安办”分配去了个工厂,试用期未满,就被炒了鱿鱼。我抱着档案回到“安办”,那个经办我的女同志苦恼地问我:
  “你说个工作类型,我给你想办法。”
  “少干活,多拿钱;不干活,也拿钱。”
  我被赶回了家。我悻悻地给阿眉写信:“不用等你摔死,我恨不得先跳海。”
  八
  我没冷清多久,父亲回家和我就伴。他老得不中用,人家叫他离休了。我和他开玩笑:
  “您也当‘作(坐)家’了?”
  “我功德圆满。您呢?”他倒毫不含糊地把我划了出去。
  过去我在家里还是有些地位的,如今日趋下降。我老兄的地位直线上升。他比我早一年从海军退役,在一家建设银行工作,属于“直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受到领导信任,单独掌管一个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大发电厂的拨款计划。他经手上亿元人民币,象淌海水似地花银子(当然是花在建设项目中)。本人也象亿万富翁般神气活现,东奔西跑,指手划脚,在家里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问心无愧的日子,还时不时忍不住冲我们这些赋闲的主儿哨一炮。我真看不惯。
  九
  阿眉给我回信,没发怒。看来她对我那些鬼话,也学会了左耳进,右耳出。用她的话讲:
  “我才不生气呢,我要生气,早气死了。”
  她给我写了七八篇洋洋洒洒的大道理。什么“青年人应该向上,应该生活在奋斗的旋涡里。”“不要暮气沉沉,更不能陷入……庸俗(看来这个词她是煞费了苦心)”因为我从中学就听熟了这本经,所以还能平心静气看下去。看到后来,我简直气昏了。她提到我们的将来,提到困扰着她的现实的忧虑:飞行队要保障每个空勤人员生活安定,照我目前的情况,即便到了婚龄也不能批准我们结婚,除非她停飞。可是,她说她热爱飞行。飞行除了有优厚的报酬外,还使她有一种自豪感;使她觉得对人人有用;使她觉得自己是国家在精神面貌和风范方面的一个代表。她不能舍此全部仅仅换取我一个人的感情,我又是那么一个人(什么人她没说,意思很明白,一个没用的人,一个废物)。再后面是一大串喃喃的、甜甜蜜蜜的表白,算是打了一巴掌后的几揉,要我相信她纯粹是出于好意,或曰:出于爱我。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震惊,接着脑子迷糊了,最后是拍案而起,冷对镜子,让我再来看看我是个什么人吧!镜子里,是个胖子,又白又暄的那种胖子,爱吃油炸东西,爱洗澡,爱睡觉,不爱动。那么,这个胖子是否打算死皮赖脸纠缠别人呢?这个胖子不打算。胖子给空中小姐回了信,表示松手、请便。胖子还语无伦次地说:“难酬蹈海亦英雄。”说到空中小姐的“光辉事业”时,挖苦味就出来了。胖子最后说,他对目前自己的生活状况很满意。
  我说的都是气话,其实,我心里很难受。我做梦也没想到我会变得这么令人讨厌。阿眉,你了解我的过去,不该触我现在的痛处。
  夜里,我又回到波涛汹涌的海上。
  十
  晚上,我和爸爸相依为命地坐着看电视。中央一台是一群拘谨的孩子在比赛看谁能把地理课本倒背如流。中央二台是一个钻在纯属子虚乌有的科研项目中、不知北在哪边的所谓科学家和一个举止颇为轻浮的美人的风流故事。北京台则是个胖老头在教观众如何用西瓜皮做菜。
  阿眉来了,她现在是稀客。我仍旧坐着看电视,听她和我哥哥在隔壁房间对着吹,一个吹电厂,一个吹飞机,吹得都够“段位”。我又看了会儿电视,才走过隔壁房间。阿眉一个人在看我扣在桌上的书。我关上门,她仍低头看书,我走进才发现,她在啜泣。
  “我是好意,难道你不知道?”她说。
  “知道。”
  “难道我不该开诚布公地和你谈吗?难道我们之间还用忌讳什么吗?”
  “确实什么也不用。”
  “那你干吗这样对待我。”
  我哑了。
  “你还说‘不再连累我’。你这样做就高尚了,就是为我好了?你这样做让我更伤心。”
  “我以为……”
  “什么你以为。”阿眉蛮厉害地打断我,“我什么时候说过嫌你,不要你了?我连想都没想过。我就是觉得我有责任‘提醒’你。我有没有这个责任,这个权利,你说你说!”
  我被逼无奈,只得说“有。”
  “有你干吗不接受?还反过来骂我。”
  “小点声,别让我家人听见。”
  “你还要面子呀,我还以为你早浑得什么都不在乎了。”
  “你别打人呀。”
  “打你白打,我恨死你了。”
  尽管我又挨了小嘴巴,局面是缓和了下来。
  “别照了,没打出印儿。”阿眉这话已是带笑说了。
  “下不为例啊。”我正色对她说。
  “我收到你的信,哭了好几天呢。”
  提起旧话,阿眉仍是泪眼汪汪,委屈万分。
  “我不该写那个信。”我认错,“收到你的信,我也挺气……”
  “你气什么?”阿眉怨恨地说,“给谁看,谁都会说我是好心好意。”
  “你不该给我讲大道理。”我说,“大道理我懂得还少吗?参加革命第一天起……”
  “那我什么都不说就叫好呀。”
  “你不用说,我心里都知道。你希望我成什么人我还不知道?你不说我认为你是体贴我、了解我。你别以为我舒舒服服,无牵无挂,我受的压力够大,别人都觉得我没用……”
  说到这儿我也委屈了,说不下去。阿眉的心思都被我开头几句话牵去:
  “我不说,你也知道我心里想什么吗?”
  “还不是想我出人头地,封妻荫子。”
  “错了,这是你自己的想法。不过能这么想我也很高兴。”她反问我,“你想我什么呢?”
  “我想你做个温柔、可爱、听话的好姑娘,不多嘴多舌。”
  “好,我做。”
  第二天在机场,刚开始广播上客,我绷不住了,原形毕露。我想我对阿眉说话时眼圈一定红了:
  “什么时候还来?”
  “有机会就来。”
  “常来,别又让我老长时间见不着你。”
  “你想我想得厉害?”阿眉挺得意。
  我吞吞吐吐,终于说:“厉害极了。”
  当她的飞机升上蓝天,向南一路飞去,我茕独地穿过光可见人的大厅走向外面空旷的停车场时,我们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根本性的、不可逆转的变化——她对我的个人崇拜结束了。虽然她在工作中仍不免有小差错,飞海口忘带供应品,渴了众乘客一路;早上起晚了,慌慌张张出差没施妆,被总局检查组扣了几分;但她终归还是个有缺点的好乘务员。而我虽然呆在家里除了摔破个把碗再没犯过别的错误,也还是个没人要的胖子。那么,我身上的光晕消逝后,爱情是不是更朴实、更清澈了?没有,她又倾注进了大量别的感情成分。
  她怜惜我,对我百依百顺,还在物质享受上反过来惯惯我。
  “瞧我抽的免税美国烟,瞧我喝的日本免税酒。”
  我四处跟人吹她。
  每到发薪的日子,我和我的老战友们仍按部队的传统,找家馆子大开一顿,吃吐了血算。他们找了各式各样的老婆,唯独没有空中小姐。
  “有一次飞机起飞,一箱开水折在她脑袋上(我把别人的事安在她头上)。瞧这照片看得出烫过吗?”
  “好象更新了。”旁人捧场。
  “有一次李谷一坐飞机,她们故意放朱逢博的歌。”
  “朱坐飞机呢?”
  “就放李的歌。”
  “你怎么配有这种福气?”旁人听着太玄,不禁怀疑。
  我想了想,也没什么过硬理由,只得说:“前世修的呗。”
  十一
  这星期,阿眉几乎天天飞北京,因为这星期排班的分队长是她干姐姐。
  除了照例很多吃的外,她又给我带了几本书。小心看着我的脸色说:
  “我也不知道你看过这几本书没有,我觉得挺好看的。”
  我翻了翻,说:“这几本书我都背得出来了。”
  她叹口气,怪没劲地把书装回自己包里。
  我不忍看她失望。第二天在公共汽车上,我骗她:
  “我打算写书啦。”
  她眼里立时放出光来(多么势力)。
  “我考虑来考虑去,走这条道比较便宜。描写水兵生活的嘛,基本还是空白。”
  她的眼睛几乎是充满柔情了。
  “现在关键是缺一个把整个故事串起来的线索。嗯,很伤脑筋。”
  我好象一个真正作家那样装出副呆呆痴想的傻相。可是,老天,她温柔的不正常啊。
  “姑娘,您抓的是我的手。”
  站在我身旁的一个老头一边从扶手上抽回自己枯瘦的手,一边歉意地对阿眉说。
  阿眉羞红了脸。
  她干吗那么当真呀!
  十二
  “你太累了,别这么拼命地飞,要注意身体。”我心疼地对阿眉说。
  “我负担重呀,要多挣点小时费。”她玩皮地冲我一笑。
  她确实飞得太猛了,简直是马不停蹄地在空中飞来飞去。有时在北京过站,匆匆跑下来看我一眼,又匆匆跑回去飞走。吃饭也经常不能正点正餐,吃几块点心就得上客干活。春季广交会期间飞机加班很多,她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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