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男人和女人-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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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形象而领袖群伦。在六十年代末，这种形象一时间风靡全国，在各地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出现了一大批造老师和老子的反、自以为是“小姑奶奶”的“英雄”。其风头之健，真可谓摧枯拉朽，所向披靡，就连南方的“嗲妹妹”们，也一个个自惭形秽，争相摹仿，尽管学得不像。　

　　

从历史的角度看，女红卫兵形象不过昙花一现。其所领风骚，大约也就二三年光景，正所谓“弹指一挥间”，但其意义却不因时间的短暂而微小。从某种意义上讲，女红卫兵是对传统女性形象的彻底反叛，里里外外都掉了一个个儿，确实能让人痛快一阵子的。可惜，这种痛快的背景，却是一个民族历史性的时代悲剧，其形象本身也明显地带有“做戏”和“表演”的性质（而且是中国式的程式化的表演），以至于让后人看来未免滑稽。当然，公平地说，这些“表演者”们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是真心热爱革命向往革命的。她们并不认为自己的表演是表演。不少女红卫兵在武斗中“壮烈牺牲”或“从容就义”，就是证明。这是一种真实的悲剧、严肃的荒谬和疯狂的理性。它留下的课题，至今还值得深思。　

　　

但不管怎么说，女红卫兵的形象实在并不可爱。起先是冷静下来的男同学们不觉得有什么可爱，后来是她们自己也觉得索然无味，最后是全国人民宣布与之告别。其过程大体如此：开始是随着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这种表演性极强的形象一下子失去了自己的舞台（广大贫下中农不需要也不欣赏这种形象）。后来，则是“四人帮”控制下的上海，“小资产阶级情调”开始抬头，“奇装异服”在南京路和淮海路上悄然走悄（这曾使“四人帮”大为恼怒，并莫名其妙地把它算作是邓小平的一条“罪状”）。最后，随着“四人帮”的一朝覆灭，也几乎在一夜之间，女红卫兵形象便永久地销声匿迹了。　

　　

接踵而来的是一个多样化的年代。　

　　

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几年，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开放和活跃的时期。在这个百花齐放的年代，各类女性形象的纷纷粉墨登场，可以说是不足为奇。　

　　

最先让人耳目一新并引起愉悦的，是那些全无红卫兵尚武好斗色彩的女性形象，比如《苦恼人的笑》、《甜蜜的事业》、《小街》、《大桥下面》等影片中由潘虹、李秀明、张瑜、龚雪、殷这如等人扮演的那些角色。这些“正面人物”因其已开始展示女性独有的美而大受观众的欢迎，其中又尤以龚雪、殷亭如等人的楚楚动人而招人疼爱，而这几位恰好正是“正宗”的上海姑娘。刘晓庆虽然“辣”了一点，却也还有川妹子的可人之处。她和陈冲联合主演的《小花》，至今仍为不少人所津津乐道。“妹妹找哥泪花流”的歌曲，当然也风行一时。　

　　

后来则是“北地胭脂”巩俐等的走红，而银幕上的形象也越来越“不像话”：不是歌女、舞女、吧女，便是女匪、女谍、女贼，连妓女也不甘寂寞，卷土重来，频频亮相。甚至连“性感明星”这样的“头衔”，也居然被启用，而且颇为“看好”。与之相对应，九十年代女孩子们的言谈举止和社会交往也越来越“胆大妄为”。出入舞场已不足为奇，衣着入时更不在话下；笑不露齿固然早成历史，口出狂言差不多也是家常便饭。尤其令人不解的是，九十年代的女孩子们，对于性、爱情、婚姻等问题似乎都不大当回事。五六十年代女孩子们羞于启齿的那些词，比如“恋爱”、“结婚”等，她们都能满不在乎地脱口而出，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中像说吃饭喝水洗衣服一样说到诸如“做爱样的词，令老一辈人瞠目结舌大摇其头。问题并不在于她们说了什么，而在于她们在说这些时的那种无所谓和不动声色，那种坦然、淡然、超然和随意。看来，新一代的女性真是大不同于前，而近一二十年的变化也决不小于世纪之初。随便举个例，据说，有一种观点在九十年代的女孩子们之间颇为流行：最好找两个男人，一个当丈夫，给自己做饭；一个当情人，和自己做爱。这可真是“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了，只不过其内容与形式都和女红卫兵大相径庭罢了。　

　　

然而传统的力量依然存在。在一个人们似乎不大有思想准备的夜晚，凯丽扮演的刘慧芳忽然大爆冷门，又几乎在一夜之间占领了全国的电视频道。人们这才惊讶地发现，弄了半天，似乎还是咱们中国那些贤惠、温柔、善良、忍让的传统女性好。　

　　

几乎与此同时或稍后不久，一股“女红热”也在大学校园里悄然兴起，并成为当前讨论的一个热点。历史转了一个大圈，似乎又回到了原地。这才真让人哭笑不得呐！　

　　

看来，要对这一系列的风云变幻作结论，显然还为时太早。　

　　

的确，要描述和评说这将近一百年间中国妇女的变化，无疑是太复杂的事情；而前面的述说，当然也难免粗疏或偏漏，甚或有荒谬错误之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毕竟是一个妇女解放的世纪，也毕竟是一个充满着艰难困苦、反复曲折，因而风波迭起、险象环生的世纪。在这样一个世纪探索前行，什么问题都可能遇到，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因此一切现象都属正常，一切变化都有道理，既无庸大惊小怪，也不必“觉今是而昨非”。重要的是对此持一种客观、冷静、理智、科学的态度，则对于我们今后的事业，必有所裨益。　

　　

更何况，我们还应该看到，较之旧中国，新中国的男人和女人，应该说是更像男人和女人了。他们无论在体格上，还是在心理上，较之“东亚病夫”和“王朝顺民”，都有了质的变化和飞跃，尤其是有了对自身进行认识和反思的能力，这才提出了“女人越来越不像女人”或“男人越来越不像男人”的问题。要言之，这些问题的提出，并非意味着我们的状况有多么糟糕，而只意味着我们对自身人格塑造的要求越来越高，这才表现出对现状的满。无疑，这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同样的，要展望中国女性的未来，也是一个太复杂的问题。我们将留到本书的最后再去讲它。这里要说的是，“女人越来越不像女人”，决不单方面的只是女人的事，正如“男人越来越不像男人”不是男人单方面的事一样。作为矛盾对立统一的双方，男人和女人形象的重塑都既有赖于自己，也有赖于对方。没有健全的男性，就没有健全的女性。同理，没有健全的女性，也就不会有健全的男性。当然，没有健全的男性和女性，也就没有健全的人性，而没有健全的人性，就不会有健全的社会。在大力提倡精神文明的今天，这无疑又是一个极有意义的课题。　

　　

问题看来已经比较明朗了：既然男性和女性都只有在对方那里才能展现自己的特征，也只有在对方那里才能得到自己的生成，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先来考查一下中国社会的男女关系，考查一下它的历史及其得失。　

　　

显然，这就必须谈到中国社会中曾经有过的种种男女关系。　

　　

当然，也就不能不谈到性。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性之（一）神圣祭坛

性，是男女之间最自然的关系。　

　　

所谓“最自然的关系”，也就是最天然、最当然、最不勉强、最合乎天性因此自然而然就会发生的一种关系。因为性是男女之间最自然的关系，所以在中国，一说到“男女关系”，往往说的就是性，而性也往往被委婉地称之为“男女关系”，或者干脆简称为“男女”。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这个最自然的关系，又是最神秘、最隐蔽、最见不得人的关系。它不但登不得大雅之堂，即便在“大雅之堂”外面，在穷街陋巷、田边陇上，也未必就那么“冠冕堂皇”，多半仍要通过俚词、俗话、民谣、小曲、暗号、谜语、歇后语等形式曲折地表现，至少也要拐个弯，不能那么赤裸裸。　

　　

　　

至于正规的教育，更是没有性这一课。中国的传统历史重视教育，要求我们的下一代，要做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但是，无论古代的教育，还是现代的教育，其所传授的文化知识，都不包括性。似乎性既不是文化，也不是知识，或者竟是可以“无师自通”的事情。结果，关于性的知识，只能靠父母（主要是母亲）在子女婚前语焉不详地私相授受，当然仍有不少人不得要领，以至闹出许多笑话来。　

　　

由于没有性教育这一课，而性本身无法禁止，不可压抑，则渴望得到性知识的青少年，便只好以黄色淫秽读物为“教材”，其影响之恶劣，后果之严重，自不言而喻。更严重的是，长期讳言性，会造成一个民族心理的反常。所以，不少的中国人，只要提到性，或与性有关联者，立即就会变得神秘兮兮，甚至神经兮兮：或格外严肃，脸板得不能再板；或高度警惕，弦绷得不能再绷；或神色怪异，嘴角挂着阴冷的笑；或鬼鬼祟祟，眼底放出幽深的光。至少也会立即岔开话题，王顾左右而言他，但岔开话题以后又后悔。这实在很不正常。它表面上是在贬低性，实际上却是在抬举性。试问，如果性也和皇帝一样不能随便议论，那它岂非也有了“至尊地位”？结果当然是欲抑反扬，欲盖弥彰。　

　　

更何况，男女之间的关系，并不止于性，还可以有其他关系。比方说还可以有朋友关系、同志关系等。但在中国，却似乎不承认性以外的男女关系。结果，男女之间的其他关系，便被莫名其妙地当做性的关系而予以禁止，从而造成了男女之间社会交往的极不正常。比方说，用制造“桃色新闻”的办法来制造混乱或攻击他人等等。这些手段之所以能够奏效，究其所以，也正是性之神秘化所使然。　

　　

那么，性在中国，为什么又会神秘化，成为一个敏感和忌讳的话题呢？这就必须从头说起了。　

　　

其实，在远古原始时代，性在中国，如同在世界各民族那里一样，并没有什么不自然。在那时，性既不神秘，也不忌讳，既不可怕，也不下流。人们谈起来不用含糊其词，做起来也不用偷偷摸摸。它和吃饭、睡眠、排泄等等一样，是一种很自然的生理行为。　

　　

但，也就在原始时代，准确地说，大约是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事情开始有了一些变化。性被当做一件特别重要的事而予以注意，性、性器官、性行为被推上了神圣的祭坛，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性崇拜”。不过，这种崇拜的目的并不是性，而是生育。因此，它准确的名称，不是“性崇拜”，而应该是“生殖崇拜”。　

　　

生殖崇拜在原始时代，是一件庄严神圣而又至关重要的事情。它的终极目的，是种族的延续；而它的直接起因，则是死亡的威胁。原始人的寿命很短而死亡率极高。据研究，尼它得特人平均寿命不到二十岁，山顶洞人的成年人没有超过三十岁的，而死亡率则可能高达50％。自然的灾害，意外的事故，野兽的伤害，敌人的攻击，随时随地都可能夺去人的生命；而医药又尚未发明，一场瘟疫和一次战争，便可能给整个族群带来灭顶之灾。事实上，高达50％的死亡率，便等于告诉我们：“传种”的可能，仅仅只有一半；而灭族的可能，也差不多同样有一半。这可真是生死攸关，危乎险哉！　

　　

幸好，在不可抗拒的死亡和50％的“灭族”威胁面前，我们的祖先，表现了一种十分冷静和现实的态度：既然死是不可抗拒的，那么与其抗拒死亡，不如创造生命；与其乞求不死，不如设法多生。　

　　

于是，生殖就被看作了关乎族类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但是，原始先民对生殖的原理又还是不甚了然的。他们还没有建立关于生殖的“科学”，因此，难免产生一种神秘的感觉，并以为生殖乃是来自一种神秘的力量。只要获得了这种神秘的力量，新的生命体就会被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而族类的生命也就会因此而得到保全和延续。　

　　

这样一来，生殖崇拜就产生了。　

　　

生殖崇拜最早是对女性的崇拜，而且首先是对女性生殖器的崇拜。因为所有的孩子都是女人生的，这样，女人和女性生殖器，也就理所当然地被看作是神秘生殖力的源泉，或神秘生殖力的寓所。于是，女性生殖器（后来也扩展到男性生殖器）便被制作成各种图像和模型，而加以崇拜。而且，女性生殖器偶像都是按照张弛状态塑造的，男性生殖器偶像则是按照勃起状态塑造的，因为这正是它们“发挥魔力”时的状态，因此有脱离人体而特别加以崇拜的意义。　

　　

不过，崇拜女性生殖器，归根到底是人对自身的崇拜。这种崇拜的有效性，显然要打折扣。神秘的生殖力，应该是来自大自然，表现于大自然的。于是，人们的目光便转向了那些生殖能力特别强的自然物，比方说，鱼。　

　　

鱼是女阴的象征。　

　　

鱼为什么是女阴的象征呢？说穿了，也很简单。从外表看鱼形，尤其是两鱼相叠之形，与女性的外阴十分相似；从内涵看，鱼腹多子，繁殖力极强，颇有生生不已之势，足使人相信它们身上一定寄寓着神秘的生殖力量。于是，多子多孙的鱼，便成了先民们羡慕、敬仰乃至崇拜的对象。原始先民尤其是女性，渴望通过这种崇拜，能够将鱼旺盛的生殖力转移到自己身上，或者能增强自己的这种功能。　

　　

仰韶文化中的“鱼祭”和“鱼纹”，就是这种崇拜的形式。印度河文明彩陶上的比目鱼纹，印度史诗中的天女变鱼，以及欧洲妇孺皆知的美人鱼神话，也许都是这种崇拜或明或暗的表现和遗存。由于崇拜鱼，鱼就被看作是氏族的祖先。夏民族的始祖颛顼是一条半人半鱼的鱼妇，也就是上身为人下身为鱼的美人鱼。禹的父亲（其实是母亲）鲧也是一条鱼，是一条“白面长人鱼”。　

　　

进入文明时代以后，鱼的崇拜仍被保留下来。古代贵妇人乘坐的车舆叫“鱼轩”，传达爱情的书信叫“鱼书”，送子观音手上提的“鱼篮”，正月十五悬挂的彩灯中有“鱼灯”，陕西农村婚宴上要陈设木制双鱼，而“年年有鱼”的年画则几乎贴遍了全中国。“年年有鱼”也就是“年年有余”，而鲤鱼、莲子（连连得子）、大胖娃娃的图像，都无不透露出祈求多子多孙的信息。此外，鱼还被看作是女性或爱情的象征，如唐代女诗人李冶诗云：“尺素如残雪，结为双鲤鱼。欲知心中事，看取腹中书”；又如元稹诗云“重叠鱼中素，幽缄手自开；斜红余泪渍，知著脸边来”，都是。　

　　

鱼象征着外阴，蛙则象征着子宫。　

　　

蛙也是中国原始时代女性生殖崇拜的象征物之一。从表象上看，蛙的肚腹与孕妇的肚腹一样浑圆膨大；从内涵上说，蛙的繁殖力很强，一夜春雨便蝌蚪成群。所以，蛙也被看作是神秘生殖力的象征，而受到敬仰和崇拜。　

　　

于是，在神话中，我们民族的母亲神便被想象成一个蛙女，这就是女娲。娲音wā，其实就是蛙。因为不是一般的蛙，而是神圣的、作为我们民族始祖的蛙，所以不写作“蛙”，而写作“娲”。娲这个字，除用于女娲外，再无别的意义，可见是特创出来用于圣蛙或母亲神的。《说文》曰：“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王逸的《楚辞注》也说娲“一日七十化”。这里说的“化”，都是孕育、生育的意思。　

　　

其实，女娲造人和补天的故事，便正是从蛙的形象延伸演变出来的。在姜寨出土的彩陶上，有一个蛙形的图案，蛙身浑圆，上面布满了斑点。这些斑点，原本是代表蛙腹多子的意思。后来，在神话中，就成了补天的五色石子。我们的先民坐地观天，想象浑圆之天穹有如蛙腹，那满天繁星即是腹中之子，而四条蛙腿也就成了支撑天穹的四根支柱。　

　　

先民的想象力是很丰富的。他们不但把天穹想象成蛙腹，而且把月亮也想象成一只青蛙。月有盈亏，恰似蛙腹和孕妇之腹有规律的膨胀和缩小；而成年女子的信水，又恰好一月一次，与月的盈亏相同步，所以叫“月经”。月即每月一次，经即经常、常规。信水每月常规性地来一次，这就不能不让人们认为，月亮与女性的生殖特征之间，一定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　

　　

于是，人们又想象，月亮是一只肚腹有规律膨胀缩小的神蛙，或者月亮中有一只这样的神蛙。这只神蛙名叫“蟾蜍”，“蟾蜍”转音为“嫦娥”，是一位美丽的女神。因为月中的这位主司生育的女神，所以主管婚育之神，便在神话传说中，被想象成一个月下的老人，叫“月老”。媒人之所以叫月老，不仅因为在传说中他是一位对头月亮翻检婚牍的老人，也不仅因为花前月下是谈情说爱的最佳场所，还因为月亮原本就是生殖崇拜的对象。　

　　

嫦娥也好，女娲也好，究其原型，都是青蛙。正因为母亲是“蛙”，子女才被称为“娃”。娃也者，女娲所生之小蛙也，故曰“娇娃”，而娇娃有时也特指娇美的小女孩。娃娃落地，呱呱而鸣，恰似蛙声。因此，荷塘之中，月色之下，那一片呱呱蛙鸣，便成了生命的交响。　

　　

作为神蛙和母亲神的女娲，在漫长的神话衍变过程中，又有了一位配偶——伏羲。伏羲是蛇。汉代石刻画像和石画中，女娲和伏羲被画成两条尾巴缠在一起的蛇。交尾的形式暗示着性和生育，但把女娲画成蛇却不够准确。事实上，只有伏羲才是蛇，女娲应是蛙。因为蛇是男根的象征。蛇平时看似绵软无力，一旦需要进攻，便立即勃起并十分坚挺，正与阴茎相似。它躲在草丛里，“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用之比喻男根，再合适不过。所以，不但中国的伏羲是蛇，印度的韦须奴，欧洲的阿波罗，也是蛇。同理，在伊甸园里，引诱夏娃犯下“原罪”的是蛇，被上帝规定了要和女人终身作对的也是蛇。在这些神话里，我们都不难看出一些蛛丝马迹。　

　　

除蛇以外，鸟也被看成男根的象征。它们的共同之处，是都有“卵”。先民们看见雏鸟从鸟蛋中出，婴儿从胞衣中出，便联想到人类的新生命，大约也是男卵入女腹的结果，于是又以生卵极多的鸟为崇拜对象。所以后来，俗话中便把男根称为“鸟”、“鸡鸡”，正如英人俚语把它称为cock一样。　

　　

蛙后来到了月亮里，鸟则飞进了太阳中，成为一种神鸟——金乌。金乌是日中之三足神鸟。为什么是三足呢？就因为两腿夹一男根之故。月有蟾蜍，日有金乌，它们又恰恰是女娲和伏羲手捧之物。　

　　

鸟与蛇这两类象征形象的出现，标志着男性在生殖活动中的作用开始被认识；而女娲由蛙变成蛇，则是父系制取代母系制的结果。许多学者都指出，父系制取代母系制，在历史上可能是场残酷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蛇所象征的男子性器，有可能被当做了斗争的武器。男子用它，征服和占有了女性，从而揭开了男女不平等历史的帷幕。　

　　

更何况，现实中的蛇，原本就是恐怖的东西。男性用它来做性象征，本身就意味着阴谋与暴力。原始先民十分怕蛇，平时在森林里走路，见面时都要相互询问：“有它无？”不敢称“蛇”而称“它”，可见恐惧之至。后来不太怕了，才在“它”旁加一个“虫”字，称为“蛇”。但男根仍被称为“它”，或“那玩意儿”、“那话儿”。另外，现实生活中，蛙也常被蛇吞食。所以，当父系制取代母系制后，神圣的“蛙女”便被迫“失身”变成了人面蛇身的“女娲”，弄得有点“不男不女”了。可以说，当“蛙女”变成“蛇人”后，中国妇女的受难，也就慢慢开始了。　

　　

当然，这个过程一开始是非常缓慢的，其年代也一定十分久远。如果不是对原始神话进行上述人类学的破译，我们就会上当受骗，以为女娲真是伏羲的“蛇妹妹”，并以为在中国历史上，从古到今都是“男尊女卑”的。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性之（二）从禁忌到贞节

就在“性崇拜”的同时，“性禁忌”也开始了。　

　　

从生理的角度看，男子是没有性的禁忌的。女子则不然。月经期、妊娠期和分娩期，是她们的禁忌时期。因此，出于生理保护的需要，女性一般都会在上述时期对性生活采取回避态度，拒绝男性的性挑逗和性骚扰，并对一切性行为和与性有关的事情，近乎本能地产生反感和厌恶的情绪，至少也会表现出冷淡的态度。　

　　

然而，男人却很难理解和接受。　

　　

原始时代的男子，大约都是精力充沛和性欲旺盛的。他们还处在野蛮时代，告别动物状态还不太长，身上还保留着不少野性和蛮劲，不像后来文明时代的男人那样文雅、缠绵、从容不迫和“温良恭俭让”。他们平均寿命很短，人生转瞬即逝，很需要“及时行乐”；他们长年茹毛饮血，