瘾-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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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白衣服没有能够白上多久。
　　我感到自己情况一天比一天糟，几天后，符莎学期结束回到惠灵顿探视，我挥手向她道别时感到松了一口气。
　　我竭力想在监护权审理前减少吸毒量，就定好要进赫特福。德郡特灵附近的一家叫钱普尼的高级疗养所。因为预料到戒毒时即刻面对的冷漠，我决定进去前再痛快大吸上一次，结果在一家通宵小麦窟里和常见的一帮痛君子搅在了一起。我吸食了那儿所有品种的毒品后在凌晨三点爬到了台上，一把抓过音乐广播主持人的麦克风大叫道：“为监护权案而吸毒的幕间休息！该休息了￥不许吸毒了！”“滚开，继续放音乐！”有人从拥挤的场子里高声喊道。
　　第二天一大早我竟找到了我的汽车，还开了三十几英里路到特灵去，实在是个奇迹！天亮时车子打着滑停在了钱普尼疗养所的大木门前。我响动很大地到达那儿，吵醒了住在这个僻静建筑里的许多人，好几个工作人员急忙跑出来查看。很快我就被带进了医疗办公室。他们看到我当时的状况，多数工作人员反对让我留下。我的运气不错，因为在我一再保证保持安静后，他们接受了两个星期的预付款，把我带进了一间窗外是公园般景色的美丽房间。我设法安静了一个多小时，等待阿拉伯百万富翁和其他有钱的阔老起床。后来的两个星期中我还真大大地减少了吸毒量，感到很平静，直到我快要结束在这里的生活时，意料之中的事发生了：兰哪来到了。
　　她不相信我真的失去了记忆，越来越生气我不告诉她钱盒子藏在了哪儿。“只有疯子才把钱埋藏起来。它会发霉，虫子会把钱蛀坏，那时就没人能花了！”她高声喊道。我看着她离去时心里想，不知她究竟怀着什么样的打算。
　　过了一两天我离开钱普尼疗养所的时候，一个和我成了朋友的有钱的超级市场老板邀请我去参加他的银婚纪念。下一个周末，兰娜和我驱车来到了曼彻斯特郊外的一个村子里，我们的主人给我们在那里的一家旅馆定好了房间，以便在晚宴后过夜。后来发现这是兰娜算总账的一夜。这是一个令人惊异的夜晚，当我们最后终于回到旅馆时我已经喝得很醉了。睡觉前我数了数口袋里的钱，吃惊地发现在几个月不管不顾地大把花钱之后，只剩下一于来英镑了。兰娜看着我数钱时脸沉了下来。看来她要白白和我呆在一起了，什么也得不到。那晚有些事情奇怪，她在凌晨时不断下楼到接待室去打电话，可是当我盘问她时，她说她是往美国打电话。
　　第二天上午我们和主人一起吃午饭，然后就动身回伦敦。当我们沿高速公路开着的时候，兰娜突然坚持要在林福德堂过夜，说她有些衣服还在那里。我很不情愿地同意了，但说只住一夜，因为特莎第二天要从惠灵顿回托特纳姆去。
　　我们到达那巨大的宅院时已经快到午夜了，兰娜似乎很紧张，好像要出什么事情似的。就连在吸毒后迷迷糊糊的状态下我也能感觉到事情不怎么对劲。她不断从主卧室的窗子里向外张望。“我们在等客人吗？”当她走出房间，借口要到汽车里去取什么东西对我问道。她离开以后我和往常一样吞服了大剂量的安眠药，她回来时我已经开始要睡着了。‘“啊，不，你已经吃了安眠药了！别睡着！”她惊慌地喊道。药已经开始起作用，我半睁开眼睛，看见她又走了出去。
　　几分钟后我听见一辆汽车在外面的砾石车道上停了下来，传来了人声和砰砰的关门声。“他在这里，绝对只有我们两个人。”我听见兰娜在说。我企图起来看看是谁，可是一点也动不了。我药吃得太多了，起不了床。主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他吃药有多久了？”一个男人的声音在问。‘咱们甭管，反正给他打一针就是了，这样那个杂种就会开口了！“另一个男人说。声音越来越近，然后三个影影绰绰的面孔正脸朝下看着我！
　　透过膝跪的迷雾我突然认出了布赖恩·克利福德的穿透一切的眼睛，这时我感到胳膊上被扎进了一针。这是真的吗？我心里在想，开始觉得很快活，飘飘然的，就像在多年前纷汉姆大夫的诊所里一样。然后小短腿开始大声喊道：“那些该死的放钱的盒子都在哪里，你个臭东西？我们知道你把它们埋在了这地树林里的什么地方！”出了什么事啦？什么该死的盒子？为什么人人都没完没了地说埋着的钱的事？我语无伦次地嘟吹了点什么，就闭上了眼睛。“你这个笨娘们，”我听见他尖声大叫，“这个臭东西吸毒吸得连自己的名字都搞不清了。把这狗给毒死。宰了这个杂种。”他指的狗是我，可是我有什么办法？我毒劲发作，失去神志，人事不知了。
　　我醒来时已是白天，一切都像一场恶梦，但是在我的胳膊上能够看到打针的地方有一片乌青。这可不是想象中的幻觉，这是真实的生活。到处一片寂静，但我还是头昏眼花，起不了床，因此只能躺在那里望着湖那一边的树木。最后我滚下了床爬到厕所里去，在那里找到了我的安非他明，全部吞了下去。当毒品起作用以后，我向窗外看去，可是我的车没有了，只在砾石车道上留下了轮胎的印痕。我紧张地走下楼去，期待着发生最坏的事情，但是只有我一个人在这个地方。
　　游泳池旁所有的家具全都给扔到了水里。在垫子之间是不是漂着个尸体？‘’啊，上帝啊，不！“我大声喊叫，吓坏了，又不敢看，跑到厨房去打电话叫出租车，但是电话线被从墙上扯了下来。我想下一步这些人会很快回来杀我，就跑出了老子，沿车道跑着，从巨大的金属大门出去，一直跑到了附近的一个村庄，感到安全了为止。我在这里打电话叫来了一辆出租车，把我送到附近的火车站，然后我搭上了回伦敦的火车。
　　回到托特纳姆的家里，我看到了兰娜的衣服，但是没有兰娜。我买了一瓶白兰地，付钱时发现口袋里只剩下了十英镑。其余的钱全都不见了。那天我对发生的事情又糊涂又害怕，整整一天吸食了越来越多的毒品。
　　下午五点左右，特莎的继父拼命捶打着大门，门外特莎高兴地咧着嘴笑。“你好，爸爸。我回来了。”她说着用胳膊抱住了我。她的继父把五个大箱子搬进来后就走了，我没有和他说话。特莎激动得要命，一面把东西从箱子里拿出来一面给我讲她的新鲜事，丝毫也没有意识到在她周围发生的可怕的事情。这个天真的孩子把她所有的一切都搬来了，每一件玩具，每一本书和每一件衣服。她来到了这里，一心一意要和她所爱的爸爸开始新的生活。
　　那晚在特莎熟睡了以后，一个中年妇女来取兰娜的衣服，可是那时候我已经酿配大醉，没有问是谁派她来的。等我第二天醒来时，才意识到兰娜的东西全都不见了。就仿佛她从来没有存在过似的。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她，也没有听到有关地的消息。
　　从钱的角度来看，她是空着手走的，没有能找到她那难以捉摸的钱盒子。它们一直埋藏了许多年。
　　现在只有特莎和我两个人了。
　　到目前为止的噩梦般的故事仅仅只是预演。现在主要的故事片就要开演了。
　　第二十三章　恐怖演出主场开始
　　特莎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爸爸，为了我你要赢得监护权。我要在你身边长大！”这就是我那天真的女儿，非常单纯，她始终紧抱着童年时代爸爸在她心目中的形象，没有意识到我的毒瘤有多么大。对于她来说，我一直是带着许多玩具回到家里来的英雄，而实际上我离家是去毒窟消磨时光。即使现在，我们生活在田间寒酸的房间里，而她的幻想仍继续着。
　　头一天，特莎一整天都兴奋地把她的东西拿出来放在公寓各处。她对那四张为我画的蝴蝶特别感到骄傲，把它们贴在起居室的墙上。住在对门的女人答应给她一只小狗。她最后上床睡觉已经很晚了。“我们给他起名字叫‘包打听’。”她说着闭上了眼睛。我坐在她的床脚头，看着她入睡，感到自己是多么无助。我是一点希望也没有的了，毒品已经俘虏了我，我无法停止下来。我听着老鼠在楼板下而奔跑，决定等她醒来时告诉她，她得回到她母亲那里去。我必须在还来得及的时候使她离开我这条迅速下沉的小船。
　　当地在第二天一大早睁开眼睛的时候，好像已经意识到我要说些什么了。“特莎，我有病，实在没有精力去打这场监护权的官司。你必须得回到你母亲那里去。‘哦喉咙咽便，几乎说不出话来。她开始哭了起来：”不要送我走，爸爸。别这样做。如果你想赢，如果你真爱我；就能打赢这场官司！“我怎么能够告诉我的小女儿，她的父亲是个可怜的稳君子，没有毒品就不能活？我又累脑子里又是一塌糊涂，躺在床上不知道下面该怎么办。
　　这对待莎下了床，承担起了母亲的角色，从一个无助的孩子变成了一个能干的护士。“爸爸，你歇着，我给咱们俩做一顿热的早餐。”她说着骄傲地从自己的储钱罐里拿出钱去买鸡蛋。吃着她做的早餐，我的眼泪不住地落到盘子里。“你为什么哭呀，爸爸？难道你不喜欢我做的早餐吗？”她问道。“非常喜欢。”我答道，一面强迫自己咽下食物。过了一会儿她上学去了，她向我挥着手，大声说：“为了我要去赢来监护权，爸爸！”我下了床，从窗口看着她和马路对面的一个女孩一起走远。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下了决心，无论要付出什么代价，无论前途如何，我必须赢得监护权！否则就意味着对她的爱的背叛。
　　我振作起所剩无儿的精神，明白首先得搞到一些钱。突然我想起了安迪，一个与我多年交好的希腊银器商。一个多星期前我看见他开着货车从我们公寓前经过。他是个善良的人，最后几个还肯给我一点时间的人之一。那天下午我到他的工厂去找他。他看到我的情况，对我产生了恻隐之心，给我二十个银水果钵去卖，也不搭望着我付钱给他。这是他的告别方式。“这些毒品会要你的命的，”他样子很难过地说，“你为什么不去寻求帮助呢月我把银钵放在车里以后，我们握手道别，我去学校接女儿。
　　回来的路上我在一片废弃了的工厂区里迷了路，惊慌之中车子撞在了一只垃圾斗车上。没有人看到这个事故。我记得那猛的一下碰撞，楼后就失去了知觉。后来我终于苏醒过来，身子趴在方向盘上，头流着血。我忍着极大的痛楚设法从撞坏了的车里爬了出来，发现车头整个被撞启了。我跌跌撞撞地找到了一个电话亭，打电话叫来了一辆小出租车，出租车司机载着我到了撞坏的汽车旁，他把银果钵装到了他的车上。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失去了知觉，因为当我们终于把车停在公寓门外时，天已经完全黑了。特莎正站在开着的窗户旁，看见司机扶我下车时就跑下楼来。我坐在楼梯上，她帮着把银果钵拿到了我们的过道里。我没有钱付出租车费，司机同意接受两个银果钵，还找给了特莎一点现金。离开之前他扶我上了吱吱嘎嘎的楼梯，问我需不需要找人帮助，我说不用，他把我扶上床就走了。
　　次日上午，特莎没有上学，她给处理我们案子的社会工作人员打了电话。不久来了一位高级检查员帕里先生，他一看见我马上就叫来了救护车。他们把我抬下楼的时候我想必是晕了过去，什么都不记得了，一两天以后才在医院里醒过来。
　　想着特莎仍旧是独自呆在公寓里，我用床头电话给她打电话，但是没有人接。我满脑袋噩梦般的幻觉，给社会工作者打电话，他告诉我我住院已经两天了，女儿在孤儿院里，很安全。我十分震惊，我明白特莎住在孤儿院这件事可能会严重地影响我得到监护权。
　　虽然我的脑震荡还很严重，我仍然从床底下拿出衣服，没有被护士发觉偷偷溜出医院。我连路都走不稳，在街上到处摔跤，用了很长时间才回到了公寓里。上楼前，我从我们楼后废墟上一辆破车里找出了我藏在里面的一些毒品。在我病态的、毒品作用下的脑子里，我觉得服用了这些药丸一切就不会有问题了。那天晚些时候，一个显然生着病、吸毒吸得晕晕乎乎的人居然能够从孤儿院把一个十一岁的孩子接回家，这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回到公寓以后，我意识到如果要想有任何获得监护权的机会，我必需再一次减少吸毒量。我没有人可以依靠，只有给钱普尼疗养所打电话。我没有什么钱，但是琢磨着既然他们认识我，我可以在出院时用支票支付，我明知道那空头支票会遭到拒付，但我现在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第二天早上我给特莎的学校打电话说她病了，然后我们就动身到特灵去。我们居然完整地到了那里，他们允许我们住在主楼旁边的一所小房子里。在我接二连三地跌跤，特莎哭喊着“我爸爸病了”的情况下，他们居然收留了我们，简直是个奇迹。我感到放了心，知道特莎在名人和阔老之中很安全，就上了床。头几天我一直在睡觉，得到了我极其需要的休‘急。渐渐地我觉得有力气了，就和别的客人一起到主楼去吃饭。电视女演员希尔达·贝克常常在我们桌吃晚饭，饭后我们经常一谈就是几个钟头。希尔达是个说话坦率的兰开夏郡姑娘，年纪比我大，在仅仅听我讲了一小点我不幸的故事后，她就坚持要我马上把特莎送回她母亲那儿去。“趁现在还不晚，让特莎离开你这糟糕透顶的生活。”每天晚上我们互道晚安时希尔达都这样对我说。
　　在此期间，托特纳姆的社工部门知道了我们在什么地方，知道特莎一直没有上学，但是监护权的审理日期就要到了，他们也就没有怎么样，等待着高级法院作出决定。我觉得当地儿童福利办公室里所有的人都已经受够了。我拿不定主意在钱普尼住多久，但是当老板惠勒夫妇拒绝继续让我赊欠时，他们就替我作出了决定。那天下午我们离开了那些名流和草每，回到托特纳姆和老鼠为伍。
　　这时我卖掉了剩下的银果钵，至少有钱买食物了。一两天以后，邮差交给我一封在大法官法庭巷的高等法院寄来的信，通知我特莎·玛丽亚的监护权案将在一个月后审理。经过了三个星期的休息，我脑子清楚了一点，意识到我需要一个得人心的长期解决方案，一个在法庭上让人觉得牢靠的什么东西。打定主意后我登广告找一个管家，提供免费住宿作为交换条件。
　　第二天就有两个刚刚到英国的十八岁的爱尔兰姑娘玛丽和格雷丝来见我。她们非常单纯，在伦敦没有亲戚，很容易就相信了我在兴奋剂作用下的一通胡言。胖胖的黑头发的格雷丝作为免费住宿的交换，同意说她是我们的兼职管家。漂亮的、留着红色短发的玛丽则会声称她认识我已经很久了，我们已经订婚，快要结婚了。一个温暖的小家庭，这对于法庭来说是个十分完美的形象。为完成体面家庭这幅图像，必需让人觉得我有固定的职业。为此我去找了一个老相识，他给我写了证明信，说我在过去的一年中任他的办公室主任。现在家里显得情意绵绵、温馨宜人，特别是每次当地的社工部门的人员来探访时，家里摆设着给他们看的鲜花和一盘盘水果。
　　就连老鼠也似乎规矩了。
　　在法庭审理前一周左右，法院的工作人员对特莎、我和两个爱尔兰姑娘进行了口头审查。我们都按照排练好了的说法回答，显得是个稳固的集体。玛丽和我甚至还拉着手。我能够感觉到，法院的人巴不得我们有这样一个装出来的格局，在这场审查中我们获胜了。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我那可爱的、自信的、坚决要在爸爸身边长大的十一岁的女儿。在那时，很少有父亲在争夺子女监护权的案件中获胜，更别说是一个毫无希望的、吸毒成瘤的罪犯父亲了。
　　从法院开车回家时我们经过了丽生树丛街和马丁的古董店。看到这些熟悉的景象我产生了奇怪的感觉，停下车呆了一会儿。我自己也无法回答自己究竟在寻找什么这个问题，便重又上车回家。第二天早上特莎上学后，我突然想起了一切。我简直能够看见自己把许多箱子埋在马丁的地下室里的情形，但是我的脑子里乱成一团，想不清楚细节。格雷丝工作去了，因此我带着玛丽到教堂街去查看。一路上，我一面听着阿巴唱（滑铁卢），一面激动地告诉她埋藏财物的事。到达帕丁顿后，我惊奇地发现马丁已不再拥有那片产业，现在在不远处经营着一家小商店。那家新公司的经理告诉我，地下室的房间全是空的，他接手后亲自把里面没用的东西都清了出去。我仍坚持要看上一眼，不知何故，他虽不怎么情愿还是让我们下去了，他自己则在照顾一个刚进门的顾客。我垒的砖头没有人动过，我使劲一谁就推倒了，顷刻之间玛丽和我就把大约二十个箱子中的第一批搬到了上面的院子里。我很快叫了两辆黑色的出租车，把箱子从大门上递出去，把两辆出租车装得满满的。经理站在那里，目瞪口呆地看着五分钟前刚到的这奇怪的一对在出租车的护送下离去。一切发生得如此迅速，他连作出反应的机会都没有。
　　回到托特纳姆后，我们把箱子搬到休息室里，用玛丽存下的最后一点钱付了出租车费。不久格雷丝回来了，看见二十来个奇怪的箱子简直惊呆了。我竭力想把锁弄开、但是总是不行。我越来越激动，最后拿一把切肉刀把箱子划开了。
　　我在兴奋剂的影响下不能完全明白我发掘出的这些东西意味着什么。电击治疗后的记忆缺损使我无法理解这一切。我像个发现了久已遗失的玩具的孩子，但箱子里的东西却触发了大量的记忆，使我狂乱起来。这时已是一九七四年，但是看到所有那些文件后我坚信这仍是一九七O年，我周围的人都是从某位博士的时间机器中出来的。我没法全部理解。我在世界各地的银行里有着几十个存折，为什么却和托特纳姆的老鼠住在一起？箱子里有许多汽车和产业的钥匙，藏匿起来的钱箱的清单，太复杂了，我弄不明白。在一个信封里我找到了一千英镑现金，我欣喜若狂，大叫：“我们是百万富翁了！”两个爱尔兰姑娘跑了进来，看见这些钞票后也开始相信我真的找到了我那失去的百万钱财了。我们三个都疯也似的把其余的箱子撕扯开，发现了一个又一个的惊喜。
　　我用一些新找到的钱买了一台电打字机，开始口授有关五年前就已经了结了的事件的完全没有任何用处的信件。最后我和格雷丝就信上应写什么日期的事激烈地争吵了起来。她要写上一九七四年，可是我怒火万丈地坚持是一九七O年。当她拿着一张报纸回来给我看日期时，我非常生气。“是他妈假的！”我嚷道，但是脑子更糊涂了，于是不再写信。
　　到特莎放学回来时，为了庆祝找回财宝，我喝完了好几瓶香滨酒，已经醉了。玛丽和格雷丝也有点醉醒醒的。一个满脸狐疑的小学生在长沙发上坐下，拼命想弄明白在她遍遍的托特纳姆家里出现的这一幕是怎么回事。“你一直就想要几只鹦鹉来着！”我醉醒醒地吻着特莎的额头，大声说道。我给了格雷丝一把钞票，一个小时以后她和特莎一起坐出租车带了两只卿卿喳喳的鸟回到家里。大鸟笼里的鹦鹉被骄傲地放置在地板中央，周围是钞票、汽车钥匙和天知道什么的别的东西。我们以我的一个强盗朋友的名字为一只鹦鹉取名叫查利，另一只的名字是斯威维，马耳他语幸运的意思。
　　我们把两只鹦鹉放出笼子，让他们在房间里乱飞，公寓简直变成了像疯子办的茶会。房间里大音量放着滚石乐队的（这只不过是摇滚乐可我喜欢），推一没有醉的人是特莎。她像个被弄糊涂了的爱丽斯，最后在地板上睡着了。过了一会儿玛丽和格雷丝互相搂着在长沙发上睡得人事不知，只有我一个人丝毫睡意也没有。好奇的鹦鹉从笼子里钻进钻出，查看他们陌生的新环境，我则在吞服安非他明和重新审查文件中度过了整整一夜。
　　到了早晨，我已经决定到林福德堂“萨米”宅去住，相信在好一些的环境中我能够想得更清楚些。我开始忘乎所以，把三个女孩子全都叫醒了，声音尖得像个吸了毒的流浪风笛手：“我们是百万富翁了，我们要像王室一样生活。跟我来！”
　　我从马路那头一个市场摊主那里借来了一辆运水果的旧卡车，两个睡眼股跳的爱尔兰姑娘帮着一个快活极了的女学生装车。她们把二十个箱子、两只鹦鹉和几床毯子放在敞蓬卡车后面。那辆老卡车一路上抛了好几次锚。我们看上去像一群流动的山民或吉普赛人。那天晚上很晚的时候我们终于嘎嘎响着开进了林福德堂的大门，在满月下，站在台阶上看宅子隐在一片黑暗之中。进到里面之后，我发现电源和电话，实际上是所有的一切都被切断了，感到十分震惊。从我上次来过以后，这所宅子的地毯和电灯装置全被拆卸一空。什么东西都没有了，连洗涤槽和抽水马桶都给拆了。我非常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