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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男人和女人-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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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肮脏”的金钱与性，就这样造就了畸形的“平等”。然而，在封建等级社会中，人与人，尤其是男人与女人之间，如果要讲什么“平等”的话，大概也就只有这一种了。
于是，就有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许多凄婉美丽的爱情故事，竟是发生在妓女身上。
这样的爱情故事是讲不完的。
最早的一个有名的故事大约是南朝刘宋时的“燕女坟”。这个故事讲，当时一位名妓姚玉京，嫁给了襄州小吏卫敬瑜，没有多久，丈夫溺水而死，玉京为之守节。卫家梁上，有一对燕子，也被鸷鸟抓走了一只。从此，玉京与孤燕，便同病相怜。秋天到了，燕欲南飞，临行前，飞到玉京手臂上来告别。玉京在燕子的脚上系了一根红绳，说：“新春复来，为吾侣也。”第二年，这只燕子果然回来了。姚玉京大为感动，便赋诗一首赠燕云：“昔时无偶去，今年还独归。故人恩义重，不忍更双飞。”从此，燕子每年秋天南下，第二年春一定独自回来与玉京作伴，如此凡六七年。此后，当又一年燕子归来时，姚玉京已然病故。燕子不见故人，便绕梁哀鸣。卫家人告诉燕子，“玉京死矣，坟在南郭”。那燕子听了，竟然飞到南郭，找到姚玉京墓，并死在坟上。据说，从此之后，每天风清月明之夜，人们便可看见玉京与燕，同游于汉水之滨。
这个故事虽然近乎“神话”，但所说的却是“人情”。你想，燕子尚且向往于爱情的忠贞和永久，而况人乎？所以，历史上妓女殉情之事，也并不少见。比如唐代河中府官妓崔徽因恋人裴敬中调任，不能相从，便“情怀抑郁”，乃至“发狂疾卒”；青州府官妓段东美因情人薛宜僚病死，竟素服哀号，“抚棺一恸而死”。又比如宋代颖妓刘苏哥爱上一个男子，因鸨母束缚，不能结合，便双双联骑出城，登上山顶，面对大好春光，抱头痛哭，活活哭死在郊外。此外，如角妓陶师儿与王生相爱，散乐妓与傅九情洽，均碍于鸨母作梗，不能永结良缘，便一对相抱投身于西湖，另一对相约共缢于密室，双双殉情而死。
这决不是什么一时的冲动，而是对爱情的执著追求，因此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闽川名士传》中便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唐代贞元年间进士欧阳詹游太原时，结识了一位妓女，两人情投意合，相爱甚深。后来欧阳詹进京任职，相约到京后即派人来接。妓在太原，朝思夜想，竟至于一病不起，临终前一刀剪下发髻，置于匣中，并附诗一首云：“自从别后减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识旧时云鬓样，为奴开取缕金箱。”等到欧阳詹派人来接时，捧回的便是这只匣子。欧阳詹开匣见发，又见其诗，悲痛不能自己，也“一恸而卒”。以欧阳詹进士及第而任京官的身份，何愁不能三妻四妾，嫖娼宿妓？然竟为一妓伤情而死，可见其情之切，其爱之真。
这可真是“婢不如妓”了。
事实上，岂止“婢不如妓”，便是妻妾，能获此情者，也实属罕见。其中缘由，颇为值得深究。
显然，这里有着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我们可以肯定，无论狎客，还是妓女，他们都不缺少性。青楼女子，卖笑为生，自不待言；而有资格享用营妓或有条件走进青楼者，也大多有妻有妾（当然不一定在身边）。那么，他们到底缺少什么呢？
有妻有妾的男人缺少的是浪漫和刺激。前已说过，中国的传统婚姻是没有恋爱过程的。与之相适应，中国的家庭生活是平淡无奇的，夫妻感情是淡漠无趣的。那么，又有谁愿意天天老喝白开水呢？于是，档次高一点的，就企盼着浪漫，档次低一点的，便渴望着刺激，他们便都寄希望于妓女。妓女不是自己的老婆，也不是自己的奴婢，却可以与之“做爱”，这难道还不够浪漫，还不够刺激吗？更何况，妓女不但可以成为性伴侣，也可能成为好朋友，从而有可能在她那里获得一种真实的情感。这对于某些渴望真爱者而言，不是极为可贵吗？
妓女对于爱，就更为渴望。
应该承认，在大多数情况下，妓女是被当做性工具来使用的。倚门卖笑，送往迎来，逢场作戏，骂俏打情，是她们的“职业”和“工作”。这种罪恶生涯和虚情假意无疑会使她们心灵枯竭、感情麻痹，极大地丧失爱的能力。但是，妓女也是人，她们也有爱的权力和愿望。而且，作为风月场中人，她们比名门闺秀、千金小姐更懂得世态的炎凉、人心的叵测，也更懂得友谊的分量、爱情的价值。所以，那些成熟、老练的妓女，便不肯将芳心轻许他人：“莫攀我，攀我太心偏。我是曲江临池柳，者（这）人折了那人攀，恩爱一时间”这首敦煌曲子，其实道出了不少妓女的心声：她们不是不需要爱，而是深深懂得，像她们这样以色事人、出卖肉体的女人，所能得到的，往往只是“恩爱一时间”。这就正好反过来证明了，她们渴望的，恰恰是“爱的永恒”。只不过，她们深知，这种真挚的、忠贞的、永恒的爱，实实在在是太少太少了。所以，她们一旦动了真情，就会格外地炽热和执著，也才会产生那么多的“生死恋”。
不过，这种爱，是不大见容于社会的。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充满了矛盾的社会。一方面，它似乎比世界各民族的古代社会都温情脉脉，父子爱、兄弟情、朋友义，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甚至就连君臣之间的关系，也不那么公事公办，而是强调要有“情义”存乎其间。但是，另方面，它对男女之间的爱情，却又相当地嫉恨和仇视。它可以容许男人纳妾，甚至可以容许男人嫖妓，却绝不容许男人和女人恋爱，不容许这种爱情取得合法地位，这实在是莫名其妙而又不可理喻的事情。
既然如此，则妓女之爱，便难免不少是悲剧。
有两个例证是经常被引用的，这就是霍小玉的故事和杜十娘的故事。它们分别见于唐人蒋防的传奇《霍小玉传》和明代冯梦龙的《今古小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杜十娘的故事，我们在本书第二章第三节已经讲过，这里只讲霍小玉。霍小玉的母亲本是霍王宠婢，与霍王生下小玉。但因婢无“名分”，所以，霍王一死，她们母子便被扫地出门，小玉也沦为歌妓。这种生活遭遇，使小玉对那个社会的黑暗和冷酷，很早就有了清醒的认识。因此，当书生李益向她热烈求爱时，她的期望也不过只是李益在三十岁前，能爱她几年，以后自己便永遁佛门。谁知，李益一获官职，便立即遗弃小玉，另娶“甲族”卢氏。小玉变卖服饰，嘱托亲友，四处寻访，并不见李益踪影。后来，侠士黄衫客激于义愤，挟持李益来看小玉。这时，小玉缠绵的爱已转化为强烈的恨。她对李益说：“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李君李君，今当永诀！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说完，左手抓住李益手臂，右手掷杯于地长恸号哭，数声而绝。
李益和李甲（杜十娘恋人）的负心，曾引起古往今来不少读者的义愤。其实，真正有罪的，应该说是他们当时的那个社会。依当时婚律，“凡官户奴婢，男女成人，先以本色配偶。”所谓“本色配偶”，也就是只有本阶级、本阶层的人才可以通婚。不要说官僚阶层难以与妓女通婚，便是封建阶级内部，也要讲究门第的高下。唐代以崔、卢、李、郑、王“五大姓”为海内第一高门，时人以娶五姓女为最大荣耀。要李益放弃卢氏这一“高门甲族”，而与卑贱的歌妓白头偕老，事实上并不可能；而李甲之所以为孙富的游说所动，首先考虑的也不是那一千两银子，而是回去后如何向父母交代。他们既然无法背叛自己的阶级，当然也就只好背叛真心爱着他们的女人了。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娼妓之（四）风雅与才情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妓女的爱，便不难发现，这种爱情多半发生在所谓“才子”的身上。
这似乎也是中国传统爱情的一个模式，即“才子佳人式”，与西方的“英雄美人式”迥异。我们在本书第一章就已经说过，中国古代的英雄们，至少有一半是以“不好色”相标榜的。妓女们如果想爱英雄，便难免会“剃头的担子——一头热”，像潘金莲挑逗武松那样自讨没趣。才子们便不同了。他们向来就以“嘲风弄月，惜玉怜香”为本色，这就自然比较容易讨女人喜欢，就像前面说的郭时秀爱王元鼎那样，因“怜”而生“爱”。
更何况，中国的青楼女子，有相当多的一批人是极有才情的。随便举个例，宋代名臣赵拚，在担任益州路转运使、加龙图阁学士衔而知成都时，有一次偶然看见一位头戴杏花的妓女，颇有好感，便随口赞曰：“髻上杏花真有幸。”谁知那小蜜星眸一转，应声答道：“枝头梅子岂无媒。”这实在对得太妙了！“杏花”对“梅子”，“有幸”对“无媒”，而且“杏”与“幸”谐音，“梅”与“媒”同韵，格律工整，对仗贴切，意境含蓄，水平之高，令人刮目。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妓女尚且有如此才情，其他名妓的水平如何，更可想而知。比如唐代长安名妓刘国容，与进士郭昭述相爱。后来，郭昭述官授天长簿，必须走马上任，两人只好分手。谁知，郭昭述刚走到咸阳，刘国容的情书就追了上来。这封情书只有短短几行，却有如一首小诗。书云：“欢寝方浓，恨鸡声之断爱；思怜未洽，叹马足以无情。使我劳心，因君减食。再期后会，以结齐眉。”如此精美的文字，当今的教授者流，怕也多半做不出来，而在当时的长安，也一时广为传诵。再比方说我们前面曾提到的被朱熹诬陷的南宋名妓严蕊，也是一个琴棋书画、丝竹歌舞无所不精的才女。朱熹指控她与天台郡守唐仲友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其实是唐仲友赏识她的诗才，两个人成了“文友”。酸腐干巴的朱熹诬陷他们，是不是有“妒才”成分在内，不得而知。总之，严蕊被捕后，抗刑不招，不能结案。等到朱熹离任，新官便把严蕊“无罪开释”。严蕊当场便口占《卜算子》一首云：“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这样的才思，这样的诗情，只怕是要让当今诗人都自愧不如的。
事实上，中国的妓女诗人，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名单。
除了有据可考的第一位妓女诗人苏小小外，最早又最有名的是唐代的薛涛。薛涛字洪度，长安人，本是良家女子。后来随父宦游，流落蜀中，便入了乐籍，成为注册登记的妓女。她的口才和文才都极好，15岁时便被镇将韦皋召令侍酒赋诗，差一点当上“校书郎”。暮年，薛涛退居成都浣花溪，着女冠服，制纸为笺，就是有名的“薛涛笺”。薛涛的诗，还曾结集出版，叫《洪度集》。
薛涛的诗，虽然多以情爱为主题，但格调和吐属都相当高雅。比如《柳絮》诗云：“二月杨花轻复微，春风摇荡惹人衣。他家本是无情物，一任南飞又北飞。”又如《谒巫山庙》诗云：“乱猿啼处访高唐，路人烟霞草木香。山色未能忘宋玉，水声犹似哭襄王。朝朝夜夜阳台下，为雨为云楚国亡。惆怅庙前多少柳，春来空自斗眉长。”也许正因为薛涛才高和寡，所以终生未能找到如意郎君。因此她的诗作，也尤为失意文人所欣赏。
另一位才高八斗的唐代妓女诗人是鱼玄机。鱼玄机也是长安人，字幼微，一字蕙兰，读书万卷，才思敏捷。有一次，她在长安城内看见新公布的及第进士名单，便大生感慨，赋诗一首云：“云峰满目放春晴，历历银钩指下生。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这就简直是公开表示对男人一统天下的不服，而且要出来叫阵了。于是，鱼玄机把自己变成了高级妓女，并以诗才招揽文人士大夫，一时名声鹊起。其所居之咸宜观，便成了当时有名的一个“文化沙龙”；她的“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一联，也成了千古名句。
妓女的诗才，有时竟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宋代名妓聂胜琼，爱上了一位官员李之问。李之问回家后，聂胜琼便寄给他一首情诗《鹧鸪天》。词云：“玉惨花愁出凤城，莲花楼下柳青青。尊前一唱阳关后，别个人人第五程。寻好梦，梦难成，况谁知我此时情。枕前泪共帘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这首词，真是文情并茂，感人至深，连李之问的妻子读后，都“喜其语句清健”，居然拿出自己的嫁妆私房，让李之问把聂胜琼娶回家来。
诗才战胜了嫉妒，这真是一个奇迹。
这个奇迹，以后只怕是不会再出现了。
真正能够欣赏妓女才情的，当然不会是官僚，更不会是商贾，而只能是文人。
文人是妓女的知音。
文人之所以是文人，大概是因为有才。有才的人，都有两个毛病：一是“恃才傲物”，二是“同病相怜”。有才的人虽然瞧不起无才的人，但对有才的人，却又相当敬重，所谓“惺惺惜惺惺”即是。所以，一个人如果才华横溢，那么，也就一定会结交到许多有才华的人。如果这位有才华的人竟是一位妙龄女郎、多情女子，那么天下才子，便一定会趋之若鹜。
前面说过的薛涛便是这样的才女。所以，当时的著名文人、士大夫，如元稹、白居易、令狐楚、张祜、刘禹锡、裴度、牛僧孺、严绶等，都乐于与她唱和往来。据说元稹素闻薛涛芳名，好不容易才一睹风采，立即为之倾倒，并赋诗说：“锦江滑腻蛾眉秀，化出文君及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皆停笔，个个君侯欲梦刀。别后相思隔烟火，菖蒲花发五云高。”这首诗写得并不怎么样，但意思很清楚：元稹欣赏的是才，而非色。
事实上，从一开始，文人们对妓女的欣赏，就是才高于色，或艺重于色。从最早关于妓女的文学作品，如刘邵的《赵都赋》、王粲的《七释》、傅玄的《朝会赋》开始，艺与才就一直是文士诗人描写的重点。至于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和白居易的《琵琶行》，更是把艺妓们的技艺描写得出神入化：“疾如弈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真是何其动人乃尔！
如果说琴剑乐舞，还是艺妓们的当行本色，那么，诗词曲赋方面的才能和修养，便真是难能可贵。有一次，有人演唱秦观的《满庭芳》，不慎将头一句中的“画角声断谯门”误唱为“画角声断斜阳”，被一个名叫琴操的妓女听出，在旁纠正。那人反将琴操一军，问她能否将全首词改成“阳”字韵，琴操当场吟道（括号内是原词部分）：“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斜阳（谯门）。暂停征辔，聊共引离觞（樽）。多少蓬莱旧侣，频回首，烟雾茫茫（烟霭纷纷）。孤村里，（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红墙（孤村）。魂伤（销魂）。当此际，轻分罗带，暗解香囊（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谩赢得，青楼薄幸名狂（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余香（啼痕）。伤心（情）处，长（高）城望断，灯火已昏黄（黄昏）。”只有细细品味一下，便不难发现，这里改动的，已不止于词韵，便连意境，也有微妙的变化。
这样才思敏捷的妓女，哪个才子不疼爱？
“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拼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霄剩把争空照，犹恐相逢是梦中。”晏几道的这首词《鹧鸪天》，写尽了才子对艺妓的喜爱。
才子与妓女相爱，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这里面无疑有着性爱的内容，但这种性爱，却又带着审美的意味。“无色不成妓”，妓女总是要有几分姿色的。但在才子们眼里，真正能为她们“增色”的，不是肉体，而是心灵，是她们的才华和情趣。这就显然是一种审美的眼光，可以将“性”升华为“爱”了。另一方面，才子们自身，由于文化修养方面的原因，一般也比较风流倜傥。少年才子不必说，便是老诗人们，因其气质风度故，也会有一种审美的魅力，赢得妓女真心的倾慕。两情相悦，爱便生乎其中，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其次，才子进青楼，首先欣赏的是妓女的才情和技艺，较之纨绔商贾泡娼妇、贩夫走卒逛窑子的单纯“买肉”，先不先就高了好几个档次。由于才子们更看重的是才情和技艺，这就意味着把妓女当做和自己一样有才华的“人”来看待，双方处于一种相互尊重和相互欣赏的平等关系之中。人与人之间一旦相互平等，便有可能从知音而知心，再由知心而贴心，最后心心相印。
第三，才子与妓女，也互相依赖。才子和名妓，都是社会上有一定“知名度”的人。才子是文化名人、社会精英。妓女傍上才子，可以使自己身价倍增。如果竟被才子赏识，便更能提高自己的地位，也有利于克服自卑感，增强自信心。妓女是文化传媒、社会热点。才子傍上妓女，则能使自己的作品四处传唱，自然名声大振，也能使自己的形象，增加风流倜傥的色彩。这方面的故事是很多的。比如唐代有位妓女应聘时，便曾以“诵得白学上《长恨歌》”为本钱，要求加价而居然获准。又比如，苏东坡任杭州太守时，属下有个叫毛泽民的，也是一个诗人，但苏东坡却不知道。后来，毛泽民期满离任，临行前写了一首《惜分飞》，赠给妓女琼芳。有一天，苏东坡请客吃饭，在席间听了琼芳演唱这首词，问起来，才知道是毛泽民所作，便感叹说：“郡有词人而不知，某之罪也！”第二天，便特函请回毛泽民，两人成了朋友。试想，毛泽民若无妓女琼芳帮他“发表”作品，在苏老先生的眼里，也就只是一个普通的下属罢了。所以妓女之于才子，其实是很重要的。
才子与妓女之间有可能产生真正的友谊和爱情，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他们之间，有着不少共同之处。
首先，他们都有不同寻常的卓异之处。名妓要“色艺双绝”，才子要“文情并茂”，这都非庸常之人所能然者。这就足以使他们彼此惊异于对方的卓越了。自身素质好的人，往往鉴赏力也高；鉴赏力高的人，当然也就更能沙里淘金。一旦有缘，自然一拍即合。
其次，不同寻常的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的欣赏，不忍埋没自己的才情。才子曲高和寡，妓女身居下流，表面上看地位天差地别，实际上孤独感是相同的。陆游《卜算子》云：“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写的虽然是梅花，说的何尝不是人？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诗人如此，妓女又何尝不是这样？平时里“黄昏独自愁”，“寂寞开无主”，一旦有人慧眼相识，岂能不以身相许，以情相酬？
第三，才子和妓女都是沧桑感特别强的人。妓女因为看尽世态炎凉，才子因为熟知历史兴衰，对于人生、命运、归宿等“终极关怀”问题，都多少有些思考，至少有一种敏锐而又朦胧的感觉。表面上看，他们锦衣玉食，丝竹弦管，青春尽享，风头尽出，但大家心里都明白：好景不长。“眼见他盖高楼，眼见他楼塌了。”人生何处是归程？谁的心里也没有底。妓女以青楼为家，才子以四海为家，说起来挺潇洒，其实心底很酸苦。所以，有些阅历的妓女和有些磨难的才子一旦相遇，便会“流泪眼看流泪眼，断肠人对断肠人”，产生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共鸣，而爱情，也就有可能从共鸣中产生。
无疑，就大多数情况而言，妓女与才子之间，更多的还是逢场作戏。这其实也正是前述沧桑感所使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何不及时行乐，今朝有酒今朝醉？青楼薄幸，诗酒年华，趁着春光大好，“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不也是一种活法吗？更何况，烟花巷陌之中，又“幸有意中人，堪寻访”呢？
于是，寻花问柳，偎红依翠，对于文人才子，便成了一种风流雅事。金榜题名、春风得意时，在这里听“小语偷声贺玉郎”，自然风光得很；时乖命蹇、失魂落魄时，在此寻访得一二红粉知己，又何尝不是一种补偿？所以，“妓酒为欢”，便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基本生活方式之一，而《全唐诗》五万，观妓、携妓、出妓、听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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