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男人和女人-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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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始祖。可见，“野种”并不下贱。相反，由于他们多半都是真正的爱情结晶，是性吸引和性选择的产物，往往体格和智商还要高于某些婚生子。　

　　

弃子的习俗，到春秋时还有。比如，据《左传》和《国语》记载，楚国的斗伯比和母亲在郧国生活时，曾与郧国国君（子爵）的女儿生下一个私生子。因其非婚生，郧国夫人也就是这孩子的外婆便把他扔到云梦泽。结果被老虎看见了，不但不吃孩子，还用乳汁喂他。这事被去云梦泽打猎的郧子，也就是这孩子的外公看见了，大为惊诧，这才收回了这孩子。后来，这孩子也成了一位名人，即楚国的令尹（宰相）子文。　

　　

除弃子外，还有一种更为野蛮的习俗，即“杀首子”。也就是说，男子婚配后，无论是妻还是妾，生下的第一个孩子统统杀掉。古代越国东边有个部落，甚至还要把“首子”吃掉。原因也很简单，就因为婚前妻或妾多半已和别人有过性关系，腹中之子来历不明，可能是自己的，也可能是别人的。为了不至于紊乱血统，便只好采取“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血腥政策。　

　　

显然，弃子也好，杀首子也好，都是一种极不人道的、残忍粗暴和大伤感情的做法，其不得人心，可想而知。岂但不得“人心”，也不合于“天意”，这才有弃和子文为“神”所护的传说。其实，天意即民心，神话不过是人心的一种反映。但无论如何，深知“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之理的周人，不会不顾忌到这种做法的严重后果。　

　　

更何况，宗法制重视的，正恰恰是嫡妻所生之首子。如果首子该杀，则嫡长子何由产生？如果所杀之子又是自己的，岂非自己给自己断后，活生生断送了血统的正宗传人？显然，弃首子或杀首子的政策，实不宜推广发扬。　

　　

但是，另一方面，嫡长子血统的纯正，又无论如何是极其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比不弃子不杀子还要重要。因为弃子杀子固然可能“错杀”，不弃不杀则可能“错认”。错杀了不要紧，还可以再生；错认了就很糟糕，可能永远也改不过来。　

　　

看来，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正本清源”。也就是说，只有绝禁婚前和婚外的性行为，才是既安全可靠又不滥杀无辜的好办法。如果能够保证新婚之时，夫是“童男”，妻是“处女”，则他们婚后生子，当然也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否则，便难免有妻子从外面带进的“野种”来“夺嫡”，也难免有丈夫在外面留下的“情种”来“争长”。所以，婚前婚外的性禁忌，对男女双方都很重要。　

　　

不过这事也是说说容易，做起来很难的。因为一方面，“哪个男子不善钟情，哪个女子不善怀春，”性的吸引乃是少男少女无法抵御的诱惑；另一方面，当时的风俗，是对性关系看得很淡，野合之事，比比皆是。就连孔夫子他老先生本人，也是其父叔梁纥与其母颜氏在尼山祭神时野合而生，祷与尼丘而得。故孔子名“丘”，字“仲尼”，其来由便正是他父母做爱的那个地方——尼丘。　

　　

现在看来，所谓野合之风，很可能是远古时代群婚制度的一种遗存。至少在周代仍有这样的习俗：一到春天，男男女女便都跑到春意盎然的野外，在春风杨柳之中自由恋爱，在和阳明月之下私相偷情，而社会和官方也予以允许。《周礼．地官．媒氏》云：“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其中，自然不乏童男处女，甚至已婚夫妇。如此看来，童男处女的纯洁性，便不一定靠得住；已婚男女的偷情，也难保不会发生。“嫡传”是否会“误传”，也仍是一个疑问。　

　　

于是，宗法制的设计者和维护者们，便只好采取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把男人和女人严格地区分和隔离开来，让他们不能交往，不能接触，甚至不能见面。也就是说，不让他们有淫乱的机会。　

　　

这就是所谓“设男女之大防”。　

　　

关于这一点，《礼记．曲礼》有详尽的规定。按照《曲礼》说法，即便是一家人，男人和女人也不能坐在一起（不杂坐），不能将衣服挂在同一个竹竿衣架上（不同椸枷），不能用同一条毛巾洗脸，用同一把梳子梳头（不同巾栉），不能手递手地直接传递某一件东西（不亲授）；小叔子和嫂子之间不能说话（叔嫂不通问），不能让父亲的妾为自己洗衣服（诸母不漱裳）；别人家的男孩和女孩，除非是有媒人来说，不能知道他们的名字（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自己家的女子，许嫁以后，出嫁以前，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到夫家去，也不能和未婚夫见面（女子许嫁，缨非有大故不入其门）；嫁出去的姑娘姐妹回娘家来，即便是亲兄弟子侄，也不能和她们坐在一张席子上，吃一口锅里的饭（姑姊妹女子已嫁而反，兄弟弗与同器而食）。凡此种种，一言以蔽之曰：“男女授受不亲。”　

　　

由此可见，古人的“设男女之大防”，差不多已经到了神经质的程度。不但男人和女人的身体、目光和言语不能接触，就连碰过的东西也不能接触。似乎用了同一条毛巾，就会产生性冲动；衣服挂在同一根竹竿上，就等于有了性关系。这可真是神经过敏，莫名其妙。具体地实行起来，不但诸多不便，而且也有麻烦甚或危险。所以便有人去问孟子，说“男女授受不亲”，是礼吗？孟子说，当然是礼。又问，那么嫂子掉进水里去了，也不能用手去拉吗？孟子说，嫂子快淹死了还不去拉一把，就是畜牲，和豺狼一样了，但这只能算作是特殊情况下的权宜之计。幸亏还有孟子这句话，否则不知多少人会要死于不救。　

　　

不过，虽然有孟子的权宜之计，也还是有不少人死于“男女之大防”。元代有个姓马的寡妇，乳房生疮，不治则死，人们便劝她去看医生。她说，我是杨家的媳妇，宁愿死，也不能让男人看病。结果真的不治而亡。当然，她死后便被尊为“节妇”，被树碑立传，流“芳”千古。　

　　

真不知制礼者闻之，又有何感想！　

　　

应该承认，“设男女之大防”，至少对于那些“意志薄弱者”，还是很有一些作用的。　

　　

我们知道，一男一女两个人，要发生性关系，也并不那么容易。首先，他们得见面，才可能产生性吸引。产生性吸引后，还要调情，然后是肌肤的接触，最后才可能进入实质性阶段。现在，男人和女人既不能见面，又不能说话，更不可能有身体的接触，如何“淫”得起来？这样的防范措施，真可谓堵泉眼、刨树根，一开始就把可能发生的事端捏死在摇篮中，让怀春者无春可怀，好色者无色可好，比事后去追究和惩罚，“高明”得多了。　

　　

所以，历代的统治者、道学家和一般“良善人家”，对于“男女之防”，都看得很重。不但严格执行《曲礼》的规定，后来还增加了一些条款，比如不共厕所、不共浴室、不共井水等等。不共厕所、浴室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有条件，亦不妨多盖几间厕所、浴室，以免男男女女衣冠不整地从里面走出来，双方见了面“不好意思”。然而不共井水，便匪夷所思。一井之水，各用各的，又有什么关系呢？更何况，地下水都连成一气，虽从不同的井里打出来，其实还是一回事。幸亏持此主张的司马光先生不是现代人。否则，他就该主张建两个自来水厂，一个男水厂，一个女水厂了。　

　　

但不管怎么说，“男女授受不亲”的观点，在中国是相当地深入人心。记得直到我上小学的时候，还认为和女孩子说话是相当可耻的事情，而老师也要经常进行“打破男女界限”的教育，并强制性地实行男女同学同桌同坐的制度。事实上，直到现在，中国人男女之间的交往，也还相当矜持，不可太随便，否则便会有人说“闲话”。这种男女之间保持一定距离、界限的态度，已经成为一种民族心理习惯，无法加以简单地评说了。我们还将在后面的篇章里，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从“生殖崇拜”到“男女设防”，这就是中国古代两性关系发展史大体上的一个走向。从总体上讲，这是一个两性关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也是一个对人的自然属性进行压抑的过程。这也没有什么奇怪，因为文明原本就是对野蛮的镇压。既然是镇压，那就会产生两种可能的结果：一种是在镇压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中，同时毁灭了一些可贵的东西，比如原始时代两性关系中那种热情奔放的生命活力，也随同其野蛮形式而一同消失了；另一种是由于对镇压的反抗而产生另一种不文明的东西，比如嫖妓和同性恋。同性恋是一种性变态，它实际上是一种“文明病”，因为动物可是只有异性关系，没有什么“同性恋”的。这些问题，我们以后也还要再讨论。　

　　

总之，在中国社会进入文明时代后，我们民族曾经下大力气对两性关系进行了一系列规范，以至于使性变成了一种谈虎色变的东西。但性本身并未因此而消亡，也不会因此而消亡，而只不过被局限于一个很小的范围罢了。　

　　

这个为社会公认许可的范围，就是夫妻关系。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夫妻之（一）形式与内容


夫妻，是所有男女关系中最正当的一种。　

　　

人类的性关系，除夫妻外，还有其他形式，如纳妾、宿妓、偷情、通奸、苟合、强暴等。这些形式，历史上有，现在也并未完全消亡。但是这些形式都不正当，法律不允许，道德也不支持。所以，这些形式，有的要受限制（如纳妾），有的要受鄙视（如苟合），有的要受批判（如私通），有的要受制裁（如强奸）。其中，除纳妾因其是一种“准夫妻关系”而曾被容许，宿妓因其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而曾被默许外，其他方式，都只能是地下活动，或半公开半地下，不大见得了人，只能偷偷摸摸，遮遮掩掩，鬼鬼祟祟。只有夫妻，才是光明正大的男女关系。中国如此，外国如此，世界如此。　

　　

那么，为什么只有夫妻关系才是最正当的男女关系呢？因为人不是动物。动物是自然的存在物，而人是文化的存在物。作为自然的存在物，动物的性关系不必规范，无须管理，也不存在文明与野蛮之别。人则不然，作为文化的存在物，他的性关系和性行为必须规范和管理，也必须从野蛮走向文明。夫妻就是人类两性关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历史成果。这种文明形式的形成，无疑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其中无疑也有着极其深刻的道理。作为人类两性关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历史成果，夫妻关系不仅是人类最正当的两性关系，也是人类最常规的两性关系，因而对男女性别角色的塑造，影响也最大。因为作为矛盾对立的双方，男性和女性都只能在对方那里得到确证，也只能在对方那里得到生成。有男人才有女人，有女人才有男人。女人是男人的一半，男人也是女人的一半。有什么样的男人，就有什么样的女人，而有什么样的女人，也就有什么样的男人。也就是说，男人和女人，都只有在一定的男女关系中，才能作为男人和女人而存在。夫妻关系既然是最正当也最常规的男女关系，则其对于男性和女性这两个性别角色的生成，也就必然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这一点，对于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而言，就尤为突出。因为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因囿于“男女之大防”，男女之间，交往极少。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夫妻关系，几乎是唯一的男女关系。而且，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大多早婚。男孩子和女孩子，往往刚刚成人，便已婚配。也就是说，当他们刚刚进入性别角色状态时，便已或为人夫，或为人妻。这样，夫妻关系，对于他们性别角色的塑造和生成，就不能不产生重大影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在讨论中国人的两性关系时，便不能不首先讨论夫妻关系。　

　　

把一男一女两个人结为夫妻的是婚姻。　

　　

婚姻是中国人的大事。　

　　

正因为是大事，所以不敢马虎。在中国传统社会，婚姻大事的具体操作，大体是要经过和履行下列法定或约定的程序：第一步叫“纳采”，近代俗称“说媒”，即先由媒人往女方家中陈述男家求婚之意，询问待字之女的年岁与生肖，然后由男家请术士“合婚”，卜算生肖是否相和，婚姻是否吉利，双方同意了，男方就送一只雁给女方，作为“献纳采择”之礼，所以又叫“委禽”。宋代以后用羊、酒、彩缎为礼，叫“敲门”。第二步叫“问名”，近代俗称“定婚”，即双方正式交换庚帖，甚至详至两到三代及主婚人的姓名、荣衔、里居等。第三步叫“纳吉”，近代俗称“小聘”，即男家向宗庙问卜于祖先，如得吉卜就往告女家，并致送定婚礼品（一般为女子衣饰），女家也致答礼（一般为冠履及文房四宝），婚约即告成立。第四步叫“纳征”，近代俗称“聘礼”，即于迎娶前几日，男方将议定之聘金，并布帛、衣服、首饰、礼饼等物，如数以盛大仪仗送之女家。女家收受后，分赠亲友邻里，以示女儿出嫁有期。第五步叫“请期”，近代俗称“择吉”，即由男家择定迎娶之吉日，并通知女方。第六步叫“亲迎”，即在喜结良缘之日，新郎躬率鼓乐、仪仗、彩舆（俗称花轿），到女家以礼迎娶新娘，并一同归家。此节为以上六项程序中最隆重最重要者，通常所谓“婚礼”即从此开始。远自先秦，近至当代，上至品官，下至庶民，新婚之日，无不亲迎，唯皇帝因至尊而例外。同时，它也是传统社会中一个女子一生中所能享受的最高荣宠，因此也历来为女性所看重，倘无花轿，决不嫁人。以上六大程序，合起来就叫“六礼”。依六礼而婚娶者，就叫“明媒正娶”，有着不可动摇的合法性。　

　　

然而，正是在这庄重、认真、严谨到近乎繁琐的仪节中，我们看不到男女双方当事人的任何主观能动性。而且，除新娘有权要求新郎新迎（这往往也是女方家族的要求），新郎有义务亲率鼓乐仪仗彩舆迎娶外，我们也看不到他们都有什么权利和义务。　

　　

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大事”，反倒好像是别人的事情。选择、决定和操作，都由别人代劳并承包，男女双方当事人则有如提线木偶，任人摆布，这真是咄咄怪事！更奇怪的是，几千年来，绝大多数人的婚姻，其程序都大体如此，居然基本上没有人认为有什么不妥，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中国人的结婚，其目的和原因究竟是什么？换言之，结婚，究竟是谁的大事？　

　　

其实，中国传统婚姻的目的是很明确的。这个目的，用《礼记．昏（婚）义》上的话来说，便是“合二性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也就是说，婚姻的目的无非两条：一是为两个异性家族缔结“亲缘”，二是为其中男方家族继承“血统”。要言之，也就是“继统”与“结缘”。　

　　

先说“继统”。　

　　

继统包括两个内容，即“上以事宗庙”和“下以继后世”。依照这个说法，男女两人结为夫妻，首先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幸福，甚至也首先不是为了他们的父母，而是为了让男方的家族，在祖宗面前有个交代。因为祖宗开创了这个宗族，是很希望子孙后代，能够繁荣昌盛，延绵不绝的。至少，也希望子孙后代，不至于太不成器。现在，宗族中的一员“娶媳妇”了，这就说明他很“成器”，已经是一个长大了的、有能力的、负责任并能把宗族血脉延续下去的人。这就足以告慰祖宗，否则就会丢祖宗的脸，让祖宗在地下也“没脸见人”（其实是“没脸见鬼”）。所以，一个青年男子如不肯结婚或无力结婚，是辱没先人，对不起列祖列宗的。也所以，为了不负“祖”望，即便自己不愿意，也得结婚。　

　　

当然，祖宗的愿望，也是父母的愿望。所以，新妇入门以后，要举行成妇之礼和“庙见之礼”。“成妇之礼”即“拜舅姑（公婆）”，于迎亲之次日清晨举行。届时，新妇要沐浴盛装，拜见公婆，并献上枣、栗、馔修（duan　xiu，即肉脯），表示“早自谨敬，断断自修”，然后再献盛馔。饭毕，舅姑从客位下堂，新妇从主位下堂，表示这个家，从此就交给儿媳妇了。　

　　

“庙见之礼”，即新妇要和丈夫一起到夫家的家庙或祖宗的牌位前举行拜祭仪式。如果结婚时舅姑已死，则要在三个月后到家庙或牌位前祭拜舅姑，并祭告说：“我来你们家做媳妇了。”如此这般以后，新媳妇的身份才正式得以确认，否则就叫“妾身未分明”。杜甫《新婚别》云：“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这位新妇尚未行上述二礼，丈夫就被抓了壮丁，弄得她姑娘不是姑娘，媳妇不是媳妇，实在太惨了。　

　　

更惨的是，如果等不到三个月行庙见之礼新妇就死了，便不能葬在夫家坟地，得将尸体运回娘家去。因为她还没有得到夫家祖宗父母的承认，也就算不得夫家的人。既然生非夫家人，当然死非夫家鬼。她这个婚，也就算是白结了。　

　　

不过，“上以事宗庙”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帮助宗庙香火不绝。依礼，祭祀宗庙的只能是男子，女子没有祭祀权，也没有接继血统之权。因此，结婚又有一个再明确不过的目的——生儿子。　

　　

这个任务，当然又“历史地”落在媳妇身上。　

　　

结婚之后必须生儿子，这几乎是每个旧式媳妇都知道的。早在出嫁时，她的母亲便已把自己的酸甜苦辣都告诉她，希望她出嫁出去以后“肚子争气”。进夫家门时，夫家要以口袋铺地，让新娘从上面走过去。走过的袋子，又迅速地传到前面铺在地上。如此一袋一袋传过去，袋袋相传（意谓“代代相传”）。这就等于明确宣布了新人入门之后的首要任务——传宗接代。　

　　

这个任务真是艰难得很。　

　　

稍有现代科学知识的人都知道，一男一女结婚后，生男生女，甚至生不生孩子，都不是由这两个人主观愿望来决定的事，更不是妻子单方面的事。说得白一点，这多半要靠运气。从理论上讲，一对夫妻结婚后的生育，可能有四种情况：男孩女孩都生，只生男孩，只生女孩，男孩女孩都不生。只生男孩当然没有问题：生一个是“喜得贵子”，生两个是“龙腾虎跃”，生三个是“三虎为彪”，生四个是“四大金刚”，生五个是“五虎上将”。“家有五虎将，半个土皇上，”父老乡亲，都要另眼相看，不敢欺侮怠慢。男孩女孩都生也行，叫“儿女双全”，同样被视为有福气的事情。有些地方的风俗，要在婚床上放红枣和栗子，取“早早立子”之意；放莲子，取“连连得子”之意；还要放花生，意思是说“花着生”，男孩女孩都有，花色品种齐全，更能尽享天伦之乐。这两种情况，都算好运气。　

　　

最倒霉的是一个也不生，这会被认为是夫家的“家门不幸”。老百姓们会说：“母鸡还下蛋呢，哪有女人不生孩子的？”于是，这个女人就可能被休弃，因为她“无出”，够了被休的资格。只生女孩也很糟糕，因为她尽生“赔钱货”，等于是一个弄得企业年年亏损的厂长，董事会当然要撤他的职。所以只生女孩的媳妇便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也被休弃，因为她同样是“无出”；或者继续不停顿地一口气生下去，直至生出男孩为止。无论何种前途，对于一个女人来说都很惨。　

　　

当然，不被休弃也是可能的，但必须同意丈夫纳妾。你自己既然“没本事”生男孩，就允许别人来代替，也得容忍丈夫宠爱那能生男孩的妾。这种日子，当然也不会好过。但婚姻的目的既然是“继统”，女人们即便一肚子怨气，又能怎么样呢？　

　　

再说“结缘”。　

　　

“缘”是相对“统”而言的。统即血统，是一个垂直方向的血亲关系体系。它以“父子”关系为核心，向上下两个方向延伸，构成一个由高祖、曾祖、祖父、父、自己、子、孙、曾孙、玄孙组合而成的父系血亲集团，叫“九族”，又叫“父族”。这个集团的统绪，就叫“血统”，也叫“父系”。　

　　

缘即血缘，是一个横向扩散的亲属关系体系。它以非血亲的“夫妻”关系为核心，凭借夫妻双方的亲属关系向周边扩散，形成民间所谓“亲戚”的关系。其中有血亲（如表兄弟姐妹），也有非血亲（如岳婿、连襟）。一般地说，只有血亲才有血缘关系，非血亲则没有血缘关系，但非血亲之间虽无血缘关系，却又在“亲缘”关系之内。　

　　

可见，“缘”的等级是低于“统”的。统是天生的，缘则是人为的；统是固有的，缘则是找来的。缘这个字，本来就有边沿、缠绕、攀援、牵连、顺沿、凭借等义。可见“缘”不会天生就有，得靠人去“结”，所以叫“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